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本文约5800字，配图32幅，原创不易，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希姆莱、戈林、赫斯、鲍曼，这些姓氏可谓家喻户晓，如雷贯耳，他们都是纳粹德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代表着显赫的权势、无尽的财富和奢华的生活。二战结束后，这些名字却成为滔天罪恶和人性泯灭的代名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世人的唾骂和憎恨。他们有的已经在战火中殒命，有的畏罪服毒自*，有的将在铁窗中度过余生，而在他们已经终结的人生背后，他们的子女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名字直面艰难的命运。在纳粹当权时，这些高官的子女们享受着优裕的生活，备受宠爱，可是转眼间就沦为罪犯的后代，跌入社会底层，落差之大恰如天堂到地狱，他们是如何面对这种剧变，又如何看待父辈的罪行？
古德伦·希姆莱
在所有纳粹要人中，没有什么人的名字比海因里希·希姆莱更令人感到恐惧，其黑暗程度更甚于希特勒。作为党卫队帝国领袖，希姆莱掌握着第三帝国最庞大的情报特务机关和警察机构，党卫队的势力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还是种族灭绝计划的总策划者和执行者，对上千万人的死亡负有无可宽恕的罪责，然而这个举世闻名的刽子手对自己的女儿却有着温情的一面。
■陪同希特勒视察的希姆莱，他是种族灭绝计划的总策划和总执行人。
1927年，瘦弱腼腆的希姆莱在火车上认识了玛格丽特·博登，一位比他大七岁，离过婚的女护士，这个女人让未来的帝国领袖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结婚的冲动，两人不顾家庭的反对于1928年7月结婚，于次年8月8日诞下一女。希姆莱以北欧神话中的理想女性的名字给女儿取名古德伦，而在生活中他更喜欢昵称她为“小娃娃”。
■希姆莱夫妻与女儿古德伦在乡下的合影。
婚后希姆莱在慕尼黑郊区办了一座养鸡场，打算和妻女过田园生活，但是在1929年出任党卫队领袖后这个理想注定只能放弃，他终日忙于打造自己“黑色帝国”，与家人聚少离多，养鸡场也在1933年*，玛格丽特携女儿前往慕尼黑定居。尽管工作繁忙，希姆莱对女儿始终保持关爱，经常打电话或写信问候女儿，尽可能抽出时间陪伴女儿，即便是1938年希姆莱与女秘书发生婚外情并与玛格丽特分居后也始终未变。随着希姆莱的地位不断提高，年幼的古德伦也成为纳粹核心圈的宠儿，希特勒每年新年都会送给她礼物，对此希姆莱夫妇非常欣喜。
■希特勒与古德伦在一起，这个金发小女孩很受宠爱。
■希姆莱与妻女的合影，他也有父亲的温情。
1937年，希姆莱将家人安置在上巴伐利亚的格蒙德小镇上，直到1945年之前，古德伦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战争爆发后，希姆莱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在大战期间父女相聚的次数不超过20次，大多数时候都通过电话或书信保持联系，他还时常寄食物和生活用品给女儿，在战争后期还指示属下驱使集中营囚犯为家人挖掘了防空洞。虽然不能经常见面，古德伦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却与日俱增。1943年8月，希姆莱出任内政部长，古德伦在日记中写道：“我欣喜若狂。”希姆莱从来不在家人面前提及工作和种族灭绝，但他偶尔会带上古德伦去督导工作。1941年，希姆莱带着女儿前往达豪集中营，甚至亲自为她说明囚犯佩戴的标志的含义。在这个12岁的小女孩看来，集中营不过是个普通的劳动场所罢了。
■1941年，希姆莱带着女儿视察达豪集中营，古德伦头上的牌子写着“囚犯集合处”。
■已经长成少女的古德伦与父母的合影，摄于战争期间。
