关西师表与文人心志——说巩建丰
□牛勃
一
清朝议大夫、翰林院侍读学士巩建丰（1673年—1748年），伏羌人，亦即今甘肃省甘谷县人。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甘肃日报》上我看到裴慎先生的一篇短文，始知在甘谷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文章很短，事迹没记住，只是把一首叫《不寐》的诗抄下来背了，“市粮腾贵价难均，眼见饥民颠沛身。一岁叠荒糠作面，十室九空灶生尘。鸠形鹄面忧为鬼，背井离乡欲丐人。闻道开仓施户口，怎能涸鮒想涎津。”1996年主编《甘谷县志》，在《艺文志》中选编巩建丰诗歌时，本想选《不寐》，后来却选了《观稼》二首：
一
绿柳阴中场圃开，黄云比栉叠成堆。
老农荷筱循原去，少妇停机饷馌来。
二
炎官火伞照方中，汗雨挥来浃背红。
一任成珠流及髁，何曾摇扇受轻风。
将《朱圉山人集》十二卷全部读完，细心比较选中两首入志，不能说不认真。三十刚刚出头的我，喜欢的是《观稼》生动的生活情趣。年届知命再让我选的话，我会毫不含糊地选择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不寐》。这种变化，不是基于年龄、社会，而是基于对巩建丰和其作品的认识。但要说真正认识巩建丰，还是从校点《伏羌县志》开始。
1998年，在《甘谷县志》编纂完成付梓出版的间隙，我产生了校点甘谷几部古志的想法，并迅速付诸实施，而第一部，自然是巩建丰的《伏羌县志》。从校点到出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感受着巩建丰的文风墨韵，感受着他的博大精深和锥心之痛，他有作为国家栋梁和朝廷要员指点江山，壮志凌云的一面，更有作为普通人和父亲深沉绵密的一面。去年，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牛敬飞邀我校点清叶芝编纂的台湾版《伏羌县志》时，在许多关于巩建丰的记述中，我一次次想起巩建丰在《伏羌县志》卷十《烈妇》中对儿媳那锥心的记述：举人巩敬缉妻蒲氏，今太史公之长媳也。性慧而贞，克执妇道。缉于雍正癸卯举乡荐，会试不第，因留事太史于京邸，越二载，未归。蒲奉姑益顺，姑极钟爱。丙午冬，太史视学云南，缉随任，构疾卒。家闻讣，蒲号呼恸跌，损厥首指，死而复苏。其家设灵致祭，乃潜登楼自缢，适一婢奔救，复从数栏飞下，头破血涌，伤左股，卧床三月。姑时为哭劝，蒲呜咽流泣曰：“非不知恩厚，奈夫亡，妇难独生，又无子可继，不死何为？”逾年柩归，撞头棺上，几毙。姑令婢不时环守，迨葬期将届，意欲同穴立节。忽修发整容，言笑自若，家人疏防，仍赴楼自经衣桁间，年二十四。
我不知道巩建丰如何压着极度的悲痛写下以上的文字，作为主编，一遍遍阅读校对时，这些文字如何利剑一样刺着一颗破碎的父亲的心。不论怎样旌以“名门奇节”、“烈日严霜”，如何“建坊旌表”，表面的光鲜后，作为父亲，悲伤的心岂是旌表所能安慰得了。不到三百年，坊表早已不见，能见到的只有这滴血的文字，在近乎冷酷间泣诉着的二百多年前那惨烈而悲壮的一幕。这些文字，让我在表面的光鲜下看到了巩建丰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种难言的痛苦，在校点叶芝《伏羌县志》时，又经历了一次。往事如昨，斯人远去，独留高峻与悲痛，和朱圉山一起在暮色中沉静。
自号朱圉山人的巩建丰，在我心中，其实就是朱圉山，磅礴巍峨，滋养了秦，滋养了大秦帝国，滋育了中华文明的朱圉山，一座甘谷人民心中的神山和圣山。
二
巩建丰，字文在，一字子文，号渭川，别号介亭，晚年自称朱圉山人。生于伏羌（今甘谷）一书香之家。高祖巩龙光，官至明代山东兖州府通判；祖父巩国势，本邑庠生，笃学于行，赠先生官；父亲巩维桢，曾受业国子监，充博士弟子。出身于这样一个诗礼昌炽之家，加之幼年父逝，巩建丰聪明懂事，知书达理，事母至孝。清贫的生活和书香的熏陶，造就了他诚实谦逊，礼让恭行的品格和勤奋刻苦，好学不倦的韧劲。他才思敏捷，志向远大，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七岁能诗，未十岁即文，从小诵读四书五经和纲鉴捷录等书，信奉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入学后更加勤奋自励，才学远高于同辈，21岁入泮（清代称考取秀才为入泮），补为增广生员。
像许多士子一样，入泮后的巩建丰一边继续升造，思谋上进，一边在县城内柳湖滨开馆收徒讲学。巩建丰的上进之路并不平坦，多次参加乡试不第，年届四十依然为生员。可他的学馆却颇有嘉声，远近学者慕名前来受业者络绎不绝。
