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二代到罪二代,纳粹后裔们如何面对父辈的罪恶?

从官二代到罪二代,纳粹后裔们如何面对父辈的罪恶?

首页卡牌对战决战格林瓦尔德更新时间:2024-05-08

​(温馨提示:本文约5800字,配图32幅,原创不易,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希姆莱、戈林、赫斯、鲍曼,这些姓氏可谓家喻户晓,如雷贯耳,他们都是纳粹德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代表着显赫的权势、无尽的财富和奢华的生活。二战结束后,这些名字却成为滔天罪恶和人性泯灭的代名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世人的唾骂和憎恨。他们有的已经在战火中殒命,有的畏罪服毒自*,有的将在铁窗中度过余生,而在他们已经终结的人生背后,他们的子女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名字直面艰难的命运。在纳粹当权时,这些高官的子女们享受着优裕的生活,备受宠爱,可是转眼间就沦为罪犯的后代,跌入社会底层,落差之大恰如天堂到地狱,他们是如何面对这种剧变,又如何看待父辈的罪行?

古德伦·希姆莱

在所有纳粹要人中,没有什么人的名字比海因里希·希姆莱更令人感到恐惧,其黑暗程度更甚于希特勒。作为党卫队帝国领袖,希姆莱掌握着第三帝国最庞大的情报特务机关和警察机构,党卫队的势力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还是种族灭绝计划的总策划者和执行者,对上千万人的死亡负有无可宽恕的罪责,然而这个举世闻名的刽子手对自己的女儿却有着温情的一面。


■陪同希特勒视察的希姆莱,他是种族灭绝计划的总策划和总执行人。


1927年,瘦弱腼腆的希姆莱在火车上认识了玛格丽特·博登,一位比他大七岁,离过婚的女护士,这个女人让未来的帝国领袖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结婚的冲动,两人不顾家庭的反对于1928年7月结婚,于次年8月8日诞下一女。希姆莱以北欧神话中的理想女性的名字给女儿取名古德伦,而在生活中他更喜欢昵称她为“小娃娃”。


■希姆莱夫妻与女儿古德伦在乡下的合影。


婚后希姆莱在慕尼黑郊区办了一座养鸡场,打算和妻女过田园生活,但是在1929年出任党卫队领袖后这个理想注定只能放弃,他终日忙于打造自己“黑色帝国”,与家人聚少离多,养鸡场也在1933年*,玛格丽特携女儿前往慕尼黑定居。尽管工作繁忙,希姆莱对女儿始终保持关爱,经常打电话或写信问候女儿,尽可能抽出时间陪伴女儿,即便是1938年希姆莱与女秘书发生婚外情并与玛格丽特分居后也始终未变。随着希姆莱的地位不断提高,年幼的古德伦也成为纳粹核心圈的宠儿,希特勒每年新年都会送给她礼物,对此希姆莱夫妇非常欣喜。


■希特勒与古德伦在一起,这个金发小女孩很受宠爱。

■希姆莱与妻女的合影,他也有父亲的温情。


1937年,希姆莱将家人安置在上巴伐利亚的格蒙德小镇上,直到1945年之前,古德伦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战争爆发后,希姆莱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在大战期间父女相聚的次数不超过20次,大多数时候都通过电话或书信保持联系,他还时常寄食物和生活用品给女儿,在战争后期还指示属下驱使集中营囚犯为家人挖掘了防空洞。虽然不能经常见面,古德伦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却与日俱增。1943年8月,希姆莱出任内政部长,古德伦在日记中写道:“我欣喜若狂。”希姆莱从来不在家人面前提及工作和种族灭绝,但他偶尔会带上古德伦去督导工作。1941年,希姆莱带着女儿前往达豪集中营,甚至亲自为她说明囚犯佩戴的标志的含义。在这个12岁的小女孩看来,集中营不过是个普通的劳动场所罢了。


