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麦克卢汉：《南方的品质》（1947）（非人侦探）

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1980）

【译者按】在这篇文章中，麦克卢汉表达了他的保守派观点。他指出，北方的新英格兰人傲慢地以为自己的思想自成一体，却忽视了它的根源：理性主义和唯名论的传统，这个传统根植于从欧洲中世纪的唯名论、16世纪法国的应用哲学、16世纪的剑桥到17世纪的哈佛的思想脉络中，并最终在杜威及其追随者这里达到顶点，让理性主义和技术方法成为形而上学的真正继承者：“一切都可以被‘方法’解决。正是这种思想编织了错综复杂的高效生产、‘科学’学术和商业管理。它不允许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有所了解，仅仅因为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被麦克卢汉视作人文主义与辩证法之间长久的对抗。他批判新英格兰饱受辩证法的诅咒，说美国革命者是虚妄而自大的；相较于北方，南方则在貌似停滞的发展中保留了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被视为社会和政治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而不至于像北方那样，“只有一群自命不凡的蛀虫”，貌似在革命，却在兜兜转转、漫无目的：“从杰斐逊到威尔逊，美国富有创造力的政治思想只来自南方。”麦克卢汉研究技术，但他对技术的态度是保守的；他也研究社会和政治变化，但不认为革命能带来变化。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认为，这是麦克卢汉最保守的一篇文章（写于36岁），身为加拿大天主教徒的麦克卢汉把北方工业化视作南方和加拿大共同遭罪的原因，因此他赞美天主教的沉静，反对新教徒，就像南方人讨厌爱默生一样。

【引用/MLA】McLuhan, Herbert Marshall. “The Southern Quality.” The Sewanee Review, vol. 55, no. 3, 1947, pp. 3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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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品质

The Southern Quality

作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

译者：陈荣钢

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子弹的出现使文学和艺术讨论受益匪浅。随着原子弹的出现，许多原本在文学领域充当“游击战”角色的琐碎议题将黯然退场。文学界人士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培养一种坦率直接的表达风格。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最近对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评价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小的预兆，预示着更令人高兴的事情即将发生。“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译注：朱利安·班达的书名）可能会画上一个句号，因为原子弹永久打破了作家和艺术家构成并指引神圣的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幻想。

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让那些幼稚的革命者认识到，个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已经完全丧失了影响力。现在只有那些庸碌无为、自欺欺人的人才会在公共场合炫耀自己的徒劳和渺小。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了艺术家和作家们旺盛的自我膨胀所能承受的程度。过去，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创作，就算作品沉迷于抒情的狂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政治立场正确，就不用经过严格的艺术锤炼，也能收获名声和读者。那时候，炮制、赞美一颗空洞和诗意的“炸弹”，扰乱不屈不挠的无知大众，同时又觉得正在积极追求人类福祉的形而上学，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今天，环顾四周又是另一番景象。革命者假定的破坏性能量就在这里，它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类智慧或政治智慧所能容纳的范围。诚然，马克思（Marx）一直指出，革命进程是技术性的，而不是政治性或文学性的。他关于“人”和宇宙的朴素概念是缜密的一元论和技术论，完美表达了时代愤世嫉俗的感伤情绪。与加尔文（Calvin）和卢梭（Rousseau）一样，马克思的观点植根于对人的否定。但今天，技术已经创造出了它的杰作。

曾经沉迷于泰山历险记和侦探惊悚小说的现代实验室技术人员，那些像布里克·布拉德福德（Brick Bradford）一样头脑简单的人（译注：同名科幻漫画主角，该漫画有冒险故事和太空歌剧的风格），最终赋予19世纪艺术和革命的浪漫虚无主义以适当的物质形态。

现在，人类每一项事业都拥有“败局命定”（lost cause，译注：一种美国南方人对内战战败的史观，也因此发展出一场文学运动）的浪漫魅力，那些被提出的人类目标就像谈论人类毁灭一样没有意义。甚至那些曾经站在北方强大军队一边的人发现，南方败局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可以理解和吸引人的特质。其实，“南方败局”并不亚于当今左翼人士的失败，他们的文学创作一直依赖霍普金斯（Hopkins）、艾略特（Eliot）和叶芝（Yeats）等人的创造性贡献，他们自己的效忠对象则是看似最荒凉的事业。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例子或许最能说明这一点。他的作品近期流行起来，并非因为文学鉴赏水平普遍提高。詹姆斯笔下的世界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巨大的物质财富带来兴奋感。他创造了复杂而脆弱的人物，而与这些人物相伴的，是更加复杂的抽象金融结构和金融带来的虚无缥缈的技术。只要这种抽象结构存在并取得胜利，詹姆斯就能操控他的人物（character），因为两者完全相互作用。

当然，在这一领域中，女性人物占主导地位且充满活力，男性人物则怯懦而微弱，这绝非偶然。在物质方面，这是一个宽敞、安全的温室世界，没有经济上的担忧。（在他的小说中，几乎每个人都是游客，永远在朝圣，不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而是从旧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但是，当詹姆斯走出这种抽象唯物主义的束缚时，他反而会变得束手无策。这位“躁动的分析家”的眼睛变得迟钝而躲闪。他什么也看不见了。所有他熟悉的、对他来说不可或缺的人类动机和能量组合都消失了。詹姆斯在《美国风光》（The American Scene）中描写南方的章节让人不禁会心一笑。这些章节迫使他亮出了他的底牌，一张非常有力的底牌，但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有力。

