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简史-第七章盛世荣耀（上）

6世纪至10世纪，是中国的隋唐大一统时期。隋文帝为隋唐盛世的到来作了开创性的改革，唐太宗则将中国的君主集权制的大一统推向了巅峰。在西亚的阿拉伯半岛，默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世界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成为横扫亚、欧、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西欧的法兰克王国进入加洛林王朝时期，在不断壮大后却被一分为三。东欧的东罗马帝国维持守成局面，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深受中国大唐影响，日本实施大化改新，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亚的印度进入戒日王朝时期。

南北朝后期，北朝中的北周灭掉北齐，自北魏之后再次统一了中国北方。580年，年仅21岁的北周宣帝宇文赟去世，他7岁的儿子宇文阐即位为北周静帝，北周外戚杨坚以丞相之位掌控北周朝政，先是将北周宗室的五位诸侯王骗至长安诛*，后又出兵打败了有威胁的政敌尉迟迥，为自己篡权夺位铺平了道路。581年二月，北周静帝下诏禅让退位，杨坚假意辞让三次后接受天命，即位为皇帝，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大赦天下。隋朝二世而亡，享国38年。

不同于此前南北朝时期那些胸无大志、走马观花式的皇帝，杨坚是一位拥有雄才伟略和远大志向的皇帝。隋朝建立后，杨坚便开始了统一全国的军事部署。

南北统一。南北朝末期，中国有北方的北周、突厥和南方的陈朝是当时并存的3个主要政权。北方突厥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不断兴兵南犯，威胁隋朝统治，但是，当时的突厥有四位可汗，各拥重兵，沙钵略与阿波、达头等可汗不和，为隋朝打败突厥提供了有利条件。南方的南朝据长江天险，历经宋、齐、梁三个朝代，传至了陈朝，政治腐朽，特别是到了陈后主时已风雨飘摇。

为了统一南北朝，杨坚发展生产，整顿军队，制定了先灭陈朝，后击突厥的战略部署。581年3月，杨坚派大将贺若弼、韩擒虎分别担任吴州和庐州总管，镇守江北要地广陵、庐江，作进攻陈朝的准备。12月，突厥沙钵略可汗联合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攻占临榆镇，准备大举进攻隋朝。杨坚根据形势变化调整了战略，决定先败突厥，后灭陈朝。

582年春，杨坚于并州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在洛阳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以秦王杨俊为尚书令，在益州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以蜀王杨秀为尚书令，持续加强北方各要地守备。在击败陈朝将领陆纶的水军后主动撤军，与陈朝结好，准备北击突厥。他利用突厥各可汗间的矛盾，实行“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私下结好西面的达头可汗和东面的处罗侯(沙钵略之弟)。沙钵略多次率兵攻掠隋朝北方要地，隋军虽在马邑等地小胜，但未能阻止其攻势。经过3年防御战，隋朝争取了时间，基本完成了反攻准备。由于隋朝的离间政策，突厥内部矛盾加深，加上灾荒严重，形势愈加不利。

583年春，沙钵略再率大军南犯，杨坚下达“清边制胜”诏令，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率隋军主力20万分道反击突厥，先后在白道、高越原、灵州、和龙等地击败突厥各部，并乘机说服阿波可汗归顺隋朝，加速了突厥的内乱。584年春，达头可汗臣服隋朝，不久沙钵略因屡被隋军打败并遭到阿波可汗不断攻击，也向隋朝求和称藩。至此，隋朝北部边患基本消除，解除了南下灭陈的后顾之忧。

北方稳定后，杨坚加紧了向南灭陈的准备，进一步改革内政，发展军力。587年，杨坚根据长江地理形势与陈朝分散守备的特点，计划实行多路进攻并重兵部署长江下游的作战方略，寻找良机，突然渡江，东西呼应，一举取胜。战前，隋朝向陈朝大量散发诏书，揭露陈后主之罪，争取人心，并多方误敌、疲敌。588年10月，杨坚在寿春置淮南道行台省，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主管灭陈之事，集中50余万水陆军从长江全线分八路攻陈，于12月发起总攻。杨素率军从巴东郡顺江东下，与荆州刺史刘仁恩配合，一举袭占狼尾滩，继而攻克岐亭、延洲，击破上游陈军的防御。杨俊率军在汉口以西阻击了准备东撤的陈军，为下游隋军主力进攻陈朝都城建康，创造了有利形势。

589年1月，隋军主力在长江下游趁陈朝欢度春节之机，分路渡江。行军总管韩擒虎、贺若弼两军配合钳击建康，行军总管宇文述占据石头，完成对建康的包围。贺若弼与陈军主力激战于白土冈(今南京城东)，陈军全线溃退。韩擒虎首先进入建康城，俘获陈叔宝。杨广入城后，令陈叔宝以手书招降长江上游陈军。吴州、湘州等地陈将拒降，不久均为隋军击破。广东岭南数郡共奉高凉冼夫人为主，保境拒守。隋朝派使臣安抚岭南，杨广也命陈叔宝致书冼夫人劝降。冼夫人派自己的孙子率众迎接隋朝使节，岭南诸州皆归顺隋朝。至此，中国结束了东晋以来270余年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文帝杨坚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