■1941年,希姆莱带着女儿视察达豪集中营,古德伦头上的牌子写着“囚犯集合处”。

■已经长成少女的古德伦与父母的合影,摄于战争期间。


1944年11月,古德伦最后一次见到父亲,1945年3月最后一次通电话,同年4月接到最后一封信,此后就断了联系。随着德国战败,玛格丽特带着15岁的女儿开始了逃亡,但最终还是盟军逮捕,受到调查。8月20日,古德伦第一次得知父亲早已服毒自尽,震惊过度,大病一场。1946年11月,母女俩被释放,在一座修道院度过数年后于1952年开始自谋生计。


■战后,古德伦(左)与母亲在一起,她坚持认为父亲没有犯下罪行。


尽管纳粹的罪行已经公诸于世,但古德伦坚持将希姆莱当作“慈父”,不承认父亲曾经犯下的残酷罪行,并将所有责任推给“希特勒伯伯”,她还拒绝改姓。当古德伦被问及父亲的职业时,她面不改色地回答:“我的父亲是党卫队帝国领袖。”成年后的古德伦做过裁缝学徒、前台招待、秘书等工作,不止一次因为身份公开而丢掉饭碗,但她始终不改变对父亲和纳粹主义的肯定态度,并把住所布置成一座纪念希姆莱的博物馆。1960年代,古德伦与一位亲纳粹人士结婚,育有两名儿女。终其一生古德伦都与前纳粹分子和新纳粹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尤其在前党卫军成员的聚会上,她会以上级接见下级的口吻询问造访者的从军履历,仿佛希姆莱的灵魂附身。2018年5月24日,古德伦在慕尼黑去世。


■晚年的古德伦,终其一生都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


埃妲·戈林

在所有纳粹权贵的子女中,最为养尊处优的莫过于纳粹党二号人物,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的女儿埃妲,被称为“纳粹德国尼禄皇帝的小公主”。埃妲是戈林与第二任妻子艾米·索内曼的女儿,也是帝国元帅唯一的子女。埃妲的母亲是魏玛国家剧院的演员,于1932年与戈林一见钟情,两人在1935年举行了奢华盛大的婚礼,与古代皇帝娶后旗鼓相当,并由希特勒担任伴郎。


■1935年戈林与艾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背景中可见担任伴郎的希特勒。


1938年6月2日,埃妲出生,此时戈林已经45岁,喜不自胜的他命令500架飞机飞越柏林以庆祝女儿的降生。夫妻两人收到了62万封贺信,这件事让埃妲在很多年后依然津津乐道,而当她接受洗礼时更是从德国各地接到了无可计数的礼物。不过,1940年由尤里乌斯·施特莱彻主办的纳粹报纸《冲锋报》爆料称,埃妲是人工授精孕育的,而且根本不是戈林的女儿,因为戈林早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中就受伤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件事令戈林怒不可遏,最后由希勒特出面才得以平息事端。


■戈林和妻子艾米一起欣喜地看着刚出生的埃妲。


埃妲的童年时光是在距离柏林60公里的卡琳宫度过的,那是戈林于1933年兴建的狩猎庄园,奢华无比,希特勒曾不无嫉妒地说,与卡琳宫相比他在伯格霍夫的别墅只能算“庭园小屋”。卡琳宫占地面积广大,被数千公顷的森林包围,风景优美,内部有数百个房间,各类设施一应俱全,而且堆满了戈林从欧洲各地搜刮的艺术品和珠宝,甚至养育幼狮作为宠物,可以说卡琳宫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殿,而埃妲在此过着童话般的公主生活。


■希特勒出席埃妲的命名仪式并成为她的教父。


戈林将埃妲视为掌上明珠,对其宠爱有加,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陪伴女儿,并且乐于让女儿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戈林抱着女儿拍摄的肖像照在德国发行了数百万张。埃妲在卡琳宫里过着无忧无虑、无限美好的生活,对于外面战火纷飞的世界一无所知,按照她母亲的形容是“不食人间烟火”。为了让小埃妲开心,德国空军送给她一座迷你宫殿,按照波茨坦皇宫进行缩微复制,细节精致,装饰华丽。在埃妲的童年记忆中,来到家中逗她开心的人都是大人物,不仅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权贵,还包括美国前总统胡佛、英国温莎公爵夫妇、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等外国政要。一个笑话充分证明了埃妲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影响力:“你知道帝国高速公路关闭了吗?不知道?猜猜看为什么?因为埃妲正在那里学走路嘛!”