亨利·詹姆斯生活的社会正处于“意志浮肿”的末期。他只能看到这个社会的边缘产物，看到占统治地位的女人和庸俗的男人。詹姆斯笔下从未出现过那些关键人物，那些病态的大亨们，他们虚无而漫无目的地追逐权力，就像绦虫一样可怕。这并不是说詹姆斯对这些遥不可及的人物感到满意。他在面对恶势力时的冷静和他所谓的“安静的绝望”（quiet desperation），为他的作品带来了最大的张力。詹姆斯的作品在根本上属于神学，揭示了神经构造之微妙，既是恩典的手段，也是恩典的标志。（18世纪早些时候，流泪的敏感程度就取代教派的宗教热情。）

然而，当时的社会充斥着否定和怯懦。行动哲学总是缺乏思想和激情：“没有什么比一百万美元更让人胆怯。”在这种精神的淫秽之下，兰伯特·斯特雷特（Lambert Strether，译注：詹姆斯笔下人物）在《使节》（The Ambassadors）中的劝诫显得悲凉而非悲哀：“……只要你有自己的生活，做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你连生命都没有，那你还拥有什么？生活，生活！”一个靠紧张的意志和逃避的喧嚣维系的社会，永远不可能产生一种隐含激情的生活方式。它可以也确实产生了大量的游客、博物馆和像博物馆一样的房子。有了这些，詹姆斯就足以自得其乐了。

毕竟，“商业文明”（“商业”和“文明”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及其精心设计的狡诈诡计和司法错觉，产生了同样复杂而微妙的、漫无目的的人物。这样的社会要求成员无休止地行动，从而产生“动机”。性格由动机严格构成。激情只能消极地构成性格。情人、疯子和诗人，只有在他们的激情与另一种激情或理性目的发生冲突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物”。

同样，激情造就了艺术和生活的悲剧，性格则往往导致讽刺、喜剧和风格。例如，《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的核心冲突就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尖锐对立。恩萧（Earnshaw）和林顿（Edgar Linton）的冲突象征现代世界对激情的排斥，迫使激情变成福克纳（Faulkner）和勃朗特（Brontë）笔下畸形的亡命徒。当《呼啸山庄》的叙述者迪恩夫人（Mrs. Dean）试图将洛克伍德（Lockwood）带入故事时，洛克伍德象征性地对她说：“我是忙碌世界的人，必须回到它的怀抱。凯瑟琳（Catherine）最终听从父亲的命令吗？”

激情的生活不会塑造出微妙的人物形象。与埃德加·林顿相比，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就显得不那么复杂。单纯的农业社会本质就是塑造出以原始激情为主要特征的人们。他们深刻理解人类动机的局限，并且时常感受到自身和外部强大生命力量的不可抗拒。一种宿命感主宰着这类人群的记忆和忠诚。因此，在充满激情社会中，性格往往简单、统一，并在必要时表现出英雄气概。

因此，詹姆斯的严厉批评带有无意识的讽刺意味：“我捕捉到南方人睁大眼睛的微笑，那是一种性情愉悦的表情。在这种表情中，性格的深浅、真实的特质和其他标记、含义都会消失不见。”詹姆斯无法完全概括南方的激情，却为他自己的性格提供了注解。如果他们选择激情地生活，这位躁动的分析家就不会对他们感兴趣。

当詹姆斯的精神世界试图变得激昂时，劳伦斯（D. H. Lawrence）接过了话语权。但即使是劳伦斯也无法将埃德加·林顿变成另一个希斯克利夫。“南北战争”表明，激情往往会模糊差异，而非凸显它们。这场战争的一个后果就是抹去了深刻的经济和阶级鸿沟，无论地域和政治。南方作家笔下的每一部作品都讲述了南方生活那种以“非自省”（non-introspective）和激情为主的特征。这种激情既定义了南方作家，也使那些追求简洁明了的北方评论家感到困惑。不过，这还远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只讲理性和革命的社会“规划者”或工程师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政治和艺术的本质。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说（里尔克也持同样的观点）：“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艺术家会成为一名忠诚而坚韧的叛乱者，因为艺术家天生适合慢慢发展。”真正的传统主义者总在事实问题上与革命者达成一致，但只有传统主义者才能做到激进。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将灌木修剪成新的形状。新英格兰思想本质上的急躁和叛逆使它不适合政治和艺术，因此亨利·詹姆斯和艾略特的叛逃是他们必经的创伤，这让他们留住才华。促使他们依附英国贵族和英国国教的理由，并不全怪美国文化单薄的肌理。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南方文人虽然始终对英格兰和欧洲传统抱有相当重的亲近感，却从未在19世纪或20世纪感受到流亡的必要。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指出，20世纪20年代的北方作家发现，“第戎、莱比锡和爱丁堡的人们和泽尼特、金花鼠草原（Gopher Prairie，译注：也是1920年辛克莱·刘易斯小说《大街》的发生地）的人们并没有太大区别。”北方作家将大部分精力花在挑战“迪比克的的老太太”（the old lady from Dubuque）身上（译注：象征来到大城市的“乡下人”）。

但是，南方作家没有被这种叛逆的需求折磨。叶芝的观察可以解释这种态度分歧的原因。他在自己的经历中分离和思考的那种特质，如同它在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和亨利·詹姆斯的世界中缺失的东西一样，清晰地存在于当今所有南方文学作品中。

要证明这一点很容易，叶芝在十多部作品中都表达了这种相同的意识。这也是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攻击利维坦》（Attack on Leviathan，1938）的主题，它源于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激情——对共同经验的一种普遍态度。这种充满激情的背后，当然存在着一种重要的人文传统，它并非起源于南方，正如亨利·詹姆斯笔下人物那种完全非政治和“神学”的孤独，它也并非源于新英格兰的传统。

