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关于“家长群”众说纷纭，但归根到底，吐槽者居多，附议者居多，而更多的人则表示了自己“也想退群，但不敢退群”的两难处境。
事实上，“家长群”上热搜，引发全民关注，并非首次。就在上个月，“明天校门口见！”就上了热搜。两位小学生爸爸因为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在“家长群”约架，最终，第二天一早在学校门口，一位爸爸被另一位爸爸用U形锁敲破头。
网络上流传的“家长群约架”截图。
除此之外，在“家长群”中炫富、攀比的现象更比比皆是，原本应该用于家校沟通交流的家长群，变成了“炫富群”“拼家群”“夸夸群”“争宠群”。学校里每个班级都会组建的“家长群”，俨然成了小社会，以致于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一种拍马屁叫‘家长群’，有一种炫富组织叫‘家委会’”。
网络上流传的“家长群炫富”截图。
“压垮成年人，只需一个家长群”“自从进了微信群，每天都是家长会”，看上去，家长们对于“家长群”积怨已久，老师们也满腹牢*，一肚子苦水。显然，选择“愤而退群”的家长，绝不只有这位江苏家长，而一再引发大众关注的教育问题，也绝不只是“家长群”。
“家长群”该不该退，能不能退，敢不敢退？为什么“家长群”会一再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如何看待家长的种种焦虑？为何“家长群”会成为让家长和老师“压力山大”的“压力群”？家长和老师在共同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界限应该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蔡朝阳和安柏。
有过整整20年中学教学生涯的蔡朝阳曾是一位“麻辣语文老师“，以一本《救救孩子》引起过全国教育界轰动，与此同时，他现在也是一位初三学生的家长。安柏则是一位已经成功“上岸”的海淀妈妈，作为陪读妈妈，她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写成了《上岸》一书，希望她的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的心态和认知能够从焦虑摇摆，成长到坚定从容。
采写丨何安安
对话 蔡朝阳
蔡朝阳，文艺中年、资深奶爸、书籍出版人；曾为高中语文老师，人称“麻辣语文教师”,与推动学校语文教育改革的吕栋、郭初阳合称“浙江三教师”；2010年《时代周报》影响中国社会进程100人之十大教育工作者，2012年《新京报》年度教育书《寻找有意义的教育》作者，2014年“一席”年度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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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群“问题的根源，是扭曲的家校关系
新京报：江苏家长大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的短视频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在你看来，这位家长到底应不应该退出“家长群”？
蔡朝阳：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位家长是有道理的。确实，现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出现了一些关系的扭曲，学校和普通家庭之间责任和权利的问题有些倒置，学校方面过多地把学业要求加给家长，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位家长提出了很多关于学习的事情，所以双方之间发展到矛盾焦点的激化——就是彼此不能合作了，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这位家长“愤而退群”倒是做得挺好的一件事情，至少让我们看到了矛盾激化事实的存在。同时，这也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焦虑的折射。前段时间《三联生活周刊》讲了一个封面故事，《“鸡娃”与自驱力：不焦虑方法论》，其实这位家长的故事也是焦虑的一种表现。
新京报：一些家长在认同这位江苏家长的同时，评论说：自己不是不想退群，而是不敢退群。
蔡朝阳：这个“家长群”问题，归根到底来自于扭曲的家校关系。一般，家长在加了“家长群”以后，不太敢得罪里面的老师。我们都知道的“画风”是这样的：老师说什么，下面都说“好”“好”“好”，大家都是非常服从的。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的小孩，尤其是初中以下的孩子，一天有近十个小时在学校里，处在老师的托管之下，我们看不到。我们也知道有些学校里经常会发生老师侵犯孩子——类似于体罚或者凌辱等极端事件。家长们迫切地想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是如何度过的？正因为家长不太愿意得罪或者说不太敢得罪老师，“家长群”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权力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在小学和初中。高中以后会好一点，因为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具有自己独立面对这些的能力。
退不退出“家长群”，我都觉得没有关系。事实上，作为一个初三的孩子的家长，我也一直在“家长群”里面，但是这个“家长群”里面在说的任何事情，基本上我是看不见的，因为我把它给屏蔽了。但是，有些具体的、事务性的东西，我还是会去看一看，比如说，明天早上要几点钟上学？需要带什么呀？今天什么时候放学？这些事务性的东西都会在家长群里面交流，微信群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交流的方便。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问题不在于微信群本身，以前没有微信，家校也在沟通。
《孩子，谢谢你带我认识温柔》，蔡朝阳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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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越界，是良好家校关系的关键
新京报：是什么造成了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家校关系的紧张或者矛盾？理想的家校关系是什么样的？家长和学校应该如何分工？
