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是美国作家本·勒纳首部引进国内的作品，也是一部半自传成长类小说。小说故事跨越四十余年，记录美国高中生亚当的成长岁月，及其心理治疗师父母乔纳森与简的人生，探讨当代美国社会多种困境、症结。
何谓“天才鹦鹉”？它源自小说人物简的童年往事：在母亲简年幼时，她的父亲只愿购买一元店餐巾纸盒作为礼物，为掩盖礼物本身的寒酸，父亲虚构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人类选拔有潜力的动物，例如猴子和鹦鹉，训练它们说话画画，父亲声称，简收到的这个餐巾纸盒，就是由一只天才小狨猴创作的。
这段记忆以人物意识激流的方式出现。事实上，当我们阅读这部作品时，人物的声音常变换“时间锚点”：简可以从描述红州极右翼人物，跳转向自己的童年阴影，再跳转向亚当的辩论赛现场。而叙述者的声音，常被淹没在人物大量的内心独白中，几乎难以区分，共同自由地穿过时间屏障，在当下、过去间反复横跳。
时间被切碎，成为万花筒中的纸屑，随着人物意识的流动，组合不同花样。非线性时间结构——这样的创作手法曾在福克纳的意识流经典之作《喧哗与*动》中熠熠生辉，读者常常会有不知身处何时何地的陌生感，需要重新慢慢适应摸索。在这两部小说中，空间的变化皆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这与难以琢磨的时间元素相互制衡：在福克纳笔下，随着美国南方经济的没落，地主康普森家族的大宅被分割成小格子间出售；在本·勒纳的书中，亚当父亲工作的“基金会”——心理研究疗养院，在亚当成年后被废弃，被破坏。空间的变化锚定了漂移的时间，也指明了两部小说各自的主题：美国南方的挽歌、美国当代社会顽疾何解。
除却时空处理的相似性，以白痴作为主要人物的创作手法，令《我不是天才鹦鹉》与福克纳的《喧哗与*动》显得极为亲近。
论及白痴这一文学符号，不得不先从《喧哗与*动》的书名出处说起——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全句为：“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福克纳也的确创造出了一个文学史上著名的“愚人”——班吉明，33岁的他仅有3岁的智商，被母亲视作家族衰落的征兆。除了姐姐凯蒂和管家迪尔西，没人爱他。但讽刺的是，被所有人厌弃的班，是一个巨大纯净的婴儿，保持着人类最初蒙昧的状态，未沾染一丝世俗尘土。他有着上帝的印记，能闻到厄运，他的呜咽度量着家族的悲剧：“接着班又呜咽起来，绝望而悠长。它什么都不是。只是声音。似乎是行星交会令所有时间、不公和苦难顷刻间化作语声”。这个寓言式人物与基督紧紧相连：班的33岁与耶稣的33岁重叠，后者在这个年纪被钉在十字架上。班的生日为1928年4月7日，是神圣礼拜六。只有班能够嗅到凯蒂身上树的清香味，即使在她陷入性的“堕落”时，他依然确认她的纯洁；只有他能在这没落家族奄奄一息的阴郁氛围中，从火焰的明亮形态中获取慰藉；而也只有他能够从现实的浮尘甚至自身的皮囊中进行自我剥离，守护记忆中的三个挚爱——凯蒂、火焰、牧场。
班有着明显的“圣愚”特质，而圣愚曾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及文学作品中非常活跃。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便是最著名的一位。巴赫金认为作为主要人物的疯癫或痴傻之人，是对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意即另一种视角、另一个声音，有跳出既有框架点拨他人的功效。在中国古典名作《红楼梦》中，疯癫的一僧一道也是类似的文学符号。
《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中的白痴戴尔，虽和班一样，处于自己的逻辑中，但依然对外界的冲撞极为敏感，他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作者以跳跃的记忆碎片再现戴尔那不受控的混乱大脑。不同于班那至纯的回忆，柔美又遥远的童年之梦，戴尔的记忆充斥着现代社会的残忍冰冷、焦虑恐慌，神经质的怨愤随时爆发。他无法精准接收现实，但能够感应到现实中的愤怒微粒：他遭受同学的欺辱，频繁光顾亨通街上的军品店，常年穿军用工装裤，吸收店老板斯坦的种族歧视言论。成年后的他佩戴枪支，成为愤怒的红脖子。如果说书中其他人物是当代美国大众的缩影，那么戴尔则既是缩影的缩影：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男孩综合体；也是缩影的镜子，投射他们无法吐露的内心，正如本·勒纳所言：
帝国特权臣民的变态形式。如果他是女人或另一种族或另一形式的他者的身体，他就立刻面临性侵犯和警察带来的致命危险。正是他与那些占优势者的相似才使得他成为可怜人和挑衅者……他离规范太近，其他人无法用他的不同来证明自己，于是那些真实的男人——他们自己其实是永远的男孩，因为美国就是无尽的青春期——就只能用暴力来显示自己的不同。
白痴戴尔虽缺乏班动人的圣洁，更接近一个社会边缘人物，但依然保留着寓言式人物的特质。戴尔也有属于他的超验场景：在许愿召唤龙卷风后，风暴的到来令他惊觉自身的“法力”，这当然是偶然性助长了这个四岁孩童的幻想与精神冒险。但另一方面，戴尔虽错乱、笨拙，但也直觉敏锐，在不自觉中，洞察现代社会运行模式的脆弱、现代社会荒谬的空洞：当一件商品扫不出来码，需要人工核对价格时，戴尔意识到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注明价格的标签会等距离处于两种相似但却不同的罐头之间”，“只有当他这样站在货架前浑身冒汗时，才意识到1996年整整一年狄龙超市都在循环播放着背景音乐”。
