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期，原文标题《对“洋垃圾”说“不”后，废塑料产业何从？》
2018年12月4日，印度尼西亚拾荒者在进口塑料垃圾场分拣垃圾。自中国大陆禁止进口“洋垃圾”后，泰国
无米之炊冬至前后几天，广东佛山的最高气温仍接近30摄氏度。32岁的李远超坐在厂房的办公室里，撩起了上身的大花T恤，露出鼓鼓的肚皮和镶着大众汽车标志的皮带扣。隔壁厂的老板正在他这里串门，两人坐在大茶桌前，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记者的突然造访让他们有些意外，先是面面相觑，得知来意后很快打开了话匣子。
“差不多了，快倒了。”李远超的语气无精打采，旁边的伙伴跟着附和道，现在生意做不下去了。从厂房大铁门一进去正对着的就是仓库，巨大的拱形圆顶下，零零散散堆着一些废塑料瓶和装着颗粒物的袋子，没有工人，异常安静。邻厂间或有机器轰鸣声传来，李远超告诉我那是一家五金厂。三年前，他把自己的塑料厂从广东江门搬到位于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的吕地工业园，图的是这里密集的废塑料厂区和周边完备的配套设施。“吕地就是一个大市场，现金交易，一手钱一手货，你要装货卸货，只要一个电话，叉车队就来了。”李远超说。
但好景不长，2017年出台的“洋垃圾”禁令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2017年7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并给出了时间表：到2017年底前，禁止进口生活来源废塑料、未经分拣的废纸以及纺织废料、钒渣等品种。2018年出台的新版《进口废物管理目录》将工业来源废塑料从限制进口目录调整至禁止进口目录，并将于2018年12月31日起执行。这意味着废塑料进口遭到全面禁止。配合监管政策的是一系列打击“洋垃圾”走私的专项行动，实际上，在新版《进口废物管理目录》正式执行前，各地海关已经开始将包括生活源和工业源在内的废塑料封堵在国门之外。
而李远超做的就是“洋垃圾”的生意。他将国外的废塑料进口之后，有的进行简单的初加工，如分拣、破碎，有的不加工就转手卖给下游厂家，从中赚取差价。作为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废塑料货柜集散地，杏坛镇八成以上塑料厂都是从事废塑料贸易。禁令一出，这些工厂和依赖工厂存在的一切如潮水般退去。
吕地工业园是杏坛历史最久的几个老工业园之一，高峰时容纳了上百家废塑料企业，厂房的招牌上写着买卖和加工各个品种的塑料：PP、PVC、PS、EPS，这些英文字母对应的分别是聚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聚苯乙烯泡沫，看上去充满了工业色彩，但其实在快餐盒、食品包装、漱口杯等日常生活用品里都有使用。从杏坛镇中心步行只要十几分钟，可见厂房建筑整齐排列，被井字格的巷道划成方块。如今大多数厂房铁门紧闭，园区路上行人稀少，三两叉车停在路旁，司机大口地抽着烟，眯起眼瞧着偶尔经过的人和车，“厂房出租”和“合法讨债”的广告随处可见。李远超告诉我，一年半以前，园区可是另一番景象，人声鼎沸，路上车来车往，大货车小轿车堵得一塌糊涂。
当地宣传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杏坛镇辖区内废旧塑料企业数量高峰期时约有2000家，到了2018年7月只剩下约300家，而在产的仅102家。当地企业家告诉我，杏坛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工业园，几乎一村一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废塑料企业进驻杏坛，做塑料生意的最早是本地人，后来随着珠三角经济的迅速崛起，地价飞涨，本地人逐渐退出，开始自建厂房转租给外地商人，过上了“吃地租”的生活。禁令之前，最高峰时每天会有上千个装满废塑料的集装箱从珠三角各大港口汇聚杏坛，经过简单加工后再发往全国各地，给杏坛创造了数百亿的产值，使其成为全国有名的工业强镇。