要理解叶芝和里尔克，就必须看到现代“政治”的具体病症。叶芝热忱而谦卑地观察和聆听着远比个人感知丰富得多的共同智慧，社会规划者却傲慢地将自己的冲动和感知视为社会利益。与叶芝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形成鲜明对比，范·怀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说我们需要“一群深刻而真诚的艺术家”，他们会让我们“直面自己的经验，并在经验中加入高雅文化的‘酵母’”。卡滕伯恩式（Kaltenborn）的语气在任何地方都会被认为是教育工程师的语气（译注：指美国20世纪初的广播评论员H·V·卡滕伯恩）。

道德狂热代替了耐心的思考和感悟，良好的愿望成了奴役人们为自己谋福利的借口。与布鲁克斯的“工程师文化”完全一致的是辛克莱·刘易斯在诺贝尔奖演讲中的宣言——美国作家的目标应该是“为了赋予这片拥有层峦叠嶂、无垠草原、繁华都市和隐匿木屋的土地，书写配得上美国辽阔疆域的文学作品”。其实，鄙俗的劣质小说都能做到这一点。

基佐（François Guizot，译注：法国保守派政治家，第二十二任首相）说过：“最优秀的革命者也会对自己、自己的思想和追求抱有一种虚妄的自信，这种自信驱使他们沿着自己选择的路一直走下去。……谦虚是一盏明灯，它使人保持思想开放，随时准备接受真理的教诲。”在南方文人的社会评论中，思想上的谦虚随处可见。它摆脱了“进步人士”固有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rectitude）和对人的绝对蔑视。在他们眼中，人和物只是为了美德而需要利用的能量。与南方打交道时，亨利·詹姆斯身上潜藏的社会规划者的叛逆和道德侵略性令人啼笑皆非。

不过，在巡游过程中，詹姆斯从未像北方人那样抱怨过“艰苦繁荣的空气，男女老幼坚决地抬高自己、提升自己的形象”。恰恰相反：“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竟然喜欢南方——那种喜欢似乎还带着些许让人不安的畸形意味。具体来说，就是那些最能体现‘巨大愚行’（great folly）后果的地方（从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来看）。”

换句话说，詹姆斯赞赏一个外来的、战败民族的文化遗迹，并且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危险的堕落——这里的“巨大愚行”指一个民族自以为可以建立一种不同于北方生活方式的“妄自尊大”。这就好比一位非常成功的传教士暂时通过库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译注：最早向美国介绍印度艺术史家）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商业化的中国。但是，自满情绪很快又回来了。詹姆斯从根上敬畏成功，他永远不会原谅失败。在他眼里，南方的事业注定要失败，它是命定的。

为了缓和双方一见面就开始争吵的派系紧张局势，我们现在有必要将南北分裂的传统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框架下进行讨论。泰特（Allen Tate）在他的诗歌《埃涅阿斯在华盛顿》（Aeneas at Washington）中巧妙地捕捉到了人类困境的缩影，“南北战争”与“特洛伊战争”在此融为一体：

陷入潮湿的泥沼

距第九座埋城四千里

我想到了特洛伊，我们建造她的目的。

这并不只是为了美化战败的南方，暗示黑人奴隶制就像海伦受劫一样，是一支军队凭借强大的武力和老谋深算的诡计为某个错误报了仇。这是一种非常南方的感觉，泰特表达了历史和艺术的神秘统一性（unity），这种感觉将这些事件融合在一起。

荷马（Homer）笔下的希腊人被赋予了积极生活的平庸美德兼恶习。特洛伊人被赋予了尊严、悲怆和浪漫等所有令人同情的品质。阿喀琉斯（Achilles）的愤怒是一种激情，它先是针对希腊人，然后又针对特洛伊人。中世纪的特洛伊故事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中都忽略了这种激情，而这种激情是泰特这首诗的决定性力量和戏剧性枢纽，它为内战本身提供了一个非凡的类比。

在此，重要的是泰特对南方态度的历史认识。这种认识也出现在约翰·皮尔·毕晓普（John Peale Bishop）的《燃烧之轮》（The Burning Wheel）中。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比如迦太基）是没有历史感的，也很少留下自己的痕迹。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在研究美国技术的起源时，惊讶地发现很难找到工业早期活动的记录或模型。福特公司花费数百万美元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却没有任何关于公司最初生产过程的记录。

另一方面，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一样，杰斐逊（Jefferson）对支配社会发展的物质和思想因素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表现出了历史眼光，甚至怀念早期的南卡罗来纳，怀念那个坦率地、常常过分自夸地宣称自己拥有希腊荣耀和罗马雄风的南方。从韦斯托弗种植园（Westover）的威廉·伯德（William Byrd，译注：17世纪至18世纪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到今天，南方文学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完全合理的坚持，与古典人文主义和西塞罗式的“人文精神”（humanitas）及其文采产生了直接联系。

这些看法在北方从未出现过。此外，从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在《新英格兰思想》（The New England Mind，1939）一书中收集的证据来看，新英格兰从未拥有过西塞罗式和伊拉斯谟式的人文精神，原因非常清楚。《尤尔根》（Jurgen）的作者感受到了生活方式的历史亲和力，这使他能够轻松自如地穿梭于古典神话和中世纪传说之间，这种连续性和当代性只因自我保护的异想天开而受到损害。

但是，亨利·亚当斯在夏特尔（Charters）四处摸索，以崇拜的敬畏之心“激荡着古老冰冷的胸膛”，却只是一幅“人工呼吸”的景象。（译注：指亚当斯的作品《圣米歇尔山和夏特尔》[Mont Saint Michel and Chartres,1904]）然而，当学术头脑模拟一种它无法感受到的激情感知时，这种景象完全可以接受。总之，佩里·米勒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7世纪新英格兰的辩证思想，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代表的当今思想一样。

