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哲夫
《隐秘的角落》播出后，成为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热议的话题。剧中对作为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校园和家庭的可贵思考、对青少年心理世界的独到探寻、对人性的严肃讨论，以及社会派推理的新颖视角、《小白船》的二重张力、《少年派》式的童话/真相结构，都为网络剧开辟了许多新的空间。
一、《隐秘的角落》的故事逻辑
《隐秘的角落》改编自紫金陈小说《坏小孩》。小说讲述的是成绩优秀的初中生遇到了从孤儿院逃出的童年玩伴丁浩（网剧中的严良）、普普。在一次游玩中偶然拍摄到了教师张东升*害岳父母过程。朱朝阳三人向张东升高额勒索。而朱朝阳又因怨恨同父异母女儿朱晶晶，便与丁浩、普普在少年宫对其施暴，并亲手将其推下楼*害。朱朝阳又因怨恨父亲与养母，与张东升交换条件让张东升帮助自己弑父。最终张东升欲毒*三小孩灭口，丁浩、普普被毒*，朱朝阳反*张东升。而朱朝阳通过事先准备的日记试图欺骗公安，但露出的破绽被刑侦专家严良抓住，是否询问一个可能的少年犯，让警察叶军陷入踌躇。原著的故事过于阴暗，网络剧《隐秘的角落》则改编成童话/真相的二元结构。在“童话”里，朱朝阳与严良共同都败了恶贯满盈的张东升，而“真相”则如小说中暗示的那样，朱朝阳通过张东升*害严良。但由于对故事内核的改动较大，剧中也有一些看似不合逻辑的地方引起了不少争议。朱朝阳为什么要间接地*害严良？这或许是改编后的《隐秘的角落》里最难解释的情节。在原著《坏小孩》里，丁浩（剧中严良）和普普的出现一开始就让朱朝阳倍感麻烦：“这两个人的到来，给他带来了无穷烦恼。”而朱朝阳俨然一个小恶魔，在计划*丁浩前便想要*死父亲朱永平及继母王瑶。而改编的网剧《隐秘的角落》里，朱朝阳和严良、普普的关系可谓温情满满。朱朝阳在学校里没有朋友且常被欺负，在家中备尝父母离异的痛苦。而严良和普普的存在，让孤独而无助的朱朝阳感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丝温暖。这份友情应该让朱朝阳珍惜不暇，为何却对小伙伴痛下*心？《读书》杂志刊发王楠《太阳的秘密——解析<隐秘的角落>》一文解读道：“他（朱朝阳）将张东升约到船上来，让他和严良对决，想在二人两败俱伤时，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张东升早已看透了朱朝阳的计划，但万念俱灰的他，决心让朱朝阳这个‘好学生’活下去，活得像他一样。在船头，张东升给朱朝阳上了最后一课。他让朱朝阳*死自己，正是要让后者亲手掩盖真相，走向光明的未来。受严良的阻拦，加上内心的犹豫，朱朝阳最终没能下手。为了让朱朝阳‘可以相信童话’、重新开始，张东升选择让警察开枪来抹消自己，替朝阳掩盖了真相。这对同样身穿白衬衫的‘师生’，在船头完成了交接。最终，朱朝阳也没有说出朱晶晶之死的完整事实，朝阳终于东升了。”朱朝阳是为了掩盖晶晶之死的真相，才间接*死严良灭口。
然而，朱朝阳*死严良，究竟是一桩蓄谋已久的罪恶，是“尝到甜头的朱朝阳，已经无法回头了”，还是最初朴素正义感越走越远直到走向反面吞噬了自己，以及想要兼顾自己和他人却最终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大多数观众和解读者都将焦点集中在第六集以后朱朝阳黑化和嬗变之后，却有意无意忽略了朱朝阳卷进这个故事，恰恰是由于一种对于*死岳父母恶行的朴素的道德义愤。这种朴素正义感正是故事展开的伦理/心理起点，不管它最终走向哪里，我们都不能忽略了这一起点，否则故事的解释就不完整且会走样。
而故事开始走向对初衷的偏离，也同样是因为普普的弟弟需要治病的钱，三个孩子向张东升勒索的动机依然是善良的、利他的。普普最后的信件鼓励朱朝阳将晶晶之死的过程说出去，说明了晶晶和朱朝阳之间依然有着基本的信任。然而此时的朱朝阳已被恐惧包围，并且“更深地领悟了张东升的教诲：只有编织童话来掩盖真相，你和别人才有机会继续相信童话，重新开始”，所以他让信任的童话让位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晶晶的信，从童话的角度看是信任，但从利害的角度看，则说明晶晶随时可能把朱朝阳的秘密泄露给严良。就像电影《朗读者》中的女主角汉娜，虽然和男主角米夏在纳粹监狱里相爱相依，但仅仅是因为害怕米夏泄露了自己不识字的秘密，就向纳粹告发自己心爱的人。它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虽然它同样造成了恶，哪怕仅仅是一种“防御型的恶”。
如果把网剧《隐秘的角落》的故事从头到尾进行梳理，那么这便并不完全是一个孩子犯罪的暗黑故事，而是一个由朴素的正义感和利他之心一步一步嬗变为为了自我保全而不得不作恶的故事；这不是天生*人狂的故事，而是堕落的天使的故事；这不是满足人们窥视隐秘的*和悬疑惊悚的快感的故事，而是让人思考朴素的道德情感在没有成熟的价值理性引导的情况下是如此脆弱如此危险的故事。
