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是这样构成的
山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民族融合的大熔炉、盛唐王朝的隆兴地、明清商票的大本营、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山西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刚毅质朴的精神风貌、光照千秋的丰功伟业，享誉华夏，闻名海外。
远古时代，山西是人类初曙的起源地，运城垣曲的“世纪曙猿”化石，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山西是中华圣火传递的起点，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的火烧骨，把我国范围内发现的人类用火历史前推了100万年；山西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襄汾陶寺遗址，树起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尧舜禹的活动中心在山西，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造就了上古时代的政治中心和世所惊羡的夏文化。尧舜的禅让风范和大禹的治水精神深深植根于炎黄子民的血液之中，成为华夏民族口口相传的美德、判断政治昌明的标杆和激励后人奋斗的动力。
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先是五霸之一的晋国所在地，分立之后的三晋又都是称雄于当世的大国。从一代雄主晋文侯强势复宗，到晋献公继文绍武开疆拓地，再到晋文公弃怨任贤举善援能，整饬吏治奖励垦殖，改革兵制安众稳政，奠定晋国百年霸业，积累了弃债薄敛、救乏振滞、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利器明德、省用厚生的治晋经验，展现了祖业不弃、开拓进取、仁义治理的治国胸怀。
秦统一中国过程中与赵国在山西进行的长平之战，乃战国史上最有实力统一中国的两国争夺主动权的关键一战，也是当世从举国战乱走向统一的转折点，大大加速了统一的进程。秦统一中国后，始皇三次巡晋，置三十六郡山西有五。西汉建后，演出了卫青七伐匈奴、霍去病六度北伐的悲壮史诗。武帝七巡山西，六祀后土，写下了大气磅礴的《秋风辞》。魏晋分裂云霾笼罩海内，直至南北分朝，“五胡乱华”，战乱频仍，遗祸平民，但客观又促成民族融合之趋向。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山西乃民族融合的熔炉，内迁民族主要活动在山西，融合起于山西，又成于山西，尤其强大的拓跋氏等北方民族在三晋大地集结，造就山西成为民族征战和民族融合的大舞台。
隋朝在经历了隆建骤衰之后，大唐王朝应时而起。山西为李渊的起兵之地和大唐的开朝之源。继“贞观之治”后，有唐一代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将素有“天下精兵处”美誉和尊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的晋阳（太原）定为陪都，诠释了山西的重要地位。唐朝中期，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李隆基，在潞州别驾任上赢得了“有德政、善僚属、爱百姓”的好名声。李隆基回朝即位后，虚怀纳谏，励精图治，把大唐天下打造成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开元盛世”。在唐朝政局稳定的环境下，河东道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国之所资”的粮仓和“国之所用”的市街。
唐末，战争频仍，群雄并起，在黄河流域形成数股割据势力，渐成五代十国。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均是以太原为基地建立的沙陀王朝，十国中北汉又在山西。在割据混战中，山西成为争夺天下的强藩主镇，“盛则后服，衰则先叛”，显示出宜战宜霸的强者优势。
陈桥兵变赵匡胤自立为帝后，赵宋政权与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进行了长达19年的角力和征战。赵匡胤三次派兵出征北汉，甚至使用残酷办法水灌晋阳，晋阳城岿然不动，为人自负的赵匡胤至死未实现对北汉的征服和对山西的统一。赵光义继位后御驾亲征，换采“围城打援”和狂攻乱射的办法，才最后拿下晋阳。与山西接壤的北方马背上的民族契丹、女真，能征惯战，一向觊觎中原，山西首当其冲成为受扰受害最为深重的区域。由于宋辽时期长期的征战，尤其北伐北汉的战争，使山西成为闻名遐迩的古战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古战遗址。
金元时期，完颜阿骨打称帝建金后，两度大规模南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山西民众纷纷组织义军起而抗金，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金史诗。“绍兴和议”后，山西全境均为金占。不久，漠北草原上的蒙古族乘机兴起，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开始反金战争，山西又成为蒙金争夺焦点。铁木真两次亲征西京大同，蒙古军五度实施对山西的攻略占领，直至灭金统一北方。持久的拉锯战，给山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给黎民百姓带来了难言的苦楚。然而正是在这瞬息万变、震荡迭起的历史大变动大交融中，山西人民一次次接纳迁来的民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在剑与火的洗礼中，展示出包容万千的生机和活力。
朱元璋定鼎南京建立大明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巩固统治，经“万历清丈”减轻“无地纳粮”的重负后，实行移民垦荒政策，受战乱破坏较少的山西成为移民迁出的主要地区，以洪洞大槐树为集合点的移民，即达数十次之多，人数近百万，是我国历史上长时期、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大范围的外迁移民。大规模的移民，不仅有力促进了中原地区土地开发和资源利用，而且有效地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明初，政府为防范残元势力的入侵，在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设立“九边”重镇，由此形成巨大的军需市场，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后明政府实施“开中法”，又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政策保障，由此开启了晋商“足迹半天下”“盈利跨欧亚”的商业旅途。明中后期，蒙汉双方消弭战争，“封贡互市”，为晋商的兴盛提供了二次发展的机会。晋商紧紧抓住这些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诚信经营，开拓创新，很快将经营范围发展到全国各地。
清入关后，山西是北方反清的主要省份。明大同镇总兵姜瓖投清后又奋起反清，催生了山西抗清的熊熊烈火。清代中叶，朝廷对蒙汉贸易采取较为宽松政策，给山西商人创造了向漠北漠南广阔地区进军的机会，促进了山西旅蒙商人的崛起。中俄《恰克图条约》签定后，晋商依托恰克图中俄贸易的枢纽地位，进入鼎盛时期，不仅在北部、西部边陲地区异常活跃，而且在南部、东部各大城市风生水起；不仅成为称雄国内的最大商帮，而且从内商发展成外商，走出国门，楔入中亚、俄国、朝鲜和日本等国际市场。晋商发展的巅峰是创办票号。平遥商人雷履泰创办“日升昌”票号，尝试用金融票据替代实行了几千年的金银支付手段。“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短期内就赢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美誉。
近代的山西，是较早襄助民主革命的省份。辛亥革命爆发后，山西乃黄河以北唯一的革命省份。民国初期，山西经历了金永乱晋的短暂混乱，确立了阎锡山的统治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步入正轨，尤其村政建设成绩斐然，被北京政府定为全国模范省。抗战军兴，山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抗击日军侵略的主战场，第二战区被国民政府公布为模范战区，尤其是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第二战区发起的抵御日军南侵的忻口战役是国共合作的典范，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太原失守后山西又逐步成为华北敌后战场的战略支点。在日军强势占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态势下，国民政府的军队仍在中条山和晋西南控制部分领土，八路军更从国军失去的土地上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敌后游击根据地，深陷日军于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八年抗战，山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初期，为争取抗战胜利果实，中共果敢发起上党战役，赢得重庆谈判的政治筹码。全面内战爆发后，山西成为外线作战的战略后方，先后动员百万农民支前，十万青年参军，万名干部北上南下；在内线连续发起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成为全国四大工业基地之一，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山西十有其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山西率先试办农业合作社，为全国农业合作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山西制定了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高产稳产田”的奋斗目标，在向荒山秃岭要粮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农业生产先进典型。改革开放后，山西逐步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外调煤炭百亿吨，极大支援了全国的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