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暴力已然常态化。无论是知识精英、商业领袖、娱乐明星，还是某个不起眼的新闻当事人，都可能遭受到网络暴力的围攻。
人们曾对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寄予厚望，将它视作促进民众参与和社会开放的有效工具，尤其它能让社会边缘群体平等地进入公共生活空间，拥有发声的机会。然而，许多研究者发现，技术和科学并不能自动形成自由理性的力量，网络还有可能沦为藏污纳垢的“公共厕所”。
更严重的是，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和肤浅化可能会让人的思考能力下降。正如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林奇在《失控的真相》一书中的拷问：为什么在互联网时代，你知道的很多，智慧却很少？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中也提出了类似担忧：“数字信息的洪流不仅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更会改变我们的心智极限，为了跟上时代，我们囫囵吞枣，却失去了持续关注、深入反思、内在记忆的学习能力。”
我们所面临的可能不只是一场技术或信息革命，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维变革，在这场变革面前，我们的大脑对许多问题可能都会应对不足或进退失据。学者徐贲在近著《人文的互联网》中，特别提出互联网时代“上过学的愚昧”或“识字的文盲”现象。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读写”的反面不是“不识字的睁眼瞎”，而是“愚昧”；不是“没文化的草包”，而是“不思考”和“无判断”。
肤浅、破碎的“投喂式”网络阅读，让人满足于浅尝辄止的状态，变得思维懒惰、愚蠢低能。在这样的情形下，理性、优雅、平等、文明的对话付之阙如，而网络暴力、过激言论、恶意炒作、低俗之风变得不可避免。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最新的书评集《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以《有抵抗感的阅读才是严肃的阅读》为题作序，谈到当下严肃阅读缺失的现状，并将严肃阅读与网络阅读进行对比。他认为，伴随各种新媒体空间的崛起，我们的阅读发生了巨大却未必深刻的转向。网络阅读指向对信息的追赶与抓取，它对严肃阅读具有一种“天然的敌意”。
他还指出，“严肃阅读绝不仅仅是私人的偏好，它其实也关涉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公共生活的构建、历史记忆的形塑和心灵生活的滋养。而对严肃阅读的抵制和消解，往往就是在导向一种温吞吞、懒洋洋的公共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依赖于一个人的低幼化阅读、短平快式的阅读和不假思索的‘稳定’，后者所构建的往往是私人领域的消费主义与公共领域的犬儒主义。”
因而，他呼唤严肃阅读的回归，并认为严肃阅读和严肃书评是对一个作者最好的尊重，它标志着心灵的碰撞和学术上的砥砺。在网络暴力盛行的当下，重新呼唤回归严肃阅读、理性对话和人文精神，对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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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暴力与严肃阅读的缺位
新京报：你在新著《书架上的近代中国》的序言中，对互联网阅读与传统文本阅读进行了对比，提出互联网阅读“往往对严肃阅读具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并认为网络阅读对效率的追求，会压制思想趣味与美感的形成，因而主张回归经典性和思想性的严肃阅读。美国作家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 你是互联网的奴隶还是主宰者》中，也提出过类似担忧：“网络似乎正在一点点腐蚀我们专注与沉思的能力。”不过，在质疑网络阅读碎片化、肤浅化等负面因素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网络让阅读更民主化，让从前没有机会接触阅读的人更多地参与其中，阅读从一项精英行为变得大众化，我们该如何辩证地看待互联网阅读的功能与局限？
唐小兵：互联网阅读毫无疑问扩展了阅读受众的范围，也让资讯与信息的流通变得更有跨越时空的可能，但这种阅读同时又具有肤浅化、碎片化的特质。作为互联网的读者，大多数人很难潜心阅读一篇严肃的文章，更别提学术著作。因此可以说，互联网阅读在某种意义上是反严肃阅读的。不过，我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互联网阅读的品质并不是它自身所能决定的，取决于外部言论环境与资本运作，以及客户的自身文化素质。
当网络上优质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匮乏、而低质庸俗的内容越来越多、严肃的对话与讨论空间越来越窄小的时候，当然很难期待从这种网络文化能发展出一种开阔、深广而严肃的阅读文化。因此，我认为除了读者自身需要有一种不断扩展视野、自我反思的阅读自觉之外，能否从根本上改善互联网的空间结构与言说品质也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互联网仿佛可以让阅读的世界成为平的，但这个“平”肯定不意味着它是低门槛甚至无门槛的，若是后者就成了垃圾信息的舆论场，只会毒化读者的心灵。
