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族始祖考（一）

龙族始祖考

同林 同红

（图片来自网络）

汉朝伏羲女娲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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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合江张家沟3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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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新疆阿斯塔娜墓出土的伏羲女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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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物馆良渚神徽：天帝骑猪巡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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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县志》插图

韩城市城隍庙壁画“龙斗虎

韩城市芝阳镇贺龙村近年出土的石器时代陶瓮

韩城市芝阳镇贺龙村近年出土的石器时代陶罐

（图片来自网络）

成都出土宋代龙石碑:青龙与兰草

（图片来自网络）

成都出土宋代龙石碑：龙衔兰草

陕西省韩城市南桥牌楼龙虎斗石雕

陕西省韩城市南桥牌楼龙虎斗石雕

2018年10月21日，作者到陕西富平惠高村村委会调查（左二同林，右二支书刘建武，中间村民惠军良）

作者与惠高村支书刘建武合影（后排左同林、右刘建武，前排同红）

法属波利尼西亚6名南岛语族后人福建寻根

（2010年11月21日中新网）

发现兰花是龙族族花，遍布各地品种逾百，美不胜收。

大花蕙兰（图片来自网络）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史学专家、博士

栗洪武教授题词

栗洪武：陕西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史专业学科带头人。曾兼任第九届国家督学、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香港救助儿童基金会大陆项目咨询委员、全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陕西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陕西省教育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庞进先生从加拿大发来题诗

庞进简介：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书法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主编。曾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龙情风韵》等著作三十多种，获各种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之誉。

前 言

写此书目的和宗旨是想弄清各信龙民族有无共同祖先？始祖是谁？故里何在？传说中的大同思想是否真有？文明与否？现实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远古历史等？

我并非专业历史工作者，只因为热爱文史，热爱龙族人民，退休后，从研究我的老家贺龙村名开始，继而研究亢水龙门，最后不由自主地研究了龙族始祖，曾下了许多苦功，取得了一些成果，自己却进入了耄耋之年，积劳成疾，健康不佳，研究几乎中断。因事关龙祖，非一般性课题，本人实不敢懈怠，只要生命不息，一定要撰书出版，献给龙族各支同胞。如天公不成我之美，也希有人续我出书，为人类做点贡献。

本书曾四次易稿，先后得到雷达先生、卫效中先生、王双怀教授、张大可教授的帮助与鼓励，在此，特向他们致谢。特别是张大可教授给予的帮助最多、最大、最具体。从书名的推敲到核心内容的要求与指导，再到终稿的审定，可谓全程跟踪，实心热情帮助到底。本书第三稿书名为《东亚龙族始祖考》，张大可教授对此稿提出许多建议与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四点：（一）建议书名删去东亚二字；（二）因为五古结合方法是新创的，一般学者、专家不熟悉，故应创建一套五古结合法的理论来；（三）龙族故里既是韩城合阳一带，“当有众多的、成片的、系统的古地名，更要有五古的结合，这样理想的地方，考实它有很高的价值和更大的说服力，才能为人们认同、接受。”（四）十字统计的七千多古地名，都是重要的证据，不能嫌多而放到附件里，要一字不漏地作为正文。这四点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后面三点还非常严格，为了做到这三点，我毅然进行了返工，“雄关漫道从头越”，又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重温了龙的语言学知识（甲骨文），重查了各地的“十字”古地名，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使书稿完全达到了上述要求。把五古结合的理论用了12页篇幅列为第一章，把龙族故里的论证列为第三、四、五章，篇幅长达265页。从头再来的过程中我又增加了四点重要收获：（一）十字统计的古地名数目翻了番，由7000多增加到14000多；（二）增加了龙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内容，发现了龙族图腾发展的三个阶段，从而考定了东、西、南、北四个伏羲第二故里；（三）发现了古地名中的男女争尊现象，从而确定了各地建村的大体时间和前后顺序，给很快结束“伏羲故里在何处”的历代争论，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四）发现远古确有大同思想，而且有诸多铁证，证明它不仅是远古龙人的理想和口号，而且是社会践行，使我们看到了龙人的远古文明，从而改变了中华文明只有上下五千年的认识。至此，我们的第四稿可以向教授们、向伏羲故里及各第二故里的乡亲们、向龙族各支同胞交出合格的答卷，可以不辜负大家的期待了。最感动人的是张大可教授已是八十开外的人，竟能在酷暑夏日坚持数月，为二三十万字的《龙族始祖考》审定终稿，检查并修正缺点错误，实在不容易，其辛苦程度，我这个同龄人最能理解和体会。所以说《龙族始祖考》同样凝结着张大可教授和上述几位先生的智慧和汗水，他们同样为龙族各支同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完成《龙族始祖考》这个巨大“工程”，先后有很多人给予过支持，如相四秦、王存堂、王仲林、刘宗林、王送喜、冀养申、薛文会、常元龙等同志，还有我的家人，儿、女、媳、婿、孙，几乎人人都争着贡献力量，使人感动。这里再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致以真挚的谢意。

本书所举的证据多是古地名，显得有点枯燥，证据太多太多，似有点啰嗦，这是论题本身和当前疑古形势的需要，敬请读者谅解，耐心看完，独立思考，充分讨论之后，相信定有公正评价。

由于作者的知识、能力和精力有限，书中难免还有许多缺点错误，欢迎多加批评指正。最后，殷切地希望各支龙胞有识之士、贤达精英也在这方面付出努力，并与我们互相交流，共同为全龙族做出应有的贡献。

