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Vlog走红：时间管理，能成为走向成功的法门吗？（鼠之城邦安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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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搜索“自律”，这些都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标题。近两年，自律Vlog走红，甚至随之出现了自律博主，专门教授我们自律的技巧。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另一类反其道而行之的内容同样火爆，比如：

自律Vlog假得不能再假了

自律是个骗局，长期主义才是内驱力

求求大家，别再跟谷爱凌学自律了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看似矛盾的内容展现了我们当下的真实处境。面对各种丰富且精巧的商业与广告宣传、各种自媒体与网络视频，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置于一种可被科学计划、测量以及检验的状态中：如何维系美的身材和外貌？如何计划一日的生活安排？如何更高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精力？

在这样的语境中，时间管理成为一项生活中被认为是走向成功的法门。而除此之外，我们的消费、娱乐与工作，也都有着一套套相应的可被普遍化的规章模式，来指导与安排个体的生命与生活。但为何方法这么多，我们却还是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往往习惯于将之归结到自控力不够、意志力不强。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的文章，我们就从自律Vlog的走红说起，聊一聊自律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以及背后的意志力问题。

个体的自由意志却成为攻击个体的工具

生活于当下的我们似乎无时无刻都在面临做选择的焦虑。面对抖音、快手、小红书和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不断推广传播的关于身材、容貌、工作与生活的Vlog和小技巧，某种程度上，我们的选择能力也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宣传、消费与各种“友情提醒”中，对于个体如何自律地（以及反其道而行的“反自律地”）、健康地生活以及如何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获得成功，成为颇受各类自媒体营销与博取流量的关注点。

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伴随其出现的社交媒体渗入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命之中，各类电子屏幕对于我们关注、视线、面孔以及身体感知的捕捉和截取，让人类进一步被建基于数学与科学模型的现代技术覆盖，从而导致个体生存的“非人化”倾向加速。

《监控资本主义：智能陷阱》（2020）电影剧照。

与此同时，我们能清晰地意识或感知到自身当下所置身的外部环境在飞速变化，只是这样的特殊往往会因为我们长久地浸淫其中而渐渐如鱼对水的感觉而不断弱化。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经讲过一个关于鱼和水的笑话：一只大鱼问年轻的鱼：“你觉得今天的水如何？”年轻的鱼回答：“水？水是什么？”。或可看做是对当代个体与外部坏境关系的寓言，并且除此之外这个笑话本身所具有的哲学意味也暗示着我们（鱼）所本该具有的反思能力，且这一能力不仅仅只局限于对自身存在的思考，还涉及更加广泛的对于外部环境、文化与各种规范的认知与判断能力。

这一看似古老的技能不免老生常谈，但也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它于当代社会中的萎缩。尤其在商业时代，伴随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占领以及所谓的各种前沿研究对于人工智能的渴望与憧憬，个体之人似乎渐渐成为这一浪潮中的一叶扁舟，在其中载浮载沉却又似乎身不由己。因此，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如何思考个体以及个体到底在这样的风暴之中能够把握住什么、思考什么以及通过自身的思考主宰或是改变什么，就成为隐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往往难以察觉的焦虑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分析为我们画下了一幅颇为悲观的画像，尤其是个体在这充满模仿、复制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拟像世界中，就好似置身于一个水晶玻璃球，很难有逃出去的可能。鲍德里亚的悲观虽然有过分渲染嫌疑，但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我们当下的真实处境，面对各种丰富且精巧的商业与广告宣传、各种自媒体与网络视频，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置于一种可被科学计划、测量以及检验的状态中。

也正因此，韩炳哲才会把现代主体称为“绩效主体”，因为他们在各种追求绩效和目的的意识形态驱动下像笼子里的小老鼠般不停地奔跑；并且这一运动本身也不再像传统中是受到外部的强势规定或要求而不得不为之，如今它来自个体自身，来自自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正是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现代绩效主体与自我意志的密切关系，它似乎完全符合传统中对自我意志的看法，即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这样做的，并没有外部的强制力量。但吊诡的也恰恰在这里——这也是韩炳哲反复提醒我们要注意的——恰恰是这一看似来自个体自身的选择，造成了对个体的剥削与伤害。

