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家或许会提供给我们无数说法，但无论怎样，答案都难以与鬼魂有关。历史的叙述者可以是鬼魂吗？历史的呈现形态可以是啾啾鬼语吗？当鬼魂在历史中现身，成为一国或一地之历史的代言者，这种历史又会带给我们什么？
哥伦比亚作家孔特雷拉斯的《移动云朵的人》便是这样一部与鬼魂相关的历史，书中记载了她的巫医家族三代人的经历，也从巫医的视角出发，叙述了一种跨越阴阳的历史经验。“我”和母亲曾在人生不同阶段分别遭遇意外并患上遗忘症，遗忘症却让母女二人继承了外公的禀赋，掌握了人鬼之间的沟通能力：当遗忘症发作时，便困于梦中成为鬼魂，可以与生者交流；当回到梦醒的常态生活，又懂得如何与亡者联结，这种经历使得她们得以窥见部族乃至哥伦比亚过去百年的秘密。
《移动云朵的人》，作者：[哥伦比亚]英格里德·罗哈斯·孔特雷拉斯，译者：张竝，版本：中信·乘风·中信出版社2023年10月
一部鬼魂的“回忆录”
在人鬼沟通之中，历史由鬼魂来讲述，同时也是在讲述鬼魂的历史。这种现象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被当作文学虚构，又或者被认为是不合常识的迷信之作，但对于孔特雷拉斯以及她家族所在的奥卡尼亚地区来说，却是传统与日常，用作者的话说：“奥卡尼亚仍然是生死两界混居之地，当地人和鬼魂有着长达一辈子的情谊。”这种感知方式与当地传统信仰直接相关，书中出现的鬼魂并非作为虚构的文学形象，而是巫术视角下切实的所闻所见。
其实，我们在不少当代拉美西班牙语著作中都可以读到人鬼间交流自如的描述，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以及对之有重要影响的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百年孤独》的故事背景同样发生在哥伦比亚，书中一个重要细节是来自外乡的吉卜赛人死后可以继续与马贡多村子中的布恩迪亚家族交谈，即使入葬后也隐身在家族的房间中游荡；而墨西哥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更是通过“我”与诸多鬼魂的交谈才完成了寻找父亲佩德罗·巴拉莫的旅行。同样从拉美民间信仰的视角出发，同样写到人鬼交流的内容，《佩德罗·巴拉莫》和《百年孤独》如今已被中西学界普遍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后者更是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名声斐然，只是当这些人鬼交流的故事被英语主流学界冠以文学或小说的类别，读者便容易认定其中的鬼魂魔幻世界只是一种文学想象或隐喻。而孔特雷拉斯在《移动云朵的人》的序言中特别指明和强调，《移动云朵的人》是一部鬼魂的“回忆录”（a memoir of the ghostly），这是在有意反抗西方主流学界的文类界定。记忆的形成总是伴随着遗忘的间隙，回忆中交缠着过去与当下、自我与他者、文字与声音等诸多矛盾的意义，真实与虚构的张力包含于其中，这正是这部鬼魂回忆录对小说/历史二元划分的超越。
有趣的是，回忆录对文类边界的超越性同时呼应着回忆中巫医和鬼魂的跨界特质，外公、母亲和“我”自如地在生者与死者之间穿梭，这种体验逾越了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感知边界。在几百年前入侵哥伦比亚的西班牙人看来，生者与亡者必不相通，亡者连行走都有特殊方式，甚至还有专门的西语词汇“desandar”来描述亡者的行走；而在哥伦比亚土著信仰中，生者却可以走出鬼魂的步态，按作者的话说，他们的内在观念是“间隙感”，即恰好处于真实和非真实之间，真实与非真实常常合一、没有区分。在此意义上，巫医与鬼魂的形象是联结该书中各种跨界经验的关键，生死的跨界模糊了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此处的真实与非真实同时指向生命的质感、世界的认知方式以及该书的文类体式。要讲述这样一段巫医和鬼魂的故事，只能让巫医和鬼魂直接现身讲话，讲出的东西也必然无法被西方主流科学观念和文类体式所分类和规训。
借巫医和鬼魂的经验，说出历史创伤
《移动云朵的人》在英语世界出版发行，并于2023年入围了美国重要的文学与新闻奖项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s），
被划入奖项体系中的“回忆录或自传”（Memoir or Autobiography）类别。它与英语主流奖项的这一相遇，不禁让我们想到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汤亭亭的《中国佬》（China Men）在1981年作为一般性的非虚构（General Nonfiction）文类，也入围了普利策奖，并且该作品也以追索和重塑家族与种族历史为主线，将鬼故事融汇其中。
汤亭亭自1976年出版第一部著作《女勇士》起，就难以割舍对中国民间传说与志怪笔记中鬼故事的翻译和挪用，中国的鬼魅传统在英语语境中变得更为怪诞阴郁，幢幢鬼影成为她为华人家族和历史处境赋形的方式。相较《移动云朵的人》而言，汤亭亭笔下的鬼表现出更明显的文学隐喻特色而非信仰特色，但也被英语主流学界认定为趋向历史真实的非虚构之作，这其实再次暴露了1980年代西方知识界关于虚构/真实的文类划分如何与少数族裔文学经验发生矛盾。另一方面，虽然汤亭亭与孔特雷拉斯的鬼故事相差较远，但鬼魂却成为两个族裔的历史代言者，它们是少数族裔经验被白人主流话语阉割后的遗留，也是无法被西方主流历史框架所压抑的邪魅，定期跳脱出来以重构历史的边界。
