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西文艺】
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云冈石窟造像记。
司马金龙墓漆画题记。
申洪之墓志拓片。
司马芳残碑。
拓跋忠墓志题额。
公元4世纪末，居于代地、源出大兴安岭嘎仙洞的拓跋鲜卑族，金戈铁马所向披靡，最终定都平城，入主中原，他们用对汉文化的推崇和膜拜实现了归于正统的梦想，在平城大同建都百年，创造了恢弘绚丽的北魏王朝。伟大的时代必然会产生伟大的文化艺术创造。一种雄强朴茂、方正凝重的书体——平城魏碑，发端平城，盛行于世。 北魏是中国北方各民族走向大融合的时代；北魏是丝绸之路中西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北魏是中国历史文化走向巅峰的奠基时代。历史的风云变幻和波澜壮阔离我们渐行渐远，时间可以冲淡历史的记忆，但绝不会抹去它们的辉煌和伟大。这次“魏碑溯源——平城时期魏碑书法艺术展”展出的平城魏碑拓片百余品，正是对这一时代的有力诠释。
北魏平城碑刻的历史性存在
历史沧桑，山高水长。
从这丰富多彩的北魏书迹中，我们无不感受其壮阔的过往，成为我们打开那个时代的“窗口”，从中窥视到北魏书法演进轨迹，领略到北魏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脚步，更加感悟到北魏留给我们的记忆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纷争，更是精神上开放、包容、自由和创新的气象，因而形成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北魏文脉，根在平城；平城精魄，源在魏碑。魏碑因北魏而立名，缘碑石而成书。气势雄强，有阳刚之美；风貌朴拙，蕴高古之风。虽为楷体，却包容隶意，兼有篆法，是书体演变之关键，书法发展之重镇，其意义非凡。
平城魏碑品类丰富，不胜枚举，俯仰皆拾，蔚为大观。诸如墓志之属，瓦文之类，造像之刊，碑刻之选，平城无不有之，无不佳之，得中原魏碑之先，导魏书发展之源。面貌古拙质朴，精神率意烂漫，雄浑与圆润皆有，典雅与宽博并存；彰草原之彪悍武风，显汉魏之端厚文气，魏都平城国貌之所彰，北魏文脉精魂之所在。大同确为“魏碑故里”，真实不虚。
近些年来，随着平城魏碑出土发现日夥，对平城魏碑的研究认识得到很大推进和深化。平城魏碑在魏碑史上的奠基地位，便获具基本认同。因而，对魏碑的起源生成与嬗变、成熟问题的探讨，也便需要从新的书史立场加以重新认识。魏碑的生成源于平城，并成熟于平城，其节点即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而不是受清代碑学，尤其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观点影响，认为魏碑成熟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龙门体”，这是一个需要修正的重要史实。平城魏碑既标志着魏碑的肇始、发展，同时也是魏碑的成熟形态，不仅标志着魏碑的生成和定型，并且直接奠定了北朝书法整体格局。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随着这些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为研究平城时期的历史发展、社会状态、书法流变提供了切实的实物证据，使人们看到北魏书法经历了两个高峰期：平城时期、洛阳时期，两个时期有密切的联系性，但平城时期书法的研究远不及洛阳龙门的研究。北魏书法应该是一个恢弘的整体，它的前半段丝毫不逊色于后半段。几百年来，人们开始注意魏碑、重视魏碑，这是中国书坛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许多研究者却把目光主要放在了晚期魏碑上。这种眼界和方法必然制约研究，影响研究效果。现在我们把平城魏碑汇聚于此，这就给这个领域的研究增添了资料，拓宽了视野。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北魏一朝一个半世纪官方和民间的书事活动状况，以及魏碑书法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而了解平城魏碑、洛阳魏碑的承继关系，了解它与南朝书法既并肩而立又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关系。平城魏碑在时间、地域和艺术形态上与洛阳魏碑相互衔接，“北碑”因有了平城魏碑而更为完整。
开掘平城魏碑守望大同文化
最早倡议“平城魏碑”的是已故大同市史学家、书法家殷宪先生。1987年，殷宪先生的《平城北魏碑刻三种》论文提交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北朝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前的短语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注意，其中重点是，“大同作为北魏前期都城96年，可以说是魏碑书体的重要发祥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每论及魏碑，知有洛阳墓志，而不知有平城碑铭，言必称龙门诸品而无论云冈题记。这无异于以流为源、舍本逐末，实为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一件憾事”。之后《光明日报》刊登这次会议述评时引用了这段话。1988年，他的《大同魏碑及历代碑刻》收入中国历史文化丛书《大同卷》。他响亮地提出魏碑书体诞生地是大同的立论。20世纪90年代后，殷宪先生更是不断拿出有影响的“平城魏碑”研究成果，而且于2006年在《东方艺术·书法》杂志上明确提出“平城魏碑”这一概念，接着又出版了专著《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北魏平城书迹》《持志斋旧藏北魏平城书法拓本选集》等。《书法》杂志是这样评价的：在殷宪先生的努力下，“平城魏碑”已经走进中国书法家的视线，而且得到中国书法界的公认。
