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阿莫
围观者时代
传统真人秀模式的升级与改造
观察类综艺的火热并非我们特有的现象，而是时代和社会大背景的产物。早从2008年开始，日本就出现了《改变人生的一分钟深刻佳话》，之后多档观察节目逐渐兴起。而韩国从2013年《我独自生活》开播以来，《我们结婚了》《同床异梦》《我家的熊孩子》等观察类综艺不断地带来收视高峰。《心动的信号》也正是来源于韩国的节目模式。
杨超越在《心动的信号》中作为“心动侦探”嘉宾出席。
可以说，观察类综艺是风靡多年的真人秀形式的一种新玩法和新升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上世纪30年代指出，我们进入了“世界图像时代”，他认为“从本质上看来，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如今，他的预言已经成真。随着媒介无所不及的传播能力，使得媒介影像奇观越来越向现实逼近。如今,不仅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真人秀节目，包括刺激有趣的户外游戏节目以及节奏安详的慢综艺，许多网站及其多媒体直播也在进行着各种真人的现场直播和短视频等。在这些真人秀中，观众得以窥视明星以及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吃饭、睡觉、恋爱、工作、交友等等。我们从未像今天一样习惯观看，对扑面而来的信息洪流和不同场景应接不暇。“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主旋律，大众媒体在逐步把私生活的方方面面生产和包装成为成熟的商品，而人们也乐于借此消费娱乐。用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话来说，“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为文化消费的公众”。
在这样的环境下，真人秀模式必然迎来不断的改造和创新，以赢得消费者的兴趣。如果说在以往的真人秀中，观众只不过是隔岸观火地窥视某些生活的面貌，那么如今的观察式真人秀，就是这种窥视的升级。和传统真人秀模式相比, 该模式最具特色的便是“观察”。这种“观察” 不只是指观众对被拍摄对象的观察，还包含了嘉宾在演播室观察拍摄对象，以及观众观察演播室嘉宾的过程。如《心动的信号》中开辟了两种场景，第一场景是 8 位年龄、性格各异的普通人进行交友，第二场景则为演播室，由明星嘉宾和心理学专家组成心动侦探团与观众一起预测交友结果。
真人秀＋演播室观察评论的模式不仅是为剧情配上旁白这么简单，而是营造出了多层次的观看空间，使得看与被看，观众与表演者的界限模糊和交叠。而在这多重的围观中，剧情也得以叠加，从而达到更加夸张和娱乐的目的。
以湖南卫视《我家那闺女》为例，这档节目一边拍摄和展现女性明星日常生活、感情生活，一边在演播室艺人爸爸观看和评论。观众一方面能够通过观看艺人的生活产生关注，如节目里papi酱、焦俊艳二人对家庭成员人生排序，引发网友对当代女性的追求进行讨论；吴昕因自卑在工作生活中存在许多烦恼，令观众关注和探讨等等。同时，观众还在围观演播室中艺人父亲的态度和反应，从而观察到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艺人／艺人家庭的生活状态。另外，有时候艺人或者评论嘉宾说出的话，还能进一步推动剧情，或者代表观众的心声。当他们说出观众心中认可的评价时，其他人的表情和回应又成为了新的看点。于是，这种 “观察、拆解与审评”视角的节目就创造出了更多的内容与多层次的围观视角。
而且，这种升级化的方式让围观视线从隐形的荧屏之下堂而皇之走向明亮的演播室。一方面，海量的内容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另一方面，迫不及待自我剖析的被围观者与积极同步解说的演播室嘉宾让围观更加心安理得和坦然。他们是在向围观者们效忠，鼓励观看与评价、讨论、猜测，甚至参与推动新的剧情，以证明“围观”这件事情本身的正当性，并帮助把它塑造成一种值得更多公众共同参与的娱乐消费形式。
《我家那闺女》节目截图，采用典型的“观察式综艺”设置：真人秀场景以及第二演播室的观察、评论嘉宾穿插剪辑。
由此，我们围观的界限被大幅度延伸了，不只在节目之中，也延伸到了节目之外。以往，观众对节目的看法也许是零散而私人的，但在观察类节目中，由于演播室嘉宾经常在发表评论时说出有争议或者代表某一个群体心声的话语，所以极其容易成为群体性话题，引发人们站队和讨论。就这样从一场围观中，媒体与商家心满意足地看到，观众消耗了更多的时间，生发出更多的消费与娱乐——我们不仅观看，还要评说。
现场弹幕与言论偶像
“懒人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KOL?
