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连载③

《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连载③

首页卡牌对战隐世合击战纪更新时间:2024-06-28

  【作者简介】

  高洪雷

  山东新泰人,生于1964年4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另一半中国史》被译成7种文字出版,《大写西域》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华民族的故事》被评为年度桂冠童书,另有《另一种文明》《楼兰啊楼兰》《名人故事》等书出版。

王利博制图

  第21天长安

  洛阳距离长安390公里,玄奘骑快马只走了4天。高元度绕开洛阳抵达长安也仅用了6天。所以,两地之间所用的时间我们暂且以国际友人为准。

  一、李白的朋友

  高元度抵达长安时,已经快过年了。

  他一进长安,便入住了专门用于接待外国使者的四方馆,然后要求觐见大唐皇帝。但这时的唐朝正忙于死灰复燃的“安史之乱”,唐肃宗李亨根本没有心情接待他。没有办法,高元度只有呈上日本天皇关于派自己迎接遣唐使藤原清河回国的国书。同时,他还提出了让另一个名气很大的日本人一起回国的请求。

  这个名气很大的日本人,是诗人李白的朋友。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这是李白的悼亡诗《哭晁卿衡》。这个让李白如此动情的好友,原名阿倍仲麻吕,汉名朝衡(又作晁衡),字巨卿,698年出生于日本奈良贵族安倍氏。

  716年,19岁的仲麻吕被推举为遣唐留学生。第二年3月,他拜别父母与亲友,随第9次遣唐使团从今大阪起航,开始了前途未卜但盛满期待的旅途,同行者有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玄昉等。经过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他们于9月底抵达了向往已久的长安。

  在长安国子监太学,古朴厚重的秦砖汉瓦,羽裳飘袂的汉韵唐风,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土生土长的道家经典,博大精深的佛家要义,令仲麻吕如沐春风。从太学毕业后,他参加了唐朝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举朝震惊。

  此后,他历任左补阙(皇帝侍从)、秘书监(皇家图书馆馆长,从三品)等职,深得唐玄宗的赏识。

  转眼已是752年,以藤原清河为正使、吉备真备为副使的第11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分别经年,一切都似曾相识,一切又恍如昨日。吉备真备发现,尽管老朋友仲麻吕在长安荣宠无限,但眼里盛满了潮水般的忧郁。看来,他想家了。

  几度花飞叶落,一番齿豁头秃。19年前,仲麻吕就以双亲年迈为由,请求归国。因唐玄宗一再挽留,仲麻吕未能成行。这次一见到吉备真备,仲麻吕就感觉深埋在心底的那根琴弦被拨动了,那是一种永远无法停下来的律动。于是,在遣唐使到达长安的第2年,仲麻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随团回国的请求。他在上表中深情地说,37年前,自己辞别日本来唐,如今已是56岁的垂垂老者,我感恩陛下赐予的荣华,热爱长安的无尽繁华,但也时刻思念亲人与故国。我快入土了,该回家了,请陛下恩准。

  对于这位优秀的异国老臣,唐玄宗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顺乎常理:忍痛割爱,允许仲麻吕回国;第二个令人震惊:任命仲麻吕为唐回聘日本使节,奉皇帝之命出使日本。由此,他开了一个先河——一个外国人作为中国朝廷使节的先河。

  听说仲麻吕被允准回国,朋友们纷纷赶来饯行。尚书右丞王维与仲麻吕是莫逆之交,这位天才诗人写下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好友包佶也奉上《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一诗:“上才生下国,东海是西邻。九译蕃君使,千年圣主臣。”那一刻,仲麻吕双肩微颤,泪眼婆娑,一手研墨,一手挥毫写下了《衔命还国作》这首流韵千古的佳作: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李白也赶来了。这位唐代最有才华、最有个性的诗人,是仲麻吕最好的朋友。李白当时给仲麻吕送了什么,历史没有记录。但仲麻吕送给李白一件珍贵的日本裘,却有史可查。

  753年6月,仲麻吕和藤原清河、吉备真备辞别长安,赶赴扬州。他们来到扬州延光寺,秘密拜会了唐朝律宗高僧鉴真,恳请他和遣唐使船队一起东渡。

  早在11年前,随第十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来中国的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找到了在扬州讲授戒律的鉴真,邀请他到日本传法。崇信道教的唐玄宗意欲派道士去日本,结果被日本拒绝,因此一直不许鉴真出海。其间,鉴真5次东渡都因官府干涉或遭遇风浪而失败,荣睿病死,普照也落寞北去。

  仲麻吕一行赶来时,鉴真已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但越海传教的信念坚如磐石。于是,双方秘密约定在苏州黄泗浦(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东渡苑内)集合。

  10月15日夜,他们分乘四艘船从黄泗浦起航。江波粼粼,水天一色,风在船头月在天。感念长安之唐风,思念奈良之乡愁,仲麻吕忘情吟咏道——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突然,一只野鸡扑棱棱落在船头。大家认为江滩芦苇丛生,船队惊飞野鸡不足为怪,但遣唐使认为这是凶兆,于是调转船头返回。

  10月16日,一个公认的黄道吉日,船队正式扬帆入海,沿南岛路回国。然而,命运偏偏和遣唐使们为难。11月21日,藤原清河和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艘船遭遇逆风,不幸触礁。12月6日,又有一艘船触礁。只剩下鉴真和吉备真备于12月20日幸运地抵达日本。