陈朝灭亡后，隋朝在江南推行抑制士族豪强的政策，引起南方士族豪强势力的不满，他们利用隋朝想移民至关中的流言煽动民众叛乱。590年11月，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侩等均举兵叛隋称帝。乐安蔡道人、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等，亦自称大都督，起兵响应，*官吏，攻州县，致使原陈朝故地多数皆反。隋文帝命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攻讨，分路进击，逐个歼灭，江南从此安定。

隋文帝改革。为巩固统一后的新生政权，避免重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频繁更迭的覆辙，隋文帝杨坚作为中国长期分裂后重新大一统的开创者，他自建立隋朝起便开启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军政改革。

政治上，一是中央确立三省六部制。废除效率低下的北周天地春秋冬夏六官制，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具体政务的是五省，即分管宫中事务的内侍省和分管书籍历法的秘书省，以及三个管理国家政务的重要机构，即负责审议的门下省，负责决策的内史省和负责执行的尚书省。另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长官为尚书，一直沿用至清朝。二是简化地方官制。杨坚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地方官制从北周的州、郡、县三级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了500多个郡，裁汰了大量冗官，节省了开支，提高了效率，也减轻了人民负担。三是改革选官用人机制。为了更好控制地方，规定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统一由吏部掌握，每年都要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废九品官人法，初创科举制，将选官权收至中央，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优胜者由吏部统一授官，各州每年推选3个文才俱佳的人到中央受官，此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清朝。四是改革刑罚制度，废除严刑峻法。制订《开皇律》，删除苛酷条文，将原来的宫刑、车裂、枭首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1000余条，确立了五刑制（死、流、徒、杖、笞）和死刑复奏制度，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又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开皇律》的诸多法治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

经济上，一是领均田令。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确定户口，使编户大增。编制“定簿”，并以此为依据收取赋税，583年共清理出阴漏丁男443000人，新增164万人，将依附于地方豪强的人解放出来，使国家纳税人口数量大增。二是设置粮仓。在各地修建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据记载，那时储存的粮食布帛到了贞观11年还未用完，当时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0年。三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废除所有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杂币，统一改铸五铢钱，世称“隋五铢”。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秤三斤为一斤，用铜斗铁尺，车书混一，甲兵方息，颁行全国。实行“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

军事上，主要是实行府兵制度。规定当府兵者除保留军籍外，还要同其家属编入州县户籍，与民户一样申请土地。平时生产，每年轮番到京城担任守卫，战时打仗。府兵家属不再跟随府兵调动而流寓无定。这种“寓兵于农”的制度，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增加生产，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

隋文帝改革虽然是以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但是他实行的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得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连续300余年的战争得以停止，全国安宁，百姓生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隋文帝改革是中国古代史上对后世政治制度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变革运动。后世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权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都能看到隋朝的成就和影子。

隋文帝杨坚在位24年，前20年励精图治，史称“开皇之治”。但他晚年也有“废嫡立宠、贬斥忠良、进用小人”的昏聩，以致错立了弑父*兄的杨广为太子。隋炀帝登上帝位后，到处滥用民力，造宫室、开运河、筑驰道、修长城。相传仅营建东都每月就要役使丁夫200万人，因规模浩大、工程严急，结果服役而死的十之四五。对内与百姓苛法严刑，对外随意征伐，三次远征高丽，均无功而还，给人民造成极大苦难，终于导致各地揭竿而起。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宇文化及所*，隋朝至是灭亡。

有研究认为，科举制并非隋文帝首创，他沿用的仍然是北周的察举制度。隋炀帝弑父*君虽有正史记录，但也不足为信。隋炀帝背上弑父*君的骂名，是因为他轻天下，后人诋毁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隋炀帝在基本掌控朝政后至继位前的这段时间，他的私德败坏及种种恶行的暴露，应该是隋文帝怒火攻心并加速其死亡的重要原因。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秦汉大一统时秦朝是二世而亡，历史车轮转到隋唐大一统时，隋朝也是二世而亡，而且连灭亡原因都被描述得大体相同，如滥用民力、大兴土木、连年征伐等。当然，不管后世如何评价，但有一点肯定是相同的，那就是历经数百年的分裂动荡之后，突然间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强力统一，必定是不稳固的，因为长时间分裂导致的历史惯性还在，暗流涌动的叛离势力短期内也未消亡。

隋末天下群雄并起，唐国公李渊晋阳起兵，于618年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唐朝共历21帝，享国289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击*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李渊被迫禅让帝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位为唐太宗。

贞观之治。隋末动乱，导致“开皇盛世”积累的社会财富被破坏殆尽，外部东突厥再次壮大且野心勃勃，局势十分严峻。为有效应对危机，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降伏四方，使得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清明、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的安定局面，将中国的农业文明推向了鼎盛时期。“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为以正道示人。