说到“专注力”的问题，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反思，他认为相对于普鲁斯特、伍尔夫这一代人，他们这一代作家的自我专注力明显在下滑跌落，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很细微地描述时代与个体尤其是心灵生活的变化。纸质书（尤其是品质较高的书）的阅读，无疑是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持久的“沉浸式阅读”能力的，这种专注力才会让读者与作者有一种“灵魂的对视”，而非稍纵即逝的一瞥而已。
《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唐小兵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3月
新京报：学者徐贲在《人文的互联网》中提出“互联网时代的愚蠢”，他说这种愚蠢不是完全无知，而是把需要验证、求实的知识信息不经思考就当成可靠而确定的知识，愚蠢的症状包括轻信、狂热、冲动、偏执、暴戾，等等。确实，网络上的语言暴力和价值观撕裂已然成为常态，这一切都与严肃阅读的缺位有关吗？我们为何需要严肃阅读？
唐小兵：网络暴力是这个时代的公共场域里最明显的特质之一，标签化、污名化和妖魔化成为屡试不爽的抹黑别人的手段，这种符号暴力以及伴随检举揭发而来的对严肃思考和表达者的伤害，正在构成对自由表达的侵蚀，最后的结果就是沉默的大多数都成了沉默的螺旋，理性、良性的沟通与对话变得不再可能，互联网成为一个血雨腥风的战场或者同流合污的垃圾场，有节操和思想的人都退避三舍，这自然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徐贲教授多年以前出版过一本书《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我当时曾在书评中这样写道：“说理，是政治辩论、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无论是寻求共识，还是增进彼此的了解，说理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语言交流，说理意味着一种表达和聆听，预设着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智商和人格，应该是抱着一种善意的目的去陈述自我，进行论证，理解对方，寻找共识。说理除了‘求同’，其实也应该‘存异’，甚至‘求异’，‘异’才丰富了说理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即使双方在立场上可以通过说理来求同，但如何通达这同样的文化和政治立场，每个人寻求的思想资源和价值依托却是可以更为多元的。因此，‘说理’不应该是在造就一个更加趋同和单一的世界，而是通过‘说理’，让彼此相互照亮（既包括理智的蒙昧，也包括人心的黑暗），让这个世界更加多元和丰富。但显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蛮不讲理’，或者‘无理取闹’，对‘说理’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以践踏话语伦理为常态，以‘话语暴力’为光荣，以‘胡搅蛮缠’为策略。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说理基本上不太可能顺利进行，说理最后往往不是形成了有差异的共识，而是撕裂了这个社会共同的底线。”
多年过去了，如今的舆论生态恶化得更厉害，这种恶化当然有多重原因，但跟这个社会公共文化的衰败、公共空间的萎缩，以及严肃阅读的式微都有莫大的关系。严肃阅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跟我们的公共生活的品质、历史记忆的形塑与心智生命的滋养都有关联。说到底，严肃阅读除了上述意义，还可以培养一种逻辑的能力和论证的习惯，这个对于培育讲理的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
《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徐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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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浅阅读能否为严肃阅读引路？
新京报：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过载，正在导致学问和思想的贬值，没有学术含量的网上知识让人变得思想浅薄。不过也有人质疑，即便没有互联网，他们也不会去读托尔斯泰或伏尔泰，他们只怕是更少有机会阅读。阅读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某种程度而言，互联网的浅阅读是否能为严肃阅读引路呢？
