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历史”与全球史视野不断深入，尤其对于传统政治史研究构成了相当的冲击。虽然这一全新的话语体系尚有待完善，但却为帝国模式的文明拓展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支持。就中华文明而言，隋唐帝国时期集中爆发的内外矛盾，可谓全新“华夷秩序”建构的关键节点。
作为秦汉帝国体系的重要继承与开拓者，隋唐帝国面临的全球或亚洲文明对比态势业已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在隋唐帝国通过征伐与羁縻重建华夷秩序后，却在八世纪末屡遭新兴宗教文明势力的挑战。而随着帝国的分裂与重构，隋唐帝国构建的秩序也随之颓然过渡，并于五代末北宋初再次达成全新文明格局。
一、传统秩序的沿革和变动
商周以来，各部族大多杂处，随着中原文明体的不断发展与开拓，导致“二元”文明正式开始以农耕与游牧进行分野，两者的冲突也随之剧增，后而又以血缘、地缘以至于习俗来对各族群加以区分。其后为整合部族秩序，维护诸夏在“四夷”内侵中的安定，先秦儒家开始推崇礼俗并提倡教化，以此避免武力征伐和文化冲突对原社会等级秩序的冲击。
虽然先秦时期诸夏与他族的联系往往以战争为主，有时甚至关系一族的存亡。但文明初兴，各族群间具有相当的交流与融合力：东夷部族具备优良的经商与航海能力，西戎部族更是占据河西与西域，把握有来自新月沃地的强大军备。
历经先秦千年的冲突与融合后，到秦汉帝国时期，文明版图基本成型：中原的农耕文明与草原的游牧部族互相对峙，呈二元对立态势并延续数百年，直至汉末匈奴以“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大举迁徙进入中原。随着西晋王朝脆弱的大一统迅速崩溃，中原帝国急剧衰落，无力制衡各内迁部族和边疆新兴势力，原先的“华夷秩序”伴随腐朽的勋贵顷刻瓦解于无形，“四夷”见机纷纷进驻中原要地进行开拓。
而随着士族衣冠大批南渡与西迁，中原本位的皇朝只得暂且偏安江左，北方习得华夏制度的“索虏”甚至一度威逼过江。就此，历经百余年的南北对峙，最后杨隋与李唐王朝顺应历史大势并重加整合，全新的华夷秩序得以再造，中华第二帝国重归大一统。
二、帝国的恢复与征伐
随着中原帝国的崩溃，新的异族不断侵入：西北有吐蕃血统的羌和狄，北方有匈奴余部以及崛起的各部突厥人、准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纷繁复杂的各异族大肆蹂躏了秦汉以来中原帝国最为富庶的黄河流域，连年征战使得龟缩于江左的汉族王朝失去了两汉时代的西域通商道路，优良铠甲与马匹的输入大幅下降，与世界文明的联系被阻隔至东南海路。
不久，拓跋王朝崛起于塞北并荡平北中国的各胡汉勋贵政权，逐渐接纳着被征服民族的世族精英与社会文明。但随着武功勋贵和守旧集团对孝文帝集团大肆推行汉化政策的不满，于是拓跋帝国随即陷入分裂，而分裂后的魏政权也很快被六镇勋贵家族把持。急速重整的局势突破了秦汉以来的“夷夏大防”，北周与北齐统治集团均是胡汉融合的集大成者：依靠鲜卑与胡化武士勋贵集团进行征伐，又选任汉人士族与汉化胡族进行统治。
当然，南朝政权受制于士族门阀，其社会动员能力相对有限，且皇权亦受相当牵制。为重振皇室权威，政权体制得到重新整顿，大批寒门庶族亦得以提拔并逐渐与江左士族分庭抗礼。此外，南渡士族对东南越族等土著部族的吸收也扩张了帝国的权势。通过对世家大族的反动以及中央权威对地方基层的重整下渗，隋唐政治的基本脉络得到确定。
凭借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北朝尤其受益于内亚输入型文明的支撑。其时，纵横中亚的突厥帝国更是备受各部族称臣纳贡。但经过内外整合的隋唐帝国迅速崛起，凭借强盛的府兵制推进一系列征伐来开疆拓土，重新恢复秦汉时期的帝国旧疆。
不仅仅是帝国军事的武力征伐，更是中华文化的持续输出，最终超越秦汉帝国，在东亚重新建构“华夷秩序”，如黄俊杰先生提到的：东亚这个区域是各国家、各民族、各文化的“接触空间”，两千年来在不对等的支配与臣服关系之下，进行各种交流活动。
换言之，即基本成型的“儒家文化圈”。在近代海通之前，儒家文化圈的内外圈层具有迥异的社会文化和传统。尤其在最富世界视野的隋唐帝国臻于极盛之际，随着帝国的扩张，中华文明终于遭逢强大对手，并最后棋差一招，外向拓展的势头被迎头遏制进而逐渐内转。
三、怛罗斯之战与中华体系的瓦解
自唐太宗获四方供奉为“天可汗”，传统“华夷秩序”被重新整合，促使中华文明不断融合与开拓。但此时的阿拉伯半岛已崛起了新兴的伊斯兰文化圈，政教合一的强盛帝国极富侵略性并对富庶的东方充满向往。
虽然隋唐帝国凭借强大的武装一直与周边逐渐崛起的各部族持续交战，如：积极向关陇和西域扩张的吐蕃帝国，河中地区的突骑施和北方草原的突厥诸部，东北新兴的契丹与渤海国，西南的南诏国……但这些国家无论疆域或人口均逊于上升时期的隋唐帝国，应对相对轻松，并未到威胁帝国安危的地步。
但东向扩张的阿拉伯帝国却迥异于中华的传统敌手，既具备辽阔的帝国疆域和战略纵深，又控扼发达的两河流域，拥有充沛的物资补充和善战的伊斯兰兵团。此时雄心勃勃的唐玄宗志得意满，而阿巴斯王朝的统治集团为转嫁国内矛盾也在积极向东方征伐。终于，冲突爆发……
就怛罗斯之战爆发的具体原因并无正史的准确记载，一般认为是因西域藩属石国“无番臣礼”，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便率军征讨而引起。关于高的军事征伐，不仅仅是重申帝国在西域的宗主权威。