同林

2019年8月29日

最近我收到同林先生寄来的《龙族始族考》书稿。同先生在信中让我为此书作序。我对上古史缺乏研究，但被同先生的精神所感动，所以认真拜读了这部书稿，我对此书的印象是立意新，很有价值。

“龙族”一词，前人很少提及。但“龙”的传说由来已久。什么是“龙”？《说文解字》云：龙能小能大，能幽能明，春则昇天，冬则入渊。《白虎通》云：龙是百虫之长。春宮为青龙，夏宫为赤龙，秋宫为白龙，冬宫为黑龙，中央宫为黄龙。事实上，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动物，而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海内外华人都是“龙的传人”故龙崇拜与龙信仰在华人社会源远流长。接受华人迁徒和受华人影响的一些东亚民族也崇拜龙、信仰龙。也融入了龙族。考古工作者曾发现过许多与龙有关的文物。历史文献中对龙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据统计，“龙”这个字在二十四史中出现过24401次，可见人们对“龙”是相当关注的。

海内外华人为什么如此崇拜龙、信仰龙？究其原因，是华人对自己共同祖先的认同，它表现出华人的向心力和内聚性。那么，华人的共同祖先是谁？华人的“总根”在什么地方?现在一般认为，黄帝是“人文初祖”，黄陵是炎黄子孙的精神家园。这种说法固然是对的，但在黄帝时代，中华民族已经踏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在黄帝之前，中华民族曾经历过漫长的发展。据文献记载伏羲女娲才是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而伏羲女娲是华胥氏的后代。对此，古往今来，许多学者都表示赞同。有关“华胥”“伏羲”“女娲”的论著相当丰富。

然而，由于资料缺乏，人们对于“龙族”演変情况并不是十分清楚。

陕西省韩城市的同林先生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研究，对龙祖、龙人、龙文化有浓厚的兴趣。通过数十年探索，发现不仅华人信龙，东方还有一些民族也是信龙的。他认为东方信龙各民族确有其共同祖先。共同祖先就是伏羲女娲，而伏羲女娲的生地在今陕西韩城合阳一带。基于这种认识，他与同红女士一起，撰写了《龙族始祖考》一书。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同先生和同红女土的研究成果。

此书最大的优点是有创新，这一点非常可贵。同先生思维敏锐，善于钻研。虽然他居住在比较偏远的韩城市，但他克服各种困难，对汗牛充栋的先秦史籍进行了精心梳理，采用古文物、古文献、古地名、古语音、古传说等“五古”相结合的方法对“龙族”和“龙文化”进行了认真的探讨。特别是把古地名和古语音用在历史文化研究中，使研究工作有了突破。通过研究，他发现与伏羲女娲及韩城合阳密切相关的韩、吕、于、华、花、薛、谢、蒿、草、梁等十字广泛存在于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地名中，他与同红女士从数十种中外地图中辑录出含有上述十字的的地名14000余处，而这些古地名的分布，不仅能说明信龙各族有其共同祖先，而且大体反映出早期龙人繁衍迁徙的基本路线。这个发现很重要，很有价值。

当然，研究“龙族”“龙文化”，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是一项时间跨度很大，涉及范围很广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还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要完全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实属不易。尽管此书在某些方面或有疏漏之处，但总的看来，此书是一本很好的书，确有许多重要新发现。可供专家学者及文史爱好者研究参考。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龙族”的历史和文化是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这部著作可以加深大家对龙文化和远古史的认识。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把龙文化和远古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王双怀 识于觅道斋

2020年3月7日

王双怀，系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近40部。

张大可

《龙族始祖考》是一本好书，恢宏大论。作者同林，陕西韩城人，机关干部，曾长期从事教育、编辑工作。一生爱好学习，钻研文史，笔耕不辍，有多种著作问世，本部论著此其一也。共同撰稿人还有同红。

2017年4月1日，韩城市举办史圣司马迁祭祀大典，邂遇同林先生。同林先生出示《龙族始祖考》（以下行文省称《考》书），索序于笔者。但我对此没有研究，同林先生的盛情难却，于是写点读后，从学习的角度谈一点体会，或许对同林先生的进一步深入有些许参考。

《考》书的最大贡献，即是作者提出的研究史前文化，要用五古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很好。何为五古？即古文物、古文献、古传说、古地名、古语音。语言文字引入考古，自然包括古语音，学术界早已运用，但没有像《考》书这样提升到与古文物、古文献相提并论的高度，尤其是突出古语音。至于古地名，《考》书认为对研究史前文化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古文物、古文献。因为古文物稀少，古文献是后人的文字记录，晚于古地名所保存的文化信息。是否这样，还可讨论。但五古结合的研究方法却是《考》书首次提出，可以说是对清代文史大家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弘扬，是否可称之为五重证据法呢？这是对史前文化研究的一大开拓，应无疑义。

《考》书贡献之二，是对韩城合阳一带关于伏羲文化有诸多的古地名遗存，并从地名读音中总结出：华、花、薛、谢、蒿、草六字与龙族始祖最早图腾有关联，韩、吕、于、梁四字与伏羲女娲故里华惠（xi）国［《考》书考定古文献华胥（xi）国是华惠（xi）国之误］的标志性山名及女娲名字有密切关联，据此搜集关于龙族文化的古地名，并从近年来出版的中外27种地图中辑录出含有上述十字的古地名七千余条作为证据。此举实属重大创新，的确下了很大功夫。