  鉴真受到了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他先是在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尊称“大和尚”;继而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太上皇、皇太后以及皇族和僧侣约500人受戒,使得日本的受戒制度从此建立,他被封为“大僧都”,负责统领全国僧尼。就连鉴真及其弟子所建的“唐招提寺”,也成为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

  吉备真备将中国围棋引入了日本,将唐朝最新的太衍历带回日本交给了天皇(763年日本开始使用太衍历),利用汉字偏旁和部首参与创制了日文片假名,还凭借两次入唐经历屡屡升迁,最终被提拔为从二位的右大臣,与左大臣共同执掌朝政。

  遣唐使船队触礁的消息传回长安,大家认为仲麻吕和藤原清河必死无疑。于是,李白眼含泪水,写下了本节开篇的悼亡诗。

  谁知,死亡的大门为二人留了一道缝隙。755年夏,二人突然现身长安。原来,他们所乘的船只触礁后并未沉没,而是顺风漂流到今越南北部的驩州海岸。登陆后又遭当地土人袭击,全船170余人大多遇害,只有仲麻吕和藤原清河等10余人侥幸生还。

  看到李白为自己写的悼亡诗,又听说李白已被遣离长安,仲麻吕悲欣交集,当即和诗一首《望乡》:

  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

  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

  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

  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

  当年年底,“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亡四川,仲麻吕始终相随。757年12月,已是太上皇的唐玄宗返回长安,仲麻吕也随之返回,先后任左散骑常侍兼安南(今越南)都护、安南节度使。770年,仲麻吕终老长安。

  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仲麻吕既是一名日本留学生,又是一名唐朝官员;既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又是中日友好的传承者。

  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日本作为虔诚的学生、中国作为无私的老师的时代。难怪在万历援朝战争之后,朝鲜国王宣祖无限感慨地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

  仲麻吕去世后,被唐代宗追赠为从二品的潞州大都督,被日本天皇追赠为正二品,现西安兴庆宫公园和日本奈良都有他的纪念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应该是阿倍仲麻吕的后人,他也应该知晓仲麻吕终老中国的故事。

  二、终老长安的遣唐使

  《水户大日本史》记载:“元度至唐,以乱故不得朝见。”意思是,对于高元度求见的要求,唐肃宗一直没有答应。直到761年阳春三月,史思明被儿子所*,唐朝大势已定,皇帝才重新想起高元度。

  皇帝想起他,并不代表想见他。史载,唐肃宗派内使向高元度宣读诏书说:“特进秘书监藤原清河,今依使奏,欲遣归国,唯恐残贼未平,道路多难。元度宜取南路,先归复命。”

  接到诏书,高元度傻了,因为上面说得明白,叛军尚未完全清除,回国之路充满危险,担任特进秘书监的藤原清河暂时不能回国。你可以走南路先行回国,向日本天皇复命。高元度再一打听,年迈的仲麻吕,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不能回国。

  对此,高元度十分地不理解,心情低落得恨不得撞墙,他实在想不出空手回国怎么向天皇交代。就在他蹲在地上生闷气时,皇帝派人送来“兵仗样甲冑一具、伐刀一口、枪一竿、矢二只”,说是回赠日本天皇的礼物。但《续日本纪》“征赠唐国牛角”一节又记载,唐肃宗要求日本提供牛角,用来造弓。据分析,唐朝平叛需要大量兵器,不放身为日本皇室外戚的藤原清河回国,也有可能是将其扣为人质,以换取日本的兵器援助。

  761年初,高元度带着满腹的遗憾回国。需要说明的是,高元度一行入唐时是11人,回到日本的却是10人,未能回国的是羽栗翔。他是公元717年第9次遣唐使随员羽栗吉麻吕与唐女子所生,公元734年随父亲回国,这次他留在藤原清河身边未归,也应该与母亲在长安有关。

  唐肃宗也算客气,专门派宦官谢时和护送高元度一行到达苏州,然后由苏州刺史李岵负责造大船一艘,再抽调越州浦阳府折冲沈惟岳等9人为押领官,别将陆张什等30人为水手,护送高元度从苏州横渡东海。

  8月12日,船队抵达九州岛,高元度与护送自己的唐朝官员作别,匆匆赶往首都平城京(今奈良西郊)。而唐朝官兵也应该按原路返航了。天知道为什么,他们居然赖着不走,九州岛大宰府也只能好鱼、好酒地伺候。直到762年1月,日本天皇派人给他们送来了赐禄,这些人才准备打道回府。

  按说,赐禄发放是有标准的,但不知大使沈惟岳哪一根神经出了问题,居然在向下属发放赐禄时动了手脚。《续日本纪》记载,“赐大使以下禄有差”。

  很快,下属们察觉了沈惟岳的贪污行径,按说应该在回国后向朝廷举报这个贪官。但接下来,这38人居然联名向九州岛大宰府告状,提出由副使纪乔容取代沈惟岳的大使之职,重新分配赐禄。接到诉状,大宰府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倒不是为贪污之事惊奇,而是为外国人告外国人却让自己当裁判而惊奇。要知道,换大使是皇帝的特权,哪轮得到他这个外国小吏?于是,他赶紧请示日本朝廷。日本朝廷倒很理性,很快答复:“大使、副使是敕使,不可改弦更张。至于赐禄,仍按原定标准发放。”这件发生在唐朝外交官身上的丑事,虽然淹没在了回程的浪涛中,却永远留在了日本的册页里。