1944年11月，古德伦最后一次见到父亲，1945年3月最后一次通电话，同年4月接到最后一封信，此后就断了联系。随着德国战败，玛格丽特带着15岁的女儿开始了逃亡，但最终还是盟军逮捕，受到调查。8月20日，古德伦第一次得知父亲早已服毒自尽，震惊过度，大病一场。1946年11月，母女俩被释放，在一座修道院度过数年后于1952年开始自谋生计。
■战后，古德伦（左）与母亲在一起，她坚持认为父亲没有犯下罪行。
尽管纳粹的罪行已经公诸于世，但古德伦坚持将希姆莱当作“慈父”，不承认父亲曾经犯下的残酷罪行，并将所有责任推给“希特勒伯伯”，她还拒绝改姓。当古德伦被问及父亲的职业时，她面不改色地回答：“我的父亲是党卫队帝国领袖。”成年后的古德伦做过裁缝学徒、前台招待、秘书等工作，不止一次因为身份公开而丢掉饭碗，但她始终不改变对父亲和纳粹主义的肯定态度，并把住所布置成一座纪念希姆莱的博物馆。1960年代，古德伦与一位亲纳粹人士结婚，育有两名儿女。终其一生古德伦都与前纳粹分子和新纳粹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尤其在前党卫军成员的聚会上，她会以上级接见下级的口吻询问造访者的从军履历，仿佛希姆莱的灵魂附身。2018年5月24日，古德伦在慕尼黑去世。
■晚年的古德伦，终其一生都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
埃妲·戈林
在所有纳粹权贵的子女中，最为养尊处优的莫过于纳粹党二号人物，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的女儿埃妲，被称为“纳粹德国尼禄皇帝的小公主”。埃妲是戈林与第二任妻子艾米·索内曼的女儿，也是帝国元帅唯一的子女。埃妲的母亲是魏玛国家剧院的演员，于1932年与戈林一见钟情，两人在1935年举行了奢华盛大的婚礼，与古代皇帝娶后旗鼓相当，并由希特勒担任伴郎。
■1935年戈林与艾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背景中可见担任伴郎的希特勒。
1938年6月2日，埃妲出生，此时戈林已经45岁，喜不自胜的他命令500架飞机飞越柏林以庆祝女儿的降生。夫妻两人收到了62万封贺信，这件事让埃妲在很多年后依然津津乐道，而当她接受洗礼时更是从德国各地接到了无可计数的礼物。不过，1940年由尤里乌斯·施特莱彻主办的纳粹报纸《冲锋报》爆料称，埃妲是人工授精孕育的，而且根本不是戈林的女儿，因为戈林早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中就受伤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件事令戈林怒不可遏，最后由希勒特出面才得以平息事端。
■戈林和妻子艾米一起欣喜地看着刚出生的埃妲。
埃妲的童年时光是在距离柏林60公里的卡琳宫度过的，那是戈林于1933年兴建的狩猎庄园，奢华无比，希特勒曾不无嫉妒地说，与卡琳宫相比他在伯格霍夫的别墅只能算“庭园小屋”。卡琳宫占地面积广大，被数千公顷的森林包围，风景优美，内部有数百个房间，各类设施一应俱全，而且堆满了戈林从欧洲各地搜刮的艺术品和珠宝，甚至养育幼狮作为宠物，可以说卡琳宫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殿，而埃妲在此过着童话般的公主生活。
■希特勒出席埃妲的命名仪式并成为她的教父。
戈林将埃妲视为掌上明珠，对其宠爱有加，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陪伴女儿，并且乐于让女儿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戈林抱着女儿拍摄的肖像照在德国发行了数百万张。埃妲在卡琳宫里过着无忧无虑、无限美好的生活，对于外面战火纷飞的世界一无所知，按照她母亲的形容是“不食人间烟火”。为了让小埃妲开心，德国空军送给她一座迷你宫殿，按照波茨坦皇宫进行缩微复制，细节精致，装饰华丽。在埃妲的童年记忆中，来到家中逗她开心的人都是大人物，不仅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权贵，还包括美国前总统胡佛、英国温莎公爵夫妇、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等外国政要。一个笑话充分证明了埃妲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影响力：“你知道帝国高速公路关闭了吗？不知道？猜猜看为什么？因为埃妲正在那里学走路嘛！”