二、“坏小孩”的形象谱系
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曾考学生一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恶？学生回答：没有。世界上怎么可能有绝对的恶呢？苏格拉底笑着说了句：你还年轻。然而，年轻而优秀的朱朝阳，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被恶所捕获所黑化。如果假设严良只是因为自我保全而“*人”，那么这种防御性的恶并不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绝对的恶”，而是一种相对的恶。它不是本体论的恶，而是生存论的恶。因为缺乏对“绝对的恶”的高度概括性所需要的生活的阅历，所以年轻的心灵对“绝对的恶”是陌生的——而相对的恶则大量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世界：或许是某种自我保护欲，或许是一时的冲动和糊涂，或许是我们常见的“好心办坏事”，它根植于人性的脆弱和颟顸，或者说，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自私、怯懦、虚荣等等劣根性的附带品。
和剧中《少年派》式的双重结局相对应的，是朱朝阳“*人”的双重动机——为自保而“*人”还是为报复而“*人”，以及对此产生的双重评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恶，还是骨子里带出的恶，是相对的恶，还是绝对的恶。《隐秘的角落》的原著《坏小孩》，有一段话：“在成年人眼里，小孩子永远是简单的，即便小孩会撒谎，那谎言也是能马上戳穿的。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小孩子的诡计多端，哪怕他们自己也曾当过小孩。”在作者看来，“坏小孩”与“坏大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人性拷问的承担者。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坏小孩》想表达的是小孩子的恶，或者更极端的讲是‘人性本恶’。”小孩子的恶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孤独者》中著名的关于孩子本性的讨论：“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朵？”如果放眼世界，小说及网剧也可以置于“坏小孩”的文学母题谱系中来观照。它的故事情节也让人不由联想到英国现代小说家菲尔丁的《蝇王》：在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一群儿童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开始时他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隐秘的角落”里的恶被刺激释放出来，便互相伤害起来，结果一部分的孩子成为了另一部分孩子的奴隶。“坏小孩”文学试图通过原本看起来纯洁无瑕的孩子犯下令人怵目的罪恶这样的张力关系，来追问人性善恶的问题。毕竟孩子拥有的经验较少，而“人性”则是一个先验的形而上的概念。“坏小孩”文学对人性的追问似乎已经预设了一个答案：既然“绝对的恶”并不需要太多的经验作为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坏小孩的恶就更接近是先验的、形而上的“绝对的恶”。
对于“坏小孩”与“人性恶”的关系，学者凯伦·雷纳的观点非常有趣，他认为，“所有关于坏小孩或邪恶孩子的故事，都是证明了孩子不可能邪恶的故事。因为小孩总是误入歧途或被引诱堕落。坏孩子的故事是对成人世界的镜映和修补，它许诺只要消除了让孩子变得邪恶的根源，成人世界就能纯洁如初。”凯伦·雷纳一方面认为孩子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恶”，那只是成年人的自我投射，一方面又认为孩子的恶是可以被救赎的，只要这个世界如童话般纯粹。同样有趣的是，紫金陈的《坏小孩》原著中，普普在书店看到了《鬼磨坊》的故事，并引以为同道。故事讲得是流浪少年流浪到了一家鬼磨坊生活。在这里他发现了各种怪事，如好友佟达和米切尔的死。他查清了朋友的死是由于师父害的。于是他最终*死了师父。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正义和智慧战胜邪恶的故事，但是在紫金陈的故事里发生了错位，变成了孩子为了自我保全不得不弑师的故事。如果说网络剧的改编是童话和真相并行，那么小说里则是邪恶的现实扭曲了童话。原著里的坏小孩的救赎之路已被堵死。