■戈林将埃妲抱在怀里,他对这个宝贝女儿非常溺爱。


埃妲公主的童话生活在1945年1月31日戛然而止。随着苏军的逼近,艾米带着埃妲离开卡琳宫前往贝希特斯加登避难。4月21日,戈林由柏林逃出前往与家人团聚,两天后他就因为试图继承希特勒的权力而被党卫军监禁,年仅七岁的埃妲不明白教父希特勒为何要这样对待他们。5月7日,戈林被盟军逮捕。艾米母女在各个拘留营内辗转,于1946年3月在纽伦堡附近落脚,得以探视等待审判的戈林。10月15日,戈林在被执行绞刑前服毒自*,他在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整个心只惦念着你和埃妲。”


■幼时的埃妲非常可爱,右图是她四岁生日时身穿特制的轻骑兵制服留影。

■戈林一家三口的合影,充满了家庭的温馨氛围。


战后,埃妲母女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尽管姓氏给她带来了某些困扰,埃妲还是完成了大学学业,但她和母亲一样拒绝接受戈林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事实,她对戈林的印象始终停留于对她无限宠溺的父亲身份上,坚持认为父亲与迫害犹太人的暴行无关,唯一应该负责的只有希特勒。和古德伦一样,埃妲也是新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她对父亲的感情也从未改变。1990年,在某位记者试图采访埃妲时,她在拒绝采访的同时强调:“我深爱我的父亲,至少你可以写出这点。”2015年,已经76岁高龄的埃妲还向巴伐利亚议会要求索回被充公的财产,遭到拒绝。埃妲于2018年12月21日在慕尼黑去世。


■老年的埃妲,眉眼间与他的父亲非常相似。


沃尔夫·吕迪格·赫斯

1937年11月,德国各地的纳粹党地方大区领袖接到一项来自高层的命令,要求他们从各自辖区挖取一块泥土送往慕尼黑,这些泥土将被摆放在一个刚出生的男婴的摇篮下,而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纳粹党副元首,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鲁道夫·赫斯,他认为只有这样孩子才算真正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展开人生。


■赫斯在陪儿子沃尔夫玩耍,这个儿子他整整盼了十年。


1920年,赫斯成为纳粹党第16名党员,同年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伊尔瑟·普罗尔,两人于1927年12月成婚。此后十年间伊尔瑟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为了能够产下一儿半女,赫斯夫妇求助于各种星象占卜、民间偏方,直到1937年11月18日,43岁的赫斯终获麟儿,喜形于色的他为儿子取名沃尔夫·吕迪格·赫斯,其中沃尔夫是希特勒在纳粹运动早期使用的别名,而吕迪格源自北欧神话的英雄,这充分表明了赫斯对希特勒的崇拜和对儿子的期许,而希特勒毫不意外地成为这个孩子的教父。


■赫斯将儿子沃尔夫抱在怀里,满脸笑容,非常开心。


对这个苦等十年的独子,赫斯极为珍视,只要情况允许都会马上回到家中,陪伴儿子玩耍。赫斯对儿子感到非常自豪,确信他前途无量。然而,这样的天伦之乐并没有持续多久,1941年5月10日,赫斯不告而别,独自驾驶飞机前往英国,试图媾和,他认为这是元首内心的真实想法,结果从此身陷囹圄,留下了二战史上最大的谜团。赫斯的出走也让妻儿的生活急转直下,被迫从慕尼黑迁往山区小村居住,而赫斯的名字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不过,在希特勒的关照下赫斯妻子仍能领到津贴维持生活。