因此，鬼魂代言的历史着实挑战了西方现代主流历史叙事。17世纪以后，西方启蒙理性与实证科学逐渐席卷全球，我们今天早已习惯并认同了启蒙理性视角下的真实观和生命观，也不自觉重复着西方知识体系中对科学/迷信、真实/虚构的界定，乃至常常忘记这种知识传播的背后伴随着殖民者怎样的暴力入侵和对其他地区文化传统的野蛮取代。《移动云朵的人》借巫医和鬼魂的经验说出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创伤，也尝试发出哥伦比亚“梅斯蒂索人”（mestizo）自己的声音。mestizo一词来自西班牙语，在今天的英语辞典或百科全书中被冷静地解释为西班牙人与拉美土著民结合而孕育的混血族群，然而这一定义的背后却是 16 世纪以来西班牙人对土著妇女的强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当地巫术的惩罚，以及哥伦比亚境内梅斯蒂索人的沉默和消失。
在梅斯蒂索人隐入黑暗的境遇中，所幸巫医的身份得以留存下来。巫医默默记下土著知识，并且还融汇了西班牙部分文化，形成不同于哥伦比亚传统土著文化或西班牙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移动云朵的人》中的外公便是这样的巫医，可以移动云朵、治病预言，并且这种能力复活在母亲和“我”的身上。也是出于对哥伦比亚殖民创伤的着意追溯和揭示，《移动云朵的人》中人鬼交流的情境氛围与《百年孤独》大不相同：在《百年孤独》中，去世后的鬼魂活动于家庭成员之间，人鬼间的共处和对话作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这样的表现更像是对传统民间信仰的自然展示；而《移动云朵的人》中的人鬼沟通却没有如此自然和睦，“我”的家族中并非人人可与鬼魂对话，“我”和母亲在意外中才获得这项能力，这使得人鬼间的交流彰显出一种神秘紧张的气氛，而这种神秘紧张正是源自梅斯蒂索人保留和传承巫术传统的不易。
《移动云朵的人》中所写的梅斯蒂索人的巫术集中折射出西方近代科学话语与拉美传统信仰之间的激烈碰撞。哥伦比亚的亡灵信仰传统根本无法在基督教或欧洲启蒙理性的话语体系中被理解和表达，巫医被殖民者当作头脑简单、满脑子迷信的人，所以当孔特雷拉斯试图记载下这段鬼魂历史时，她的母亲才会如此担忧和惊恐，告诫她“藏起来总比被人误解来得强”。不过，当地土著或梅斯蒂索人面对这种科学权力，也有不少应对的办法。譬如书中的外公曾经一度听从一位现代牙医的建议，以现代科学道具来装饰他的巫医诊疗室，并在名片上印出“巫术由科学中心批准”的字样。当巫术传统无法从正面抵制和回击入侵者的科学知识体系，那就干脆通过模仿和戏仿科学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背书，这是民间的智慧，也是外来/本土、现代/传统在碰撞中不可避免出现的文化协商，残酷的斗争中又饱含滑稽和荒诞。
实际上，这种科学/迷信的话语竞争与互动方式，是近代亚非拉地区遭遇西方权力入侵后普遍存在的，中国清末民初也有类似现象。例如，清末民初之际，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曾一度热衷“灵魂摄影”，将中国传统的鬼仙信仰与道教扶乩同现代摄影术相结合，借用舶来的技术科学话语来证明灵魂不死。“灵魂摄影”同时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惊讶好奇和对本国信仰传统的深切依恋，外来的科学嫁接到本土信仰之中被重新想象，这种闹剧与狂欢般的经验与西学东渐、科学启蒙的现代史主流叙述大相径庭。无论是中国还是哥伦比亚，这些启蒙理性视角下的“另类”与“异端”都难以在主流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却又无法被压抑和消除，它们构成了历史的褶皱和深层记忆。
打破线性时间观
当《移动云朵的人》以巫医为视角，让鬼魂直接在历史中现身，如此讲述的历史也打破了科学进化论和线性时间观。
书中的“我”与母亲、外公三代家族成员之间不断沿袭和重蹈彼此的命运与生死，构成首尾循环的时间秩序。外公本没有打算将巫医的本领传给家中女性，但母亲和“我”却意外获得与鬼魂交流的巫医禀赋，家中亲戚说这是“蛇咬尾巴”，下一代不可避免地呼应和重复着上一代的生命。
外公去世后，母亲在梦中接到外公要求掘墓的指令，此时的家族早已经历了几代党政的更迭，母女二人前往外公墓地的掘墓和火化之行趋近了该书的尾声，也似乎回到了原点。“我”从美国回到原乡，翻查了档案馆中的家族遗迹，结识了家族中不曾认识的成员，随着外公的遗骨化成骨灰，却没有感到外公离自己远去，反而觉得外公成为自己体内的一部分。至此，祖孙三代也成为彼此的鬼魂，亡者不逝，魂兮归来，人鬼的沟通阻断了时间的线性流淌，终点不是在前进中完结，而是一轮新的回归和循环。
这种循环既是几代梅斯蒂索人所经历的历史创伤，也是梅斯蒂索人自觉的身份找寻，当我们跟随作者的节奏走到这段叙事之旅的最后，不断被提醒着，历史既没有简单前进也不会被彻底遗忘，鬼魂时时在黑暗中低语，它们存留下来了一切。
撰文/杨明晨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