2009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一书增加了《平城时期》一节，书中称：“要了解北魏书法历史的全貌，平城时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这个时期的书迹，就无从知晓北魏后期书法的变迁。”换言之，没有“平城魏碑”之源，就不可能有魏碑书体之流。之后，一些书学家如沃兴华的《碑版书法》、华人德的《六朝书法》、刘正成的《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逢成华的《北朝造像记书法研究》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北朝魏碑书法及“平城魏碑”的书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2018年9月，“魏碑故里·天下大同——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暨平城魏碑高峰论坛”在山西大同举办。此次论坛对平城时期魏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所论角度多样、视野宏阔，并对“平城魏碑”的历史贡献和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2022年7月1日，由平城区主办的“致敬经典·守望平城”全国书法临帖作品展暨首届“平城魏碑”主题展在大同市雕塑博物馆举办，所展作品即有《平城魏碑十二品》的临创之作，国内不少书法名家参加了展览。这对提高“平城魏碑”在中国书法史的地位、挖掘“平城魏碑”的文化内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22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山西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拍摄的6集大型系列文化纪录片《云冈》于12月1日起在CCTV-9纪录频道亮相，用镜头带领观众了解云冈石窟1500多年的秘密。其中，第4集在对“平城魏碑”进行解读时称，一个原本没有文字的民族，在学习和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自信地发展出一种新书体。魏碑的真正起源地在平城，而且很快在中国北方流行起来。作为北魏皇家开凿的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就有31个。这些造像题记端朴高古、技法多变，是高扬的文化旗帜下北魏那遥远历史的记忆，更是涤荡着北方多民族文化激情的绝响。
2023年3月18日，由山西省文联、山西省书协、大同市委宣传部、大同大学、大同市文联、大同市文旅局、大同市文物局、新荣区委区政府主办的“展卷新荣永固长城”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暨平城魏碑及长城文化论坛在大同启动。当日即举行了平城魏碑及长城文化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对“平城魏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平城魏碑”的文化意义和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文化融合视域下的北魏书法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风格可以概括为“体兼隶楷”，既有隶书的古朴意趣，又有楷书的规整端庄。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北魏时期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刻石之风盛行，留下了大量碑刻、墓志、造像、摩崖等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在风格上呈现出多样性，既有继承汉隶传统的作品，也有融合新意的创新之作。平城时期的书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平城时期的书法风格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浑朴稚拙的隶书字体，笔画平直，不见波磔雁尾，如《嘎仙洞祝文刻石》《申洪之墓铭》《刘贤墓志》等作品。这些作品保留了较多的汉隶遗意，体现了北魏书法对传统的继承。
另一类则是隶楷杂体的书风，字形方正，无左低右高的欹侧斜势，方厚平直，具有楷书的章法。如《中岳嵩高灵庙碑》《大代华岳庙碑》《邸府君碑》《陈永夫妇墓砖铭》等作品。这些作品在隶书的基础上融入了楷书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隶楷杂体风格。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风格，还体现了强烈的实用性和民间性。
实用性是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当时的社会，无论是官方文告、碑刻铭文，还是民间书信、契约文书，都需要书写记录。因此，书法家们在创作时，往往注重书法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力求使文字清晰易读，方便人们阅读和理解。这种实用性的追求，使得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在字形结构、笔画安排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简洁明了、规整端庄的风格。
民间性也是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北魏时期，虽然官方推崇儒学，倡导雅文化，但民间文化依然丰富多彩。在民间，书法艺术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许多民间书法家通过不断摸索和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法风格。这些民间书法家们的作品，既有粗犷豪放、率真自然的风格，也有细腻精致、清新脱俗的特点。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民间文化的丰富多彩，也为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启示。