蔡朝阳：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家校关系，因为每一个家长和老师都是个体，他们之间彼此沟通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相对较好的家校关系应该是彼此和谐的，让双方都知道对方的价值，在自己的框架之内不越界——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老师不要越界，家长也不要越界。但是界限的建立是非常麻烦的，它需要一个很长过程去形成社会的共识。我觉得这种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一种集体情绪，是整个社会的焦虑情绪在这件事情上的突然爆发。所以，我真的非常理解那位家长。当然，他采取的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但也是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
良好的家校关系一定是双方沟通顺畅，彼此尊重，这是我们都可以理解和承认的。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要有各自的边界：学校有学校的边界，家长也有家长的边界。学校的边界在于它的功能是知识传授、习惯养成，而家庭教育也有自己的边界，我们不能把这两者混杂了。知识的传授部分应该由学校来负担，家长要承担的部分是家庭教育以及对学校教育的辅助，包括孩子生活方面的照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很多学习任务压到家长身上。
新京报：如今，家校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
蔡朝阳：是的，这个边界非常模糊，导致家长也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家长了。我经常说，家长和老师，要把自己的职责分开，好妈妈（好爸爸）和好老师要把自己的责任分开。作为家长，要照顾好孩子的物质生活，让孩子在家里有安全感，让他安全长大，要拥有孩子的信任。而学习方面的东西最好由老师和孩子一起去完成，不要让家长越俎代庖。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制度性的设计，老师对于分数的要求非常高。学校里有一种评价体系，老师的很多评比项目，乃至工资和奖金，都跟学生的考试分数、平均分、优秀率紧密相关。老师非常看重考试成绩，因为考试成绩会给他们带来荣誉。他们对学生的成绩有比较高的要求，再加上学生人数多，管不过来，老师就会把这些责任转嫁到家长身上——这恰恰就是一种边界的模糊。
新京报：有没有办法对抗、避免或者说降低这种焦虑症的影响呢？
蔡朝阳：当然是有很多办法，我写过很多文章，也做过很多次公开演讲，都是讲这种东西。其实，如果我们对教育、学校、童年、儿童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种焦虑就会降低。
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大家都在想：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然后每个人都在抢跑。这样其实非常不好。儿童的认知有时间阶段，他的大脑发育也有时间阶段。七岁的时候，你只能够理解七岁所能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老师、家长、学校都希望一个孩子在七岁的时候能够理解九岁或者十岁的东西，拼命地拔苗助长。这样怎么会不焦虑呢？
学校是孩子的一个生活空间。现在很多家长把好学校单纯地理解为：这所学校好，是因为这所学校可以让孩子的考试分数比较高，以后能够让他考清北，考985。但这是我们对学校这样一个空间的错误理解。学校是一段旅程，是一个让很多小伙伴在一起共同成长的环境。如果能够认知到这一点，那么焦虑也会显著地减轻。
《小别离》（2016）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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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脆弱的家校关系，
映射了这个时代的生存焦虑
新京报：“家长群”原本是帮助家长和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却越来越薄弱了？
蔡朝阳：有些家长也会提出类似的疑问：我们交流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为什么老师和家长之间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在我小时候，我们与老师的关系是很好的。到了夏天，我高中时候的班主任帮我们家一起割稻子，割完水稻在我们家吃饭，因为当时我已经读高中了，他还会和我们一起喝一点点酒，这种关系其实是很和谐的。
为什么到了现在，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就变了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时代的焦虑症在教育上的反应，它不是教育所特有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生存焦虑。
在如今的环境之下，家长与老师在情感上的连接是非常薄弱的。它的薄弱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把孩子看成是实现某样东西的工具。学校和老师都希望孩子能够考出好分数，以显示他们的教学成绩。家长也希望孩子考出好分数，以便实现清北的理想（或者985或者211）。孩子变成了一个实现他们目的的物品，不再是一个人，学校也不再是一段漫长的旅途。
新京报：实际上，不只是这位江苏的家长，包括老师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家长想“退群”，老师也想“退群”。站在学校、老师、家长不同的角度，如何找到这种和谐相处的模式，你有一些可以分享的经验吗？
蔡朝阳：我说了那么久，好像都没有为校方和老师讲句好话，对不对？事实上，我觉得该批评的确实是学校和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就教育这件事情，学校和老师是主要的施行者。理论上，学校和老师就应该是比普通家长更懂教育，应该更懂得孩子的成长是一件比较长远的工作。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和老师，就是因为他们是专业的，要帮助家长解决一些教育的问题。可是现在，老师反而加重了普通家长的焦虑。从这两个层面来讲，学校和老师是不是失职的呢？