李远超的老家在湖北，10年前，他还是一个烧烤摊的摊主，后来跟着朋友一起做起了废塑料生意。入行门槛并不高，有钱的从大做起，没钱的从小做起，但里面的门道一点也不少。废塑料细分下来有数千个种类，新人需要跟着老人一点点学习关于废塑料的知识，比如不同废料包括的塑料有哪些、性能如何、卖什么价格、怎样分门别类等等，知识越丰富，在交易中吃的亏就越少。他数了一下我随身的物品，从双肩包、眼镜，到鞋子、裤子，连同衬衫中都有可以回收利用的塑料。过去，他的主要订单便来自江苏的制衣企业，废塑料运往当地被加工成化纤，成为制衣业的重要原料。
广东顺德杏坛镇吕地工业区，一家塑料回收工厂里内部，在实施“洋垃圾”禁令后，该厂被迫转做国内工厂废料（
“当时只要你努力，就能挣到钱。”李远超个子不高，说话大大咧咧，没有顾忌，但像采访的其他企业主一样，对自己挣了多少钱都是守口如瓶。在身边朋友一个个撤离后，他仍不愿放弃这门生意。
进口料不准做了以后，他转做国产料，去工厂回收边角料、残次品，拉回来加工成碎料后再卖出。但国产料早已被其他企业瓜分殆尽，“现在大家都看着一个锅里的，根本不够吃”。李远超租下的仓库有1000多平方米，一个月租金1.2万元，但现在仓库内堆着的废料全卖掉也只有一二十万。他拿着装花露水瓶的瓶胚说：“这些东西我们看着都心痛，你埋在地底下100年都溶不了，拿去烧掉，那才是真的污染。”
环境与资源的矛盾废塑料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正是中国政府决心全面禁止其入境的主要原因。在杏坛一家仍在小规模开工的加工厂内，记者看到地上堆着焚烧过的塑料垃圾凝块，几个工人正在对收来的垃圾进行处理加工，一阵阵刺鼻的气味冲入鼻孔。在杏坛高压整治的背景下，这样的加工场景已经很难看到，但各个工业园内，河涌中漆黑发臭的水体仍然保留着过去污染的历史。
其实，以贸易为主的杏坛算不上污染的重灾地。49岁的林福生在废塑料行业打拼了20多年，他早年经常去广东汕头贵屿镇——日后公认的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场。“还没进城就闻到那个气味，进去以后就闻不出来了，走到哪里都是这个味道。”林福生说，贵屿主要是加工基地，当时家家户户弄到电子垃圾直接就下楼焚烧，把上面的塑料烧掉后再去提炼金属，“地下水污染、重金属超标都是小意思，在那种地方生活的人肯定是会得病的”。林福生用郑重的口吻说，他很赞同现在对废塑料企业的整治，纵然企业会蒙受损失，“现在不抓环保，以后赚了钱还不够到医院花的，有什么用？”通过废塑料贸易，林福生早已过上了宽裕的生活，生在湖南农村的他如今已在佛山有房有车。
林福生这样的贸易商并不会直接对废塑料进行深加工。废料从港口进来后，很快就转手卖给了其他地方的加工厂，而这些加工厂大多数是家庭小作坊，作业方式非常原始落后，手工操作，没有任何环保设备，清洗的废水、焚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对当地环境和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巨大威胁。2016年曾引起轰动的纪录片《塑料王国》用影像的方式揭露了废塑料产业最低端的生态。导演王久良在6年的时间里走遍了华南、华北等多个废塑料大型加工产区，发现工人们在分拣处理垃圾时几乎没有防护措施，有毒有害的垃圾在失去利用价值后被随意扔弃在田野、河道里，地下水被严重污染，以至于村民需要买水饮用。
在北方最大的废塑料加工基地河北文安县，全县有8个乡镇、上百个村街从事着与塑料有关的行业，从业人数超过10万人。据统计，到2010年，中国有约6万家小型家庭塑料回收作坊，其中2万家在文安。国内垃圾分类专家陈立雯博士曾长期关注垃圾回收产业，也曾多次到访文安。她告诉我，在媒体对当地污染的不断曝光下，从2011年开始，当地政府加大了打击力度，废塑料产业大批关停转移，如今留下的企业已经非常之少，这一过程中有不少企业转移到周边地区重操旧业。
傍晚的吕地工业区主干道一片宁静，没了往日货柜车穿行的喧闹（林宏贤 摄）
谈论废塑料行业时一直都有两个面向：一方面，这是一个污染型行业，从塑料成为废塑料的那一刻起就伴随着污染的发生，在加工环节又会有废水、废气产生，价值是负向的；另一方面，这是一个资源再生行业，把“放错了地方的垃圾”变废为宝，成为人类生产的原材料，价值是正向的。这种矛盾与废塑料行业的发展如影随形，主导着法律、政策和舆论等议题的走向。