现在说高考是独木桥，比起古代，这个独木至少是一根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大木。真正的独木桥还要算古代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一考的科举考试，一次录取的进士大多数年份不到300人，平均一年就几十个人，相对于全国的考生，实在少得可怜。但要上进，绝大多数人还得从这条窄得可怜的独木桥上战战兢兢地过。能走过去，蟾宫折桂，独占鳌头的，无一不是命运的宠儿，而大多数人，能成为生员就很不错了，能中举成为“举人”，门楣焕彩，喜从天降。至于进士，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终其一生，只是一场玫瑰色的美梦。
科举制度在不同时期规定不尽相同。以明清两代为例，读书人先须参加“童试”，参加者无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又名“庠生”，俗称“秀才”。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廪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限制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可参加正式科举。
正式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取中者称“举人”，其第一名为“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于礼部举行，取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解元、会员、状元，即所谓的“三元”。
看小说戏剧，常有某个落魄士子一朝得志，连中三元，从而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其实，据有史可查的资料，从科举制度开始至其消亡，连中三元者仅13人。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朝的孟宗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商辂；清朝的钱檠和陈继昌。真乃天之骄子，凤毛麟角。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胸有襟怀的人，巩建丰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科举的追求，对修齐治平理想的渴望。但在春雨未临之前，他潜心于教，并乐此不疲。作为陇上素孚声望的大学者，巩建丰在多年的教书生涯中形成了深邃的教育思想。他的教学生涯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一是在柳湖滨开馆授徒，前后二十年，较为完整；二是任职朝廷，参与读卷取士，这时期更多从宏观上思考教育教学、人材选拔方面的问题；三是辞官归里至逝世，前后十余年时间，这个时间段也较为完整，这个时期他以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经历讲学于书院之间。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巩建丰认为师者的首要任务是使受业者学会做人，明辨义利，奉法守礼，读书励志，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养性为根本。为师者如果以学生获取功名利禄为要，那是不足取的。如果士子不辨义利，贪图富贵，纵使有经济文章，亦不能成为栋梁之才。为师者要以义理养其根本，以经史畅其枝干。
在启蒙教育方面，巩建丰认为，“五、六岁时不教以安祥恭敬，任其轻佻嬉戏，不教以食蔬饭衣朴素，而先顺其欲而导之，欲以养成根器，难矣。”他指出，诱掖奖劝是导其明，开其蔽的恰当方法。朱子《小学编》中的“少年登高科”是一大不幸，不是科名的不幸，而是少年的不幸。因为少年血气未定，涵养未深，一旦荣登高科，势必沾沾自喜而失去远大志向，故以取士为荣身之阶的做法并不可取。