政治上，唐太宗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朝廷出现了少有的政治清明景象。一是改革“三省六部制”，由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项政令的形成，先由各宰相在中书省政事堂集体商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同意后送门下省审查，如门下省认为不合适，可以拒绝“副署”，则诏令不能发布；如审查通过，则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再交由尚书省执行。唐太宗还规定自己的诏书也要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以防止他在心血来潮时作出错误决定。二是知人善任，用人唯贤。唐太宗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李绩、李靖等更是一代名将。特别是不计前嫌，重用敌手李建成的旧部魏徵，降将尉迟恭、秦琼等。注重人才选拔，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范围和人数，涌现出了大量优秀人才。三是从谏如流，虚怀纳谏，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唐太宗经常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扩大谏官权力，鼓励臣下直谏，其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魏徵死后，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四是整饬吏治，裁并冗员，考察政绩。唐太宗经常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值中书省，百官自励廉能，吏佐各安本份，虽未施残酷刑罚，贪污渎职的现象很少发生。五是注重法治，减轻刑罚。制定《贞观律》，唐太宗带头守法，基本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量刑时慎之又慎。据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相传，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290人，唐太宗年底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来年秋天再回来就死，谁知来年九月，290人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军事上，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平定四方、威服海内，将大唐王朝发展为当时东亚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628年6月，朔方人梁洛仁以夏州归降唐朝。630年，李世民派李靖出师塞北，攻灭中亚强国东突厥汗国，解除了西部边防的最大威胁。634年，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等率军攻打吐谷浑，次年唐军分兵两路，李靖率军向北，出吐谷浑之右，于曼都山斩*吐谷浑名王，后在赤海大破吐谷浑天柱三部落，到达且末西境。侯君集率军向南，出吐谷浑之左，在乌海击败吐谷浑，俘获名王梁屈葱，在荒原行军两千里，到达柏海之上。吐谷浑王伏允的儿子伏顺率军投降唐军，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638年，吐蕃松赞干布率军击破党项、白兰羌、吐谷浑，进攻松州，唐太宗派侯君集率军迎战吐蕃，唐军主力还没出手，先锋牛进达部已经打败了吐蕃军，松赞干布退出党项、白兰羌、吐谷浑，遣使谢罪，请求和亲。639年，高昌王曲智盛投降唐朝，唐太宗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册封其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文成公主得到优待。同年，薛延陀汗国派20万军队南下，唐太宗派数万唐军迎战。李绩以3000先遣军执长槊进攻，大败薛延陀军一部。薛万彻用数千唐军骑兵夺取了薛延陀军的马匹，造成敌军混乱，俘敌超5万，剩余的薛延陀军失去辎重十分之八被冻死，薛延陀汗国臣服。唐太宗后来对薛延陀使者说:“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645年，唐太宗率10万大军征讨高句丽，李绩、张俭、张亮等各路大军皆有斩获，攻破辽东城，改为辽州。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所部15万人先被唐军斩首2万余，剩余军队也被包围后，延寿、惠真率众投降。高句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都地守军皆溃逃，唐军乘胜攻占玄菟、横山、辽东等十城，迁徙辽东等三州户口入中国者7万人。646年，唐军打败进犯的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拔灼被其附庸回纥出兵*死，其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同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贞观期间，唐太宗先后攻灭进犯的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薛延陀汗国，并且将漠南、漠北、西域、青海纳入唐朝的统治之下，还打败高句丽、吐蕃，使得唐朝的声威远播。军事征服后，唐太宗便设置都护府施行仁政，尊重外族风俗，使得四方诸侯及周边外族皆臣服进贡，是名副其实的“天可汗”。

经济上，唐太宗爱惜民力，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促进了经济发展。他注重吸取隋朝后期滥用民力、横征暴敛的亡国教训，强调民为邦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长期居住在隋朝修建的旧宫殿。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使农民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精简机构，缩减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3000多人，免去四方珍贡。招抚流亡回乡，授田耕作，安定民生。灾荒之年，则救灾恤贫，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扶持商业，使得新兴的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当时世界有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在唐朝时才发挥了它的最大价值，成为了世界贸易往来的黄金走廊。

文化上，唐太宗大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组织文士修撰诸经正义和史籍，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在长安设弘文馆，徵集图书二万余卷，重建地方州县学校，复兴卓然有成。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启官修前朝历史的先河。在长安设国子监，延聘名儒出任学官，鼓励新罗、吐蕃、日本等四方君长派遣子弟来唐留学，生员多至万人，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朝文化影响。

民族关系上，唐太宗布德怀柔，开明友善，民族关系空前和谐。唐太宗曾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对于依附各族，唐太宗都尊重其生活习俗，任命各族首领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等方式发展民族关系。630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647年，唐太宗被各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共主，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诸蕃渠帅死亡，必诏册立其后嗣，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均由唐朝册封的惯例。开明友善的民族政策，消减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

对外交往上，唐太宗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在唐朝，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唐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均交好，特别是新罗是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来唐朝贸易的新罗商人也遍布各地。新罗的职官都是仿唐制而设，都城平壤也是模仿长安城而建。东亚岛国日本曾10余次派出了“遣唐使”和留学生，最多时一次达到500人，推动了日本的大化改新，平安京（今日本京都）也是仿唐朝长安城而建。许多日本人长期居住在中国甚至入朝为官，如阿倍仲麻吕曾任唐朝的安南都护官员。唐朝著名僧人鉴真克服重重困难，六次东渡终于抵达日本，双目失明依然宣扬佛法，传播唐朝科技、文化等。