回顾中国废塑料产业发展壮大的历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出口导向日益显著，大量的产品销往海外，国内资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原料需求，正是进口废塑料弥补了这一巨大的缺口。
当然，废塑料的出口也是一个利益逻辑。李远超告诉我：“发达国家过去不使用再生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厂家去国外收购废塑料，很多工厂都是不要钱，免费让人拉走，你只要出个运费就行，有的甚至还倒贴处理费。再后来搞得人多了，水涨船高，它就有价值了，开始是给钱，到后来就是看谁的价钱高了。”
由于当时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高于国内，使用的新料质量上乘，产生的工业边角料乃至生活源废料经过回收利用得到的再生料，也往往比国内的新料品质更好，且价格低廉。而且，当时从国外进口的部分用于航天、汽车等特殊用途的废料在国内还很难生产，只有通过再生料满足厂商的生产需求。因此，企业才会舍近求远，纷纷到海外求购废塑料。
无论如何，中国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固体废弃物进口国，尽管统计口径很难保持一致，但据保守估计，在禁令出台前，中国至少进口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固体废弃物，是名副其实的“垃圾王国”。在废塑料方面，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学者研究发现，从1992年开始，中国已经接收了全球超过45%的塑料垃圾，包括塑料袋、食品包装瓶等等。仅在2016年，中国就进口了730万吨塑料垃圾。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废塑料的流转形成了一条全球化的产业链。但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这一链条如今受到越来越多的道德上的谴责，不少环保主义者和媒体把废塑料贸易看作一种环境剥削——发达国家正在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倾倒垃圾，转嫁污染。
2018年2月9日，南宁海关在打击“洋垃圾”走私专项行动中现场查获废塑料颗粒、塑料碎末、塑料玻璃等2
外迁在中国对“洋垃圾”说“不”后，废塑料产业迅速重构，新的链条正在形成。林福生两年以前就开始筹划去台湾建厂，逐步转移在杏坛的生意。在“洋垃圾”禁令出台前，海关、环保等部门已经在加大对进口废塑料的监管力度，他预感到国内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收紧。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禁令即出台。他加快转移步伐，逐渐腾空大陆的仓库，把一半的厂房租让给了其他厂。
过去以贸易为生的杏坛企业走到海外，都面临着必须转型的压力。禁止进口后，贸易无以为继。但是，国家允许进口塑料再生颗粒（以废塑料为原料加工而成，以下简称塑料颗粒），许多贸易商便到境外投资办厂，将废塑料加工成颗粒后再运回国内。现在，这已经成了一条规避禁令的新的产业链条。
如此一来，废塑料加工环节产生的污染也会随之转移。林福生介绍，废塑料在分拣、破碎以后通常要进行水洗，然后才能放入造粒机熔化成塑料颗粒。许多废塑料上有油漆或其他杂质，要用烧碱或强酸浸泡去除，这一过程会产生废水，造粒则会产生废气。国内很多企业以前都是随意排放废水、废气，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台湾地区允许废塑料进口，但环保规范十分严格，一旦企业违规，就会面临严厉的惩罚，轻则罚款，重则关停。而且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也很强，林福生的工厂有时在外堆放了垃圾，或者厂房有烟气散出被居民发现，立即就有监管部门上门查处。