《考》书结论，认为韩城、合阳是龙族文化故里，有万年上下历史，甘肃天水伏羲文化晚于韩城、合阳，是龙族文化的繁衍扩散。按五古结合的方法来看，甘肃天水伏羲文化有八千年前的大地湾古文物遗址的发现，当然比起古地名来更为生动。更为重要的是，古地名如何鉴定？零散的古地名可以考察龙族人的繁衍与迁徙扩散，而龙族故里当有众多的、成片的、系统的古地名。更要有五古的结合，这样理想的地方，考实它，有很高的价值和更大的说服力，才能为人们认同、接受；考实它，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走完这段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艰苦，但愿能坚持下去，必要时，一代接一代地努力，直至取得最后成功。我们期待着。《考》书原题《东亚龙族始祖考》，“东亚”二字作何理解？是指东亚各国各民族凡有十字古地名的地方，皆为龙族的后裔，还是史前龙族人的海外龙侨？一般人理解，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是否可删去“东亚”二字。

此外，借同林先生的《考》书说一点题外话。当今有一些研究伏羲文化的人，认为伏羲早于黄帝，应以伏羲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应取代黄帝的地位。在传说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可以肯定是龙族的图腾，也就是龙族的最早祖先。中华民族各族儿女称为龙的传人，认祖伏羲女娲也没有错。伏羲女娲早于人文始祖黄帝也没有疑问。今天溯源民族文化祖先，既认伏羲女娲，也认黄帝轩辕，两者并不矛盾。因为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时代。伏羲女娲是史前文化母系氏族的晚期，伏羲创八卦，结网罟，教民渔猎，制作嫁娶，是中华文明文化之源。黄帝已是父系氏族进入文明，草创国家阶段，司马迁记载中华文明民族历史，起于黄帝，说他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观，即大一统历史观，同时也是构建国家的一种历史观，司马迁概括为八个字：“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用武力统一天下，然后组建国家。天下平定后，黄帝巡行四方，督导百姓发展生产，播种百谷，节用水火，全心全意为民众谋利益，这就是德。从黄帝的统一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象征历史发展的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就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内容，贯穿在《史记》全书中。夏、商、周三代之君，秦汉帝王，春秋以来列国诸侯，四方民族，无不为黄帝子孙。司马迁的这一伟大思想成为历代以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宝贵历史资料，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进步而斗争。“黄帝子孙”，至今仍是一个神圣名词，具有无限凝聚力与号召力，也给龙的传人增添了无限光彩。追溯龙的传人最早祖先是伏羲女娲，与祭奠黄帝为人文始祖，并行不悖。

以上读后，是为芹献。

2017年10月11日

张大可简介：

张大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顾问、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史记研究院顾问。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编论著10余种，主要有《三国史》、《史记研究》、《史记全本新注》、《司马迁评传》《中国历史文献学》、《张大可讲（史记）》《张大可文选拾卷》等。

雷达

看了《龙族始祖考》（以下简称《考》书）觉得此书非常好，愿向广大读者推荐。因自己不是考古内行，只能说几点粗浅看法，不妥之处，请作者和读者指正。

《考》书是一部恢宏巨著，九章三十二节，洋洋二三十万字，从古文献、古文物、古传说、古习俗、古地名、古语音多方面，多角度，以许许多多的证据结合一起，考定各支龙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就是伏羲女娲，始源地在今陕西关中韩城合阳一带。书中充满了新方法、新观点、新发现、新证据、新结论，其中有些重大科研成果，还具有颠覆性质。证据之多，之全面，之广泛，令人惊叹。这是《考》书对龙族人民的最大贡献。《考》书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

一、考研作风特别严谨，考证得细致而准确

《考》书运用古地名调查（龙文化）、分析、取证、归结最多，索取地图资料二三十种，涉及地名无数，但都是把有关地图册或地名志上的地名搭上米尺，齐齐地过眼，据说前后过了三次以上。我是韩城人，对韩城地名熟悉，看了同林先生对韩城地名的分析研究后，很是佩服。他的考证做到了全面、细致、翔实、科学。首先他的取材全是近年出版的正规合法的地图册，分析研究时，是把所有的地名一个不剩地拿来分析。比如在分析韩城地名中古地名所占比例时，就把原县南四个乡镇所有地名全数拿来分析研究，把地名科学地分为五类，一是图腾龙义类，二是渔猎社会类，此两类为古地名。三是方位地形类(古与非古都有可能)，四是非古地名类，五是暂分不清类。考证的结果是山塬型乡镇(芝阳、乔子玄)古地名占80％以上，川塬型乡镇(芝川、龙亭)占91％以上。而把这四个乡镇的川和塬加起来，单独分析，则古地名占到95％以上，基本达到全覆盖。《考》书还把羽山四周的原芝川、芝阳、乔子玄、龙亭、嵬东、板桥，薛封七个乡镇地名分析，光图腾龙义地名就有236个，形成结网形态。因此说，在韩城，远古地名众多，成堆，连片，结网，川塬地区基本全覆盖，一点也不虚假，不夸张，《考》书把它考证得实实在在，令人信服。

《考》书考地名时，不是照猫画虎，依旧照搬，而是有错必纠。比如地图册上的利原、薛峰、王峰，在元代碑石和金代铸钟上却是内原、薛封、王封，“内”义为女，“封”义为封豕，大野猪，龙的原型之一，全国各处地名都是这样，说明元代对，今人错，《考》书把此类错误统统纠正了过来。