米勒没有告诉我们，要理解南北分歧，有两大关键因素：第一，16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与辩证思想之间的激烈对抗；第二，这种思想对抗在公元5世纪的雅典、12世纪的法国和14世纪的意大利等地都曾上演过。在此，我们不展开这幅历史画卷。但是，新英格兰人应该像南方人一样，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根植于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和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的辩证法传统（他们试图像解决逻辑问题一样解决形而上学、神学和政治问题），那么，这种争论或许会在早些时候变得更加谦逊审慎。（译注：阿伯拉尔和奥卡姆都是中世纪唯名论哲学家的代表。）

简而言之，新英格兰思想的问题始终在于它对自身历史的无知。它一直以为自己的思想自成一体，而不是学派传统的分化结果。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672）将奥卡姆的理论“焊接”成应用神学的争论工具，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尽情地利用这些理论。拉米斯感兴趣的是战斗，而不是武器。然而，詹姆士一世（James I）和查理一世（Charles I）偏袒剑桥的教父派（patristic）或人文主义派系，这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剑桥的神学家们把这种可疑的武器带到了哈佛，而这正是他们的主要思想装备。

拉米斯学派的释经学工具对经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因为它的内核是理性主义和唯名论。也就是说，它把所有问题都变成了逻辑问题，同时也摧毁了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一切可能。早在17世纪，哈佛大学就将“技术学”（technologia）指定为形而上学的真正继承者。杜威和他的弟子们此时此刻仍在虔诚地延续着这一荒谬传统，并造成了种种实际后果。对这种思想而言，一切都可以被“方法”（method）解决。正是这种思想编织了错综复杂的高效生产、“科学”学术和商业管理。它不允许对“什么是社会问题”、“什么是政治问题”（在伯克或叶芝的意义上）有所了解，仅仅因为“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所以，从杰斐逊到威尔逊（Wilson），美国富有创造力的政治思想只来自南方。

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勾勒出西塞罗式的教育计划，它着眼于人的社会和政治。卡斯蒂利昂（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廷臣论》（The Courtier，1528）也表达过类似教育计划。在5世纪的希腊，这曾是诡辩家们的目标，我们通过柏拉图（Plato）的对手了解到他们的作品。西塞罗通过伟大的斯多葛派传统（Stoic）接受了这一目标，巩固它、示范它，为教父派提供了一部“基督教教育宪章”。直到世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安瑟莫（Anselm）和阿伯拉尔时代，这一目标一直无可争议地统治着这一领域。（最近，吉尔森[Étienne Gilson]才证明，直到12世纪，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在教会中一直没有中断、没有删节、没有受到质疑。）

经院神学是一种反常的创新，而不是基督教神学的固有模式。在这种背景下，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和彼特拉克对他们所谓的“野蛮辩证法”（索邦的哥特人和匈人）作出人文主义回应。和伊拉斯谟（Erasmus）、科利特（John Colet）和莫尔（Thomas More）的回应一样，他们重申古典和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核心，反对蛀虫一样喜欢争论的后起之秀。遗憾的是，神学中的两个思想派系（人文主义者或教父派、经院派）并没有因为新教和天主教的划分而分裂。新教阵营和天主教阵营反过来也出现了分裂。每个阵营都有教父神学和经院神学的支持者——耶稣会士的“课程计划”（ratio studiorum）试图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

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圣公会内部的重大争议就在于这个问题。教父派最终在英格兰教会取得了胜利，这对北美的文化和政治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多恩（John Donne）、克拉肖（Richard Crashaw）、泰勒（John Taylor）和金（Henry King）等教父派在皇室的赞助下突然兴盛起来。这场胜利最终使英国公立学校的教育在语言学、历史和礼仪等古典主义领域中站稳了脚跟，此时圣公会在种植园主中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已初见端倪。西塞罗式的教育计划因社会声望和实用性被所有人欣然接受，即使是在北方奉行截然不同模式的长老会也不例外。

无论这种古典的、辩论的教育传播到哪里，它都带着完整的绅士荣誉、尊严和礼仪准则，因为这与卡斯蒂利昂、西德尼（Sidney）和斯宾塞（Spenser）宣传的重建计划密不可分。这不仅仅是考古学上的复兴。它的每一部分都充满了中世纪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的活力。然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贸易精神汹涌澎湃，绅士准则迅速被修改。显然，决斗既不符合商业平衡，也不符合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在美国南方，商人很少自我否定个人荣誉，文艺复兴时期的绅士风度也没有减少。由于南方移民（来自苏格兰-爱尔兰）具有浓厚的凯尔特人色彩，对个人荣誉的崇拜以及对家庭和族长的忠诚有增无减。

在这样的社会中，贵族思想具有民主性，因为那是统一的农业社会，拥有同质的教育和人口。比方说，杰斐逊的民主理念显然是让每个人都成为贵族。诚然，虽然贵族思想在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盛行，但能够有效体现这种思想的种植园主并没有那么多。惠特曼（Whitman）当然也不例外。一个小农场主如何在一夜之间几乎成为贵族种植园主？这并不是秘密。拉格比公学的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将杂货店老板、机械师和庸医的儿子合理地改造成傲慢的年轻人，和他相比，我的例子完全没有那么肤浅和滑稽。19世纪，南方的贵族思想蓬勃发展，这或许可以解释，爱伦·坡（Allan Poe）如何在他那个时代独自预测机器对人类生活形式和“人”的概念的影响。

南方拥有北方没有的一项贵族生活的主要条件，那就是对他人教育和物质福利的个人责任感。（卡内基或福特这样的慈善家就像官僚机构，可以塑造千百万人的生活，却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创造贵族阶层的一个更关键因素是没有私人生活。始终生活在家人和仆人身边的环境会微妙地改变最平凡的人。礼仪成为生存的条件。此外，在所有社会交往中，将家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次位，会赋予举止和行为一种特殊的非个人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一套社会准则（social code）会很快形成。