在学问方面，巩建丰认为“学问者学于己问于人也。”“故善学者之于文，不以艰深奇奥为工，而以见理明透为尚。”问必须做到“审问之”，做学问不仅要有诚实的态度，而且要有毅力和吃苦精神。“学道原从笃志求，莫道世味扰潜修。经书尽有无穷味，童子不帷目不游。”学习乃逆水行舟，学问不日进则日退。
在教学方法上，巩建丰主张因材施教，他指出：如果“能因气秉清浊，材质刚柔而变化之，则愚可敬，弱可强。”“圣人之量天地，贤人之量江河湖海，中人以下或沟或洫或浍或川。识有深浅，量有大小，不能强而同也。”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对那些“樗栎庸材”，亦能多方造就，使其均有所得。
巩建丰的一生无疑是辉煌的，他名于官，成于学。如果说他因朝廷重臣名闻于当时的话，他精深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更影响了后世。他是一位秀才，但目光，远远超越了秀才的视野。
三
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或者说，世界上再好的机遇，也不会无端赐予没有准备的头脑。
巩建丰是优秀的，但科举考试的命运因素同样让许多优秀的士子铩羽而归。如果没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康熙帝六十大寿而特设的“万岁恩科”，我们能给巩建丰假定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过科举考试举人而进士，之后做官任职，走一条仕途的路；一条是继续在柳湖滨，最多是换一个或几个地方授徒以至终老。但偏巧就有“万岁恩科”，而且命运之帆一路高悬，这样一来，我们的假定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1713年，虽非“大比之年”，但适逢康熙六十大寿，故特设“万岁恩科”，开科取士，宣示万岁恩典。机遇来临时，二十年间默默无闻而又时刻准备着的巩建丰自然不会轻意放过，就算是再失败一次，多一次“不第”的经历，他也会在考试上一显身手，因为他坚信，“果是随珠终照耀，岂有和璧竟尘埃。”
年届四十的巩建丰带着伏羌柳湖的郁郁文气赴陕西长安参加乡试。主考官余长策、副主考官李士瑜和熊学烈等在批阅其答卷，判读其锦绣文章时赞不绝口，皆称：“此卷有儒者气象！”结果不言而喻，乡试中举。中举，对天下士子来说既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台阶，又是一块敲门砖，一旦中举，乡人言称“老爷”，朝廷赐以官做。巩建丰的目标不止于此，他要向更高的巅峰冲刺。同年，巩建丰赴北京参加会试，两试皆中，赐进士出身，官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纂修官。真是时来天地皆同力。如此一帆风顺，天下士子中并不多见。不管是厚积薄发，还是时来运转，对于年仅四十，正当盛年的他来说，一切刚刚开始。
巩建丰已过了少年登高科的年龄，整整二十年寂寂无闻的教书生涯和深厚的学养使他能做到平静自若，恬淡平和。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自豪，没有“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的艾怨，有的只是高处不胜寒的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作为一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他能做到并能做好的，就是勤谨和认真。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巩建丰因母亲病逝归里服阙三年，期满后复入国史馆供职，适逢庚子（1720年）顺天乡试和辛丑（1721年）会试，俱任同考官。
1723年，清世宗即位，改元雍正。巩建丰授任日讲官起居注官，充实录馆纂修官，为雍正讲解经史，记载皇帝每天的起居言行。他常挟一匣于肩舆中，朝暮日随，“其所记录，虽子弟门生，亦秘不以示。”在朝廷里，这官类似于皇帝的生活秘书，是掌握皇帝言行的核心人物，官虽不大，却是皇帝极为信任、绝对视为心腹的人。“每蒙差事，赐御物累累。”一个来自于西北乡野的读书人，何以得到皇帝如此信任，而且史籍对雍正的刚毅多疑多有记述，面对这样一个皇帝，伴君如伴虎的小心谨慎远远不够，唯一的，就是雍正说的“持重老成”。巩建丰每于雍正讲解，雍正总是“动容听之”，常赐貂皮、茶叶、笔墨等御用物品。可见雍正不仅对其人品颇为欣赏，对其学问修养同样钦佩。雍正曾对其近臣言道：“巩某持重老成，尔等讲官皆当效法。”足见雍正帝对巩建丰的赏识和信任。雍正二年（1724年）巩建丰奉命出任四川乡试主考官，不久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