无疑，评说是观察类综艺的重头戏。在不少这一题材的节目中，我们都能发现，被观察对象的生活记录时常被切断，让观众有跳戏的感觉，为的就是给演播室嘉宾足够的评价时间，甚至在有些节目中，评论者的镜头比被观察者还要多，更有甚者，使用“画中画”的形式，在播放被观察者视频时，观察者在小画面中参与评论。他们的评论就像是现场弹幕一般，充盈在整个节目之中。
尽管评论文化并不是今天才兴起，但确实，观众对于随时切断剧情的宽容和在评论中观看内容的习惯是互联网普及时代才形成的。这是由于互联网的强交互性带来了一种“抱团、群聚、共赏”式的观影体验。《纽约时报》就曾撰文，分析称在传统时代，看电影是一个安静、逃避性的欣赏娱乐的举动。但如今，纯粹的私人化观影并不再是主流。
观察式综艺中的弹幕
近几年热门的弹幕网站宣告着观众们喜爱即时交流观影感想的观看形式，并希望由此找到一种集体性的情感共鸣。在出现搞笑的场景时，他们争先恐后地发“23333”、“笑死了”、“哈哈哈”，在出现“萌点”场景时，他们需要表达“好可爱”、“萌化了”，在看到可怕场景时，他们需要“弹幕护体”，有些时候，他们还会在弹幕中彼此惺惺相惜或激烈争执 …… 这种虚拟的“部落化”观影，比起传统视频的观影模式，方便了观众间的即时交流和多向互动，增强群聚感，避免个人的孤独。这是弹幕和实时的魅力和创新，也是弹幕传播的意义之所在，它宣告着人们不满足于只观赏内容，还希望同时享受观赏内容带来的其他快感。观察类综艺的创作者们正是敏锐地感触到这一点，才使用“现场弹幕”的形式，更牢固地把观众绑定在节目之中。
除此之外，希望观看嘉宾点评而不是自己进行评论，希望赞同“金句频出”的点评嘉宾而不是主动生产金句这一事实或许意味着：观众越来越懒得思考了。观察当今社会，我们的确身处在一个“越来越懒”的社会。媒体平台上越来越多地出现电影解说和游戏实况。全世界各地都有借“讲解”而走红的言论偶像。美国讽刺动画《南方公园》中就尖刻地展现了这种怪象：当孩子们拿到最新的电子游戏时，他们并不自己体验，而是第一时间跑到互联网上看别人玩游戏。
针对这种现象，美国作家、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提出了“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的概念，直指那些自我感觉良好但政治或社会影响力为零的现代人。懒人行动主义勾勒出了一幅社会图景：人们坐在电脑／电视前，不停玩弄手机，发表意见不多但频频转发或者点赞，这就是新一代的社会参与者。
美国作家、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提出“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的概念，并在多部著作中论及这一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除了技术的普及导致交流越发便捷以外，格拉德威尔认为工业社会发展导致生活节奏的加快也是这种情况产生的重要原因。现代人不断增长的精神压力、文化工业的雷同／抄袭造成的审美疲劳、产业体系的鼓励导致人们越发需要心理的宣泄和感官的快感。进行曲折深奥的思考远不如满足个人的快感重要。
因此，在这些号称关注社会现实的节目中，对被观察者的人生和社会问题品头论足的评论者多半是明星而不是专家。其中还有不少明星根本没有和被观察者同样或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绝非在严肃地理解和研究，而是在插科打诨中展现着自己的魅力。因此，这些代表观众的新时代言论偶像与传统评论者有着巨大不同，他们的评价多半是无厘头的解构与建构。当然，观众也理解和接受这一点，并将其认为是观看节目的目标之一。例如《心动的信号》中的心动侦探团成员张雨绮，展现出了自己真实、随性的一面，她在观察素人嘉宾的恋爱故事时，自称“挺信星座的”，希望通过星座来定义男嘉宾的性格，一猜即中之后，有网友表示“我要实名pick张雨绮了”。
延伸阅读
《单一的现代性》，作者: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译者: 王逢振 / 王丽亚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观众围观别人的人生，却并不真的在乎；观众渴望评价，但懒得自己评价；观众寄希望于偶像，而不是真理——无论是围观的视角还是评论的方式，抑或是对“言论偶像”的态度，观察类综艺的一切似乎都指向了娱乐至死年代的观众那漫不经心又戏谑的面容，正如美国文化批评家詹姆逊（Fredric R. Jameson）归纳后现代主义时代的特点：深度的削平，主体性的丧失和距离感的消失。人们只愿意游走于永恒的当下之中。
样板人生
即使深知这是“套路”，
也无法做一个真正的旁观者
在提供奇观与评论之外，观察类综艺宣传与博得话题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其试图通过对样本的观察，提供某种人生的解法。《心动的信号》嘉宾时常借观看恋爱过程讨论恋爱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到底如何才能吸引到另一半。《恋梦空间》则也与之类似，宣称用节目的形式来观察90后、00后的恋爱状态，可以“为观众提供恋爱秘籍”，《妻子的浪漫旅行》则希望能够通过几对夫妻关系的观察探索出完美的婚姻相处之道。