叶芝认为，只要有一套准则，所有阶级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阐释它。福克纳的《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1932）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例证。拥有黑人血统的乔·克里斯默斯（Joe Christmas）的生与死都遵循着一个从未被提及的准则，这个准则既由他自己的身份所定义，也由他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关系定义。显然，他之所以成为“亡命徒”（outlaw），只是因为他生活在无法无天的人群中间，他们爱耍阴谋诡计、混乱窘迫、自私自利、庸碌无为。他身上从未出现过一丝平庸、粗俗或自怜的影子。他不评判任何人，但其他人都会因他的接近而受到评判。

在一个充满个人隐私、怀疑的野心和愤世嫉俗的自我主义世界里，贵族或充满激情的人无能为力。在一个仅仅追求物质*的世界里，乔·克里斯默斯只会遭受苦难。因此，南方小说描绘的世界是暴力、激情和死亡的世界。乔·克里斯默斯是一个真正的象征，这个象征源于一种真实的、特殊的精神状况。这不仅仅是南方人的状况，也是当今人类的普遍状况。有人认为，内心生活处于永不停息的流动状态，但他们无法拥有这种创造象征的力量，因为他们无法将精神对象与物质对象区分开来。福克纳谨慎思考他自己的本土经验，坚定地走向了普遍性的陈述。

艾伦·泰特的《父亲们》（The Fathers，1938）最敏锐地唤起了所有此类社会事实。在这部小说中，乔治·波西（George Posey）这个不稳定的南方边缘人物拥有“不知界限的人拥有的高度活力”，比图书馆里一堆社会学研究的解释更加丰富：

我应该说，波西家族比巴坎家族（the Buchans）更文雅，但文明程度却更低。我从未见过乔治·波西写过的信。他肯定写过信，但我无法想象它们会是什么样子。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会用传统意义上的书信进行个人通信。书信传达的是社会风气、家庭和邻里之间有序的生活。乔治·波西是一个没有归属的人。他有着浓烈的关系，也能够产生热烈的情感，却都是个人化的、无序的东西。看到他们一家在一起真是奇怪，这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依然是个“妈宝”。还能指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波西家洞穴般的房子里，还能指望他过什么样的生活？在外面他又能找到什么样的生活？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一直在试图寻找的东西。

西塞罗式的理想在那些拥有丰富学识、深厚实践经验，并具备出色社交和公共演讲能力的学者型政治家身上达到了巅峰。任何思考过南方的人都知道，这种理想显然非常适合农业庄园生活，那样的生活伴随着一系列法律问题，并需要直接的（共和制）政治代表。此外，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学才能自然而然地流向法律和政治领域，流入高度发达的社交谈话。因此，在评估这种生活方式的思想水平时，我们不得不转向半官方文件和像华盛顿和杰斐逊这样的人的通信。

但自从南方战败后，人们可能会问，西塞罗的纲领是否还有任何意义。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怀有敌对态度，认为西塞罗的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或奴隶制密不可分。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答案是，南方的西塞罗人文主义代表了欧洲和西方文化的主流，北方的技术（及其表象艺术和文艺复兴）则建立在西方思想最具破坏性的畸形基础之上——自主辩证法（autonomous dialectics）和本体唯名论（ontological nominalism）。内战的某个阶段今天正在北方重演。（译注：这里的表象艺术[epiphenomenal art]又译作“副现象艺术”，认为身体事件[感觉器官、神经冲动和肌肉收缩]与精神事件[思想、意识和认知]之间只有单方面的因果关系，心理事件完全取决于身体机能。）

哈钦斯校长（President Hutchins，1899-1977，译注：美国教育家，担任过耶鲁法学院院长和芝加哥大学校长）是反对约翰·杜威和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的辩证法和教育技术的一大派系中呼声最高的一员。这场争论的所有老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哈钦斯呼吁有限社会中的公民教育，杜威想要功能专制主义（functional absolutism）的社会教育——专制主义是因为价值的构成是社会而非个人。哈钦斯想要百科全书式的训练，杜威想要的是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培训（知道“什么”，知道“怎么做”）。南方的“事业”与地理无关，这一点无需赘言。

然而，要回答传统南方生活和教育的价值，一定程度上可以基于对当今南方文学的审视。如果当下的南方文学中出现了一些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优秀品质或特征，出现了一些其他人未曾尝试过的、对人类经验的见证或探索，那么我们就已经向充满敌意的批评家做出了某种“回答”。历史学家的问题（“过去的南方是什么？”）包含在“今天的南方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中。

与此同时，值得思考的是，许多南方作家的作品在北方报刊中要么被嘲笑，要么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受到赞赏。就此而言，南方作家的处境与四十年前的爱尔兰作家的情况相似。一位戈尔韦（Galway，译注：爱尔兰西部毗邻大西洋的城市）的乡村编辑在伦敦的报纸上看到，有个爱尔兰人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戈尔韦人的书。在这本书中，爱尔兰人终于可以看到他们民族冥顽不化的、不可救药的堕落。这种堕落生动如画，对克伦威尔犯下的错误表达不切实际的消极忧思，但这位戈尔韦的编辑会对他的读者谴责那个爱尔兰叛徒作家。

所有爱尔兰作家很快就在爱尔兰被人憎恶，因为他们把人们的苦难和贫困卖给了市场。一定程度上，这是乔伊斯（James Joyce）对老母猪吃掉猪崽感到如此痛苦的原因。我们无法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局面。地方报纸编辑更关心北方评论家说了什么，而不是他自己对南方书籍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事。北方评论家暂时抑制住了习惯性的道德侵略，只要他确信沃尔夫（Thomas Wolfe）、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和福克纳正在按照符合北方信念的口径批评南方。