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求取真经，前后10余年学遍了当时的大小乘佛教各种学说，并长期从事佛经翻译工作。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如《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他西游亲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西游记》即以其取经事迹为原型。玄奘被世界人民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大唐还与中亚西亚的波斯、大秦（东罗马）、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他们纷纷遣使来唐，中国的造纸术在大食传开，随后传至欧洲。在唐朝，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文韬武略，治绩全盛，使得大唐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都全面超越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强国，使得中国一度成为最辉煌灿烂的世界中心。即使有玄武门之变和晚年昏聩的“污点”，李世民依旧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标杆，是公认的明君圣主，是最有能力的皇帝之一，他留给后人的是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国泰民安、文治繁荣、武功鼎盛、雄踞东亚的大唐帝国。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说:“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说：“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

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原为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死后被被削发入感业寺为尼，后被唐高宗召回宫中，通过打击关陇贵族势力，逐渐登上皇后之位。660年，唐高宗因身患头风之疾，让武则天代理朝政，进一步巩固权力，与唐高宗并称为“二圣”。唐高宗死后，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不久将其废为庐陵王，改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690年，武则天平定徐敬业反叛，废唐睿宗，继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改为神都，降李旦为皇嗣，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

在尊崇男权的政治传统中，武则天的掌权和称帝，一直遭受了来自各方特别是李唐宗室的挑战和反叛。为此，武则天启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一批酷吏，使用严酷手段镇压各方反叛势力。酷吏受到重用，更是投其所好，研制的“定百脉”“求即死”“突地吼”“死猪愁”等五花八门的残酷刑罚，使得很多人本来可能没有罪或罪不至死，但被酷吏控制后，都被迫承认，只求一死。来俊臣组织党羽撰写的《罗织经》更是详细介绍了如何罗织罪名、陷害*人。武则天还采用大臣建议，在朝堂上设置四个铜轨,分别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招恩”“语谏”“伸冤”“通玄”等四种投书，其中很多是告密文书，并规定凡是进京投书者不分贵贱,一律接见,沿途驿站均要好生招待。这项措施虽然遭受批评较多,但对朝廷广开言路、通达下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武则天启用的酷吏镇压下，先是心怀不满的李唐宗室被大量屠*，之后很多心生叛逆的大臣也被*，频繁更换宰相，主政期间宰相多达73人，被*的达十余人。由于酷吏制造了诸多冤假错案，武则天达到巩固权力的政治目的后，便兔死狗烹，称帝第二年便通过酷吏来俊臣的“请君入瓮”*了另一个酷吏周兴，697年又处死来俊臣，结束了酷吏政治。

在任用酷吏的同时，武则天也知人善任，大力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启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如娄师德，狄仁杰、张柬之、姚崇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她在用人制度上也进行了创新，改革科举制度，提高进士科的地位，举行殿试，开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多种制度，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

国家安定后，土地兼并也严重起来，唐初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开始逐渐瓦解，加上武则天在称帝前后*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宿将名帅，使得国家的防御力量减弱。在武则天掌权前期，唐朝的一些对外战争频频失利，之后随着武则天统治的稳定又逐渐挽回了颓势。在西北，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西域控制权烽烟不息，安西四镇时置时罢。692年，武则天派王孝杰率军收复安西四镇，并遣军常驻，平定了吐蕃的反叛。在北方，东突厥再次复兴， 酋长阿史德温傅率部反唐。695年，篡位的默啜可汗为了争取唐朝支持遣使来降，武则天册授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698年，武则天派内侄武延秀前往突厥迎娶默啜女为妃，默啜拒婚并将其扣留，并扬言要用武力帮助李氏恢复唐朝。武则天先命内侄武重规等领兵45万反击默啜，但毫无成效，后不得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并担任河北道元帅，讨伐突厥，实际领兵出征的是副帅狄仁杰。默啜得知消息后，便将掠夺的八九万百姓全部*死，一路烧*抢掠而去，狄仁杰到赵州时突厥人已经撤退，此后默啜一再侵扰，与唐朝也是时和时战。在东北，契丹人崛起，都督李尽忠和旧城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周。武则天的三次派兵讨伐，皆损兵折将。702年，武则天置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取代金山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巩固了唐朝对西域的管辖。

武则天主政期间，面对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的现象，她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提出了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以保障农时。组织编撰《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促进了生产发展。户口数从652年的380万户增长到705年她退位时的615万户。武则天还尊崇佛教，大修庙宇，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只有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侧，向外传达诏令。宰相张柬之等结交禁军统领李多祚，佯称张氏兄弟谋反，率禁军500余人，冲入宫中*死张氏兄弟，包围武则天寝宫逼其退位，太子李显继位，是为唐中宗，恢复了大唐国号，史称“神龙革命”。年底，82岁的武则天在上阳宫病死，称“则天大圣皇后”。次年与唐高宗合葬乾陵，留无字碑任世人评说。