  高元度回国后,向淳仁天皇奏明了唐肃宗不放藤原清河回国的用意。于是,天皇将藤原清河的官位遥授至从三位,任遣唐大使兼常陆守及民部卿。同时,下令造遣唐使船4艘,收集牛角7800只。只不过,日本的援唐计划因触礁、大风等原因而搁浅。

  此后,回国无望的藤原清河与一名唐女子结婚,生育了一个女儿,取名喜娘。

  775年前后,藤原清河托新罗使者给日本天皇捎信,表达了返国的强烈意愿。于是,日本光仁天皇派出第11次遣唐使,并让遣唐使带信给藤原清河说:“汝奉使绝域,久经年序,忠诚远著,消息有闻,故今因聘使迎之……宜能努力,与使共归。”

  777年6月,日本第11次遣唐使佐伯今毛人率使团走南岛路入唐,第二年正月抵达长安,受到唐代宗李豫的接见。但年迈的藤原清河已无力承受海上的颠簸,只好派女儿喜娘随遣唐使回国探亲。

  中日混血儿喜娘抵达平城京后,在日本朝野引起了极大轰动,尽管没有见到藤原清河本人,藤原家族还是悲欣交集,天天围着喜娘嘘寒问暖,又蹦又跳。同年,藤原清河在长安病逝。万里之外的光仁天皇听到讣报,追授他为从二位;承和年间,仁明天皇再追授他为从一位。

  妖娆春日野,

  祭祀祈神援。

  社苑梅花绽,

  常开待我还。

  这是藤原清河生前的一首思乡诗。对于身后日本皇室赠予的殊荣,藤原清河既无福享受,也听不到了,他在九泉之下能见到的,大概只有常常出现在梦里的故乡社苑盛开的梅花吧。

  7年前,阿倍仲麻吕走了;如今,藤原清河也走了。但他们的肉身没有走,永远留在了伟大的世界中心——长安。屈指算来,长安的历史并不长,至此仅有500年。那么,是谁首先看中了这块福地,又是谁下决心定都于此的呢?

  三、被皇帝赐姓的人

  公元前202年,富有戏剧性的楚汉战争终于画上句号。刘邦,这个出身草莽的小个子男人,坐上了万人向往的龙座,但他却什么都没准备好。连都城建在哪里,都没有想好。

  定都,绝非一个简单的选址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人心的向背、朝廷的安全、资源的分配。当刘邦还是汉王,被困汉中时,来自东方的部下就开始成批逃回故乡,因而才有萧何追韩信之举。现在胜利了,纵令坐轿子的不想东归,抬轿子的能不归心似箭吗?而且国都的选择,还关系着是接续秦始皇的大一统,还是恢复西周的封建制?简言之,是承秦还是承周?方向选不好,不仅刘家这艘巨轮随时可能触礁,他本人能否善终都很成问题。

  于是就有了定都之议。

  这时,一个山东人向历史走来。他叫娄敬,齐国卢(今济南长清)人,为了逃避秦朝暴政,一度隐居山林。公元前202年6月,这位隐士被征调去陇西郡(今甘肃临洮)服兵役,成了一名小小的戍卒。

  路经洛阳时,他得知刘邦正在城内,便找到同乡虞将军,请求觐见刘邦。

  此时的刘邦尽管已经摆出皇帝的架子,却一直担着爱才的美名,听说对方是一位隐士,只得很不情愿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会面。

  按说,戍卒见到皇帝,应该哆嗦不成个才对,但衣衫破旧的娄敬却不亢不卑,举手投足一派名士风范,这让曾经摘下儒生的帽子往里面尿尿的刘邦一反常态,口气谦和地问:“先生急着见朕,有何见教?”

  娄敬也不客气,开门见山地问:“听说陛下想定都洛阳,是要以周为榜样治理天下,并希望和它一样兴盛吗?”

  大凡名士都喜欢先给别人下一个套,把对方绕进去,再抛出自己的高见,但刘邦不谙此道,便随口答道:“先生所言极是。”

  “我以为不妥。”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与周不同。周是以德起家,并以德政治天下;陛下起家靠的不是德,是武力。周鼎盛时期,天下和睦,不驻一兵防守,不用一卒出战,四方部族都能归顺臣服。那时把都城建在四通八达的洛阳,方便各方诸侯朝见纳贡,当然是最佳选择。如今情况不同了,陛下从丰邑沛县起事以来,大小战百余次,天下尸横遍野,民众怨声载道,秦末乱局未了,此时定都无险可守的洛阳,一旦发生动乱,陛下如何应付?”