■赫斯护着年幼的儿子攀爬百叶窗。


1941年10月21日,赫斯收到了沃尔夫写给他的第一封信,这让他悲喜交加,此后漫长的囚禁岁月中,赫斯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接到妻儿的来信,他也通过纸笔传递对儿子的关爱,给予他引导,他在信中鼓励儿子无论做什么都要坚持不懈。1946年11月,赫斯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对8岁的沃尔夫是一个沉重打击,他认为父亲是和平使者,不应该受到审判。


■青年时代的沃尔夫,墙上挂着父亲赫斯的画像。


随着年龄的增长,赫斯在沃尔夫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但他对父亲愈加敬仰。沃尔夫认为赫斯与希姆莱、戈林、鲍曼之流截然不同,不贪恋钱财,也不滥用权力。成年后的沃尔夫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而在本职工作之外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于为父亲平反,他坚信赫斯是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才前往英国进行和平尝试,而纽伦堡法庭的判决并不合法。1959年,沃尔夫拒绝服兵役,理由是1935年3月签署兵役法是赫斯被判刑的罪名之一。沃尔夫还出于和父亲同样的理由给自己的儿子也取名为沃尔夫。


■中年的沃尔夫展示一本关于父亲赫斯的书。


在1946年后,赫斯就被关押在斯潘道监狱内,拒绝家人探视,直到1969年12月沃尔夫才再度与父亲相见,父子俩已经有31年不曾谋面,而这次相见甚至不允许握手,而他们的第一次拥抱要等到1982年。在战后岁月中,沃尔夫四处奔走,设法让父亲获释,但始终遭到苏联的反对,最后在1987年1月迎来转机,苏联的态度有所松动,可是同年8月17日沃尔夫却收到了赫斯在狱中自*的噩耗,他坚信父亲是被英国情报机构暗*的,以保守战争时期的秘密。直到2001年去世,沃尔夫仍然将父亲当作为德国献身的烈士。


■1987年8月,沃尔夫站在父亲的遗体前,他坚信赫斯是被谋*的。


马丁·阿道夫·鲍曼

在二战中后期,在纳粹政权的核心圈子里,对希特勒影响最大的人是素有“影子元首”之称的马丁·鲍曼,他最初是希特勒的私人助理,后来接替出走的赫斯管理党内事务,升任党务部长,深受希特勒的信任,连权势熏天的希姆莱都要退让三分。鲍曼的地位是依靠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无条件的忠诚确立的,这种忠诚也体现在他的生活中,秉承为德意志民族孕育优秀后代的信条,鲍曼与妻子生养了10个孩子,而马丁·阿道夫·鲍曼是他们的长子。


■战争期间,鲍曼(右一)陪同希特勒在“狼穴”内散步,同行的还有戈林和凯特尔。


鲍曼的妻子格尔妲·布赫是一位纳粹要员兼希特勒密友的女儿,两人于1929年9月结婚,1930年4月14日在巴伐利亚的格林瓦尔德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鲍曼为他取名阿道夫以示对党的领袖的敬意。马丁·阿道夫是希特勒的第一个教子,而他的教母是希特勒副手赫斯的妻子伊尔瑟。在1931年到1943年间,鲍曼夫妇又为马丁·阿道夫生育了9个弟妹。值得一提的是,格尔妲是狂热的纳粹信徒,也是纳粹主张的“贤妻良母”的典型,专注家庭,不问政治,热心生育子女,甚至赞同以生育为目的的一夫多妻制。尽管鲍曼风流成性,绯闻不断,她依然忠贞不渝,居然欢迎丈夫带情妇到家中同居,共侍一夫!