我举个例子，最近一位老师很有名，她叫王悦微，是一个网红小学老师，也是我的朋友。她所在的学校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学生里面有很多外来务工子弟，他们的家长并不是知识阶层。但她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就是非常和谐的。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去做那些老师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越界。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他在近二十年前说过一句话：教育有问题，但往往不是教育的问题。“家长群”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这些都是反映在教育上面的社会问题。引发我们的关注，就是因为它恰恰和孩子有关。孩子是所有中国家长的命根子，所以会引发我们的围观，引发我们的热议。但如果我们要去理解、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够单单停留在教育层面上，需要更多地从社会、心理等层面上去分析。
新京报：现在的家长，是否承受了比过去更多的压力？一些人评论现在的老师感觉和过去的老师大不相同。而老师也认为，失去了过去家长对老师的身份尊重。
蔡朝阳：当然，现在的家长比过去承担了更多的压力，但是事实上，在当下，我们每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哪一个不是比以前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压力？木心说“从前慢”，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是太慢的话，它会把你抛在后面。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关系，里面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成年人的社会普遍彼此不太信任。但我们把孩子送去一个普通公立学校，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基本的信任：就是当我们把孩子送去了这个学校，我们需要有一个最起码的对这个学校和孩子老师的基本认同，基本信任。万一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们觉得老师处理不当，可以私下里直接地、正面地跟老师沟通，就像有一本书的名字一样《非暴力沟通》。
《非暴力沟通》，[美]马歇尔·卢森堡著，阮胤华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8月版。
不要发生了某一件事情，就认为这个老师“他一定是在针对我，是给我们家孩子吃苦头”，这是一种敌我思维，在家校之间，家长要做一位智慧的家长。老师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情感的人类，我们是可以跟他们正面沟通的，这一点需要家长掌握好分寸。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叫作《父母：挑战》，和另一本著名的书，鲁道夫·德雷克斯的《孩子：挑战》是同一个系列。作为成年人，我们一旦成为家长，身上的职责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我们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的成年人，我们还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叫作父母。
《父母：挑战》，[美] 鲁道夫•德雷克斯著，花莹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6月版。
父母这个身份带给我们的挑战，每一件、每一样都是新的，都是前所未有的，父母是我们一生的修行，父母也是我们一生的学习。一旦成为父母，你所面临的有关孩子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碰到，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孩子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特殊的，往往是不具有可类比性和可复制性，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认真对待，都要作为一件个体的事情来对待，所以这就很难。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父母是很难的。
大概在1919年，我的绍兴老乡鲁迅，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转眼一百年过去了，今天，这位退出“家长群”的家长，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在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挑战下，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回答。江苏家长的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契机，而不是一个终点。他让我们的社会、学校、家长和老师一起来思考，一起把自己的困境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样充分的讨论，才是达成和解的途径，达成彼此同情、彼此理解的途径。
对话 安柏
安柏，北大硕士、世界500强经理、教育领域自媒体人，海淀小升初、杭州幼升小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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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做出退群的家长，
我还没看到过”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家长群”？作为一名资深“已上岸”家长，可以分享一些你和“家长群”的故事吗？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甚至需要去学校打扫卫生，协助老师完成其他的一些工作，这些事情你遇到过吗？