■戈林将埃妲抱在怀里，他对这个宝贝女儿非常溺爱。
埃妲公主的童话生活在1945年1月31日戛然而止。随着苏军的逼近，艾米带着埃妲离开卡琳宫前往贝希特斯加登避难。4月21日，戈林由柏林逃出前往与家人团聚，两天后他就因为试图继承希特勒的权力而被党卫军监禁，年仅七岁的埃妲不明白教父希特勒为何要这样对待他们。5月7日，戈林被盟军逮捕。艾米母女在各个拘留营内辗转，于1946年3月在纽伦堡附近落脚，得以探视等待审判的戈林。10月15日，戈林在被执行绞刑前服毒自*，他在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整个心只惦念着你和埃妲。”
■幼时的埃妲非常可爱，右图是她四岁生日时身穿特制的轻骑兵制服留影。
■戈林一家三口的合影，充满了家庭的温馨氛围。
战后，埃妲母女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尽管姓氏给她带来了某些困扰，埃妲还是完成了大学学业，但她和母亲一样拒绝接受戈林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事实，她对戈林的印象始终停留于对她无限宠溺的父亲身份上，坚持认为父亲与迫害犹太人的暴行无关，唯一应该负责的只有希特勒。和古德伦一样，埃妲也是新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她对父亲的感情也从未改变。1990年，在某位记者试图采访埃妲时，她在拒绝采访的同时强调：“我深爱我的父亲，至少你可以写出这点。”2015年，已经76岁高龄的埃妲还向巴伐利亚议会要求索回被充公的财产，遭到拒绝。埃妲于2018年12月21日在慕尼黑去世。
■老年的埃妲，眉眼间与他的父亲非常相似。
沃尔夫·吕迪格·赫斯
1937年11月，德国各地的纳粹党地方大区领袖接到一项来自高层的命令，要求他们从各自辖区挖取一块泥土送往慕尼黑，这些泥土将被摆放在一个刚出生的男婴的摇篮下，而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纳粹党副元首，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鲁道夫·赫斯，他认为只有这样孩子才算真正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展开人生。
■赫斯在陪儿子沃尔夫玩耍，这个儿子他整整盼了十年。
1920年，赫斯成为纳粹党第16名党员，同年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伊尔瑟·普罗尔，两人于1927年12月成婚。此后十年间伊尔瑟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为了能够产下一儿半女，赫斯夫妇求助于各种星象占卜、民间偏方，直到1937年11月18日，43岁的赫斯终获麟儿，喜形于色的他为儿子取名沃尔夫·吕迪格·赫斯，其中沃尔夫是希特勒在纳粹运动早期使用的别名，而吕迪格源自北欧神话的英雄，这充分表明了赫斯对希特勒的崇拜和对儿子的期许，而希特勒毫不意外地成为这个孩子的教父。
■赫斯将儿子沃尔夫抱在怀里，满脸笑容，非常开心。
对这个苦等十年的独子，赫斯极为珍视，只要情况允许都会马上回到家中，陪伴儿子玩耍。赫斯对儿子感到非常自豪，确信他前途无量。然而，这样的天伦之乐并没有持续多久，1941年5月10日，赫斯不告而别，独自驾驶飞机前往英国，试图媾和，他认为这是元首内心的真实想法，结果从此身陷囹圄，留下了二战史上最大的谜团。赫斯的出走也让妻儿的生活急转直下，被迫从慕尼黑迁往山区小村居住，而赫斯的名字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不过，在希特勒的关照下赫斯妻子仍能领到津贴维持生活。