《考》书把今人对古地名的错误理解部分，也都重新解释，恢复了历史原义。如梯腊川，《韩城地名志》写道，相传宋代杨七郎过此饮马而得名，碾盘上有刻字可证。《考》书作者经过对古文献和外地许多地名研究比较、分析，“腊”是腊树龙义，此村名即梯龙川，确是伏羲龙的天梯遗存，可谓驳乱返了正。又如对马陵村义的理解，中古人说韩原大战后，秦兵把战死的马匹埋葬于此，故叫马陵，今人又说，这里距司马迁祠墓很近，故叫马陵。《考》书用丰富的龙文化知识把它纠正为这里是远古初民用隆重仪式埋葬死龙(原型)的地方，让文明史恢复到万年左右。

《考》书对各种结论都力求做到“多古结合”，科学认定。如对华胥(实应为蕙)国的研究，就做到多古结合，把古文献说的华胥（蕙）国方位，与“胥”“蕙”字的古今发音情况，与古文物（伏羲的庙宇、塑像、出土画像等），与图腾花草等地名的分布状况等四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光用了龙族最早图腾字地名就多达8856个，为做到华胥是华蕙之误的结论准确，下了极大的苦功。又如在考证羽山是伏羲龙龙宫时，做到了十七个相吻合，即委(yi)羽山名与群众自古口音羽山或吕山两相吻合;与伏羲女娲龙界名称羽蛇龙相吻合，“委”是委蛇，即大蛇，“羽”是鸟类总称；与《龙虎斗》神话故事中羽亢龙宫在羽山相吻合；与半山有3个英（鹰）村及山下有英山相吻合;与羽山周围的马村、马山相吻合，“马”“蟒”谐音；与山下的富家峪相吻合，“峪”古音yi，是蛇的古音之一;与山下的城南、城北、城后相吻合，“城”有一古音念she（蛇），今方言仍念蛇；与出土文物伏羲女娲像人头蛇身相吻合；与韩原几个祖师庙神像是臂缠蛇足踏龟相吻合;与古文献说的委羽山位置在雁门北相符合，雁门在白水县境内;与伏羲女娲生地华惠村紧挨，符合常理；与山上有花（华）马庄，为伏羲当代称呼相吻合；山上有女娲住地吕村符合常理；又与印第安民族说他们的祖师爷是羽蛇龙相吻合；还与日本熊本县地名都吕吕，说他们始祖葬埋在吕吕山上相吻合；与日本高知县地名宗吕川相吻合，吕川就在吕山脚下。这十七个相吻合绝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必然，只有准确了，才能这样。这是《考》书考证得全面、细致、无误，使人不能不信服。

再如考证韩原为伏羲女娲故里时，用了古文物“黄龙人”头盖骨化石这个极为重要的出土文物为证据，就非常有力。此头骨科学家测定距今1—5万年，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这与韩城禹门口洞穴文化距今三万年相一致，与韩城出土的众多石器相一致。“黄龙人”头骨化石是距现代人最近的头骨化石。同时《考》书做到了古文献、古文物、古传说（龙虎斗）、古习俗（家家户户祭祀皇天后土神而不祭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神）、古地名、古语音六结合。光用了韩原标志性地名就多达四五千个。该书累计用了古地名证据一万三四千，这真成了人常说的千真万确铁证如山了。

二、《考》书的两个系列新发现相当完美

以往人们考古，常常是有一两个或三四个证据就算很好了，很少有像《考》书这样成系列，一整套的新发现，而且合理地集中于一个狭小的地域。比如有关龙界伏羲女娲的新发现就有生地华惠、华惠受孕地雷泽、天梯、龙宫羽山、庆贺龙功会址、亢水龙门、龙亭等，几乎把有关伏羲的传说都找到了，多么完美！再如有关人界伏羲女娲的新发现就有生地华蕙国及其版图、管理机构 (上、中、下官庄)，住地花（华）马庄、吕村、十一个生产基地(狩猎、扑鱼、麻绳、编织、畜牧、交运、石器制造、烧陶、粮油、医药、蚕桑等)，以及停车场（驾坪）、打井专业队（井村）、教化中心（化石村、迪庄）和先进武器库 (伏戈村)等，共十八处地名遗存，几乎是原始渔猎时代的社会行业应有尽有，完美无缺。

三、《考》书对韩城方言的研究成果很有学术及实用价值

《考》书发现韩城方言保留的古语音最多,远中近古都有。如“斜”字最早念xua，后来念ｘia，近来念xie;“像”字最早念xie，后来念xio，近代念xiang;“张”字最早念zho，后来念zha，现在念zhang。如此等等多在地名和方言中有所保留。《考》书还发现韩城许多方言土音在全国各地地名中多有出现。如韩城方言把龙亭念营贴(ying tie)，而营字地名遍及各省市县，《考》书给其举例竟多达200以上。“彭村”韩城方言念白村，“彭”“白”都是忽雷声，都是龙义。白字地名也是遍及各地。这个方言音是古音，它使我们知道著名的长白山与吉林市的长蛇山，与松源市的长龙，与广东的长隆都是一个意思。韩城方言把荆棘叫圪针，把神叫爷(Ya)，这两种韩城土音地名也同样是全国各地都有。日本还有一个地名叫祖师野。这种情况很多。我对韩城方言做过研究，比较熟悉，觉得《考》书这个发现很有价值，它把韩城方言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而且具有了研究远古历史的工具功能，最现实的就是它成了伏羲故里在韩城、合阳一带论点的一个重要支撑。