之前提到过，南方作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迫于技术实验的压力，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艺术当成一种“震撼资产阶级”（épater le bourgeois）的手段。无论好坏，他们从来都不是狂热的克莱恩布尔格（Alfred Kreymborg）和米莱（Millay）之流。此外，可以说南方在1861年就面对着庸俗的挑战。

与那些将作品投入叛逆事业的人的设想不同，南方的文字在南方社会享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在那里，文学不像《阿克塞尔堡垒》（Axel’s Castle，1931）中所言，“是一种低级的社会意志”。南方作家的弱点或许是他们如此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以此抵抗那种人们期待的、让现代作家迷失和湮灭的同化过程。拜伦（Byron）作品中的绅士准则也出现在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中，他想塑造一个叛逆的人，却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艺术家。

此外，南方作家与大多数南方人分享了他的大部分生活经历，尽管大多数南方人根本没听说过他——这不像原子化的工业社会里出现的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之间的分裂。在交谈中，南方人乐于不卑不亢地写下文盲们的精妙言辞和敏锐洞见。这种团结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普遍接受热情洋溢的人生观。

这里不仅没有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没有北方那种熟悉的头脑和心灵的分裂，这种分裂在18世纪的欧洲和英国变得异常明显。南方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直到“南北战争”之后，南方才有了相当规模的城市贸易阶层。因此，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思想和情感的完整性，就像我们在康拉德（Conrad）和19世纪俄国小说家身上看到的那样，而最近的南方小说家与他们有着很深的渊源。

在内战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充满激情和悲剧感的生命观，它与多重且分歧的生活方式相对。艾伦·坡的作品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那种不祥的宿命感一直萦绕着南方人的生活，贯穿了艾伦·坡的所有作品，尤其奇怪地表现在《消耗殆尽的男人》（The Man Who Was Used Up，1839）这篇小说中。这篇小说或许启发了兰森（John Crowe Ransom）的《卡彭特船长》（Captain Carpenter）。时至今日，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的道德攻击已经被《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在北方的流行所抵消。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粗糙作品也能引发广泛反响，捕捉到南方的某些风尚和激情。人们只因蛮力的展示感到震惊，但其实生活方式对于塑造未来的想象和生活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力。骑士般的南方人想要整匹马，北方人只想从马身上攫取马力。

然而，胡佛水坝巨大的物质成就唤起了另一种“激情”，我们不妨在这里看看它。一种是文明人的激情，对他们来说，除非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否则行动是令人厌恶或不可想象的；另一种是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和海明威（Hemingway）笔下渺小的人们，那是“空心人”（Hollow Men，译注：艾略特1923年作品标题）的激情或苦难。

在所有“南北战争”的小说中——包括斯塔克·杨（Stark Young）、泰特、斯特里布灵（T. S. Stribling）、福克纳等人的作品，人物都是“全尺寸的社会存在”，因为在1860年，“人”仍然很重要。小说不仅坦诚地面对战争，还面对战争的根源，面对个人和社会邪恶的问题。因此，南方遭受了物质上的毁灭，但从未陷入精神上的败局。但几十年后，精神上的败局降临到了北方。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只是狭义上的可怜之人，他们是令人可怜的、小丑似的侏儒。他们的行为毫无语境可言。他们参与他们不理解的战争。他们的爱是绝望的。他们的语言不过是咕哝几声或耸耸肩（haussement des épaules）而已。在那个世界上，不存在邪恶的问题，也不存在悲剧，因为那里没有人类的尊严和责任感。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也是如此。《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没有给我们任何日常生活的动机或行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本充满狂热的长篇小说。书中没有深入的自我反省分析。人物可怜又没有责任感，他们是“冰淇淋皇帝”的臣民，他们短暂的一生在巨大的“糖果岩山脉”上度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城市里渺小的人们最能通过黑人音乐表达他们自己的无助感。表面上他们着手解放奴隶，到头来他们自己却变成了奴隶，并在黑人哀嚎般的自怜和吟唱中找到了替代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东西。他们摧毁和拒绝了南方最好的东西，却接受了最坏的东西。厄斯金·考德威尔笔下的人物摆脱了自怜，但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笔下人物只有假天真，福克纳直言不讳：

她是一名女服务员……身材娇小，像个孩子。但成年人的目光却能看出，这种娇小并不是天生的苗条，而是源于精神上某种内在的腐朽：一种从未年轻过的瘦弱感。

长期以来，北方批评界对南方文学中展现的人性之恶与悲剧性暴力一直怀有某种根深蒂固的误解。他们一再认为，南方文学的这种特征并不是对人类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南方人对死不悔改的黑人歧视或普遍政治落后的某种内疚感。这部分源于北方教条主义者对卢梭（Rousseau）思想的继承。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在谈到亨利·詹姆斯时说，他“总是将自己的祖国与纯真和‘简单的人性’等同起来，这种身份认同让他的欧洲评论家们难以接受。”这种纯真幻象盛行之处，从来不存在历史感，也绝无纯真可言。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中的一段话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

那是一个紫藤花盛开的夏天。黄昏弥漫着紫藤的香气，还夹杂着他父亲雪茄的味道。他们吃完晚饭后坐在门廊前，一直到昆丁（Quentin）出发为止。门廊下深草坪里的萤火虫忽明忽灭，轻柔地漂浮不定。五个月后，康普森先生（Mr. Compson）的信会把这种气味和芬芳从密西西比带过漫长的铁路线，穿越新英格兰的积雪，送到哈佛大学昆丁的起居室里。1909年，他听到的大部分都是他早已知道的事，因为他出生并成长于那片土地，空气中还萦绕着1833年那个礼拜天教堂的钟声。他甚至在每个礼拜天都能听到尖顶教堂里剩下的三个古老大钟的鸣响。教堂尖顶上，鸽子在踱步、咕咕叫，稍作盘旋，像柔软的液体颜料涂抹在柔和的夏日天空上。