■赫斯护着年幼的儿子攀爬百叶窗。
1941年10月21日，赫斯收到了沃尔夫写给他的第一封信，这让他悲喜交加，此后漫长的囚禁岁月中，赫斯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接到妻儿的来信，他也通过纸笔传递对儿子的关爱，给予他引导，他在信中鼓励儿子无论做什么都要坚持不懈。1946年11月，赫斯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对8岁的沃尔夫是一个沉重打击，他认为父亲是和平使者，不应该受到审判。
■青年时代的沃尔夫，墙上挂着父亲赫斯的画像。
随着年龄的增长，赫斯在沃尔夫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但他对父亲愈加敬仰。沃尔夫认为赫斯与希姆莱、戈林、鲍曼之流截然不同，不贪恋钱财，也不滥用权力。成年后的沃尔夫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而在本职工作之外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于为父亲平反，他坚信赫斯是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才前往英国进行和平尝试，而纽伦堡法庭的判决并不合法。1959年，沃尔夫拒绝服兵役，理由是1935年3月签署兵役法是赫斯被判刑的罪名之一。沃尔夫还出于和父亲同样的理由给自己的儿子也取名为沃尔夫。
■中年的沃尔夫展示一本关于父亲赫斯的书。
在1946年后，赫斯就被关押在斯潘道监狱内，拒绝家人探视，直到1969年12月沃尔夫才再度与父亲相见，父子俩已经有31年不曾谋面，而这次相见甚至不允许握手，而他们的第一次拥抱要等到1982年。在战后岁月中，沃尔夫四处奔走，设法让父亲获释，但始终遭到苏联的反对，最后在1987年1月迎来转机，苏联的态度有所松动，可是同年8月17日沃尔夫却收到了赫斯在狱中自*的噩耗，他坚信父亲是被英国情报机构暗*的，以保守战争时期的秘密。直到2001年去世，沃尔夫仍然将父亲当作为德国献身的烈士。
■1987年8月，沃尔夫站在父亲的遗体前，他坚信赫斯是被谋*的。
马丁·阿道夫·鲍曼
在二战中后期，在纳粹政权的核心圈子里，对希特勒影响最大的人是素有“影子元首”之称的马丁·鲍曼，他最初是希特勒的私人助理，后来接替出走的赫斯管理党内事务，升任党务部长，深受希特勒的信任，连权势熏天的希姆莱都要退让三分。鲍曼的地位是依靠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无条件的忠诚确立的，这种忠诚也体现在他的生活中，秉承为德意志民族孕育优秀后代的信条，鲍曼与妻子生养了10个孩子，而马丁·阿道夫·鲍曼是他们的长子。
■战争期间，鲍曼（右一）陪同希特勒在“狼穴”内散步，同行的还有戈林和凯特尔。
鲍曼的妻子格尔妲·布赫是一位纳粹要员兼希特勒密友的女儿，两人于1929年9月结婚，1930年4月14日在巴伐利亚的格林瓦尔德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鲍曼为他取名阿道夫以示对党的领袖的敬意。马丁·阿道夫是希特勒的第一个教子，而他的教母是希特勒副手赫斯的妻子伊尔瑟。在1931年到1943年间，鲍曼夫妇又为马丁·阿道夫生育了9个弟妹。值得一提的是，格尔妲是狂热的纳粹信徒，也是纳粹主张的“贤妻良母”的典型，专注家庭，不问政治，热心生育子女，甚至赞同以生育为目的的一夫多妻制。尽管鲍曼风流成性，绯闻不断，她依然忠贞不渝，居然欢迎丈夫带情妇到家中同居，共侍一夫！
■1929年9月鲍曼与布赫的结婚照，希特勒（后排右二）和赫斯（后排左一）均出席婚礼。
■在贝希斯特加登，马丁·阿道夫（左二）与母亲和弟妹们在一起。