唐小兵：这自然是一种理想境界，从浅阅读逐渐过渡到严肃阅读，也是我们作为知识生产者乐见其成的一种状态，但事实往往是很多人就停留在了第一个层次，我们如果注意网络舆论中涉及近代中国历史的争论，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网民的历史知识，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概念与认知层次。也就是说，在中学毕业后漫长的人生中，这些读者的历史知识从来没有自我更新过。在这里，我觉得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要区分网络阅读与严肃阅读究竟是程度之别，还是性质之别，如果是前者，那自然可以假设一个循序渐进由低到高的阅读进化链条，如果这根本上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阅读，那就很难做出这种相对乐观的假设了，更何况互联网阅读还面临着来自权力与资本的结构性限制。
我记得十七年前刚读研究生的时候，世纪中国是一个大型的思想文化网站，那时候除了世纪中国，还有燕南社区、关天茶舍、先锋网站、思想的境界等多种严肃思考和表达的网站，聚集着当代中国思想活跃、观念多元的一群知识人。我当时与两个朋友兼任世纪中国的讨论区世纪沙龙的“斑竹”，可以说亲身见证了这一互联网严肃阅读、严肃思考和严肃表达的黄金时代。后来的豆瓣网、爱思想网等，都在发挥着这种虽然小众但提升着中国社会观念水位的作用。可惜后来进入劣胜优汰的丛林生态，没有实质内容但耸人听闻的信息到处流传，网红、流量、点击率、粉丝等成为了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新宠。
唐小兵
新京报：你谈到，即便是在网络上读到优质的深度文章，也难以在写作时从大脑中被调取使用。你认为这仅仅是个人思维习惯的问题，还是可能具有某种普遍的生理性因素？从小读屏长大的新生代网民，他们会有这种思维现象吗？
唐小兵：著名哲学家陈嘉映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著作《走出唯一的真理观》中，谈及微信以及读图时代对于文字时代的毁灭性打击：“文字转变为图像，会在好多方面带来巨大的改变，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的思考方式，都会剧烈改变。同样还有社会生活方面的改变，比如说吧，读书人以往的优势差不多没有了。在文字时代盛期，大本大本的著作写出来；写出来，是因为有人读。后来，文字越来越短，而且开始从纸面上转到屏幕上，从博客变到微博。文字已是强弩之末。我一用上微信，就说这是对文字时代的最后一击，短信都不用写，直接说话，发照片，发表情包。文字的两千多年就结束在微信手里。”
这个判断自然有点悲观，但也未尝不是大势所趋。作为高校教师，我仍旧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严肃阅读与写作，以及教学、读书会等各种形式让年轻一代感受到严肃阅读所带来的长久的心灵愉悦与智性成长。依赖于纸质文本的素材来进行阅读和写作，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阅读与写作习惯，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更多地与“00后”一代人去交流和沟通，我希望他们这一代即使是在网络中读到严肃的文献，也能收放自如地在讨论与写作中调取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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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阅读如何影响公共舆论空间？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严肃阅读绝对不仅仅是私人偏好，更关涉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公共生活的构建、历史记忆的形塑和心灵生命的滋养。”在你看来，私人阅读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公共文化的形成有何关联？如何才能形成更好的崇尚严肃阅读的文化？
唐小兵：我承认有完全私人化的个体阅读，也即是停留在私人空间的阅读方式，但即使如此，我仍旧不希望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如伯林所言退隐回内心的私人城堡，安置在一个卡夫卡式的“私人洞穴”之中。因为正如哲人所言，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能够勇敢地从“黑暗的洞穴”出走，摆脱时代与结构所强加的限制与蒙昧，面对自由而多元的世界，完成自我的启蒙和价值承担。在这个过程之中，严肃阅读就会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它提供知识、视野与价值的滋养，更提供判断力与道德勇气。
汉娜·阿伦特曾经在《人的境况》中特别强调，共同世界对于每一个生命人生意义的自我确证的重要性：“共同世界是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它超出我们的生命时间，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它是在我们来之前就在那儿，在我们短暂停留之后还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方。它是我们不仅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拥有，而且也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公共世界，只有在公开显现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过客存在得更长久。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开性，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包容下来，并使其熠熠生辉。”