坏小孩与人性恶的关系并非如原著般直接。如前所述，如果《隐秘的角落》故事的伦理/心理起点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即便是嬗变也首先表现为利他之心，最终才是自我保全造成的恶，那么，这个故事便无法推出“坏小孩”甚至“人性恶”的结论。伦理学家纳斯鲍姆提出了“道德运气”的观念：“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不仅可以影响我们的幸福、成功或者满足，甚至也可以影响我们生活中核心的伦理要素（不管这种影响是向好的方面还是向坏的方面发展）：在公共生活中，我们是否能够设法公正地行动，我们是否能够爱护和关心其他人，我们是否能够得到勇敢地行动的机会。”朱朝阳的“*人”，究竟是“无法控制的事件”（晶晶的堕楼）造成的自保，还是黑暗的心向朋友的脆弱报复，究竟是多元因果关系网中的一个网格，还是形而上学的某种结论，或许是比《隐秘的角落》哪一种结局更为关键的问题。
三、“童话/真相”的显隐教诲
文艺作品应该如何揭示人性、评价人性，特别是通过孩子来揭示人性，评价人性？文艺作品应该如何召唤读者或观众的人性理解？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而人性是什么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先贤对人性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黑格尔说：“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如果黑格尔的判断成立，“性恶论”更像是真相，而孟子为之不得已而好辩的“性善”倒像是童话了。“童话与真相，你选哪一个？”这是《隐秘的角落》留给我们的有趣问题。
《隐秘的角落》对于原著《坏小孩》的改编无疑更倾向童话的一边。原著里开宗明义的老太太碰瓷和叶驰敏陷害的故事，奠定了作品的黑暗基调。原著里朱朝阳并没有警告张东升的朴素正义感，没有为欣欣筹钱的善良——因为丁浩（即剧中的严良）和普普并没有患绝症的弟弟欣欣，他们敲诈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原著中的普普对于朱晶晶也并非道德义愤，而是出于童年遭遇的怨恨；原著里朱朝阳更是暗示张东升*死自己的生父和王瑶。可以说，原著里并没有“童话和真相”的平行空间，那是纯然暗黑的一个世界，孩子们都如同高尔基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孩“一张口就像沙皇的警察”。暂时悬置人性恶的执念，辟开一个童话的平行空间，给“人性是什么”一个开放性答案，是网剧《隐秘的角落》改编不俗的地方。
古希腊哲人色诺芬说：“铭记好事而非坏事，是高贵的、正义的、虔敬的也更令人愉悦的行为。”文艺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就在于它具有价值的维度，具有惩恶扬善以致隐恶扬善的功能，具有道德教化和精神净化的使命。而影视作品除了商品属性之外，更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具有塑造观众价值观的功能。如果说科学追求的是真相/真理，那么文学则更需要童话。美籍犹太裔古典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正因为一个社会共同体需要共同的价值观来维护其道德秩序，而真理往往是赤裸裸的、残酷的甚至是丑恶的，所以古典哲学家在揭示真理时必须采用隐微/显白的双重教诲，亦即用表面的说辞对大多数民众说出“高贵的谎言”，以维护其对共同体道德的虔敬，而仅把可能有害的真理通过字里行间的隐秘书写透露给少数同等的心灵。“每个社会最终都依赖某些特定的价值或特定的神话，亦即，以来某些并不比其他任何假设更优越或更可取的假设。”“（隐微/显白双重教诲）这种写作方式使他们（古典哲人）能够把自己视为真理的东西透露给少数人，而又不危及多数人对社会所依赖的各种意见所承担的绝对义务。这些哲人或科学家将区分作为真实教诲的隐微教诲与有益于社会的显白教诲；显白教诲意味着每个读者均能轻松地理解，而隐微教诲只透露给那些小心谨慎且训练有素的读者——他们要经过长期且专注的学习之后才能领会。”世界需要真理，而共同体需要童话/神话,所以古典哲人懂得用显白教诲延续童话/神话,而用隐微教诲秘传真理。不妨设想，经历了“春秋无义战”的孟夫子为什么还相信人性本善？这会不会是孟夫子编给世人的一个童话：只有相信了性善，我们才会对止于至善抱有信心和期待。这种猜想并非无据，清儒戴震认为：“孟子以闲先圣之道为己任，其要在言行善，使天下后世晓然于人无有不善，斯不为异说所淆惑。”孟子道性善，或许并不是揭示某种真理，而是在践行一种书写伦理，意在给人一种正念。