四、《考》书作者不畏艰辛，勇于开拓，硕果累累

考始祖“工程”特别艰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几千年来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考》书作者主动选此重担挑肩，表现了大无畏精神和雄心壮志。特别是首先遇到古文献说的“华胥国”有错，能够从容面对，显示了超人的胆识和信心。终于克服了困难，纠正了错误。他靠的是唯物辩证的思维能力，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联想力和是始终如一的认真细致作风。在纠正了华胥为华惠，取得第一个重大成果之后，作者又锲而不舍，勇往直前，连续查出了东伏、西华，发现了古地名中男女争尊现象，从而弄清了各地建村的大体时间和前后次序，进而发现和确定了伏羲族的四个第二故里。按前后顺序，北二故里在陕西榆林一带，西二故里在甘肃天水一带，南二故里是关中富平一带，东二故里是山东泗水邹城一带。同时还发现了龙族大迁徙，大融合，大发展的许多历史事实。这一连串的科研成果均来源于他的胆略、才智、毅力，后面的动力都是他的大爱胸怀，是对龙族人民的无限热爱。直到书的结尾，他还在呼吁龙族人民酝酿开发远古文明链条：华山链和韩山链。这两条文明链都开始于韩原，经过中国许多省区县市，最后都到了韩国和日本，太神奇了，我举双手赞成开发，盼望早日实现。

法国著名艺术家罗丹(1840—1917)，雕塑了一个原始社会泥人，给其命名为思想者，说其不考虑自己的环境艰辛，却痛苦地思考着人类问题（陕西省图书馆大门外有此塑像）。有人说同林先生活像此泥人，这个比喻好。我要为同林先生耄耋之年苦心研考龙族远古历史，为人类服务的忘我精神点赞!为他的丰硕科研成果点赞!

2019年12月26日于西安龙门书屋

序作者简介:雷达(雷省吾)，陕西资深文化学者，1935年生于韩城，195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留校任教三年。长期工作于陕西省文化厅，先后任文艺处处长，省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后任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省文联常委等职，出版歌曲、散文、诗歌 、评论等甚多。有《采风录》、《绿叶集》、《韩城方言概述》、《文博天下》（六卷）。与人合作出版《韩城秧歌》、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陕西卷》（十卷）等。2015年荣获“陕西省终身成就艺术家”称号与奖励。

孙升

读同林先生的《龙族始祖考》梗概及司马迁生地等论著，思考数日，反复琢磨，力求领会其要旨。又阅读众多专家、学者对同林先生论著的评点论说，深感同老先生研考之不凡。本为后生，才疏学浅，尤其对史学、考古不入其门，不敢妄加评说。但盛情难却，还得硬着头皮敲打键盘，行文感想于后，实在难于出手。

其一，同林先生文中所集论据足以支撑其论点，说服力极强。比如，同老先生对“贺龙”、“龙门”、“仪门”、“高门”等村名的挖掘考证，我认为还原了历史真相，回答了“迁生龙门”之争议。亢水龙门就在韩城，司马迁是韩城人无可辩争。

其二，同先生的论著论证极其严密，无懈可击。同先生的《龙族始祖考》，从古文物到古文献、古传说、古地名、古语音，相互佐证，令人信服。比如他论证伏羲故里在韩城合阳一带，他从六个方面举证，十分有力：第一、古文物，有黄龙人头盖骨化石。黄龙在远古华胥（惠）国境内，头骨化石距今1—5万年，是目前最接近现代人的文物。第二，古文献说伏羲女娲生于远古华胥国，地处大西北，但千百年来人们没有找到它在哪里，原来大地根本没有这个地名。同林先生经过艰苦细致研究，从字音字义，古今对比，发现华胥国确系华惠国之误。第三、又用华惠部族最早图腾：花、草、日、月字地名，及韩原标志性地名，在北半中国及韩国、日本等地统计,分布竟十分普遍，总数达一万四千多个，这千千万万的古地名足以证明，古文献关于华胥（惠）国的记载，除把惠（xi）字误写为胥（xi）字外,其余部分都是正确的，华胥国就在韩城合阳一带。第四，同林先生通过古字古音找到了伏羲龙界一系列地名：雷泽、龙宫羽（吕）山、天梯、亢水龙门等遗存。在韩城、合阳四周方向，还找到西华、东华、南华、北华等系列遗存。第五，又发现韩城的“龙斗虎”神话传说与豦水古义，“豦”义为龙虎恶斗相配套，又与隍庙门前龙咬虎浮雕相吻合。第六、韩城的祖师庙又称天帝庙，祖师爷又称天地神，解放前家家户户，春节前后朝朝暮暮烧香礼拜。这些证据综合来，证明力度就极大极大，我相信阅读此论著者无不为之感叹。

其三，同老先生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反复拜读先生的论著，每次都被先生的精神所感动，脑海时常闪现出*的教导:“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同先生正是一位有“一点精神”的人。同先生能有这样的成就，光凭兴趣、智力、博识是不行的，还需有毅力、体力、财力等等。先生实可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之楷模。