没有严肃阅读，以及基于此的写作、讨论和交流，很难形成一个批判性的公共领域来对资本力量形成制衡。因此，我希望中国社会仍旧能够维系和扩展尊重读书人的风气，作为个体能够葆有探索时代与世界的好奇心，作为社会能够容纳独立书店、严肃媒体、公共讨论、阅读社群的多元化存在，作为大学能够鼓励养成批判性的思维和形成人文主义的心智生命，并且积极推动学术文化与严肃阅读文化的对接，而不是画地为牢、孤芳自赏，形成“封建主义”的小确幸部落。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唐小兵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
新京报：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者，你们在资料获取、研究方法、写作范式、学术交流等方面，与传统史家有何不同？互联网为历史研究带来了哪些变革？
唐小兵：其实，我在骨子里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绝非技术至上主义者，我对于互联网的依赖程度很低，虽然有很多同代的学界朋友，已经学会了娴熟地运用数据库等多种形式，来展开历史研究，但我仍旧停留在阅读纸质史料为主的阶段。互联网无疑为资料获取提供了便利，让研究方法的交流、写作范式的更新更迅捷，比如，疫情时代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是借助于腾讯会议、zoom等形式开展学术讲座，超越了讲座的特定时空的限制。
传统史家强调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互联网时代侧重的是在无数的数据库里自由穿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方面走在时代前列“开风气之先者”，有用数据库研究思想史的金观涛老师、刘青峰老师，以及提倡e考据并率先示范对曹雪芹和《红楼梦》做了一些原创性研究的台湾黄一农院士。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万事皆有因果得失。互联网诚然带来了搜集、整理、比对史料和写作论文的便利，可是它也带来了明显的问题。用关键词搜索文献、排列组合写论文，学术生产力可以呈几何指数提高。不过，由于这种研究与写作是高度目标指向性的，往往缺乏对史料的沉潜和反复玩味，缺乏对史料的前后左右的关照，更缺乏对史事和人物所处时代的复杂情境的整体把握，遑论对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探寻，所以最后形成的往往是“学术正确，洞见全无”的既规范又无趣的作品，难以形成研究者自身特殊的学术个性与写作风格。
而且，这种过度依赖网络产生的研究模式，极容易对所有具有内在异质性的史料和主题都进行模式化的操作，形成一种千人一面的写作路径依赖。这种写作在文章和词章方面更是缺乏考究与推敲，一些作品读起来没有丝毫美感与趣味。这方面我很敬佩像余英时先生、杨国强教授、赵园教授等前辈学者，他们沉潜到历史文化与历史人物的深处，形成了对于历史前后左右贯通性的理解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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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书评要能对书“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新京报：如今，愿意撰写书评的专业学者似乎越来越少，成名学者有忙不完的课题，而青年学者需要为写论文、评职称而焦虑。写书评不被计入学术成果，获得的经济回报也比较有限，却又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坚持撰写书评多年，你觉得它对你的学术研究、知识拓展和写作训练有何裨益？支持你撰写书评的动力是什么？
唐小兵：到上海求学和任教十多年来，书评确实是我在专业研究之外写得最多的一种文体。从早年给报纸写的推介性书评，发展到后来的学术性书评，再到不为书评所局限，而是以书为媒介打开一个历史与文化的世界，这种文体对我来说弥漫出一种强大的魅力。毫无疑问，书评有助于拓展学术视野，尤其是严肃的书评写作，会逼迫着作者认真细致地读完一本书，围绕这本书的内容、作者、学术脉络和学术评价等展开，这样就等于进入了一个有学术传统的历史谱系之中。
学术书评首先要求能够入乎其内，也就是对于所评论的作品有一种深度理解的能力，包括其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史料运用、逻辑论证和写作架构等。中国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只有能够自己讲述并写出来，才说明真正消化了一部作品。不然，泛泛读过，只会“纸上得来终觉浅”。同时，好的学术书评也要能够出乎其外，也即是说书评作者并非原作品的“复读机”和“传声筒”，他应该在理解之后形成自己的分析和评判，这种“批评的态度”绝非为了显示自我高明的“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一种进入原作品内在脉络的对话和商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评写作对于学术研究、知识拓展和写作训练都不无裨益。支持我写书评最根本的精神动力，是进入一个有精神魅力的学术世界之后强烈的分享精神，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是懂得在古往今来的人、事与思想之中寻找他的友伴的人。”我希望自己通过艰辛的阅读与思考所凝聚的认知，可以在一个更为宽阔而纵深的文化世界与更多的“友伴”会合，形成价值世界的共鸣和心智生命的共振。