对于武则天，从唐代开始，历来褒贬不一。作为中华帝国唯一的女皇帝，她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心狠手辣的女人。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善于治国、重视延揽人才，不看门第，而且知人善任。打击保守的门阀世族，终结了关陇贵族集团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她主政期间，国家政策稳当、文化繁盛、百姓富裕，有“贞观遗风”的美誉，延续了大唐盛世的风采。当然，武则天也有不少负面评价，她主政初期，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公开与男宠欢好，很多史书直斥其阴险、残忍、善弄权术。明末王夫之更是称其为“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

开元盛世。唐中宗继位后，一直受韦皇后、女儿安乐公主等人牵制和影响，母女俩甚至合谋毒*了唐中宗，立温王李重茂为帝，还想加害相王李旦。李旦之子李隆基在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的协助下发动唐隆政变，诛*了韦氏的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复位，是为唐睿宗。712年，太子李隆基在解决了太平公主的政治势力后，迫使唐睿宗让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

唐玄宗继位后，继承了唐太宗以来的治国理念，以大格局主动限制皇权，发挥相权作用，提拔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臣为相，整饬吏治，精简机构，裁减冗官，政治呈现清明景象。唐玄宗本人也从自己做起，很注意克制自己的*，大力倡导节约。他毁弃宫中的豪华装饰，缩小织锦坊规模，约束宗室诸王，简省公主的封户。短短几年，国家就“赋役宽平，刑罚轻省，百姓富庶”。723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12万人，充当卫士，即“长从宿卫”，也叫“长征健儿”，实现了唐朝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对外收复了辽西营州及河西九曲之地，并再次降服边疆地区的契丹、靺鞨、后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由于唐玄宗前期的德政，唐朝的盛世时代得以延续，大唐达至最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在开元盛世时期，唐朝的强大是一种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全方位的强盛。纵向比较是汉代以来的第二座高峰，横向比较应该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第一。据记载，唐玄宗统治的天宝年间(742至755年)，中国的户口数约962万户、人口约5288万口。唐诗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璀璨的一颗丰碑，是一代一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心灵港湾。就连现实主义的杜甫都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国家繁盛、百姓富庶的状况可见一斑。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天下承平太久，国家无事，他便志得意满，逐步丧失向上求治的精神，从此忽视国事，开始寻欢作乐。这也是人性的必然，正如一个过惯了苦日子的穷小子，通过努力奋斗取得了很大成绩，过上了好日子，肯定难免会想着享享福，谁也不会想一直当永动机、苦行僧。这是一般人都会有的正常想法，皇帝也是人，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身系天下安危，适度的享乐奢侈问题不大，但过度放纵则势必误国误民，贻害无穷，唐玄宗后期的所作所为就是典型例子。

安史之乱。唐玄宗的这种想法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加严重，以致他沉溺酒色，荒怠朝政，任用有“口蜜腹剑”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18年，政治日益腐败。772年，由于唐朝前期开疆拓土，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辖，唐玄宗在边地以数州为1镇共设置了10个兵镇，分别由9个节度使和1个经略使管理。节度使不单管理兵镇军事，而且兼管区域内各州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以致原来的州刺史都变为其部属，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雄踞一方，尾大不掉，直接威胁唐朝中央政权。其中又以掌握重兵的胡人（原突厥后裔）节度使安禄山势力最大。

755年十一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少数民族，率军15万人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奸臣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叛军所到州县都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者开门迎接叛军，或者弃城逃跑，或者被叛军擒*，河北很快沦陷。唐玄宗起初还不相信安禄山叛乱，确认后便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防守洛阳，再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由于仓促应战，精锐边军大多没有赶回，临时招募的新兵又都素质堪忧，十二月安禄山攻入洛阳。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退守潼关不出，唐玄宗听信监军宦官诬告，两人以“失律丧师”之罪被斩。

唐玄宗启用年迈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军20万，继续镇守潼关。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进驻潼关后，哥舒翰立即加固城防，闭关固守。正月，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击退，主力阻于潼关数月。安禄山部将崔乾佑使用诱敌深入之计，将老弱病残士卒屯于陕郡，而隐蔽精锐部队。五月，唐玄宗接到崔乾佑的情报，说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立即上书力谏：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肯定早有防备，一定是用计故意引诱。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叛军劳师远征，利在速决；官军凭借潼关天险，利在坚守。待叛军久攻不下，日渐衰颓，再出兵便可不战而擒。但是，唐玄宗轻信宰相杨国忠的谗言，连续遣使催战，哥舒翰被逼无奈，抚膺恸哭。哥舒翰被迫于六月领兵出关，果然中计，被诱进隘路，大败突围后，近20万唐军逃回潼关的只剩下8000余人。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唐玄宗听信谗言，错估形势，拒绝采取据险坚守、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方针，造成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急转直下。

潼关失守后，安史大军日渐逼近长安。六月十五日黎明，唐玄宗携杨贵妃姐妹、皇子皇孙、杨国忠等近侍逃至马嵬坡，将士忍无可忍，发动兵变*死杨国忠等人，高力士等人缢*杨贵妃。此后，唐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北上灵武。至此，长安失陷，君储逃亡，安史之乱进入最高峰。