正如青年学者官剑丰所说：“诚然，人性是恶的这个命题并不必然推出人不能为善甚至怀疑善这个结论，但是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威——如古代的圣王，西方的上帝或教会——存在，这种抽象命题在愚众那里必被理解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一样……人性是恶的，正是教化的必要性所自，然而人性是善的，教化才有可能。必要性不必多言，可能性则当力为。古人说隐恶扬善，实有大智慧在……人性是否善恶，这种抽象命题实在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选择相信善。”毕竟人性论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而是道德哲学甚至政治哲学，它允许且需要《理想国》里“高贵的谎言”。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永恒的本体论意义的人性，不同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不同的人性表达。“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实际流行过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人性恶”的主张，恰恰是让人类剥离不断变化的生产生活现实，而静止于自然状态的形而上学。“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正如许多论者看到的，朱朝阳的性格嬗变有许多环境的因素特别是家庭的因素：“周春红确实爱儿子，但那是一种吞没性的爱。对她来说，相依为命意味着‘得按我的来’……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朱朝阳，内心必然是分裂的。他会按照母亲的要求去做，也以一副完美的形象示人，可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好所恶是不能抹消的。所以他只能一面迎合母亲，一面保留秘密。”“朱永平是个没有原则的趋利避害者，谁更能让自己满足，他就偏向谁……即使和父亲早早分开，朝阳还是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许多……即使严良和普普的到来令他体会到了友情的温暖，在关键时刻，他也还是会冷静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在故事的最后，为了守住秘密，朱朝阳更是不顾一切，连严良都可以牺牲掉。”朱朝阳的双重人格并不是天生的疾病，而是家庭的压力让他过早地学会了戴上“人格面具”（荣格语）对现实环境敷衍周旋。朱朝阳的趋利避害虽然很大程度上出于本能，但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则无异于强化了这一点。所以，一些论者一方面认为《隐秘的角落》主旨是揭示人性本恶，另一方面又肯定环境对朱朝阳、张东升的扭曲，这无疑是自我矛盾的。人性可能只是一个需要设定代数的变量，解答人性方程，可能只有靠《无证之罪》里另一个严良使用的“代入法”。孟子给我们一个笛卡尔的“心形函数”，仅仅是为了在人性无常易变的矩阵里指引我们去寻找我们的良心的坐标，而并不是展示给我们心脏的解剖图。而“性恶”的真相，其意义就在于鞭策我们自我克服，自我超越，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性善、性恶都是先贤对美好生活投去的不同角度的注目礼。就像《小白船》一样，它本来是一首暗黑的“阴乐”，但因为其间寄托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向往，所以它可以超越自身的冷气和死气，成为了每个人启蒙的童谣。
从张建亚导演的儿童电影《开心哆来咪》，到成人童话《隐秘的角落》，从小孩智斗坏蛋最终胜利，到网上调侃的“秦昊王景春智斗坏小孩”最终毁灭，时代在变，审美趣味也在变。日渐自由开放的社会，既让人们允许对人性的阴暗面有更多的思考，也给人性更多考验和释放的机会。人们不满足于七彩斑斓的光影，而更愿意深入黑暗的核心，影视与启蒙同步进行。但启蒙不应该把脏水与孩子一起泼掉。真的起点与善的目的应是统一的。在《孤独者》中，鲁迅先生虽然对孩子本性有着恶的假设，但也借或许是自己的投射的魏连殳之口说孩子“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希望就在与反抗绝望之中，对人性的绝望与对人性的失望，都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在这个意义上，《隐秘的角落》隐秘地具备了思考伦理基础、伦理实践和伦理述说的人文关怀，它为真和善开辟的平行空间非常耐人寻味。我们相信，“小白船”飘向的是美好的“云天外”，而不是阴冷的“西天”。
（本文刊于群众出版社《刑侦剧研究》第三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