  见刘邦面露难色,娄敬接着说:“关中就不一样了,东有肴山和函谷关,进退自如;西为陇西腹地,沃野千里;南临汉中巴蜀,物产丰饶;北有草原牧场,牛壮马肥。在地形上,关中四面均有雄关可守,即使周边发生战事,也可保证朝廷不受滋扰。诸侯各国和平安定时,各地物资可通过黄河、渭河水道漕运到京师。诸侯各国一旦发生动乱,京师的粮草军备又可以顺河而下。陛下定都关中,应是最佳选择。”

  刘邦心底的天平开始倾斜,但从表情上看,尚有一丝犹豫,于是把脸转向身旁的谋士张良。也许张良早有此意,也许被这个隐士说动,因此适时烧了一把火,认同了娄敬的说法。刘邦被“煮熟”,随之下诏:定都关中。

  从此,长安伴随着大汉帝国冉冉升起在广袤富庶的关中平原上,其耀眼的光芒,当与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日月同辉。

  因为一个建议,本该西去的小人物娄敬留在了长安,被拜为郎中、奉春君,进入了刘邦的“智囊团”,还成为第一个被赐予皇姓的人,娄敬从此改名刘敬。

  小人物的故事并未结束。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单于冒顿趁汉朝刚刚建立,逼迫驻守马邑(今山西朔县)的韩王信投降,然后跨越长城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兵败的消息飞到不远处的长安,处于童年期的汉帝国受到强烈震撼。第二年初冬,刘邦亲率32万步兵迎击匈奴。在太原附近两战两胜后,汉军产生了强烈的轻敌情绪。但刘邦还算清醒,听说匈奴驻兵代谷,于是派人侦察匈奴的虚实。派去的十几批使臣,回来都说匈奴可以攻击。刘邦仍不放心,于是派刘敬作为最后一批使者出使匈奴。但刘敬回来后,与前面十几批使臣的判断截然相反:“两国交兵,该炫耀自身长处才是。但我在代谷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对方肯定埋伏好奇兵等待我们上钩了,匈奴绝对不能攻打!”

  此时,汉朝20万大军已经越过句注山,大有踏平前方一切敌人之势。听了刘敬的话,刘邦怒骂道:“齐国孬种!你凭着两片嘴唇捞到了官职,现在又来胡言乱语,干扰我方大军的进攻!”于是,命令手下将刘敬拘押在广武县,准备凯旋后再对其严惩。

  之后,刘邦不顾天寒地冻、后援不继,随同先头骑兵部队乘胜追击到了平城以东的白登山。

  美国西点军校有一条军规:如果你的攻击很顺利,一定是中了敌人的圈套。果然,踌躇满志的刘邦连同先头部队不知不觉步入陷阱,被40万匈奴骑兵重重围住,被围部队与后续步兵的联系也被切断。无论是左冲,还是右突,刘邦竟然七天七夜无法脱身。情急之下,刘邦采纳了谋士陈平的计策,暗中派人用珠宝贿赂冒顿的阏氏。也许是枕边风发挥了作用,也许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没有及时赶来会合使冒顿有些心虚,第二天一早,冒顿下令解开重围的一角,刘邦得以乘大雾弥漫仓皇而逃。

  死里逃生的刘邦在后怕的同时变得现实起来,他不仅亲自将刘敬请出牢狱,赐食邑二千户,封为关内侯——建信侯,而且耐心听取了这位大臣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和亲。作为一种绥靖政策,刘敬的解释是:“作为弑父凶手,冒顿只认识武力。降服他的唯一办法是把汉公主嫁给他,嫁妆一定要丰厚,他既然用不着抢劫就能得到大笔财富,自然也就不必发动战争,况且作为汉的女婿是不能与岳父作对的。将来公主的儿子继任单于,就是汉的外甥、外孙,就更不可能与舅舅和外公作对了。”

  似乎茅塞顿开这个词,就是专门为这一刻的刘邦量心打造的。接下来,他命令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改嫁匈奴。尽管女儿因为母亲吕后的阻挠未能成行,但刘邦还是将一位皇室之女收为公主嫁给了冒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和亲”政策的由来,也是世界上“以女人换和平”的最原始版本。

  紧接着,刘敬又建议把六国贵族的后裔十万多人迁移到关中,使得长安占据了人力、物力优势,为后来汉武帝刘彻成就辉煌大业夯实了地基。

  一切就绪后,这个建万世之安的刘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大娄峪村隐居,直至终老。

  记得曾有学者不无遗憾地叩问历史:谁能做到在春风迷醉时,想得起及时挪走梯子,从而把春风留在人生的房顶呢?

  刘敬能做到。

  四、世界上最大的城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长安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长安城的建设历时百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刘邦见过娄敬之后,便暂居栎阳(今西安阎良区武屯镇),诏令丞相萧何在秦都咸阳的废墟上建设新城。

  公元前199年,皇宫竣工,建设总监萧何奏请刘邦前来视察。于是,刘邦从栎阳移驾咸阳,由萧何引领着进了新的皇宫。皇宫的主体,名叫未央(长生之意)宫,在秦章台的基础上修建而成,位于地势最高的龙首原山丘上,方圆二三十里,面积比北京紫禁城大6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东西两方,阙门最广。殿宇规模,亦皆高敞,尤以前殿最为豪华壮丽。武库、太仓,分建殿旁,气象巍峨”。

  刘邦是个很有城府的人,他明明心里很震撼,脸却故意拉得很长,并且用责备的口气对萧何说:“朕之起义,原为救民。现今天下初定,民穷财尽,怎将这座宫殿造得如此奢华?”