756年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遥奉唐玄宗为太上皇，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李光弼被封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奉诏讨伐叛军。757年，郭子仪、李光弼会师常山，击败史思明一部，收复河北一带。

757年正月，安庆绪命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率13万大军南下，河南各城纷纷陷落，惟有军事重镇睢阳久攻不下。睢阳太守许远与前来支援的张巡合兵不到7000人，有时一天之内打退叛军20余次进攻，连续战斗16昼夜，共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死士卒2万余人，守军士气倍增。许远因张巡智勇兼备，便主动将作战指挥权交张巡负责，自己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两人密切配合，坚守了10个月，终因寡不敌众，被叛军攻破，张巡及其部将36人均遭*害。

睢阳之战苦撑了10个月，前后大小400余战，张巡以不足万人之兵，屡败贼兵，致叛军死伤十余万人，连尹子奇也被张巡射瞎一目。此战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免于战乱十个月之久，牵制了安庆绪前后大军几十万人，为唐朝反攻及郭子仪收复长安、洛阳两京争取了宝贵时间。

张巡是德才俱佳、智勇兼备的军事天才，他在不可为的敌我力量对比情势下，以个人智慧硬是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可为，在中国军事史上他应该被大书特书，流芳千古！

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起兵不久就双目失明，性情异常暴躁。他称帝后，常居深宫，军务都通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厚，但也时常遭其鞭挞。宦官李猪儿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最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常想以庆恩代庆绪。757年正月五日夜，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串通，由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帐外盯住侍卫，李猪儿则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准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安庆绪诫令宫中严加保密。次日早晨，严庄对外宣称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随即，安庆绪继承帝位，然后发丧。历史证明，身居高位的身边人千万不能轻易得罪，否则连自己都有可能身首异处，因为身边人掌握信息最多，也最容易被利用。

757年九月，长安为唐军收复，*父自立的安庆绪自洛阳败逃至邺城，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溃归范阳史思明。十月，唐军收复洛阳，并遣军攻占河内等地。此时，由于唐肃宗忙于迎太上皇唐玄宗还都，未及时遣军追击叛军残部，致使安庆绪至邺城后重整旗鼓，再次形成声势。此时，安庆绪因忌惮范阳的史思明势力日盛，遣使前去调兵，使者被其扣留，史思明率8万大军及13郡投降唐朝，被授范阳节度使。半年后，史思明再度反叛，与安庆绪联合。

758年九月，唐肃宗派兵马副元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军围攻邺城的安庆绪，在与援军史思明交锋时被狂风惊散溃败。郭子仪军溃退至河阳桥，李光弼整军返回太原，其余节度使各回本镇，史思明重新占领洛阳。十月，郭子仪等部先后北渡黄河，与李嗣业部会攻卫州获胜。安庆绪退回邺城，被唐军包围，急派人向史思明求援，许以让位。史思明率军自范阳南下解救邺城，先遣步骑1万进驻滏阳，遥为声援。十二月，史思明夺占魏州后，按兵观望。759年二月，唐军围攻邺城四个月不下，士气低落。史思明率部向唐军逼进，并截断唐军粮运，三月决战，双方伤亡甚重。史思明率部众驻邺城南，诱*了安庆绪，兼并其军，留其子史朝义驻守邺城，自还范阳。761年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

至此，安史之乱的两大叛军首领安禄山、史思明都被自己的儿子所*。可想而知，在权力面前特别是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什么父子伦常，什么仁义道德，都会被利益熏心的狠人践踏得一无是处！

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启用唐将仆固怀恩为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统兵进军洛阳。唐军步兵从正面，唐军骑兵与回纥军从侧面，击败数万叛军。镇西节度使马璘突入史朝义的10万援军中，导致叛军慌乱，唐军乘势*入，叛军大败，史朝义率轻骑数百向东逃走。763年春，先是史朝义部将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后另一部将李怀仙又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其余叛将投降。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结束。

安史之乱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是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一次矛盾总爆发。安史之乱更是一场大浩劫，使得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战后的大唐人丁锐减，人口下降了约三分之二，土地荒芜，千里萧条，并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大唐盛世毁于一旦。

有研究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朝军事制度演变的必然。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士兵战时打仗、农时生产，忠于国家的倾向高，不容易变成将领的私人势力。随着社会的安定，大规模的全国性战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针对边疆部分地区的驻屯，于是职业性质的募兵制就产生了，加之唐朝为威服四夷而采用的重外轻内的军事部署，使得地方节度使有机可乘。还有人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因为能力强的李林甫去世了，唐玄宗也不理正事，掌权的杨国忠能力不行，控制不了安禄山，还和他矛盾重重，步步紧逼，以及杨国忠攻打南诏失败后损兵折将，这才导致安禄山谋反。

安史之乱前，唐朝共设立了十大藩镇。安史之乱平息后，为稳定叛军中的实力派，唐朝任命投降的将领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等为节度使，致使藩镇数量增加到了三十四个。为避免出现单一藩镇实力过强的情况，唐朝之后又设立了更多的藩镇来彼此牵制，以致藩镇数量增加到了50多个，中央的权力继续削弱，而节度使的权势却越来越大。