矛盾正是出现在这里，个体的自由意志最终成为攻击自身的工具，而彻底违反了这一意志诞生之初或在其后一直被人们所给予的厚望。在德国哲学家迈克尔·弗雷德的《自由意志：古典思想中的起源》中，弗雷德通过系谱学的方法追溯了西方古典时期自由意志这一概念的诞生及其演变。“自由意志的概念原来是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被引入的……它用其特有的方式来说明这个假定的事实”。因此，自由意志得以存在是有一个特定的语境与前提的，而这一预设在自由意志概念其后的发展中被渐渐隐匿或说是遗忘，从而使得它日渐成为一种理性“事实”。

《自由意志：古典思想中的起源》，

作者: [德] 迈克尔· 弗雷德著 / [美] 安东尼· 朗编，

译者:陈玮 /徐向东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8月

在这些假定中，一个重要的预设——即意志（will）得以出现的前提——是关于“内在生活”（inner life）的概念，也恰恰是相信人类具有这样的内在生活，心灵（mind）的概念也才得以可能。而正是因为心灵中存在着能够导致行动的事件——“即一个精神活动、一个选择或决定”——才使得意志的概念得以运作。所以弗雷德对“意志”的定义如下：“就是作出选择或决定的能力的概念，而正是选择或决定让我们按照当下的方式去行动”。在这里一个潜藏的附属条件就是，意志尤其是自由意志的运作不是来自外部的强力胁迫，而是来自于个体内在心灵的活动。

这一起源于斯多亚学派、其后被基督教发扬光大且在现代启蒙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概念，在现代生活中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个体存在真理。尤其伴随着理性主宰地位的确立，个体的自由意志成为其为人的最核心能力。但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以及现代数字技术的发达，传统中被认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再次遭到怀疑，而这一被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核心能力所具有的认知与行动力也日渐萎缩，于是个体最终只能深陷各种拟像与网络数字构成的虚拟世界之中，而日渐成为《黑客帝国》中机器们的营养品。

《黑客帝国》（1999）电影剧照。

自律Vlog与“绩效焦虑”

讨论至此，我们便可以回头再看韩炳哲所指出的绩效主体在当代社会中的可悲之处，即他的自由意志本身已经是外部主流意识形态的复制品，这一在其后日渐被看作是自然的、天生的意志本身在面对强势的外部世界时，并不具备多少抵抗力。并且一个古老的迷思也在现代哲学思考中被破除，即个体心灵与世界的内外之分。

在朱迪斯·巴特勒《心灵的诞生》一文中，她便通过对弗洛伊德关于哀悼与忧郁的讨论指出我们“心灵”地图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也恰恰是在这里，弗雷德所指出的意志概念得以出现或成立的那个“假定事实”也再次显现——我们假设了心灵这一内在空间的存在，但却没有对其进行思考。因为“心灵”恰恰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并非其倒影但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韩炳哲讨论的绩效主体揭露了当代个体存在和生活的最核心危机：那些看似来自个体自由意志选择和决定的行为其实不过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要求。只不过它不再像规训社会那样以一张严肃和暴力的面孔出现，与之相反，它现在变得更加隐秘且温柔，渗入我们的肌肤和心灵，让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这样去做或这样选择。福柯所谓的“自我规训”所指的恰恰是这一现象，我们通过对外部各种观念、行为要求与意识形态的内化，使其成为我们心灵的一部分，从而让自己在不必被强求的情况下完成对自我的约束与限制。

在当下我们习以为常的诸如抖音、小红书或其他自媒体中，各种关于身材管理、容貌焦虑与生活、工作甚至休闲的Vlog与文章都在专心致志地巩固与再生产着现代社会的绩效焦虑。这些内容出现的背后所隐藏的一个重要观念便是，如何在当下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增加自身的竞争筹码与资本。而这一观念本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绩效的典型逻辑，因此它其实并不关注具体的个体，而是以一种普遍的模式来生产出最适合当代绩效社会的主体。在其中，个体特殊的经验、感受和知觉都被忽视，因为重要的只有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这一意识形态恰恰是主流商业社会得以成功运作的基础。

《监控资本主义：智能陷阱》（2020）电影剧照。

在面对这些同质化颇高且往往耸人听闻的宣传和各种关于自律或生活小技巧时，个体的选择权利或许更大，但现代技术与消费宣传最精巧的一点恰恰是作用于我们的感知觉，即通过对身体在不知不觉中的训练，使得个体成为各种宣传或是产品的一部分。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即人与手机的关系，当我们手指不停地滑动、目光聚焦于屏幕中时，我们的身体感知便在这一重复的过程中被整合，留下的身体记忆所具有的感知觉强度会在很大程度上超过被建构的自由意志的能力。

