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周嘉宁，一直着力于书写21世纪最初十年的青春故事。 （受访者供图/图）
过了2022年2月，80后作家周嘉宁已经40周岁了。按照《收获》杂志“45周岁以下”的划定标准，她作为“青年作家”的时限仅剩不到五年。
人生快要走到一半，但周嘉宁大多数时候的写作并未偏离一个时区太远——她坚持写新世纪初的十年。在那个遥远的时区，音乐电台主播、香港流行音乐歌手、上海外贸市场里的小摊贩……她安排这些人物在这十年里次第登场，和某种固有的秩序较劲，维持着一种已然消逝掉的青年理想。
“我和朋友们曾置身于1990年代的热带风暴。我用自行车带着朋友，笔直冲进水泊，奋力踩着踏板。而后，我们共同来到了干燥的下世纪。”2022年8月，她的中篇小说集《浪的景观》出版后，有读者惊讶，原来周嘉宁还在写，“她的青春期真的仿佛永不结束”。
周嘉宁从小在上海长大，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后入读复旦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后，在《鲤》杂志负责编辑。她拥有一份平稳的人生履历，见证了1990年代西方流行文化的涌入，目睹新世纪初遍布上海的拆倒与重建，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声，感叹城市秩序由混沌走向了“确凿”的“坚固”。
和很多年少即被市场选中，早期投入青春叙事的年轻作家一样，瓶颈期在周嘉宁三十岁左右到来，她的写作速度开始变得缓慢，开始拒绝将一些早期的出版物纳入代表作名单。“可能2013年、2014年之后对我来说才是写作的开始，尽管那个开始也依然是一个很幼稚的、比较糟糕的开始。”周嘉宁的语调里，保持着年轻人特有的诚挚。
你很难在周嘉宁的作品里看到更底层的人，这些年她只描摹过往的文艺青年肖像，在新的作品里，他们变成了“时代的冲浪者”。“你见过那些在海里冲浪的人吗，在明晃晃的水里长时间地等待一个完美的浪，等浪来的时候，奋力跳上板子，在浪尖上划出一道又长又美的白色弧线。”她在《浪的景观》中写道。
当一个“青年作家”步入中年，她为何仍在频繁书写与审视自己的青年时代？以下是周嘉宁的自述：
很多事物从无到有，涌入了我们的生活
我这一代人，1980年代初到1988年出生这一代人，开始接触世界、认识世界、跟外部世界产生交流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开放的时期。很多事物从无到有，小时候没有见过，青年时代涌入了这个国家，也涌入了我们的生活。
我刚开始听音乐的时候，打口带和走私CD最为盛行。接触摇滚乐，第一次是Pink Floyd的《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不知道自己听的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它跟我以前听到的东西非常不一样，那带来了震撼。
CD或者盒带的引进不像现在这么迅速，也没有MP3，高中的时候没有网络，资讯闭塞，只能够通过电台获取音乐的信息。2000、2001年，上海有好几个电台节目：晚上11点到12点，有《今夜不太晚》，朗读一些书里的片段，介绍一些小说，从这个电台，我第一次听到网络文学。12点钟之后有《动感冲击波》《蓝调之夜》，放一些爵士、布鲁斯的音乐。《流行音乐一小时》会放很多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唱片和歌，我就准备一个空白磁带放进收音机，听到喜欢的，随时录下来。
当时每个节目都有属于自己的社群，类似于听友会，也有论坛。主持人和听众的关系挨得很近，很多听众在音乐领域有积累和经验，那时候唱片非常有限，听众就把自己家里珍藏的或者海外进口的唱片提供给主持人，让他们播放。跟现在电台主持人和听众的关系不太一样，当时大家更为平等，互相学习。
没多久，好几个电台节目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停播了。我当时一直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情况，只是突然间很失落。
后来当我想要写电台题材的故事，采访了一些当时的电台主持人，才知道2001年电台整改，外国籍主持人的节目都被取消了，一些电台节目需要独立核算，主持人需要同时担任制作人，拉一些赞助。但很多主持人是兼职，或者还是在校学生，未必具有这样制作的能力，那是一轮电台改制。
这些东西，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探究一下，才会知道它跟当时的时代变化有很大关系，知道它是如何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活。
那时候摇滚乐、电影的影响是综合的。我小时候是先从电影、歌词里知道比如匡威的鞋子，Levis的牛仔裤，阿迪达斯的复古运动衫，现实生活中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去百货商店是看不到的，这些东西第一次看到都是在外贸市场。
（上海最早的外贸市场）是华亭路的一条马路，露天的，上面搭了很多雨棚，下面非常拥挤，马路本身就很短窄，两边挤满了摊贩。华亭路拆掉了以后，就搬到了襄阳路，就是现在襄阳公园门口的一片空地。当时外贸商品基本都是走私过来的，可能也有一些洋垃圾。当时有挺多文艺青年做摊主，也有一些正经做生意的人，有完整的进货渠道，摊子做得很大。比如七浦路的服装市场，在一幢楼里面，可能有整整一层都属于某个帮派，彼此之间会有一些货源的争抢。
我大学时代花了很多时间在外贸市场，比如襄阳路、七浦路和人民广场的迪美。稍微有一点点钱就会去那边待很长时间，跟各种摊主交谈。我第一次去外贸市场很震撼，那么多牛仔裤、美军M65的风衣，那些摊主通常都是一些很爱音乐、很爱流行文化的人，他们会告诉我很多，比如这条牛仔裤牛在什么地方，版本之间的区别，从某一个标牌里也可以讲出很多东西。