《与民国相遇》唐小兵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
新京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在《如何写出一篇好书评》中提出，中西方学术期刊对待书评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方学术期刊很重视书评，一般要邀请权威学者来为重要著作撰写评论；而中国的学术期刊一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重量级学者一般都不屑于写书评，期刊上书评所占篇幅极少。根据你在国内外的游学观察，为何会造成这种差异？书评在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中应该占据何种地位？
唐小兵：学术书评在中国的学术评价系统里，占据的是一个极为卑微的位置，基本上不怎么会当作是有意义的学术成果。自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大陆并未形成一个健康和良性的学术批评氛围，那些严肃而尖锐的学术批评在中国缺乏生存的空间。反之，大部分所谓书评，只是一些吹捧式的逢场作戏的文章，或者就是极而言之地为了标新立异而刻意贬低所评之书的文章，简而言之，要么是捧*，要么是棒*。
正如荣新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重量级的学者往往不屑于写书评，觉得写书评自掉身价；而年轻学者也不大情愿写书评，因为稍微跟前辈商榷一下，往往可能付出职业生涯上惨重的代价。中国的学术界也像一个学术江湖，注重的是面子、人情和等级，缺乏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精神。正因为此，这些年在《上海书评》《新京报书评周刊》等知名书评周刊能读到的一些颇有分量的学术书评，作者大都署的是自我保护式的笔名。
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学术批评的潜规则》里，对造成这种学术风气的几个因素：学术批评的圈子化、等级化、形式化和单向性都有过分析。而在西方学术世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是一种严肃而健康的学术书评制度，学术名家比如哈佛杨联陞教授一生写得最多的文体就是学术书评（收录在《汉学书简》），一本书是否能在学术界立足，往往可以凭他一篇书评来鉴定。
而且，在西方的学术传统里，如果不是阴谋论或涉嫌人身攻击，就作品本身展开的理性而坦率的学术评论，即使包含极为尖刻的批评，只要能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往往并不会被认为是对作者的冒犯或挑衅，批评是更高层面的尊重和致敬，反而能赢得被批评者的敬意。比如，像知名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erly)杂志，每期都会发表诸多学术书评，对不同语种学术世界出版的涉及中国的作品，进行及时的分析和诊断。可以说，这样的学术书评，是一本书通往真正的学术世界的“资格证书”。
《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唐小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新京报：写书评与写学术文章在方法论上有何不同？书评往往需要站在学术史高度对书进行评价，有时是否会比写学术文章更难？书评作者要如何确保有高屋建瓴的批评能力？
唐小兵：书评与学术文章的写作确实有相异之处，但也不乏共通之处。共通之处就在于都强调学术论证和逻辑推导的重要性，但学术文章一般而言是围绕一个学术问题，通过搜集、整理和解读相关资料展开逻辑论证的过程。所谓学术论文，最核心的就是一个“论”字，要包括论据和论证，前者强调对相关资料的广泛搜集，后者侧重的是有逻辑能力的论证和证明（或证伪）。在这个过程中，特别要重视与写作之初预想不一样的“反例”，也就是对跟你预想的认知框架不一样的史料要特别重视，这里往往包含着学术突破的可能。
而书评重在一个“评”字，即所谓评判和评价，这种评判自然要放在一个学术的谱系里，才可以相对准确地定位，这就要求书评作者不能仅仅是就书论书，而要把这本书放在相应的“书群”里来观察和透视，甚至能够发现作者作品所隐含而本人未必自觉的一些意识层面。比如，讨论一本关于上海史的著作，那就得对这些年有关上海史最经典的作品，比如魏菲德、叶文心、李欧梵、卢汉超、安克强、贺萧、裴宜理、张济顺等学者有关上海史的著作要有完整而清晰的了解，知道这些作者各自的价值关切、观察视角和写作风格等。甚至可以推而广之，放到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谱系里来考察，比如北京、汉口、成都、广州等城市的研究作品，来对比观察上海史著作的特性。