■1929年9月鲍曼与布赫的结婚照,希特勒(后排右二)和赫斯(后排左一)均出席婚礼。

■在贝希斯特加登,马丁·阿道夫(左二)与母亲和弟妹们在一起。


与许多纳粹高官一样,鲍曼在1936年夏天将家庭迁往贝希特斯加登,以元首别墅为中心,那里被划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特区,许多纳粹政要的孩子都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包括鲍曼的孩子们。马丁·阿道夫在当地乡村小学就读,依据纳粹党反宗教的原则,鲍曼夫妇禁止儿子上宗教课。鲍曼忙于政务和沾花惹草,很少顾家,即便回家也像个暴君,加上马丁·阿道夫成绩不佳,常遭斥责,父子关系冷淡。为了让长子能够得到“管教”,鲍曼于1940年将他送往一座旨在培养纳粹精英的帝国学校,这个10岁男孩从此离开家庭,再未回去,能够摆脱父亲的管束让他感到轻松。鲍曼只去学校看望过一次儿子,当被问及“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时,他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元首的意志!”


■希特勒和爱娃与鲍曼的孩子们在一起,左数第二位的高个男孩就是马丁·阿道夫。


马丁·阿道夫在纳粹学校度过了五年时光,因为长相帅气而被称为“小王储”。1945年5月1日,当希特勒自*的消息传来后,学校关闭,马丁·阿道夫独自踏上归家之路,而他的逃亡堪称传奇。他设法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发现母亲和弟妹早已逃离,鲍曼的一位秘书帮助他搞到便装和假身份证,嘱咐他将青年团制服烧掉,绝不可吐露身份。马丁·阿道夫在山区流浪了一个月,遇到食物中毒险些丧命,所幸被一户好心的农家收留,他谎称父母都在空袭中丧生。


■马丁·阿道夫在纳粹学校里的侧面肖像照(左)和身穿制服的照片(右)。


在农家逗留期间,马丁·阿道夫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也从报纸上了解到纳粹的暴行,集中营内惨绝人寰的景象给他以强烈的冲击,他渐渐明白父亲所服务的政权是多么的残酷和邪恶。备受精神折磨的马丁·阿道夫最终从宗教上找到了慰藉,他于1947年5月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并决定前往教会学校学习神学,直到同年年底他才得知母亲已在1946年3月去世,而父亲鲍曼下落不明,传言已经死于柏林,并被纽伦堡法庭缺席判处死刑。


■战后成为神甫的马丁·阿道夫·鲍曼,他通过宗教来化解心中的矛盾。


战后,马丁·阿道夫成为一名神甫,从事传教,希望通过宗教力量化解对父辈罪恶的纠结感,他努力将鲍曼作为父亲的角色和作为纳粹高官的身份区分开来,但他非常害怕有朝一日父亲重新出现在眼前,直到1972年鲍曼的遗骨被发现,这种担忧才消除。马丁·阿道夫于1971年同一位修女结婚,后来前往巴伐利亚的一座学校教授宗教课,那正是当年鲍曼禁止他学习的课程。2013年3月11日,马丁·阿道夫·鲍曼去世。


■正在主持宗教仪式的马丁·阿道夫。


结语

实事求是的说,这些纳粹战犯的子女在战争期间都是几岁到十几岁的儿童或青少年,他们没有必要为父辈犯下的罪行负责,但是他们继承的姓氏确实是一份极为沉重的遗产,使他们在战后的生涯中面临种种折磨和挑战。有些人依然眷恋于父爱,而无视良知,比如古德伦和埃妲,也有人选择与父辈决裂,比如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三子尼克拉斯,他在战后著书立说,以最恶毒的语言批判自己的父母。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隐名埋姓,湮没于芸芸众生,希望人们能够将他们的姓氏遗忘,有些人甚至选择不生育子女,不让带有罪恶的基因得到传承。无论如何,身为子女,谁都不希望自己的父亲母亲是反人类的罪犯,然而,历史是不容更改的。


■战争时期担任波兰总督的汉斯·弗兰克及其家人,他生育了五个子女,他的小儿子尼克拉斯(前排中)战后对父亲的罪行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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