安柏：我加入的“家长群”，除了花生（《上岸》中的主人公）的班级家长群、年级家长群，还有在小升初阶段进过一些小升初群，为了获取一些资源，以及进行信息交流。还有就是课外班的家长群，老师会在群里告诉家长督促孩子做作业、交作业、发资料等。我加入的班级家长群，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的，像批改作业、打扫卫生等情况，在“家长群”里发生的比较少。一般就是需要证明孩子有些事情做完了，最多签个字。
但据我所知（在我的上一本书里也写过），一些更小地方的学校，也许是出于师资力量的原因，会有一些老师要求家长帮忙打扫卫生、批改作业等情况的发生。很多家长也热心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愿意，还是听老师的话），包括开运动会、音乐会时，帮助学校布置礼堂、摆放桌椅等。我个人觉得，老师布置的工作，家长吐槽的并不多。新闻中提到的江苏家长是位爸爸，感觉“家长群”里更多的是妈妈。妈妈在处理这些事情时，可能会比较柔和一些，就好像觉得这些事情是应该做的，会更小心一点儿处理这些事。
另外，从今年疫情以来，“家长群”的事情的确多了。因为那会儿孩子在家里学习，很多事情老师会通过家长布置，包括打作业、交作业、拍照、上传、打卡等，有些孩子非常小，这些事情孩子自己没法处理，家长就会很忙。 这里边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自从疫情孩子在家学习以后，很多家长都意识到，其实在学校里老师还是做了很多事，学校也帮助家长减轻了很多负担。毕竟孩子在学校里，比如早上八点钟开始上学，下午四点钟放学，那段时间家长是很轻松的。
《上岸》，安柏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0月版。
新京报：在你看来，是什么造成了学校和家长之间矛盾的激化呢？为什么“家长群”会引发这位江苏家长的“愤怒”？你是如何处理家长和学校、老师之间关系的呢？
安柏：我觉得家校关系变得紧张，是因为现在孩子的负担重了。比起我们小时候的作业量、学习量，现在几倍，甚至数十倍都有可能。我们那会儿根本就没有什么作业，老师也不用批，家长也不用管，大家都挺开心的，但是现在的学习量、作业量，包括家长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可能也是挺高的，就造成了这种压力，不光是对孩子，对家长、对老师的压力也非常大。
作业量布置多了，有些老师一个班有40多个人的作业要批改，可能让家长帮着对对答案，或者让孩子自己去自改，如果孩子不是很自觉，或者家长没有时间，那么作业的质量怎么样，反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这也是引起矛盾的一个原因。
当然，现在“家长群”很多消息可能是学校布置的任务，比如之前的疫情，有没有去过疫情暴发的地方，家长需要接龙，还有上周的诺如病毒，这些事家长不得不去做，老师也不得不去管，其实也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
我和老师的沟通是比较主动的，老师布置的任务，我会第一时间完成，如果没有及时看到，老师也会来提醒我。大家互相理解。 新京报：面对这些问题和困扰，家长应该或者说可以“退群”吗？ 安柏：我觉得这种情况下，退群可能是一时的气话。真正能够做出“退群”的家长，我还没看到过。在学校里，万一有什么事，倒霉的还不是孩子吗？你可以说孩子在学校里，应该由学校负责，但最终孩子还是自己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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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合理的期待值下，
孩子才能发挥得最好
新京报：家长和老师，应该如何区分彼此的界限呢？
安柏：家长和老师之间的界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空间上的界限。就是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不应该家长去参与，除非是邀请家长进课堂，或者邀请家长参加运动会、开放日等活动。还有一个界限，就是时间上的界限。孩子在学校里这段时间，全权由老师来管，然后回家以后的时间，由家长负责。但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家长其实也有监督的责任，至于批改作业的责任，我认为主要还是应该在老师身上。
其实不光是陪孩子写作业，批改作业，还有一个令家长苦恼的事儿，就是孩子回家以后没有自主的时间。特别是上了初中以后，因为作业比较多，能用于阅读、运动的时间都比较有限。现在这种这种情况的发生已经越来越早了，就是一二年级的家长，都觉得孩子的时间不够用了。还有一些家长也给孩子加任务，这样，睡觉的时间也越来越晚。我觉得，包括一、二年级的孩子，能够在九点半以前睡觉的应该是凤毛麟角吧。当然，这和家长的焦虑也有关系，比如我在《上岸》里提到的小布丁的故事。这件事情需要家长去做减法，而不是加法，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对待。
新京报：海淀区是家长圈里公认的“牛娃聚集地”之一，而你恰恰是一位“海淀妈妈”，感觉压力大吗？有没有办法减压？
安柏：在某一个阶段，比如升学，可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重要，升学只是某个阶段的外在体现，但内在的品格、实力，不会因为外在的变化而改变。
在升学过程中，我们付出努力，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比如幼升小、小升初没有进入好学校，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得到了成长，这就是进步，他获得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想要减压，需要你对孩子有合理的期待值。这一点我在《上岸》中也提到了，孩子在不过高也不过低的期望值下，才能发挥得最好。这一理论并不是来自于教育，而是员工管理，如果老板对员工的期待值太低，员工不会发挥好，但如果期待值过高，他的压力又会太大。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家长如何合理地看待孩子。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牛蛙”，对标1%的人群。减压的根本在于我们能不能接受如果孩子是普通人，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普通人的最好。家长应该去鼓励他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采写｜何安安
编辑｜张婷
校对｜刘军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