  萧何最了解这位草根皇帝,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正因为天下初定,才好借机多征发人和物营建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只有宫室壮丽方能显示威严,也免得子孙后代再来重建。”换句话说,不搞得阔气一点,怎能对得起您现在的身份?天子之家岂能按寻常规模营建?为此,我不得不佩服萧何挠痒痒的本事,也才理解了他为何能位极人臣并得以善终。

  见萧何答的十分得体,刘邦转怒为喜:“如此说来,是朕错怪你了。”

  皇帝已经很高兴了,但萧何仍意犹未尽,接着说:“微臣此事虽蒙陛下宽宥,但来日方长,难免有误,期望陛下指点迷津。”

  刘邦微笑着说:“爱卿做事颇有远见,朕记得当年攻破此地时,诸将乘乱入宫,多在抢夺财宝,唯有你只取书籍表册而去,目下办事有条不紊,方便多了。”

  萧何也笑了:“臣无所长,一生为吏,对于前朝典籍,一向视为至宝,平日得以借鉴,今为陛下一语道破。陛下天资超凡,事事留意,臣下再努力也不及陛下万一啊。”

  刘邦闻言大喜,指着未央宫四周,一字一顿地说:“周边可加筑城垣,作为京邑,取名长安!”

  就在这次著名的问答中,咸阳更名长安。从此,咸阳以东,渭水以南、灞水以西,一个可以“长治久安”的伟大城市拔地而起,名扬四海。但直到刘邦驾崩,长安城也才仅仅修筑了长乐宫和未央宫,城墙还没来得及建,街道也只有寥寥几条,与大国形象严重不符。

  长安城建设的第二阶段,是由刘邦的儿子实施的。公元前194—前190年,汉惠帝先后三次征发长安郊县数十万人,在未央宫的东侧为汉高祖修建了一座祖庙,在宫殿北部修建了东市和西市,还修建了街道和城墙。城墙高12米,宽12至16米,周长65里,共有12座城门,每座城门又分成3个门道,右为入城道,左为出城道,中道专供皇帝使用。

  长安城最终定型,已经是第7位汉帝——刘彻时期了。刘彻上台后,大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国家财力得到迅速膨胀。《汉书·食货志》记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也就是说,朝廷终于有钱摆阔了。于是,刘彻大规模扩建长安城。公元前138年,扩建了上林苑,在那里布置了难以计数的奇花异草、珍禽瑞兽、假山奇石,其中有一只黑犀牛、一只白象、一只鹦鹉,还有一座梦幻般的仙山;公元前129年,兴修了长达300余里的漕渠,沟通了长安和黄河水运;公元前120年,凿挖了周长40里的昆明池;公元前115年,修筑了伯梁台;公元前104年,在城西修造了建章宫;公元前101年,在未央宫以北修建了北宫、桂宫,在长乐宫以北修建了明光宫。

  百年汉朝,造就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城区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4倍。

  然而,即便是最大的城,也安放不下这个王朝年轻躯体里不断涌动的心,更挡不住一个新王朝向外扩张的力量。于是,汉王朝的梦想和朝气,从36个门道呈放射状喷向四面八方。

  五、张骞西行

  如同中国地理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大到天宇,小到凡尘,都已经有了圣人给出的解释,你只需按照传统的规矩行事,一切的改革、好奇与探险,都意味着胡闹、浪费与危险。但刘彻不同,他是一个反传统的人物,拥有世界上最宽广的视野,最澎湃的*,最敏锐的思维,最强硬的手腕。他要站在高山之巅俯瞰世界,他要用自己的意志开拓疆域,他要让所有人匍匐在脚下,他要娶天下最美的女人——“倾城倾国”的李夫人,他要修天下最大的都城——长安城,他要打败曾让祖辈最难堪的敌人——匈奴,他要成为比秦始皇还要伟大的千古一帝。

  刘彻从一个匈奴俘虏口中得知,因屡遭匈奴践踏,被迫逃亡妫水以北的大月氏,一直对“*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奇耻大辱耿耿于心,伺机报复匈奴,但苦于无人相助。于是,刘彻决定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断匈右臂”。那么,谁愿出使远遁的大月氏呢?刘彻大声问了几次,满朝文武居然无人应声。

  没办法,只得张出皇榜。榜上说,皇帝为了对付咄咄逼人的匈奴,面向天下招募使者,代表汉出使大月氏。这可不是一个美差,因为大月氏距长安3000公里,不仅路途遥遥,风沙漫漫,而且要穿过匈奴控制区,即便渴不死、累不死,也有可能被*死。因此,榜前围观者甚众,但多日无人揭榜。

  最终,还是有人揭下了皇榜。揭榜的人,名叫张骞,字子文,今陕西城固县人,时任名为“郎”的下级侍从官。

  在首都长安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26岁的张骞从18岁的刘彻手中郑重地接过了象征授权的旌节。

  公元前138年,史学界所谓的“丝路元年”,张骞率百人使团从长安出发,取道甘肃西部,踏上了西去妫水(今阿姆河)的漫漫征程。使团成员中,有武士、学者、医生、向导。随行的翻译是一位西域胡人,名叫甘夫。

  鉴于河西走廊以西属于匈奴控制区,张骞选择在傍晚时分走出了边境。

  一天,一支匈奴骑兵因为追赶几只野鹿没能在日落前归营,结果与张骞一行迎面相遇,倒霉透顶的汉人使团做了这伙自由散漫者的俘虏。很快,张骞等人被押送到了匈奴单于所在的龙城。

  军臣单于见了张骞,直截了当地问:“汉使前往何处?”

  “臣受汉帝之托,出使大月氏。”张骞只得实话实说。

  “出使大月氏,意欲何为?”闻听汉使出使匈奴的仇敌,军臣单于更加气愤。

  “互通有无,乃国与国之惯例。以汉之丝绸,换大月氏之茴香,难道不可?”意思是,这是纯粹的商业行为,没有其他目的。

  军臣明白汉使在撒谎,于是劈头盖脸地怒喝道:“你以为一句商业交往,就骗得了本单于吗?月氏在我之西北,汉何以得往?假如我出使越国,汉肯听我乎?”