与许多纳粹高官一样，鲍曼在1936年夏天将家庭迁往贝希特斯加登，以元首别墅为中心，那里被划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特区，许多纳粹政要的孩子都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包括鲍曼的孩子们。马丁·阿道夫在当地乡村小学就读，依据纳粹党反宗教的原则，鲍曼夫妇禁止儿子上宗教课。鲍曼忙于政务和沾花惹草，很少顾家，即便回家也像个暴君，加上马丁·阿道夫成绩不佳，常遭斥责，父子关系冷淡。为了让长子能够得到“管教”，鲍曼于1940年将他送往一座旨在培养纳粹精英的帝国学校，这个10岁男孩从此离开家庭，再未回去，能够摆脱父亲的管束让他感到轻松。鲍曼只去学校看望过一次儿子，当被问及“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时，他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元首的意志！”
■希特勒和爱娃与鲍曼的孩子们在一起，左数第二位的高个男孩就是马丁·阿道夫。
马丁·阿道夫在纳粹学校度过了五年时光，因为长相帅气而被称为“小王储”。1945年5月1日，当希特勒自*的消息传来后，学校关闭，马丁·阿道夫独自踏上归家之路，而他的逃亡堪称传奇。他设法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发现母亲和弟妹早已逃离，鲍曼的一位秘书帮助他搞到便装和假身份证，嘱咐他将青年团制服烧掉，绝不可吐露身份。马丁·阿道夫在山区流浪了一个月，遇到食物中毒险些丧命，所幸被一户好心的农家收留，他谎称父母都在空袭中丧生。
■马丁·阿道夫在纳粹学校里的侧面肖像照（左）和身穿制服的照片（右）。
在农家逗留期间，马丁·阿道夫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也从报纸上了解到纳粹的暴行，集中营内惨绝人寰的景象给他以强烈的冲击，他渐渐明白父亲所服务的政权是多么的残酷和邪恶。备受精神折磨的马丁·阿道夫最终从宗教上找到了慰藉，他于1947年5月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并决定前往教会学校学习神学，直到同年年底他才得知母亲已在1946年3月去世，而父亲鲍曼下落不明，传言已经死于柏林，并被纽伦堡法庭缺席判处死刑。
■战后成为神甫的马丁·阿道夫·鲍曼，他通过宗教来化解心中的矛盾。
战后，马丁·阿道夫成为一名神甫，从事传教，希望通过宗教力量化解对父辈罪恶的纠结感，他努力将鲍曼作为父亲的角色和作为纳粹高官的身份区分开来，但他非常害怕有朝一日父亲重新出现在眼前，直到1972年鲍曼的遗骨被发现，这种担忧才消除。马丁·阿道夫于1971年同一位修女结婚，后来前往巴伐利亚的一座学校教授宗教课，那正是当年鲍曼禁止他学习的课程。2013年3月11日，马丁·阿道夫·鲍曼去世。
■正在主持宗教仪式的马丁·阿道夫。
结语
实事求是的说，这些纳粹战犯的子女在战争期间都是几岁到十几岁的儿童或青少年，他们没有必要为父辈犯下的罪行负责，但是他们继承的姓氏确实是一份极为沉重的遗产，使他们在战后的生涯中面临种种折磨和挑战。有些人依然眷恋于父爱，而无视良知，比如古德伦和埃妲，也有人选择与父辈决裂，比如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三子尼克拉斯，他在战后著书立说，以最恶毒的语言批判自己的父母。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隐名埋姓，湮没于芸芸众生，希望人们能够将他们的姓氏遗忘，有些人甚至选择不生育子女，不让带有罪恶的基因得到传承。无论如何，身为子女，谁都不希望自己的父亲母亲是反人类的罪犯，然而，历史是不容更改的。
■战争时期担任波兰总督的汉斯·弗兰克及其家人，他生育了五个子女，他的小儿子尼克拉斯（前排中）战后对父亲的罪行深恶痛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