感言颇多，不宜赘述。

2020年6月12日

孙升：曾任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韩城司马迁学会会长以及韩城市文化局局长等职。

薛引生

我是1952年，农历壬辰年生人，属相“龙”，因此对“龙”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常常想，中华民族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说明“龙”在人们内心的地位十分重要，“龙文化”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地位也无一伦比。恐龙已经在世间消失了若干亿年，可是以动物相配位的属相，为什么会有龙呢?列其为5，又是什么原因呢？其二，天干地支配对的农历年份，产生于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时期，为什么也会把辰龙列入干支纪年之一种呢？

最近看到同林先生的科学巨著《龙族始祖考》，（以下行文简称《考》）才有所悟，谈一点看法，与各位商榷。

一、《考》书用《五古》手法，科学认定，把龙族历史向前再推进了五千年。《考》书堪称一部鸿篇巨制，九章三十二节，洋洋洒洒二三十万字。他采用“五古”结合的研究方法，科学认定，把龙族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万余年。何为“五古”？即古文物、古文献、古地名、古语音、古传说。把语言文字引入考古，学术界早已运用，但像同林先生这样，把古语音与古文物、古文献一样的高度相提并论，尚属首次。如对华胥国的研究，他就做到“多古”结合：既把古文献说的华胥国方位作为考证的一个理由，又从“胥”与“蕙”字的古今发音情况进行佐证。他还把古文物，诸如伏羲庙宇的塑像、出土画像等，以及图腾花草等地名的分布状况等四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光用了龙族最早图腾地名就多达8856个。他为了证明华胥是华蕙之误的结论准确，下了极大的苦功。又如在考证羽山是伏羲的龙宫时，他下功夫，求证了十多个相吻合，即羽山名与群众自古口音羽山( yu，san)或吕山（韩城方言也读yu，san）两相吻合；与伏羲女娲龙界名称羽蛇龙相吻合；与半山有东英、西英、南英3个英（鹰）村及东北方向有英山和英村相吻合；与羽山周围的马村、马山相吻合，“马”“蟒”谐音；与山下的富家峪相吻合，“峪”古音yi，是蛇的古音之一；与山下的城南、城北、城后相吻合，“城”有一古音念she，今韩城方言仍念蛇；与出土文物伏羲女娲像人头蛇身相吻合；与韩原几个祖师庙神像是臂缠蛇，足踏龟相吻合；与古文献说的委羽山位置在雁门北相符合，雁门在白水县境内；与伏羲女娲生地华惠村紧挨，符合常理；与山上有花(华)马庄，为伏羲当代称呼相吻合；山上有女娲住地吕村相符合。吕庄川就在吕山脚下。这些个相吻合绝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必然，只有准确了，才能这样，这是同林先生考证得全面，使人不能不信服。

再如考证韩原为伏羲女娲故里时，用了古文物“黄龙人”头盖骨化石这个极为重要的出土文物为证据，就非常有力。此头骨科学家测定距今1-5万年，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这与韩城县北禹门洞穴文化距今三万年相一致。“黄龙人”头骨化石是距现代人最近的头骨化石。

二、《考》书用“六古”（再加一个古习俗）手法证明龙族历史起源于今陕西城合阳一带。

同林先生关于《龙族历史起源于今陕西韩城合阳一带》一文曾经在2014年合阳县《洽川周刊》上刊登，当时就引起了韩城市和合阳县两地的轰动。关于伏羲文化有诸多的古地名遗存，他从古地名读音中总结出:华、花、薛、谢、蒿、草六字与龙族始祖最早图腾有关联；韩、吕、于、梁四字与伏羲女娲故里华惠（xi）国有关联。《考》书考定古文献华胥（xi）国是华惠（xi）国之误写。据此，他搜集关于龙族图腾的古地名，辑录出含“华、花、薛、谢、蒿、草、韩、吕、于、梁”10个字作为地名的14400余条证据。此考证法实属重大创新，简捷、科学、高效、准确。

同林先生认为，韩城、合阳是伏羲故里，是龙族文化故乡。他认为韩城有万年以上的历史，甘肃天水伏羲文化也是韩城、合阳龙族文化的繁衍扩散。有八千年前的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现佐证。而韩城、合阳有“黄龙人”头骨化石，又有众多的、成片的、系列的古地名遗存被发现。如韩城地名中，远古地名连片、成网，川塬地区基本全覆盖。有内原内沟，无外原外龙，有郭名皆无郭形。怪龙多，雷字村多，马字村多，蛇峪字村多，华花字多，吕字多，薛、谢字多。而无行字、过字、思字、怀字、迁、移字，来字、停字、定字。无华岐、华岔、法华、老家，又无远、遥字地名，而这些字各地很普遍，说明韩原是中心，是迁徙发展的始源地。东华在山东陵县河北涞县，西华在甘肃天水，南华在江苏昆山，北华在黑龙江汤原、华惠是中心。