从这个意义而言，学术书评写作确实要求很高，要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纵山小”的视野与襟怀，更要有这方面的判断与能力。而要保持这种高屋建瓴的学术批评能力，最重要的自然是要对所关心的学术领域的新作和新人，有长期的跟踪和洞察能力，并且时时刻刻有所反思，保持一种思想的锐气和学术的内在兴趣。就学术评断的见解而言，“深”源于“广”，没有广阔的学术阅读和史料解读，就没有一种比较的视野，也就很难有深刻的见解。当然，历史思辨的能力也极为重要，有了某一个自我可以停靠的独特的核心知识的学术脉络之“深”，也就能够在广阔的学术海洋中，发掘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两者是一种相得益彰、良性互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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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让学术界孤独的星连成星云
新京报：在你看来，何为好的学术书评？它能为人们了解和阅读一本书提供何种价值？
唐小兵：我在《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的后记里指出：“好的书评既应该入乎其内，能够进入所评析的著作的脉络和肌理之内，了解一本书的价值关切、史料运用、逻辑推演、写作风格与学术贡献；同时又能够出乎其外，建立自身的学术主体性，来对此书的优长之处和遗憾之处给予恰如其分的评析，并以所评论的书为媒介打开一个与之相关的学术世界，为读者提供一个知识上的导航地图。”
新京报：目前国内也有一个职业书评人群体，你如何评价目前国内书评撰写的现状？
唐小兵：策划编辑陈卓兄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就像是献给一个曾经繁荣、多元而活跃的书评时代的挽歌。闻之，我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悲。作为一个认真而执拗的书评人，我在这十多年里，算是见证了书评作为一种特殊文体从广受欢迎到如今的相对沦落。
在那个严肃纸媒还没有被泥沙俱下的自媒体攻陷的黄金时代，大到《南方周末》的阅读版、《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新京报》的《书评周刊》、《经济观察报》的《书评周刊》、腾讯大家等，小到每个城市的都市报都开辟了阅读或文化周刊，那也曾经是严肃写作与公共文化特别繁盛的时代。但现在众多的报纸都在砍削书评等文化版面，《上海书评》也变成澎湃新闻上的一个栏目，为了节省经费或者仅仅是因为这些版面已经不再有多少读者留意。
与这种大趋势相伴随的，就是严肃书评作者也在逐渐减少。书评版面减少，公共空间式微，严肃文化边缘化，与之相关联的作者群体自然就会风云流散、青黄不接。另一方面，大学越来越体制化、行政化和科层化，学术书评更不用说，一般的文化书评在大学日益精细严苛的考评机制里形同鸡肋。年轻一代的学者，为了自身的生存自顾不暇，忙于在学术体制里挣扎，更难有闲暇和精力致力于公共文化与书评文化的培育。而体制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也导致曾经一度活跃的民间书评人群体急剧萎缩，像维舟、西闪、云也退等这样有见识、有情怀的独立书评人，估计也很难再出现了。所以，我对国内的书评现状忧心忡忡。
《浅薄：你是互联网的奴隶还是主宰者》（美）尼古拉斯·卡尔著，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
新京报：严肃书评对你所倡导的严肃阅读有何价值？对更年轻的有志于书评写作的学人，你有何建议？
唐小兵：严肃书评是严肃阅读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严肃书评才可以打开一个严肃阅读的文化世界，照亮我们在特定的知识领域的盲区，养成我们对于出版物的辨析和判断力，并长久地保持一种对于严肃文化真正的敬意和热爱。
对于有志于书评写作的年轻人，我自然希望他们更多地了解书评这种文体的来龙去脉，比如阅读萧乾、杨联陞、荣新江、陆扬等作家和学者的相关作品，同时也希望他们对于从事书评写作可能面临的艰辛有一份预先的认识。我期待他们能够认识到，书评写作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立价值，它是让学术界里那些孤独的星连成星云的纽带，更是学术界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世界彼此互动最好的媒介之一。就像余英时先生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学历史的人，至少应该有严肃感、尊严感，对生命有严肃感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历史；有严肃感的人，对他的时代，必须密切地注意，决不能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只管自己书桌上的事情，好像其他世上一切皆与我不相干一样。”
任何试图从事严肃书评写作的青年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份严肃感和尊严感，才不会被权力或资本所操纵，才不会“曲学阿世，侮食自矜”，才能有一种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书评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有关书籍的文本，而成了环绕着我们的文化世界和价值世界的一个内在的构成，它的生命意义就变得更为充沛自足，也就证成了我们作为寄居于世的“历史中间物”的凡俗生命的文化价值。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徐学勤；编辑：走走；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