当自由意志还需要依赖“心灵”这一玄乎的概念才能运作的时候，现代技术、宣传和数字媒体早已经抓住了我们得以存在和感知世界的知觉系统，从而更加深入地进入个体的存在与生活之中。

而对于许多神经科学家来说，自我、意志或自由意志这些概念并不存在，它们都只不过是我们大脑内部的化学反应。因此，许多神经科学家都主张“我即我的大脑”。在德国新实在论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尔看来，将精神与心灵的产生理解为生物过程是对自我理解的扭曲与退化。在其《我非我脑：21世纪的精神哲学》中，加布里尔集中反驳了来自神经科学家们对于心灵和自我的理解。他继承与深入发展了19与20世纪法国与德国哲学家们关于精神、存在和自我的讨论，指出人类精神所具有的“主观性”本身就预示着人类具有自由的潜能。

《我非我脑》作者: [德] 马库斯·加布里尔译者:王培校对：王熙版本:华章同人｜重庆出版社 2022年6月

回归身体的感知力，或许是对抗人工智能化的途径

神经科学家企图以“大脑”来主宰人类主体的野心内置于现代性的发展，尤其是科学理性的强势以及对知识论的信仰使得最为精神性、知觉存在的人类日渐被生物化和人工智能化。上到福柯与阿甘本所讨论的国家治理，下到对于个体存在与生活的各种详细安排与规训，在其背后所隐藏的恰恰是现代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以一种外部的、所谓科学的普遍化模式来塑造和理解人类的存在。

个体成为一个个无名的数字和符号，被各种规章与数字技术管理；而另一方面，那些看似为个体提供建议的Vlog背后也有着大数据资源对个体喜好的猜测与设置，我们的每一次点阅、点赞和收藏都为大数据提供了新的关于我这个“点”的参考数值；而每一次刷脸所留在电子数据里的也不是我们一张张鲜活的、可以作为他者的面孔，而仅仅是一个符号……正是这些方便我们日常生活的技术以及提供了娱乐与消遣的媒体，在一点一滴地侵蚀或说是重塑着我们作为人的性质。

《监控资本主义：智能陷阱》（2020）电影剧照。

这一问题在当下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热烈讨论中也有所展现，即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人类区别于人工智能？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在整个20世纪的欧陆哲学中已经出现，区别于西方传统哲学里对形而上学与同一性的关注，现代欧陆哲学强调差异，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到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都在讨论差异的重要性，由此也为人类的丰富可能与多元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除此之外，梅洛-庞蒂在其《知觉现象学》中对人类身体与知觉的讨论也为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我们通过身体去感知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区别于传统中对理性与知识的唯一依赖，对知觉的使用或许更加能够清晰且直接地让我们与周遭的世界产生交流：身体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自己讨厌什么、喜欢什么，并且就如张念教授在《阿伦特：政治的本原》中所说的，它教会我们进行审美判断，它“能够帮助人走向自尊”。

而也正是在这里，传统的自由意志得以幸存，即它不再是建立在功利或科学理性上的选择与行动，而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判断。这里似乎不再涉及意愿，就如弗雷德在讨论亚里士多德关于选择这一概念时提到的，它是“不涉意志的选择”。虽然两者“不涉意志”背后的思考逻辑不同，但最终都产生了一个区别于斯多亚学派的关于个体意志的理论。

在当代社会，我们是否还能如曾经那般自信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主人”？置身于消费与绩效社会之中，个体是否还能有力量或是意志去对抗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对于我们存在与意识的主宰？而面对现代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体的存在也必然会被网络覆盖而成为其中的一个字符、一个点，而我们的任何行为、言说踪迹也都成了可计算的数据，因此如何在网络与数字世界中找回自我也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现代‘科学像数学的还原’排除了人类感官在近距离中观察到的自然证据”，于是我们的所有感觉和判断力都被宣称是错误的，因为“从几何学到代数，任何人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化约为数学模型，为了获得精准性，这一化约以感官能力的丧失为代价，其不足是人的绝望、愤怒和怀疑无法以数学模式来测度”。正是在这样的当代处境中，我们发现自由意志的疲软，而对于个体感知觉的恢复以及由此而来的判断能力，成为对抗人类生物化和人工智能化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