写《浪的景观》的时候，我想到写两个做外贸生意的男孩的故事，但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外贸生意，当中很具体的细节肯定是我所不了解的。比如他们怎么进货，当时的进货渠道是怎样的，当时类似于华亭路、七浦路、人民广场迪美地下城摊主之间的关系，你如果要想在那边摆一个摊，你要办什么手续，你要进货的话，浙江这一带和山东这一带你会走什么样的路线，这些细节的问题没有办法靠虚构，必须得进行采访或者查资料。
当时周围跟我一起买衣服的人，有一批是美校生，他们是牛仔裤的疯狂发烧友，那时候有一些牛仔裤的论坛，发烧友们专门在上面讨论。美校生们跟那些摊主的关系非常紧密，那种友谊持续到现在。2006、2007年之后，外贸市场越来越萎缩，直到现在几乎看不到，有挺多以前做外贸的摊主后来都转行了，先是开了淘宝店，后来也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变成了设计师，他们的身份随着时代和商业的进程，也发生了变化。
《浪的景观》的写作，最初是听了一期播客，北京的几个男孩讲他们当时在北京买卖衣服的故事，我听了以后，立刻想到自己的大学时代。我通过一个（美校生）找到了三四个（摊主）采访。小说里写的械斗，现实当中是存在的，当年年轻的男孩子，本身对帮派斗争有香港电影里的参与感和向往感，觉得自己是做生意的，这种事情是家常便饭。这些事情没有很好的书面记录，变成民间口述史流传下来。
“想去那个起点再看一看”
2000年申奥成功的那一晚对我冲击很大。它对我来说是青年时代的开启。
我那一晚在北京，不到20岁，第一次离开家，去另一个城市旅游。在长安街上看到了一个狂欢的景象，我觉得从此之后一切的变化，差不多也是从2001年开始的，申奥成功以后，城市建设加快，到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整个城市化进程完成。十年间，各地全部都在建造地铁、挖隧道、造高架。2010年以后，你所看到的是城市建造好的样子。
读大学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探索整个城市，那时候，整个上海的当代艺术刚刚开始兴起，有各种展览，和我同龄的艺术家，做乐队的人……论坛时代，线下的活动和交流也很多。我也给报纸写稿，做一些记者的工作，看旧区改造的工程，苏州河的整改，整个城市大范围之内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2007年，奥运会前的那一年，我在一个咖啡馆打工。那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那个咖啡馆是一个媒体人开的，上海话剧中心对面，媒体人、演员、写作的人、做艺术的人，从早到晚我们都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上海人，年纪差不多都是25岁前后，来自五湖四海。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焦虑——金钱方面的焦虑，就业、考公务员的焦虑，或者尽快进入一个公司的焦虑。当时大家觉得，即便现在稍微浪费了一点点的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2007年，我到北京工作，在杂志《鲤》当编辑。杂志只有我、张悦然，还有一个设计师。我跟张悦然做了很多努力，寻找新作者。一方面我们本身是写作者，会关注各种各样的写作平台，会追踪豆瓣的各种小组，在博客大巴、博客中国上面，穷尽各种渠道尽可能找到多的写作者。
我当时住在城中村的一个公寓楼里，周围有很多浴室、农贸市场、桌球室、歌厅之类的空间。小区的每一个房子、每一间房间都很小，住着一些打工的年轻人，在附近公司上班，工资不高，可以负担得起一两千块钱的房租。
当时北京的中介市场还非常混乱，随时都会碰到骗子。我属于运气非常好，随便进了一个附近的中介公司，一个比我小两三岁的东北男孩接待了我，很快就带我去看了房子，搞定了所有的事情。
他当时正失恋，可能是眼睛哭红了，戴个墨镜。我们是同龄人，都从外地到北京，感觉有很多可说的话，能够帮助他疏解失恋的痛苦。他陪我去宜家买家具，帮我搬东西，教我各种类似于如何灭蟑螂的生活小技巧。
两三个月后，他就准备离开北京回老家了，因为跟他分手的女朋友先回了家，他说想了半天觉得还是应该要回去，继续跟她在一起。回家之前他给我发消息，类似于他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中介。有问题可以找他朋友。
现在变成了中介一统天下，里面的人穿同样的衣服，即便是夏天，也都规定要穿长袖衬衫接待客人，怎么跟顾客交流也都是有要求的。
到了某个时间点，局部环境变了，城市面貌也变了，路边摊没有了，一些年轻人的城市活动空间消失了。2000年往后的十年，也是女性主义在中国大陆开始发展的十年，你会对性别问题有很多反省，你会重新思考自己跟另外一个性别间的权力结构问题。
这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对于自我的质疑，对于自己能力的质疑，你所选择的职业道路它是否是一个正确的职业道路？我到底是不是一个适合写作的人？我会觉得，天哪，我自己之前写的所有的小说都实在是太烂了，我到底能不能继续写下去？我曾经没有什么写作目标，就是因为太早开始写了，那时候我都不太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也是很混沌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能称得上是在写作。这些问题都是我三十岁前后面临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人生）最困难的时期。
2010年前后，很多和我差不多时间到北京的朋友都纷纷离开了。我觉得社会的变化是一点点变过来的，我可能就是想去那个起点再看一看。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