事实上，大陆废塑料产业早期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台湾转移而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塑料与电子一起成为两大支柱产业。林福生告诉我，最早，欧美和日本的废塑料都是运往中国台湾，后来才从台湾中转到香港和大陆。“以前台湾也被废塑料污染问题困扰过，后来经过强力的治理，生产才规范起来，所以现在做是可以做，但环保很严。”
林福生在台湾工厂生产的塑料颗粒绝大部分运回了大陆，他在杏坛的仓库现在主要用来存放这些塑料颗粒。颗粒形状不一，五颜六色，有的像米粒，有的像铅笔杆，有的是不规则体，林福生带记者参观时，叉车队正在仓库内装货，一袋袋的塑料颗粒被装上大货车，将运往珠三角的某家塑料制品厂，制作成玩具或杯子再销往国外。
林福生选择在台湾设厂是因为在当地有妹妹的帮忙，更多的企业第一选择是东南亚国家。与台湾相比，这些地方的环保要求和人工、地租等成本都相对较低。禁令出台后，东南亚多国港口很快被源源到来的“洋垃圾”集装箱塞得满满当当。有当地企业主给记者展示手机上的微信群，他估算，杏坛目前去东南亚国家的至少有上万人，但起码三成都是亏损经营。亏损的原因很多，企业主们抱怨的问题诸如当地政府官员贪腐严重，工人消极怠工，不能按时生产，还有政策环境的不稳定。一位在2012年曾去越南办厂的企业主向我细诉了在当地的种种不顺，坚持了两年，工厂即*。在这一轮外迁潮中，他没有再跟风而动。
中国实施“洋垃圾”禁令后，欧洲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大量的固体废弃物一时无处可去，引发了全球关注。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废品需要对外出口，其中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废品出口地，占了约40%的份额。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实施“洋垃圾”禁令后，英国原本运往中国大陆的塑料垃圾，转而运往中国台湾和泰国等地。在2018年1～4月期间，台湾地区接收的英国进口塑料垃圾同期上涨12倍，泰国增加了50倍。
但东南亚国家薄弱的工业体系无法消化短期内迅速涌进的废塑料，纷纷开始调整政策，限制“洋垃圾”进口。2018年7月，越南政府宣布将禁止进口纸张、塑料、金属等固体废物，政府官员称：“国家不能成为垃圾场。”同月，马来西亚取消了114家工厂进口废塑料的许可证。随后，泰国也对外宣布，将于2021年正式停止进口所有种类的外国塑料垃圾。
除了东南亚，也有少部分企业选择在日本和欧美办厂。张海在日本的加工厂已经投产了几个月，和林福生一样也是在外加工成颗粒后运往大陆销售。“日本的门槛相对更高一些，但法律政策比较健全稳定，只要给你发了证，允许你搞，不会随便来动你。”张海的工厂主要从本田、丰田等大企业回收工业废塑料，如汽车倒后镜、保险杠的边角料，每个月有几百吨的规模。他告诉我，国内禁收“洋垃圾”后，日本被迫开始新建废塑料回收企业，但他们配套的设施还跟不上，“过去几十年已经没有再生产了，包括造粒机在内的一些设备还需要到中国购买”。张海也有资本实力较强的朋友去欧美办厂的，和日本一样，这些国家过去都是废塑料的出口大国，在这里办厂，尽管增加了人工、环保成本，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降低运费。这是因为，废塑料加工成颗粒后，集装箱装载的重量可以大幅提升。
但无论外迁到哪里，企业主们都感到了不适应。他们告诉我，不管在哪里生产，订单主要还是来自国内，“中国是世界工厂，各种各样的制造厂都需要塑料，这个规模是其他任何地方都很难赶得上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国外生产的塑料颗粒往往质量上达不到国内的要求，甚至拉回来后无法使用。李远超向我解释，废塑料行业是一个需要工业积累的行业，包括技术、设备、熟练工人等各个方面，去国外另起炉灶不可能做到像国内一样。
国内垃圾回收的契机？作为一种原材料，废塑料的价格对经济波动也高度敏感。2008年金融危机时，外贸出口锐减，原料价格几乎腰斩。张海以前有两个四五千平方米的仓库堆满了废塑料，几乎一夜之间亏损数千万，但随后几年经济齿轮重新转动，企业的元气很快就恢复过来。