在中国方面的史籍记载中，高仙芝在征讨石国前后先行征伐屡次背叛唐朝的突骑施诸部，“四镇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等贼”。可见，针对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的西域，唐王朝为维护其宗主权威而必得重视。
当然，传统观点中，大战的根由在于高仙芝背弃与石国的约定，大肆掳掠石国男女与财富，并俘虏石国国王与诸部酋长献于阙下斩首。这一高压手段激起了西域诸藩国的猜忌，最终引来阿拉伯帝国的干预。
但值得注意的是，“助石国王子攻高仙芝于怛罗斯者，乃呼罗珊驻军之一支队，必非其大也。”意即，双方均非举国一战，这对客观评判意义重大。
就在唐王朝为稳定西域和克制吐蕃而焦头烂额之际，被阿拉伯人称为“列王之父”的哈里发阿布杜勒·马利克（685-705年在位）已经开始积极向东方扩张。很快，屈底波·伊本·穆斯林征服了阿姆河流域的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区，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征服了北印度。伊斯兰帝国终于和安西四镇正式接壤，战争无法避免。
具体战争经过此处略过，其结局是孤军深入的唐军被阿拉伯帝国和葛逻禄人联合击溃，残部狼狈撤回安西。虽然此次惨败使唐军暂停了对葱岭以西的进一步扩展，但唐王朝国势仍盛，对大食和吐蕃的威慑依旧未减。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天宝十二年”条（753年）下的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其时据大战爆发的天宝十年（751年）已过两岁，可见唐王朝在西域的权威并未因大战失利而崩溃。但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却打破了这一平衡：安西四镇的唐军精锐被调回中原参与平叛，为应对叛军的强势骑兵，虚弱唐室甚至被迫向回纥与大食借兵来收复都城。
终于，隋唐帝国历经百年建立的“天可汗“式的”华夷秩序“被颠覆于无形，中原权威逐渐沦丧，耗费巨大来经营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完全占领。由此，游牧帝国击溃了西域世界的中原传统，但迅速填补进入的回纥与吐蕃等势力均属于伊斯兰世界中的”异教徒势力“。
范文澜先生在谈到唐代吐蕃兴起、占领西域时说：”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做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虽说如此，但中原势力毕竟退缩不前，各西域佛国遵奉的儒释传统逐渐被伊斯兰化。
不但如此，唐中后期以来，中原帝国更是陷入危机。《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上）：“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类能言之。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由亡云。
“或言：”方其时，群臣献议盈廷，或听或置，班然可睹也。”纵观隋唐帝国的形势，自杨隋以来，上承胡汉交互之乱世，下启李唐纵横西北之盛世，完全呈现出了与商周以来迥然相异的“华夷秩序”：既充分的进行参与，并且中夏体制、内政已与所谓的“外夷”再难割舍。
依陈寅恪先生之判断，隋唐，尤其唐室正当外藩盛衰之大循环中，以至于国运也随内外局势而转换。
“隋唐帝国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繁，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巨，自不待言。”然而，就在李唐盛世，即开元天宝前后，内外局势又是巨大变动。与其说怛罗斯之败对于唐朝来说，只是在中亚、西域进行军事开拓的阻滞，不如将其看作隋唐帝国过于深入介入到国际局势之中的一大标志。
大战前后，显然更应看到隋唐帝国与西方联系的商贸要道、文化交流中枢被逐步瓦解。同样作为内外联动的产物，胡汉文化杂糅下的安史之乱对唐朝国运走向乃至儒家文化圈核心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或者最后一击。
之后受困于陆上丝路的断绝，吐蕃与回纥结连称雄于西陲，隋唐帝国再无法对西域施加影响。虽有东南沿海发达的海上丝路作为补充，大批胡商也云集泉州等地，但对陷入政权危机的唐王朝来说，应付愈益频繁的外族内侵已十分艰难，最终只能在藩镇割据的内耗中走向湮灭。
四、结语
隋唐帝国对于中国历史可谓分水岭：以“华夷秩序”的重建与崩溃为代表，中原体系下的隋唐帝国接轨世界，但随即接连受困于外族，加之内外冲突的骤然爆发，遂致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自此，帝国权威陡降，民族性格中的开放与兼容开始转向内在与保守，世界性倾向也随着诸如景教的湮没、丝路的阻隔、胡商的远走以及异质文明的突进而止步不前，甚至逐渐倒退。
由隋唐帝国主导的儒家文化外扩最终失利，不单失去西域与东北重镇对中原腹地的拱卫，更使具有强大整合力的宗教文明与集权化的游牧帝国开始对中国构成巨大挑战。唐末外族纷纷进入中原，迅速扭转中原帝国之国运。如此，大历史视角下，隋唐帝国苦心经营的崩溃，其影响直接波及于两宋，甚至明清。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苏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