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176-220年），字孝直，扶风郿县（今陕西眉县小法仪镇）人。汉末三国时期蜀汉重臣、刘备帐下著名谋士，名士法真之孙。
西蜀尚书令法正（电视剧照）
兴平年间（194-195年），由于天下饥荒（关中更甚），本来出生名士家庭的法正，与好友同郡孟达一起入蜀依附刘璋，是益州政权中“东州兵团”一员。但益州牧刘璋不是个善于用人的明主，很久之后法正才当上新都县令，之后又被任命为军议校尉。法正怀才不遇，只有益州别驾（刺史或州牧手下排名第一的属吏）张松欣赏他、并与他结交，二人常觉刘璋非谓明主、感概自己遭遇。
建安十三年（208年），张松出使曹操，归来后劝说刘璋绝曹操而与刘备结纳，并举荐法正出使刘备。刘备见到法正后，“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法正觉得刘备有雄才大略，是个可辅的明主，回益州后遂与张松密谋协规，决定暗奉刘备为主。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听闻曹操要征讨张鲁，十分惧怕他得到汉中后又来兼并益州（实际张鲁当时的势力范围已经深入蜀中巴西郡境内）。张松遂趁机劝刘璋迎刘备入蜀，让他讨伐张鲁，法正再次被任命为使者，与孟达各率两千人，迎请刘备入蜀。法正暗向刘备献策：“阁下命世英才，刘璋无明主之能，以张松为内应，夺取益州；以益州为根本，凭借蜀中之险阻来成就大业，易如反掌。”
当时，在刘备集团内部：诸葛亮的《隆中对》早就认为想要夺取天下就必须占据荆、益二州；庞统后来规划的《益州策》也认为荆州紧临强敌，必须设法夺取益州，方为上策。此时，法正、张松的倒戈，实乃天赐良机，刘备随即应允率军入蜀。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张松因事败被*，刘备与刘璋决裂，向成都进军，益州从事郑度向刘璋建议以坚壁清野拖垮刘备。刘备知道后十分忧虑，法正却认为刘璋是个爱民的州牧，因此不可能采纳这个会损害百姓利益的计策。果不其然，刘璋坚决不用郑度之计，并罢黜了他。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占据益州后，大封有功之臣。赐予诸葛亮、法正、关羽和张飞四人黄金各五百斤、白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是诸功臣和将领中的最高赏赐。法正被任命为扬武将军、兼蜀郡太守（相当于首都市市长）。
为了蜀中的尽快安定，此时刘备急需与蜀中豪族结纳，因此群下劝刘备迎娶刘璋旧将吴懿之妹。然而，吴氏是刘璋已故兄长刘瑁之妻，刘备认为自己与刘瑁同族，这么做有违礼法。法正进谏道：“论其亲疏，何与晋文之于子圉乎？”晋文公逃难到秦国时曾娶了亲侄晋怀公的妻子怀嬴。法正的一番话，终于说服刘备纳娶吴氏为夫人。
由于刘璋治下的益州法纪松弛、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为改变这种面貌，刘备又命法正与军师将军诸葛亮、昭文将军伊籍、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兴业将军李严五人一起制定《蜀科》。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一举降伏张鲁，却未继续进攻益州，而是留下夏侯渊、张郃驻守汉中。法正马上向刘备建言：“曹操此时撤兵，一定是内部动乱，而夏侯渊之才很难守住汉中，应立即发兵夺取汉中。”
法正详细剖析了夺取汉中的战略意义：“上，可以讨伐国贼，尊崇汉室；中，可以蚕食雍、凉二州，开拓国境；下，可以固守要害，以作持久。”这就是刘备集团继诸葛亮《隆中对》、庞统《益州策》之后又一项重要国策《汉中论》。刘备听了法正的建议，十分赞同，亲率诸将准备进攻汉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刘备南渡沔水，在定军山、兴势山山麓扎营，与曹军夏侯渊部对峙。当时夏侯渊驻守南线据点走马谷，张郃驻守东线据点广石。法正建议采取声东击西之计，让刘备将万余精兵分作十队，趁夜轮番进攻广石。张郃率亲兵搏战，虽未失据点，但也抵挡不住轮番攻击，于是向夏侯渊要求增援。 夏侯渊分拨一半精兵去支援张郃，自己则继续固守南线。随后刘备派兵偷袭走马谷，放火烧毁了防卫鹿角，夏侯渊亲率四百军士修补鹿角。法正看准时机，提议全力进攻夏侯渊，命黄忠居高临下从后方突袭。夏侯渊猝不及被黄忠斩*，曹军溃败，刘备从此占据战争主动。后来，曹操亲征，曹军虽兵力占优，但刘备敛众拒险、不与其交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由于曹军积月不拔、亡者日多，曹操不得已而退军，刘备遂最终占据汉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刘备在群臣劝进下，于成都自立为汉中王，任命法正为尚书令（首席行政长官）、护军将军。
西蜀尚书令法正（电视剧照）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法正去世，终年四十五岁，刘备十分感伤，一连哭泣数日，追谥他为翼侯（是刘备时代唯一一位有谥号的臣子）。赐其子法邈爵为关内侯，法邈后来官至奉车都尉、汉阳太守。
西蜀尚书令法正画像
在刘备集团，谋臣中自庞统死后，主要就是法正和诸葛亮一内一外辅佐刘备。诸葛亮擅长政治，总理后方政务、足兵足食；法正则擅长兵略，所以随军征讨、出谋划策。两人同为刘备股肱之臣，虽然性格和兴趣彼此不同，但双方始终能以公事大义为重。诸葛亮总理后方政务，足兵足食；法正则随军征讨，出谋划策。互相之间能够紧密合作，取长补短。法正提出的《汉中论》，更是蜀汉政权数十年间，一直奉行不昧的重要国策。
当然，法正虽善军略，但在政治上却有些因循守旧不会变通。当初《蜀科》制定后，由于严法治蜀、打击豪强，蜀中豪强有些抵触。法正就向诸葛亮进言：“当年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如今成都初定，宜“缓刑弛禁”。”诸葛亮就认为不能盲目沿用汉初旧制，应因时制宜、懂得变通。并说：“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着矣。”最终，实践证明，诸葛亮“依法治蜀”的国策是正确的。
法正其人为人也爱憎分明、睚眦必报，出于爱才之心，诸葛亮依然十分欣赏他，刘备对他的信重更是远超于群臣。章武二年（222年），因关羽之死，刘备不听劝阻执意伐吴，最终蜀军败退白帝（今重庆奉节）。诸葛亮就感叹道：“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东征；就算不能制止，若随行东征，一定不致大败而归了。”
陈寿曾公允评价法正道：“法正着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有才无德）。拟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才能可与程昱、郭嘉相比）”连曹操一世奸雄，也不禁感叹：“吾收奸雄略尽，独不得法正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