在韩原发现了有关伏羲女娲的两个系列地名遗存。一个是龙界的，有雷泽、龙宫、（羽山）天梯、（梯腊川）、庆贺龙功会址（贺龙村）、亢水龙门、龙亭等。另一个是人界的，有华惠国（华惠）及版图（韩城、合阳、澄城、白水、黄龙、宜川），政治经济中心（上官庄），管理体制（上、中、下官庄），十ー个生产行业基地（狩猎、扑鱼、麻绳、编织、畜牧、交运、石器制造、粮油、医药、烧陶、桑蚕等）以及停车场（驾坪）、打井专业队（井村）、先进武器库（伏戈村）和教化中心（化石村、迪庄）几乎是一个远古渔猎时代的社会行业、管理机构应有尽有，完美无缺，真可谓考证得十分理想。同林老先生为此花了十多年的心血，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走完了如此艰苦而漫长的先陌生而后熟悉的道路，为龙族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要为他的成就拍手喝彩。希望后生们也向他学习，一代接一代地把伏羲故里人为龙族无私奉献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同林先生在古地名考研中还发现若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明链条。他认为，第一条远古文明链应该是韩山链。起点是古华惠国韩原（今陕西韩城）的韩山，经过江苏沭阳的韩山，再经河北涉县的韩王（龙义）山和山东新泰的韩山，再过韩国忠清南道的韩山到达日本鹿儿岛的韩国（龟）岳。第二条远古文明链应当是华山链。起点是韩原的华子山，过秦岭华山，再过山西、湖北、安徽、江苏、河北、山东、辽宁、黑龙江等省的华山、九华山、东华山、上华山、下华山、云华山、武华山、大华山、少华山到韩国的华山、白华山、华岳山、最后到达日本山口县的华山。他建议，当地政府考虑开发。这个建议很好，我也赞成。

三、《考》书再次力证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对我国固有的“龙的传人”的说法，以有力佐证。

中华民族为什么崇拜龙图腾呢？因为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勇敢、担当、无所畏惧的象征。记得家母百年以后，因下雪，半夜零时要去基地搭棚挡雪，那是村上一个公墓，起码有百十号墓葬。走到墓地门口，同行的人都怔了一下站住了。这时，一个也是当兵出身的老战友推了我一把说，你的属相最厉害、你走到前面，怕什么。我再没有迟疑，就一直走在最前面。从此，每当遇到急、难、险的事，我就毫不退让，说我属“龙”，我上。

同林先生认为“远古社会是龙文化社会”，而“龙是由图腾发展变化而来，即龙起源于氏族图腾”。《考》书仅在韩城就近地方就査找出了340个与“龙”字同义的村名，说明今天中国人的姓氏，大多数来自最初的龙图腾，打着深深的龙文化的烙印，它承载着远古万年历史的信息，有深远的文化底蕴，是“龙的传人”文明悠久的标志。

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人首蛇身，伏羲乃天神，女娲乃地神，创造了人类，所以他们在神话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重要角色。为什么给女娲的形象塑造一个人首蛇身呢？因为龙蛇形象近似，蛇身即龙身也。

如果说女娲的形象是对于某种生物的敬畏的话，那么自然和龙离不开关系。在远古时期，人们为了长久生存，必须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摸透大自然的规律，随着自然规律生存，才能永久长存。为此人们学会了一项本领：观察，观察万物生长规律，观察天象，观测天气变化，这就是天文地理，自然科学，把握自然变化规律，告诉人们应对策略！

古代最早的星象图，图中的中心点不是蛇眼，而是北极点，盘卧的蛇身围绕着北极点，酷似蛇的盘旋，所以被人们异化成蛇的样子传承下来，所以蛇只是星辰运行过程产生的一个美丽的误会，后来人们把这个形象运用到龙的身上，来表达对万物对龙的崇拜!

《考》书围绕龙文化和对龙图腾的崇拜，把今人对古地名的错误理解部分，也都重新解释，恢复了历史原义。如梯腊川，《韩城地名志》写道，相传宋代杨七郎过此喂马而得名，碾盘上有刻字可证，《考》书经过对古文献和外地许多地名研究比较、分析，：腊：是腊树龙义，此村名即梯龙川，确是伏羲龙的天梯遗存。又如对马陵村义的理解，志*载，韩原大战后，秦兵把战死的马匹埋葬于此，故叫马陵。《考》书用丰富的龙文化知识把它纠正为这里是远古初民用隆重仪式埋葬“亡龙”的地方。

《考》书考研问题十分过细，力求准确。他对各种结论都做到多种证据反复佐证，最终达到科学认定。因此他的多个结论都是十分令人信服的。

《考》书既有很好的资料价值，又有更好的科研价值。它的大量的分类地名统计，就是宝贵的科研资源。它的研究结论又具有极高的科学性。我姓薛，就比较关心薛字村的统计及其结论。（考）书在北半中国及韩国日本的统计中，薛字村共516个，其中最多的是山西121，其次是陕西81，最少的是台湾1，福建2。总的形势是山陕在100上下，河南、山东、江苏都在50上下，河北、湖北、安徽、甘肃均在30上下，内蒙古、宁夏、东三省各只有十来个，到福建、台湾只有一两个，到日本、韩国就一个也没有了。这明显是太阳光辐射图形象，韩原是中心点，向四面八方放射，越近越多，越远越少，这跟各地建村迟早相吻合，又跟龙族大迁徙大融合相一致，更与古文献说的来源于华惠国相一致，但跟传统的“中华文明是由几个文明板块互相碰撞兼并融合而来”的理论相反，是对传统说法的颠覆和进步。据古字典说，薛的原义是赖蒿，所以薛姓与赖姓都不少。花草是龙族最早的图腾，是龙人最早的信仰，它道出了人之初认为花草是宇宙之根本，是生命之源。薛、赖就是人类最早信仰的载体，十分光荣。《考》书的最终结论：龙族是有共同祖先的，是有共同老家的，这个共同祖先就是伏羲女娲，共同老家就是古韩原华惠国，今韩城合阳一带。这个结论无疑极其正确。光上述一个例子一条证据，就足以说明问题，而《考》书却用了许许多多证据和举例，太多了，太多了，真是用心良苦，无懈可击。