  张骞无言。

  使团成员被全部扣留和软禁起来,许多人被折磨致死,而张骞受到的折磨超过任何人。虐其体,没有用,因为遍体鳞伤的他一言不发;辱其名,没有用,因为面对辱骂他面无表情;断其水,也没有用,因为他会在干渴难忍时咬破手指吮血。情况报到军臣那里,他不禁慨叹:“这是一条硬汉啊,一定要为我所用!”

  《汉书·张骞传》里有四个字:予妻,有子。也就是说,匈奴给他娶了老婆,还生了孩子。尽管历史典籍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或许正是这段情感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春风来了又走,牧草青了又黄,九度风雪过后,张骞已人到中年。他穿胡服,留胡须,说胡语,俨然一个地道的胡人。在匈奴监管者看来,张骞已被胡化,因此对他的戒备有所放松。

  公元前129年,一个天鹅绒般漆黑的夜晚,几颗银色纽扣般的星辰,缝缀在龙城上空那幽玄的天衣上,偶尔闪出胆怯的光。张骞深情地望了一眼酣睡的妻儿,然后匆匆钻出帐篷,与几个约好的同伴像幽灵一般潜入无边的暗夜,步履间没有一丝声息,生怕震落天幕上露水似的星光。

  他们取道蒲类国(今巴里坤湖畔)、车师国(今吐鲁番盆地),沿北河(今塔里木河)西行到达疏勒国(今喀什),之后向西翻越葱岭进入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于几十天后抵达目的地——大月氏。

  张骞在大月氏整整住了一年,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说服大月氏女王与汉朝夹击匈奴。无奈之下,他只得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国。

  返程的路途依旧漫长、坎坷、凶险。为避开匈奴,张骞选择了丝路南道。他从大月氏起程,翻越葱岭,经莎车、于阗,临近了楼兰。但他听西域人讲,楼兰驻有匈奴官兵。于是,他决定沿昆仑山北坡,经青海羌人部落返回长安。

  戏剧中的曲折情节再次出现,倒霉透顶的张骞又一次落入匈奴之手。

  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6年,匈奴军臣单于去世,军臣的弟弟和军臣的儿子为争夺单于之位发生内讧。趁匈奴大乱,张骞与妻子和甘夫逃回长安。使团出发时百余人,13年后返回时仅剩两人。

  当他策马进入熟悉的长安直城门,并没有一点儿劫后余生的兴奋,有的只是忐忑与忧虑,因为自己不仅没有完成与大月氏结盟的使命,而且丢掉了100名使团成员的性命,前面等着自己的,不是*头,就是入狱。

  如果读者迫不及待地追问张骞的命运,我只能把食指放在唇边,做一个“噤”的手势。

  六、凿通丝路

  一个电影里才有的鬼魅场面出现了。当三个衣衫褴褛、风尘满面的人进入未央宫前殿,刘彻和满朝文武全惊呆了。一个13年前派出去的汉使,多年来一直杳无音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今天却像鬼魂一样冒了出来。

  “罪臣张骞拜见陛下!”张骞跪伏于地。

  “尔不是鬼吧?”刘彻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临别时的张骞生龙活虎,如今跪在脚下的人两鬓斑白,根本看不出年龄。

  “回陛下,臣是张骞。臣西去后,两次被匈奴俘虏。13年来,无时无刻不思念故国,无时无刻不想回来复命。”张骞亮出了那根代表庄严身份的旌节,节柄上的红缨已经磨光。

  “是,是张骞,爱卿平身——”刘彻走下殿台,用手轻抚着张骞的肩膀,唏嘘不已。

  未等刘彻继续问话,张骞接着说:“臣辜负了陛下的重托,臣3年前逃出龙城,去了大月氏,但大月氏已经南迁到妫水以南的大夏,老王已死,女王当政。一来,他们距离汉地太远,二来他们不了解汉之强大,因此不敢与汉结盟。”

  说到这里,张骞低垂着头,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刘彻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悦,并重新回到座位上,“那么,妫水在哪?大夏是谁?大月氏女王什么样子?”刘彻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在处罚张骞之前,他不想放过任何陌生的事物。

  面对皇帝的提问,张骞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摊开凭借记忆手绘的西域地图和汉人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然后开始向刘彻和满朝文武讲述他所到达的大月氏,所见到的大月氏女王,所经过的十几个国家,沿路的丰富物产、奇异风俗,还有那条沿北河西去、沿南河返回的漫长商路。虽然他的直接使命以失败告终,却意外获悉了西域及南亚的人文地理,那可是一片比汉还要广大的崭新世界啊。

  一个人追寻星星,却得到了月亮。故事讲完后,刘彻不仅没有怪罪他未完成使命,而且升其为太中大夫,封博望侯,就连甘夫也被破格封为奉使君。张骞的匈奴妻子在历史中鲜有记载,我们只知道,一年后她就染病去世了。

  尽管被意外封侯,但张骞还有许多心事,最大的心事莫过于与西域大国结盟对付匈奴。后来,他听说乌孙已在伊犁河流域崛起,成为阻止匈奴西进的重要力量,于是向刘彻献计,与乌孙结盟,砍断匈奴“右臂”,自己愿再次承担这一重任。稍加思索后,刘彻又一次相信了他。