对此，我们可以引用泰特的话作为解释：“南方人都希望北方人不要把他们对历史的轻蔑挂在心上。他们希望相信，历史不是他们必须忠诚的庞大具体事实的集合，而只是一个机械公式的来源。”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绝不会狂热而忠诚地沉思历史。历史只是一个武器库，他可以从中拿出武器，来推进他当时所持的任何信念。

为什么没有人想过，所有南方小说家都是故事的讲述者？这不仅适用于爱伦·坡、西姆斯，甚至适用于马克·吐温（Mark Twain），适用于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米尔德里德·汉恩（Mildred Haun）、安德鲁·莱特尔（Andrew Lytle）、埃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约翰·皮尔·毕晓普、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威廉·福克纳、卡罗琳·戈登（Caroline Gordon）、T·S·斯特里布灵、斯塔克·杨和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

对于一个对生活有着强烈历史感的人，故事是最自然的形式。因为在故事中，事件不断向前发展，有时超越人类生活，有时萦绕周遭。个人性格与事件交织在一起，但处于次要地位。所以乍一看，南方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显得如此匮乏。正如《父亲们》的叙述者莱西·巴坎（Lacy Buchan）所说：“我有一个故事要讲，但我无法解释这个故事。我不能说，如果苏珊没有嫁给乔治·波西，那么苏珊就不会认识简·波西并影响她。”一旦进行详细的人物分析，这种事件的宿命感和冷静的非人性格（impersonality）就会立刻被颠覆。

因此，南方小说没有提供清晰的动机和对人物的明确界定，而是随着叙事的进展，不时地暗示他们个体的潜力，他们内在的精神能量。例如：“他是一个面容冷峻、无动于衷的年轻人，相当诚实，我父亲说他是小农阶级的一员，世代如此。如果他从未踏进我们家的门，那我们永远不会和他相遇，因为我们不被需要。”非人性格的社交礼节允许人们正式表达内心的情感，这让人们像大多数“现实主义”小说中那样不断解读彼此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南方小说中，我们本应期待内省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真空，即使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1884）中也十分明显。

重点在于细微的人类姿态、外部事件，这些事件必然闪耀着人物性格的光芒或阴影。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指出，库珀（James Cooper）和西姆斯的侦察兵之间存在一个明显差异，库珀坚持认为侦察兵的成功取决于技能和性格，西姆斯则认为，成功取决于幸运的巧合，就像库胡林（Cú Chulainn，译注：凯尔特神话人物）的运气一样。生活方式上存在着天壤之别，这适用于所有南方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只不过在他的经验中，由形式化的社会符号产生的非人性格最终使每个人完全被锁在自己的孤独世界里，这是无法忍受的事：

他明白，人与人之间永远是陌路人，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另一个人。我们被囚禁在母亲黑暗的子宫里，来到世上时从未见过她的脸，我们被交给她时是陌生人，并被困在这个无法解决的存在牢笼里，永远无法逃脱，无论什么样的臂膀拥抱我们，什么样的嘴唇亲吻我们，什么样的心温暖我们——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沃尔夫拥有所有的激情，却缺乏任何形式上的约束和交流手段，这些手段可以让激情变得可以忍受。他虽然态度上像个南方人，但传统上却不是。因此，他戏剧性地将自己伸展于个人主义的深渊之上，而个人主义正是所有文明协议和努力的否定。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拜伦早期狂乱的稚气，但拜伦最终幸运地找到了相当超脱的平衡。沃尔夫也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做到这一点。

相比之下，斯塔克·杨的强烈情感则集中体现在房屋、房间或手部动作之上。“那双手又长又白，闪闪发光……我小时候常常盯着她的手看，还以为她只要轻轻触摸就能点燃蜡烛。”这里没有可以分析的东西。这里更像是“内心世界用空气塑造尊严的技巧”。一旦唤起了人们对某种强烈个人生活内在秩序的社会符号的思考，作家就会一言不发不断前进。

斯塔克·杨对意大利社会的深切同情让人联想到他对杜斯（Eleonora Duse，1858-1924，译注：意大利女演员）的欣赏，这种同情与毕晓普对法国的同情或安德鲁·莱特尔对西班牙的同情一样自然。很明显，《月亮旅店》（At the Moon’s Inn）中的征服者德索托（De Soto）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个象征着某种个人和当代压力的符号：“我们一连好几天、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任何社交，我们只与自己同行，我们是沉默而沉思的人，偶尔会采取激烈的行动。”

讲述这类故事的人可能会给出大量传统描述，就像莱特尔或福克纳所做的那样。毕竟，对于一个充满激情的叙事者来说，对物理环境的描述至关重要，无论是斯科特还是爱伦·坡，抑或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迈克尔》（Michael，1800）和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冒险记》。海明威《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的第一页表明，这是一种控制情感反应的主要手段。在南方文学中，外部自然通常是叙事中的主要参与者或角色，例如哈代（Hardy）的荒野、康拉德的海或《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中的河流。即便如此，南方故事讲述者还是将许多东西默认为读者所知。他假设读者拥有大量共同的经验和一套基本的观念，这让南方小说表面上显得简洁，实则有点欺骗性。

亨利·詹姆斯的表面复杂性更容易理解，因为詹姆斯总是在解释一切。读者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他的角色是精心设计的人物，而不是充满激情的人。对于那些高度自我反省和内省的人，无尽的行动是他们唯一的宣泄方式，充满激情的人则根本不自我反省，只是显得沉闷、沉思和懒惰。这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在《丛林猛兽》（The Beast in the Jungle，1903）中，詹姆斯最终对约翰·马尔谢（John Marcher）的一生这样说道：“没有任何激情触动过他……他从他的生活之外，而不是从他的内心深处看到了一个女人被爱的时候如何受到哀悼；……他一直是那个时代的人，一个注定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人。”