雍正上承康熙下启乾隆，继往开来的使命，使他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重典治乱，严肃处理朝廷积弊和宫廷争斗。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一方面治理了乱象，达到一定的清肃安定，另一方面又使许多矛盾转入地下，表面的平静下暗流涌动。处于特殊时期和特殊地位的巩建丰，能深得皇帝信任委以重任，在各种矛盾纠结中游刃有余，足见他除了持重老成，学养深厚，忠厚勤谨外，还有过人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智慧。特别是他既是汉人身份，又出身于草根阶层，在满人为核心的政权里做事，没有大智慧，大境界，谈何容易。
四
雍正四年（1720年），巩建丰授任云南省提督学政。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经济文化相对内地较为落后。巩建丰不畏路途险远，条件恶劣，毅然赴任。作为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雍正对西南寄予很大希望，雍正告诫巩建丰，希望他能“激浊扬清，维风正俗”，临行前赐笔墨一匣以示勉励。巩建丰到任后，谢绝一切请托，深入边疆村寨，足迹遍及云南各地。他鼓励各地兴办学校，选拔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的人充当教师。他以身作则，整饬士学，严格科试制度，革除以往科试中存在的十大弊病，不遗余力选拔人才。云南的天空上，到处充盈着积弊去后的清新之气。
在云南，人们看到的是巩建丰宵衣旰食，鞍马劳顿的疲惫面容，很少有人知道他肝肠寸断的失子之痛。老天爷似乎要故意折磨这颗坚强的心，让他承受人生中最残酷的打击。巩建丰在京时，长子、举人巩敬缉侍父居于京邸。巩建丰任云南提督学政，巩敬缉随父前往，至湖南常德途中时不幸染病。重任在肩的巩建丰无法停下匆匆的脚步为儿疗病，儿子也不愿拖累父亲，于是，抱病前行，到达昆明不久，年仅二十四岁的巩敬缉竟客死异乡，翌年，长媳蒲氏自缢殉节，一年多时间里，家中连失二人。白天已经精疲力竭的巩建丰，晚上伴着昏黄的孤灯，长时间遥望北方，刀绞之痛，有谁能知！读《伏羌县志》,每至此，常让人不忍卒读。二十年后忆及尚且泣血淋漓，二十年之痛，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视学云南的三年，是巩建丰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三年，也是他个人生活中最为悲惨的三年。作为极具责任感的官员和本色文人，在天降大任的时候，个人的悲痛只能深埋于心灵一隅，使命容不得他舔伤，责任使他只能强压悲痛一路前行。
巩建丰到任的第二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针对云南实际，亲自起草制订了《滇南课士条约》，规定了童生必须遵循的品行规范，要他们“敦伦修行，尚志立品，务实力学，尊师择友。”告诫他们务必做到端方正直，勤学慎思，切忌沾染各种不良习气。该条约，在云南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云南提督学政期间，巩建丰所上折奏均被雍正帝嘉纳，雍正帝曾在一奏折上批道：“尔人品端方，朕信得过尔。”由于他在任内兴利除弊，持衡取士，使云南“文风渐升”，“习弊杜息”，优秀人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在云南期间，巩建丰注重移风易俗，他大力提倡朴素节俭之风，反对婚丧大办等陋习。在主试查访中，严禁童生饮酒，一旦发现童生中有“稍近华靡，不安朴素者”，即“严加训诲，委曲开引，务令识撙节爱养之道。”巩建丰在云南仅仅三年，但这三年对云南意义深远。他在云南兴学取士和移风易俗的义举广为传颂，“辙迹所止，人皆争乐道之。”任满离开云南时，云南学子挥泪追送六百余里，在澜沧江边悬崖上镌“壁立万仞”四个大字以作永久纪念。滇人曰：“我巩太宗师，可仰止百世，与山水共长矣。”
五