  公元前119年,新任中郎将张骞率领300人的庞大使团二使西域,携带着帝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牛羊币帛。因为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投降,汉已经直接与西域接壤,使团得以顺利出关,经楼兰、且末、精绝、扜弥到达于阗。然后沿于阗河北上,经姑墨、温宿,翻越天山,直达乌孙王都赤谷城。见到乌孙昆莫后,张骞建议双方夹击匈奴,许诺在战后允许乌孙回祁连山旧地居住。但乌孙距匈奴近,大臣皆畏惧匈奴;距汉远,不知汉之强弱,因而不敢与汉结盟,更不愿盲目东归。据理力争已没有意义,张骞再一次在宿命面前败下阵来。意外收获是,他在乌孙停留期间,昆莫派人送张骞的副使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奄蔡、身毒等国。

  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达到与乌孙合击匈奴的目的,但以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于西域的地理与国情知识,把汉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此后,西域各国陆续派使节随张骞的副使来汉,汉与丝路沿线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定期出使的外交关系,各国的商队也开始贴着国家标签穿行在驼铃声声的漫长丝路上。

  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与中亚、印度就有商品贸易的话,那只是一种自发的私下的零星的易货贸易。而在各国通过互派使者建立外交联系后,才正式沟通了一条从中国通向中亚、西亚和南亚乃至欧洲的陆路通道,丝路贸易才如雨后春笋般蓬*来。接下来,汉地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丝绸,制作精巧、色彩鲜艳的瓷器以及茶叶、白矾、砂糖、樟脑、肉桂、茯苓、黄连、大黄、玫瑰、桃、杏等不断西传,西域的安石榴、葡萄、苜蓿、胡桃(核桃)、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胡蒜(大蒜)、芫荽(香菜)、胡荽(姜)、波斯草(菠菜)、绿豆、蚕豆、胡萝卜、无花果、茴香等进入中原。

  从此,汉都长安成为众望所归的国际大都市。

  七、在路上

  最早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天取经的,不是妇孺皆知的唐僧,而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中国高僧。

  他号法显,俗姓龚,今山西襄垣县人,3岁剃发为沙弥,20岁受比丘。几十年过去了,他几乎翻阅过每一卷佛典,但仍找不到统一而严谨的戒律。他认定,不是有关佛经没有传到中原,就是翻译过程中出了问题。于是,一向较真的他决定前往佛教起源地——天竺寻求戒律。

  他置身生命的黄昏时刻,开放的却是满树青春的花朵。399年,65岁的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一起,从长安起程。第二年,他们在张掖坐禅修行,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慧达6位僧人,组成了11人的“西行巡礼团”。巡礼团西出阳关,走楼兰道,越白龙堆沙漠,经过17天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了美女如云的鄯善。在这里,他并未被楼兰女人的美色绊住双脚,只逗留了一个月。因为法显坚定地说:“我们必须去天竺,因为那里才是佛教的家。”

  在信奉小乘的焉耆,法显一行受到冷遇,连食宿也没有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返回高昌筹措行资,僧绍则随着西域僧人去了罽宾。

  之后,法显一行7人赶往于阗,继而向目的地匆匆走去,一直在外游荡了15年。这15年,是他从65岁到79岁的暮年。这个年龄,即便放在寿命普遍延长的今天,也不适合在外流浪了。

  如果额头终将刻上皱纹,强者只能做到不让皱纹刻在心上。在67岁那年冬天,他进入了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交集而成的天险隘口——葱岭,这里“冬夏有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就是这个自古至今连极其强壮的年轻人也难以在夏天翻越的地方,却让一位仙风佛骨的老人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战胜了。他用苍老的双脚追赶着文明的脚步,根本不把艰难困苦放在眼里。我仿佛能听到他一步一个脚印在戈壁荒漠间发出的“扑”“扑”的足音,也仿佛能看见他身背行囊甩开双手渐行渐远的结实背影。

  纳尔逊·曼德拉说,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战胜了畏惧的人。这些年,他遇到的有推拒、背叛、风暴、饥寒,天天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些都没有让他犹豫停步。

  他不是无处停步,任何一个国家都欢迎这个声名与学问并隆的佛学大师,任何地方都想供养他,崇拜他,听他说法,拜他为师。但是,他不愿停留。

  因此,他总是“在路上”。“在路上”,曾经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时髦命题,东方华人世界也出现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流浪风潮。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所谓“行者”,大多几年后便回家娶妻生子,颐养天年了。只有这个满脸皱纹的苦行僧还在路上。从此,他那执着前行的孤独身影,成了佛教思想史长廊里不朽的雕像。

  翻越葱岭,渡过印度河,法显进入富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见到了释迦牟尼使用过的钵。供养完佛钵,慧达、宝云、僧景起程返回内地,而慧应则在佛钵寺去世了。于是,法显与慧景、道整继续前进。

  冬天过后,大病初愈的慧景倒在了前往中天竺的小雪山上。

  法显终于到达中天竺,身边只剩下道整一人。在那里,他一住就是3年,收集到了《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等六部佛典。被佛学氛围深深陶醉的道整,留在那里不再回国,法显只能孤身一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今斯里兰卡求得了《长阿含》等四部经典。公元411年8月,法显坐商船东归。路上,多次遭遇商船漏水和台风袭击,历尽九死一生,方才顺水漂流到胶东半岛的崂山。打听时间,已是412年7月14日。