这一次情况有些不同，企业主们都发现，废塑料的进口被切断后，对下游制造企业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原料的价格波动也不明显。林福生分析说，当前经济处于下行状态，下游订单减少了很多，所以国内的库存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但两三年以后就要看经济环境的变化了。“如果出口走强，国外造的塑料颗粒产量又跟不上，下游制造厂的原料供应可能就会紧张起来。”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是我国最早研究循环经济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学者之一，被业界称为“垃圾教授”。他告诉我：“从数量上来讲，废塑料禁止进口后，国内减少了大概700万吨废料。而国内废料回收比例实际已经很高，没有太多的潜力可以填补这个缺口。现在的结果就是这些工厂都搬到国外去办了。紧接着，下游的制造业也可能跟着转移出去。未来中国制造业可能就会面临一个空心化加剧的问题。”
杜欢政认为，废塑料产业之所以产生环境问题，主要是处置体系的问题，目前完全禁止进口废塑料的做法需要重新审视。“废塑料进来后，原来都是家庭小作坊小规模地回收利用，随意排放，没有监管，才给环境带来了危害。如果把它给一个正规的加工企业做，加强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做到对环境无害，就应当允许它进来。你不进废料就要用新料，没有废旧金属就要开山挖矿，不进废塑料就要进口石油，但石油的冶炼也是会产生污染的。”
在“洋垃圾”禁令的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面提升国内固体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利用水平，逐步补齐国内资源缺口”。很多研究者也寄希望于禁止“洋垃圾”进口后，过去积累起来的垃圾回收工业实力能为提高国内垃圾回收再利用提供渠道和空间，使企业由进口国外垃圾转向消化国内垃圾。
然而，不管是“洋垃圾”还是国内垃圾，都是在同一个工业系统中处理，后端的废塑料企业关停、转移后，前端垃圾回收的种类和数量也会相应减少，从而导致整个回收体系的萎缩。陈立雯就认为，禁止“洋垃圾”短期内不仅不会促进国内垃圾回收再利用，甚至会起到反作用。而长期来看，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垃圾回收工业能力对解决国内垃圾问题的确可以是契机，但还得看政府如何布局，能不能抓住原有体系的作用。
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尽管“洋垃圾”被禁，大批企业陷入了无米下锅的境地，但大家对国产废塑料依然提不起兴趣。林福生向我解释，一方面，国内工业源废料量相对较少，且早已被大厂垄断；另一方面，国内生活源废料质量不高，而且由于没有垃圾分类体系，废料非常杂乱，需要大量人工进行分拣、水洗，环保成本也很高，导致利润微薄，大部分企业都不愿意做。
李远超对生活废料也嗤之以鼻，隔壁来串门的老板走后，还不忘揶揄一下：“他就是做生活废料。脏不拉几的，谁去做！”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利润太低。“以前还有拾荒者、大爷大妈喜欢捡塑料瓶，但现在新料价格很低，反映到废料上，一个瓶子一毛钱都卖不到，别人自然就不愿意捡了。”对于企业而言，道理是一样的。一位来自广东茂名的企业主告诉我，他在2000年进入废塑料行业时就是做生活废料起家，2003年转做进口料。尽管目前企业已经陷入亏损，但他不愿意回过头再去做生活废料。“卖一吨赚一两百块钱，利润这么低，谁会去做！”
随着中国消费者陆续加入全球中产阶层行列，人群消费习惯的改变正在制造更多的垃圾，比如从购买生鲜食物到购买装在塑料盒、铝罐和玻璃容器里的食物，外卖、快递等消费方式的盛行等等。“洋垃圾”可以一禁了之，但国内产生的垃圾该如何处理又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命题。
（文中企业主李远超、林福生、张海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