相比之下，在卡罗琳·戈登的《亚历克·莫里，爱运动的人》（Aleck Maury, Sportsman）中，在主角的生命尽头：

我几乎坐到午夜，在这四、五个小时里，我想我做了比我一生其他所有时间加起来都更多的反省。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遵循的生活准则……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全是运气。我一直在寻找它，就像一个野蛮人用回避的目光祈祷着他的快乐之神……我已经为它活了六十年。我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恐惧的东西。这欣喜若狂，我赖以生存的光明将离我而去……好吧，它已经消逝了，也许一去不复返……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敢肯定这是我一生中最奇怪的事情——我竟然有了一个计划……我要给自己设置明确的计划……

富有热情的亚历克·莫里最终还是变成了“纽约佬”。泰特说道：

思考即将到来的明天，立下一个坚定的原则：

*与行动都要保持简单，

基于最可靠的假设。

渴望独自一人静静进食，

以免仪式玷污了我们的善心。

在安德森的小说《鸡蛋》（The Eggs）中，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北方人这种含混的历史：“她是一个高大的沉默寡言的女人，长着长鼻子和忧郁的灰色眼睛。她对自己没什么奢望，但她对父亲和我却有着根深蒂固的野心。”很难想象比这更能瓦解传统的了。

迄今为止所讨论的内容可以帮助读者与南方文学建立一些易于理解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是对众多南方作家本人的介绍。之所以强调所有南方作家共同拥有的特质，而不是他们个人的风格和表达方式，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们共同分享的文明传统本质的关注。因此，在结束这些观察之前，指出南方作家对生活的热忱也许并非没有意义。在他们所有人的作品中，都看不到任何明显逃避人类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快的局限和状况的企图——他们从未回避过邪恶的存在。也许在这方面，沃尔夫最不令人满意：

健康似乎存在于猫狗们坚定不移的凝视中，存在于农民们光亮而呆滞的下巴上。他也注视着这片土地统治者们的脸庞，他看到他们被思想和狂热的美丽疾病消耗和吞噬。浪漫小说里虚构的人物、电影女郎们邪恶的洋娃娃脸、广告中愚钝而又呆板的常规面孔，以及大多数青年男女学生们的脸，都仿佛被印在光滑呆滞的模具上，变得污秽不堪。

福克纳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种面对诸多伟大人物和事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被动的，但又是可靠的：“我生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太多的兄弟让我在活着的时候感到愤怒和羞耻，也有太多的后代让我在死后把我那一小部分*和伤害留给他们……”同样，约翰·皮尔·毕晓普也是如此：

这是我的血脉，我跳动的血脉

在快乐男孩的身体里

还将流淌（啊，死亡！）

在一颗明亮的恒星上。

斯特里布灵也是如此：“从他父亲谷仓那个遥远的时刻起，他的血液就流淌在那些模糊的管道里……就像在夜里掐死一条巨蟒……一连串的错误和暴行铸就了他的一生……”

血脉当然既是南方文学中的象征，也是事实。它与对历史事实、传统、家庭和姓名的忠诚密切相关。正如卡贝尔所说：“利奇菲尔德（Lichfield）的孩子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们忠诚。我们只奉献一次。当我们奉献时，我们付出我们拥有的一切。”在所有南方小说中，疾病与这种热烈的血脉忠诚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乱伦的阴影，正如圣托马斯（St. Thomas）所称的“情感的贪婪”。它实际上非常复杂，在艺术上也具有象征意义。剧作家福特（John Ford）认为这个主题从未被感伤地使用过，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泰特、斯特里布灵和福克纳的作品中，它只是更大主题的悲剧致命性的附带因素。

对血脉和亲缘命运的深刻接受与贯穿于所有南方文学的死亡沉思不可分割，它总是伴随着对稍纵即逝之美的热烈思考。兰森写道：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认识一位女士，舌尖刻薄，

曾经清澈的双眼如今黯淡无光，

她所有的完美都已褪色——但就在不久以前

她还曾比你们任何人都要美丽动人。

“蠕虫征服者”萦绕在卡贝尔的《尤尔根》之中：

涅索斯用食指轻敲尤尔根的手背。“蠕虫的食粮！这是注定的一切，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变成小小的白色蠕虫。这最终将变成一团挣扎的苍白腐烂物，像沸腾的牛奶。这是一句难听的话，尤尔根，但这是实话。”

任何一个充满智性和社会热情的传统，都根植着对女性美与优雅的基本崇拜。对风格化女性优雅的热烈理解所具有的文明力量，在南方生活和文学作品中显而易见，这种观念源自柏拉图，在吟游诗人、但丁和文艺复兴柏拉图主义者那里盛开，并与宫廷生活概念密不可分。尽管这种传统与某些形式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表达存在关联，但它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世俗意味，这与在新英格兰兴盛的经院哲学分支截然不同。对于这个议题的意义，我们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指出南方作家在这一点上与叶芝见解一致就足够了，他们都拥有相似的世界观：

雾霭般苍白的独角兽，碧绿宝石般的眼睛，

轻颤的半睁眼睑，云朵或蕾丝般的残片，

抑或被愤怒点亮的双眼，被愤怒削瘦的臂膀，

都将让位于漠然的人群，让位于傲慢的鹰隼。

既无自得的沉思，也无对未来的憎恨，或对过去的怜悯，

只有利爪的紧握，以及眼睛的冷漠满足，

无数的金属翅膀拍打，熄灭了月光的辉芒。

【可打赏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