  次年,法显回到建康(今南京)。他开始与时间赛跑,共翻译经典六部六十三卷。法显还将取经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佛国记》。

  420年,也就是东晋灭亡那年,86岁高龄的法显圆寂于荆州辛寺。那一刻,他身旁摊开着未译完的佛经。他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泱泱中华引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使佛学从学理到生命形式上契入了中华文明。作为中国第一个由西域走向天竺的取经者,第一个把梵文经典带回国内并直接翻译成汉文的人,第一个用文字记述取经见闻的人,第一个访问斯里兰卡的中国人,堪称中国佛学与丝绸之路的“精神海拔”。

  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他罄尽生命,在中原大地上犁出了一片佛文化的沃野。

  八、天可汗

  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陶醉神往、骄傲自豪、回肠荡气的伟大盛世,没有哪个王朝可与之比肩;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楷模,没有哪位君王能出其右。

  几十年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了冲破种族隔离的樊篱,曾大声疾呼“我有一个梦想”。而早在1000多年前,李世民就实现了各民族平等融合的梦想。

  630年,宰相房玄龄报告:“府库甲兵,远胜于隋时。”与此同时,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刑法几乎成了摆设,一年里全国被判死刑的只有29人。而且天公作美,连续几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一斗米才三四文钱。从京师到江南,从山东到沧海,旅行的人根本不用带粮食,每家每户都很富有,常常出现普通人过路,当地人怕米粮坏掉,无偿送给过路人的情况。而且,李世民一改历代君主“重农抑商”的旧习,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交通四通八达,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到处一派祥和景象。为此,李世民的注意力由内转向外,首当其冲的便是不甘寂寞的草原民族——突厥。

  这年正月,天寒风冷,滴水成冰,兵部尚书李靖率领3000精骑出马邑,奔定襄,夜攻东突厥颉利可汗大帐。慌乱中的颉利仓皇北逃,然后一反常态地向唐朝“请降”。

  李世民派来了议和的使者唐俭,也暗中派来了李勣所率领的主力部队。就在唐俭和颉利握手言欢之时,李靖抓住突厥瞬间的松懈,铁山之侧,突然出袭,东突厥汗国戛然落幕。

  随后,突厥余部一部分逃亡漠北,一部分逃亡西域,大部分投降唐朝。如何安置十几万突厥人,摆上了李世民的议事日程,一场论战拉开帷幕。朝中多数大臣认为,北狄自古就是中国之祸,应该把突厥人分散迁徙到黄河以南各州县,由朝廷派人教给他们耕种、纺织,逐渐将其同化。但中书令温彦博提出,王者心存万物,天高地远,厚德载物,不舍秋毫。现在突厥穷困而投降我朝,我们岂能冷眼相看?如果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仪,数年之后,皆成我民。到时候再选酋长,让他们为唐效力,他们畏威怀德,唐何患之有?

  胸怀博大的李世民最终同意了温彦博的主张,十几万突厥人被安置到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广袤土地上。更令人震惊的是,东突厥突利可汗被李世民任命为顺州都督。

  一石激起千层浪,更激起了无限的向往。李世民礼遇突厥之事,一传十、十传百,让周边民族先是惊奇,继而敬佩,转而爱戴,最终依附,大量少数民族纷纷迁往内地,形成了自南北朝以来的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少数民族在迁居内地后享受到了与汉人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大量少数民族将领成为唐军的中坚力量,朝廷里的少数民族官员甚至达到一半以上。

  646年,出于对唐的敬仰,铁勒12部首领前往长安朝觐,称李世民为天可汗(天下的总可汗),实际上承认了唐可以调节周边各国矛盾的宗主地位。从此,李世民拥有了一个比“皇帝”的内涵还要宽广的称号。

  下一年,西北各族君长又主动要求修筑一条从北方各族地区直通长安的大道,号称“参天可汗道”。在大道沿途,设立了68所驿站,驿站配有马匹及酒肉饭食,供给往来使者及过客享用。阿拉伯以及中亚各国使者和商旅频繁往来于漫长的丝路上,把前往长安作为一次“朝圣”;日本、高句丽、百济、高昌、吐蕃争相把贵族子弟公费派到长安,把学习唐当成一种“恩惠”;连新罗的许多富户也把子弟作为私费生送到长安,把通过唐朝科举考试成为宾贡进士视为崇高“荣誉”。国内和国外的人,不论做官还是做生意,也不管求学还是游历,都把去过、住在长安作为一种荣耀。当时的长安城区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汉长安城的2.4倍,君士坦丁堡的7倍,巴格达的6.2倍,古罗马城也只是它的五分之一,乃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城”。714年,长安城有109个坊(街区),西区55坊由长安县管辖,东区54坊由万年县管辖,两县统属京兆府;有东、西两个大市场,其中西市专营外国商品,住有大量外国人,仅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就有数千人;742年,人口一度达到36万户196万人,而此时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也不过20万人口。《唐会要》记载,和唐有往来关系的亚欧国家和地区超过300个。穿胡服,戴胡帽,吃胡饼,坐胡床、听胡乐,观胡舞,打波罗毬在长安成为时尚。以长安为内核,唐帝国成为一个通过宗教、文字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东亚世界的中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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