雍正七年（1729年），巩建丰云南任满返回北京，升任朝仪大夫、翰林院侍读学士，掌管撰著记载之事，同年授任殿试读卷官。时康熙朝的文武朝臣多遭贬斥，皇室昆仲惨遭*戮。巩建丰虽幸免厄运，作为一个无意卷入争斗的文化人，他已无心朝政，萌生退意。雍正十年（1732年），时年六十的巩建丰以头目眩晕为由多次奏请归田事亲，最后经洒泪陈情，才蒙恩准。传说一次雍正御宴群臣，出一字联让巩建丰来对，“十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妻子。”雍正所为，意在试探巩建丰去留实情，巩建丰深知雍正之意，即起身叩谢而对：“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对仗工稳，天衣无缝，而言词恳切，尤为感人，雍正帝大为赞赏。巩建丰归里后第四年，雍正暴亡，乾隆即位，朝廷多次请他返京任职，均被他婉言谢绝。
辞官归里后的巩建丰以教学著书为务，以灌园吟诗为乐，“一卧陇山甘退老，不妨学作灌园师。”他曾于县文庙建东西二坊，教授生徒数百人，还应邀到秦州讲学。对前来求教的学者，他热忱接待，诲人不倦。对家境贫寒而有才华者，在生活上给予格外关照，远近学者奉为“关西师表”，其门下，学者云集，英才辈出。
巩建丰幼抱高操，至老不厌。一生仰慕诸葛亮、范仲淹等，常以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自勉。从入庠、登朝到归里凡三十余年，虽目击声色货利，纷华靡丽之物，但从不为之所动。虽为皇帝近臣，数掌文柄，却从未以尺书通朝士而于故旧，也从不因居高位而欺凌弱小。传说家里因宅基地曾与邻居杨氏发生纠纷，家人将此事告于他，他即复信，家人拆开一看，竟是诗作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为之感动，遂让步言和。如此举动，和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安徽桐城人张英“六尺巷”有异曲同工之妙。
巩建丰好学，至老仍手不释卷。他常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归田后，巩建丰或读，或教，或著，从未稍闲。春秋时节，常携酒壶，并二三小童，散步于山间水畦之内，观稼于阡陌垅亩之间，“傍午倦来闲散步，柳林深处听鸣禽。”巩建丰一生著述甚丰，有《日省录》《就正篇》《滇南采风集》《巩氏家范》《归田集》《静虚南北览胜》《一轩小草并清吟》等，由弟子李南晖整理为《朱圉山人集》十二卷。另撰有《伏羌县志》十二卷，因资料翔实，文笔流畅，为研究地方志者所推崇。巩建丰为官多年，却从未丧失文人气节和儒者风致。他的诗文或沉郁，或清新，皆有感而发。他居庙堂之高，对百姓的疾苦却颇为了解。他写了许多反映人民生活艰辛的诗，对穷苦大众给予深切同情。“雨涝四弥月，糜谷空秕糠。草根与树皮，食之多肿伤。十村九无烟，道殣遥相望。……无奈虎狼役，鞭朴扼其吭。四路如张网，何处喊冤鸣？”（《乞妇答》）作为封建官吏，这种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实在难能可贵，于此也可看出他的人品和文风。
巩建丰年七十五卒于家，邑人及远近学者莫不悲痛吞声。在甘谷，有很多关于巩建丰的传说，尽管许多和史实不符，却并不影响群众对他的敬仰。传说巩爷归田后，对孙辈疼爱有加，却是从来不抱。时间长了，儿媳自然有所抱怨，说人家的爷爷把孙子抱出抱进，就我家老爷口里说疼爱，其实并不疼爱。听儿媳说得多了，巩爷有点不好意思，就对儿媳说：“你把女儿送过来我抱一抱。”儿媳听了，非常高兴，忙将一女儿递过去。巩爷将孙女抱起放在腿上，还未坐稳，就见孙女口吐白沫，眼往后瞭。儿媳急了，一把夺下，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巩说：“不是我不爱抱孙子，世上哪有当爷爷的不爱孙子的。只是我这腿是坐过皇上的，龙墩，普通人家的孩子怎么能受用得了？”
传说巩爷穿着朴素，和村人没什么两样。有次一个亲戚待客，让巩爷坐了上席。坐下席的一个富人一看巩爷那寒酸的穿戴，奚落道：“这人，你一辈子怕没坐过几回上席吧？”巩爷说：“叫你说准了，还真没坐过几回，不算这次，一共就坐过两回。”“哪两回？”“一回是外甥结婚，一回是乾隆爷登极。”富人一听，大吃一惊，才知道坐在上席的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巩建丰，立时脸红得像浇了猪血似的，本想奚落人显摆，不想却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