两税法。在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变迁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唐初，承袭隋朝的均田制，按人丁分给农民粮田（口分田），属国有，无继承权，人丁死后上交，由国家重新分配。私有的树田（永业田）主要分给贵族官僚，可民间交易。619年，唐朝推出按人口征收赋税徭役的租庸调，这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即自耕农大量存在且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一种赋税徭役制度，它在唐初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后来大唐几个盛世，人口成倍数增长，社会贫富分化以及伴随的土地兼并加剧，国家可授的粮田资源却越来越少，统治阶层占有众多土地却免税，导致自耕农大量*逃亡或沦为地主佃户，授田于民的均田制逐渐崩溃，以人口为基础的租庸调也成为农民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

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百业凋零，千里萧条，均田制存在的基础崩塌，朝廷的财政来源陷入了枯竭之境。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下诏实施两税法，主要内容是：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役杂税，但丁额不废；分为夏、秋两季征税，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十一月纳毕;分为地税和户税两种，地税按占有田产数量的多寡纳米粟，户税按确定户口等级的高低纳钱；不分主户及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州县有田产,都编入当地户籍，并依照丁壮和财产数量定出户等征税；对于无固定住处的在外游商，则在经商所在地按收入的三十税一收税；鳏寡之人可免税；此外再敛者,以枉法论。实施过程中，两税法以量出制入为原则，先由朝廷定出征税的预算额，各州拿到朝廷分配的预算纳税额后，再依据当地现有居住的人口和户籍情况，以及占有的田产多寡和确定的户口等级进行征税。

两税法是一种资产税，开辟了我国以货币计税的历史先河，将原来按人口征税的租庸调改为按贫富征税,充分考虑了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立法原则较为公平。简化了征收税目，从制度上杜绝了官吏从中作弊乱摊派的可能,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取消了王公贵族、官员以及僧尼等部分权贵阶层的免税特权，扩大了税收来源，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总之，它是一次比较成功的税制改革，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的恢复。两税法自唐德宗建中元年开始实施，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才被废止，成为中唐以后800年多年中国赋税制度的中枢。

但是，由于两税中的户税部分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使得市面上钱币流通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反而增加了农民负担，以致两税法实行不到30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计征。不久后，贪得无厌的地方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间架税”“除陌钱”等名目横征暴敛，加上长期不调整户等，使得“两税法”不断调整。

宦官专权。毕竟人的眼界是有限的，加上识人用人都需要时间，所以优先依靠最亲近的熟人便成了必然，然而一旦权力失去制衡，最亲近的人也会变成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唐朝后期，中央的宦官势力与朋党势力互相利用，地方的藩镇势力也尾大不掉，使得晚唐的政治混乱不堪。

宦官专权曾将东汉朝政弄得乌烟瘴气，到了唐朝中后期这种现象又卷土重来。唐玄宗后期，李隆基沉迷享乐，便将国家的一些政务交给身边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来处理，“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宦官之祸,始于明皇。”安史之乱后，朝廷重臣的接连反叛，使得宦官的忠心愈发突显。为了监督朝廷大员，皇帝开始赋予宦官更多的权力。唐肃宗时期，宦官李国辅统领禁军，掌握兵权，已经权倾朝野，“府县按鞫，三司制狱，必谐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无敢异议者”。唐德宗时期，爆发了朱泚叛乱，长安沦陷，德宗仓皇出逃，身边只有窦文场和霍仙鸣两位宦官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叛乱平定后，唐德宗对满朝文武都不信任，对两位宦官却青睐有加，他让窦文场和霍仙鸣两人分别充任左右护军中尉，共同统领神策军。从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朝廷的固定制度，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没有改变。于是，此后朝廷接连出现了手刃皇帝的俱文珍和王守澄，历经六朝的仇士良，以及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他们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致使唐朝政权愈加风雨飘摇。

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郑覃等为首的李党之间的牛李党争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唐宪宗时期，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一次考试中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人的观点不无道理，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得知此事后，因牛李两人的批评揭露了他的短处，便在唐宪宗面前说，牛李二人与考官有私交。唐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李二人也没有受到提拔。此事引发朝野哗然，大臣争相为二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好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821年，唐穆宗时期，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便向穆宗举报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便派人复试﹐结果原榜13人中﹐仅3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而怀恨在心。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826年，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害，宦官王守澄立文宗为帝。唐文宗向来不满宦官专权，便与大臣李训、郑注密谋诛灭宦官。但是，两人为了争功邀宠，不久竟发展到了势同水火的关系。829年，唐文宗时期，李德裕改任兵部侍郎，宰相裴度推荐其继任宰相未果。而李宗闵则攀援宦官当上宰相，将刚刚入朝的李德裕调出，任义成节度使。830年，李宗闵引荐牛僧孺入相，裴度辞去宰相，外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832年，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京兆尹杜悰向李宗闵建议，通过推荐李德裕任御史大夫与其修好。李宗闵同意后，杜悰造访李德裕，说明来由，李德裕非常高兴。但李宗闵在与杨虞卿商议后，却没有推荐，便错过了双方和解的机会。833年，李德裕升任宰相，将杨虞卿、张仲方、张元夫、萧浣等牛党人物降职，出为地方官。不久，李宗闵出为山南西节度使。834年，当权的李训、郑注为了排挤李德裕，再次引荐李宗闵入相，之后李德裕出为镇海节度使。