在这两部小说中，白痴这一文学符号皆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不要误解，作者并非将整个虚构的世界置于一个人物的视角之下，多视角叙述是两部作品的重中之重，极大扩展创作的深度与广度。
《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分为7个章节，以亚当、乔纳森、简的视角叙述，每个章节之间以白痴戴尔的视角叙述连接。构成“十”字型结构，复调书写——同一个现实被多元视角分割为多面向立体物质。人称的丰富多样增加作品的层次感：作者赋予父亲乔纳森、母亲简第一人称，亚当的章节则和白痴戴尔一样，是第三人称。直到小说的末尾，人称在一个自然段内悄然扭转：在一场亚当参加的辩论赛现场中，简与丈夫乔纳森坐在观众席上观看，就在亚当即将登台之时，简的第一人称叙述“我”突然扭转为第三人称“她”，而登台的亚当则占据了第一人称“我”的位置。这种人称的扭转可以被视作人物主体性的更迭，这种代际更迭在小说的最后一个章节《主题统觉：亚当》得到全面终极的蔓延。
多人物多视角描写的手法，是《喧哗与*动》的拿手好戏。但细看之下有所相异，这种不同不仅来自所书和所述的时代的相异，也体现在人物创作上。这涉及作者对人物塑造的看法，以及作者本身与人物之间距离的拿捏：本·勒纳在不同人物的各章节中，保持同质的叙述音色、语气缓急，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将夹叙夹议——昆德拉式的小说创作手法进一步内化，将作者自身想要输出的观念与批判，内化到人物的内心独白中去，笔法不再完全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由大量观念组成。相比之下，福克纳的笔法更倾向于赋予人物实在的血肉，他注重创造人物的语气，因为语气是性情和价值观的延伸：超验的班，神经质的昆廷，市侩冷酷的杰森。虽说福克纳以文学技法和晦涩著称，但他的小说在复杂中有着极为严谨的细节设计。一个动作、一个地点都能够勾起班的回忆；现实的片段无法阻止班继续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于是现实让位于记忆。读者只要熟悉这种模式的韵律，那么班的篇章就会从晦涩转为明晰，一个白痴的错乱大脑也就变得有迹可循。而昆廷那些不带标点符号的意识流长句，其波浪的匍匐形态和班的碎片跳跃感形成美学上的对位。第三章，则由杰森小市民的低下感构建，为这个家族的终结打下基础，最后一章以家仆迪尔西的悲悯视角为整个康普森家族的消亡进行哀悼。
福克纳的动人笔调，有流淌的大河恸哭，其作品凭意象驱动，描绘他的约克纳帕塔法（Yoknapatawpha）世系。而本·勒纳则以智性收集和剖析横亘在眼前的世界：女权主义、儿童虐待、阶级对立、郊区暴力、难民和人道主义问题、种族主义、语言的社会功能问题，乃至外交关系一应俱全，但不显臃肿。这些议题被散落在小说的三大面向中——一位少年的成长史、其家庭的动态走向、家庭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本·勒纳以此入手，探讨自我认同、身份探索，全方位观察整个时代。这样的创作思路与美国导演林克莱特十分相似，后者在其代表作《少年时代》中，亦是从这三个面向，展示职业与家庭的动荡、种族问题的复杂，酗酒家暴阴翳之下的社会压力，将人物境遇与内在挣扎融入到故事中。同时，本·勒纳与林克莱特都注重描绘细碎的商品：从说唱歌手图帕克、喜剧《宋飞传》，到兼容iPod的音箱、GameBoy、Xbox游戏机。正是这些琳琅满目的文化消费品，与社会问题，一同构建人们的生活。
在这幅完整的当代美国社会图景中，关于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讨论贯穿整部作品。众所周知，演讲、辩论，是美国政客的基本素养，更是美国政体的关键基石。本·勒纳借人物简之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演讲和辩论的技巧是否已卓绝到脱离了它的初衷，它们借由如“语速压倒”（意即辩手提出尽可能多的论据，让对手无暇应对，而这些因疯狂速度而无法被回应的论点，无论质量好坏，都将被承认）这样的技巧钻了空子，令价值讨论和有效思辨不复存在：“人们学会了用资料来点缀一个演讲，就如政客使用统计即数据一样——达到一种权威的效果，而非澄清一个问题或者确认一个事实。”作者又借由人物乔纳森的“言语遮蔽”实验，揭示语速压倒的尽头是语言系统的最终坍塌，引发主体的崩溃；接着，通过亚当之口指出：语速压倒和盲目致力于经济增长有着相似性，是时代的症结，“两者都有赖于不加批评地相信扩张，相信越多越好，痴迷于积聚”；同时，语速压倒式的伎俩涵盖了所有商业规避风险方式：商品推销、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等。
亚当在演讲激动之处会不自觉地点头，辩论赛教练伊文森嘲笑他并想要剔除掉这种个人习惯。社会纵容荒谬如语速压倒这样的手段，却容不下一个小小的个体化特征。从这样一个细节出发，整部《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的宣言浮出水面，何谓“拒绝成为天才鹦鹉”？意即自我意志的伸张：约定俗成的框架也好，高位者的暴力压制也罢，都没有权力抹*个人个体化经验。
“但是伊文森想要剔除的那个小小的身体动作却代表某种更加个人化的东西——我儿子独特的标记时间的方式——又更加超越个人的东西——标志着他的个体性正融化进一种纯粹形式的体验：就是这样平凡的语言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