与此同时，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风格还受到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政治上，北魏王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书法艺术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上，北魏时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各种文化、艺术形式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北魏平城时期独特的书法风格。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风格也展示了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北魏王朝是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鲜卑族的文化、艺术、审美观念等都对当时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平城时期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对鲜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此外，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风格还受到了当时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影响。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北魏王朝与周边地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也为平城时期的书法风格注入了新的元素和内涵。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风格具有多样性、创新性等特点，同时体现了强烈的实用性和民间性。这些不仅展现了书法家们的精湛技艺和深厚内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风格对后世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平城魏碑是中国书法之瑰宝
公元398年，一代英杰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开启了平城魏碑书法文化耀眼百年的绚丽一页。
风云际会，书脉厥兴。平城魏碑书法文化，当其勒碑刻石而来，旋以北魏鲜卑民族之勇，开疆拓土，民族融合，而有孔武剽悍之风；复以平城都会之利，丝绸之路，中西交流，而成九衢四达之势；更得承篆接隶之续，孳乳六书，钩沉八法，终有铁画银钩之传。由此，遂将北魏之国、平城之都、书法之道，擒纵于毫翰之间，荟萃于碑版之上，雄强朴茂、方正凝重，成就出一段中国书法的壮阔雄风。
魏碑之兴，亦在平城。平城魏碑，非惟导源而已，是乃渐成大观。诸如碑刻、墓志、造像、砖瓦，甚或漆书，遗迹尚多，碑版尤夥；更有《皇帝南巡之颂》碑阳的清爽谨严，碑阴的瘦硬峻峭；《九层石塔记》的外燿锋芒，《韩弩真妻碑》的内藏筋骨；《五十四人造像题记》的体貌雄厚，《司马金龙墓表》的骨韵清奇；《昙媚造像记》的雄厚老道，《封和突墓志》的劲截跌宕；《元淑墓志》的雍容娟秀，《高琨墓志》的古雅静穆：凡所方圆之分、肥瘦之异、正奇之变、妍质之别，新意迭出，变化莫测，故此一碑一奇，风格多样。
就像大同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教师吴利国所说，平城魏碑是中国书法之瑰宝，实乃中国书法史之耀眼明珠，在中国书法史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
同样，大同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教师刘大川认为，把魏碑故里大同推向全国，假以时日，平城魏碑必将大放异彩。这对增强古都大同的历史文化自信，弘扬平城魏碑书法艺术，传播地域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及深远影响。
2024年，举办“魏碑溯源——平城时期魏碑书法艺术展”，旨在通过对平城魏碑的展示和解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魏碑的历史和演变过程，感受它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同时，本次展览亦是平城魏碑的一次煌煌大观，集平城时期魏碑之精粹。大同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杜鹃表示，通过此次展览，我们将进一步加深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为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传承作出贡献。同时，特展也是对魏碑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一次重要尝试，通过这次展览重新审视和思考魏碑的起源、发展和成熟等问题，对平城时期魏碑的历史定位有更明晰的认知。
本报记者李婷婷本版图片由本报通讯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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