835年十一月，唐文宗在郑注等人的谋划下，用计赐死了宦官王守澄，并计划由郑注奏请唐文宗批准率兵护卫王守澄葬礼，于是文宗亲兵也可随从前往。届时，郑注下令关闭墓门，命亲兵用利斧砍*宦官，一举全部诛除。此时，计划已经约好，但李训的自私与阴暗就显露出来。他很快和同党密谋，认为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诛除宦官的功劳就全部归于郑注，不如让郭行余以到地方赴任节度使为名招募私兵，同时联合左金吾大将军韩约等先于郑注一步，在京城诛除宦官，随后除掉郑注。二十一日，唐文宗御临紫宸殿，韩约奏称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昨晚发现有甘露降临，这是祥瑞的征兆。百官纷纷向唐文宗祝贺，李训等乘机劝唐文宗亲自前往观看，唐文宗表示同意，先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到左金吾后院察看甘露，过了很久才回来。李训便再奏说，经现场检查不象是真正的甘露，不可匆忙向全国宣布。唐文宗随即又命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诸位宦官再次前往左金吾后院察看。宦官走后，李训急忙召集郭行余、王璠及新募私兵听候唐文宗下达诛除宦官的命令。但王璠吓得不停发抖，没按计划率兵前来。

与此同时，仇士良率领宦官到左金吾后院去察看甘露，韩约紧张得浑身流汗，脸色十分难看，引起仇士良警觉。突然，一阵风把院中的帐幕吹起来，仇士良等人发现很多手执兵器的士卒，又听到兵器的碰撞声音，便急忙往外跑，守门的士卒正想关门，被仇士良大声呵叱，门没关上。仇士良等人急奔含元殿，向唐文宗报告发生兵变，被李训看见，他急呼金吾士卒上前护驾，之后京兆府、御史台的士卒也应约前来一同击*宦官。此时，唐文宗则乘轿离殿向后宫急奔而去，李训拦住软轿不让唐文宗继续走，但被近侍宦官击倒，李训换上便服骑马而逃。唐文宗入后宫，仇士良等人命令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500人讨伐乱党，金吾卫士卒皆被斩*。仇士良等人又命左、右神策军派骑兵出城追击逃亡的贼党，同时派兵在京城大搜捕，王涯、王璠等先后被捕，官兵和抢匪趁机在京城街坊和集市中剽掠，京城一片血流成河。

二十三日，百官开始上朝。唐文宗亲临紫宸殿，仇士良奏称王涯等人谋反，已经被逮捕入狱，并呈上王涯的供词，唐文宗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上前察看供词，在确认真迹后，命令狐楚起草制书，将平定李训、王涯等人叛乱宣告朝廷内外。李训在逃亡途中被抓，继而被押送的士卒割下头颅送往京城，其家属也被灭族。王涯、王璠等人也同时被腰斩于市。仇士良等人又派人携带唐文宗的密敕授予凤翔监军张仲清，郑注被李叔和斩首，其同党千余人被*。二十七日晚，张仲清派李叔和等前往京城献上郑注的首级，朝廷命挂在兴安门上示众，此后京城的人心逐渐安定，禁军诸军开始各回军营。

《新唐书》说:“李训浮躁寡谋，郑注斩斩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舆险而轻，邀幸天功，宁不殆哉!”甘露之变的失败，表面上是因为谋划之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实际上是宦官势力已树大根深，很难撼动的必然结果。

840年，唐文宗死，宦官拥立唐武宗即位﹐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受武宗宠信，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牛僧孺、李宗闵等牛党则失势，一再被贬职流放。846年，唐宣宗即位，为了夺回朝政大权，李德裕被排斥出京，外任荆南节度使。此后，宰相白敏中等人一再贬黜李德裕。之后，两年，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先后病故。

唐朝后期，由于地方藩镇的增多，加之宦官弄权愈发严重，朝廷进入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交织的内忧外患时期，唐朝皇帝只能在各地方节度使和中央各派系之间“走钢丝”，使得政治更加腐败，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气数已尽的唐朝迅速走向衰亡。

901年，节度使朱温入宫尽诛宦官，唐朝的宦官势力终告消失。*完宦官之后，朱温直接废除了神策军，然后找借口*掉了跟他合作的宰相崔胤，控制唐昭宗并于次年将他诛*，立年仅13岁的李柷为帝。在此前后，王仙之、黄巢等农民起义相继爆发，虽被镇压，但唐朝统治已名存实亡。907年，朱温逼唐哀帝李柷禅位，唐朝灭亡，享国290年。

宦官弄权，历代皆有，但东汉、唐朝尤甚。有研究认为，两者还是有区别，汉朝宦官是皇帝用来对付外戚的，失控以后也打击了士大夫集团。唐朝宦官是皇帝用来对付藩镇武将的，因此唐朝的宦官握有兵权，专权起来也最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