这些基本上是人人都会遇到的难题，也是对于当代年轻人最焦灼、最没有答案的人生问题，因而得到了许多关注。但事实上，观察式综艺不能给出任何可供参考的结论，它们瞄准的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焦虑，试图贩卖的是套路化的标准答案。
和大多数真人秀一样，观察式综艺为了极致的节目效果和收视率，会夸张地塑造集中不同种类的标签式人群/生活。如《女儿们的恋爱》中，嘉宾便选择了代表了大多数为情所伤却又渴望爱情的任家萱、从未有过恋爱经验的傅园慧、经历了6年爱情长跑的杜海涛与沈梦辰等。《妻子的浪漫旅行》选取了4对既有代表性，又各自有差异的夫妻作为观察对象，表达4种不同的婚姻价值观。节目中，负责评论的“懂事会”给嘉宾们下定义：陈小春和应采儿是“辣系爱恋”，谢娜和张杰是“甜系爱恋”，付辛博和颖儿是“三鲜爱恋”，郭晓冬和程莉莎是“苦系爱恋”。然而，这些不一定具有代表性的人都被作为多元社会的典型标本对待，仿佛由他们镜头前的表现，就可以生发出宏大的社会议题。
《妻子的浪漫旅行》节目画面。
人选极致的同时，节目组也会主动参与生活干涉，例如《我家那闺女》中袁姗姗和钱枫在俞灏明的牵线下，稀里糊涂地“被相亲”；相约看病的吴昕与徐海乔也有种被撮合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比起普通的真人秀节目，观察式综艺可以聪明地通过评论嘉宾在讨论上进行引导。传统的真人秀还留有足够的空间让观众自我思考，而观察类综艺往往用评价和多重观察把所有空间都填满，喋喋不休的点评令观众不知不觉就开始走向节目预设好的话题和方向。
通常情况下，人们在观看他人人生时候，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产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中、社会中等概念的解读，并表达出自身的观点和看法。从而对自我形成确认认同，产生出属于自身的文化快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了淫，经学家看到了易，才子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但如今，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正试图把这些看法的范围缩小。
在观看的过程之中，观众不一定会把自身情感和经历投入到参与者身上，但由于看节目的时候观众是在旁观者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生活，其实跟演播室观察者们的视角是相似的，导致观众往往把观察者看作是自己的代言人。再加上，观察者提出的多数是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这样的角度设置使得观众的代入感更强烈。特别是当第一时间看到同为观察者的演播室嘉宾的表情特写，不断聆听他们的观点，或者看到一个与自己观念相反的嘉宾不断得到其他人附和与赞同时，观众很难做到完全不被影响和引领。
《消失的地域》，作者: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 ，译者: 肖志军 ，版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11月
“媒介情境”理论由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他的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提出。梅罗维茨认为，电视具有建立新的社会情境，以大众传播的方式改变或强化人们原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说，由于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是彼此隔绝的，而公共环境是由电视等媒体所创造的，所以通过不断地广泛传播，并采用名人和权威人士来辅佐，电视能够创造出一个富有影响力，令人投入的社会情境，使观众产生一种真实的错觉，进而不可避免地去迎合这个社会情境中的“大众意见”——因此，面对大众媒体精心打造的“他人人生”，我们从来做不了冷静的旁观者。
毕竟，躲在“真实的”的摄影机后面的，对别人的人生嬉笑怒骂的观众，也同样拥有着渴望共情的孤独和前路迷惘的阵痛，他们也游移在社会的认同和排异之间。由此带来的最终的结果是，尽管不少网友都认为恋爱婚姻并不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唯一途径，但在甜蜜真人秀的轰炸和家长的不断发言下，《女儿们的恋爱》节目播出后，与家长一起催沈梦辰和男友杜海涛结婚的网友越来越多了。也许他们认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幸福的样本。
撰文：阿莫 编辑：走走 余雅琴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