同林先生嘱我为他的巨著《龙族始祖考》付梓前写个序，我确实作难：一则自己对龙文化的研究确实浅薄，虽喜欢，终究知之不多。二则自己平生之兴趣在于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史记》以轩辕黄帝为其开篇。黄帝之前均为神话传说，这与同林先生之考证亦相左。这件差事使我惴惴不安数日，不写又觉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诸位拿到本书，只管直奔主题而去，那里有十分美妙的“风景”，大可不必理会我的迁腐之言。

是为序

2020年2月14日 于龙门权吾书屋

薛引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顾问、韩城市司马迁研究会顾问；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

目录

第一章 - 1 -

“五古”结合法是研究远古社会的最佳方法 - 1 -

第一节 远古社会向后世传递信息的方式方法 - 1 -

第二节 传统考远古的方法 - 1 -

第三节 五古结合的提出 - 3 -

第四节 正确认识和对待“五古” - 4 -

（一）不要苛求古文物 - 4 -

（二）对古文献既要相信又不能迷信 - 4 -

（三）对古传说要看实质 - 4 -

（四）一定要掌握古语音 - 5 -

（五）古地名不可忽视 - 5 -

一、古地名产生时间 - 5 -

二、古地名与人口的关系 - 6 -

三、古地名信息的准确性 - 6 -

四、古地名的信息量相当庞大 - 7 -

五、古地名信息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 - 7 -

六、古地名的考远古价值不亚于地下挖掘 - 8 -

七、古地名在“五古”中的应有地位 - 9 -

第五节 如何得到远古地名 - 10 -

（一） 首先要熟悉龙文化。 - 10 -

（二）大量收集占有有用考古资源 - 10 -

（三）从研究本地区熟悉的地名入手 - 11 -

（四）掌握古地名标准，细心筛选有用地名 - 11 -

（五）分类摘录、最后综合分析成专题 - 12 -

第二章 - 13 -

“五古”结合法使我们对龙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13 -

第一节 龙与我们的祖先 - 13 -

（一）什么是龙？世上有没有龙？ - 13 -

（二）什么是龙文化？了解龙文化有无现实意义？ - 15 -

（三）龙族的始祖是谁？ - 16 -

（四）伏羲女娲的许多名称 - 17 -

第二节 龙的原型及其同义字 - 18 -

（一）龙的原型众多 - 18 -

（二）龙的别名别字 - 19 -

一、龙为什么会有别名别字 - 19 -

1、共名和混讹造成 - 19 -

2、地区语言差异造成 - 19 -

3、人类智力提高发展造成 - 20 -

二、龙的别名别字有多少 - 20 -

三、常见的龙的同义字词 - 21 -

第三节 伏羲领的龙部族 - 34 -

（一）“五古”结合，走出疑古时代

（二）给古文献提供证据 - 35 -

（三）给古文献补充、整理 - 36 -

一、按龙的颜色分。 - 36 -

二、按性别分 - 36 -

三、按今民族分 - 37 -

四、按职业分 - 38 -

第四节 龙文化的不幸遭遇 - 40 -

（一）龙的象征和地位被篡改 - 41 -

（二）古地名的龙文化含义大量丢失 - 43 -

第三章 - 46 -

“五古”结合法使我们发现华胥国确是华惠国之误 - 46 -

第一节 从字音和字义方面考察研究 - 46 -

第二节 从华惠国的最早的图腾方面深入考察研究 - 49 -

(一) 各地“华、花、薛、谢、蒿、草”六字地名的不完全统计 - 50 -

（二） 各地的苗字地名 - 148 -

（三）龙族族花“兰、惠、芝”三字在各地的分布状况 - 154 -

（四） 日、月、阳字地名的分布 - 168 -

第三节 从华惠国最早图腾的反面角度研究 - 175 -

第四节 小结 - 177 -

第四章 - 179 -

“五古”结合法使我们发现了有关伏羲女娲的系列遗存 - 179 -

第一节 对龙界伏羲女娲的有关新发现 - 179 -

（一）发现雷泽

- 179 -

（二）发现伏羲龙宫：委（yi）羽山。 - 180 -

（三）发现“天梯”遗存 - 182 -

（四）发现最早的庆贺龙功大会会址:贺龙村 - 183 -

（五）发现天下第一龙门：伏羲的亢水龙门

〈六）发現伏羲女娲的行宫：八腊山、坤元庙 - 184 -

第二节 对人界伏羲女娲的有关新发现 - 188 -

（一） 华惠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及版图 - 188 -

（二）狩猎业基地 - 189 -

（三）编织业基地 - 189 -

（四）麻绳业基地 - 189 -

（五）畜牧业基地 - 189 -

（六）打井专业队遗址 - 189 -

（七）交通运输业基地 - 189 -

（八）伏羲的停车场 - 189 -

（九）石器制造业基地 - 189 -

（十）粮油业基地 - 189 -

（十一）渔业基地 - 189 -

（十二）医药业基地 - 190 -

（十三）烧陶业基地 - 190 -

（十四）桑蚕业基地 - 190 -

（十五）教化中心 - 190 -

（十六）先进武器库 - 190 -

第五章 - 192 -

“六古”结合使我们考定了伏羲故里在韩城合阳一带 - 192 -

第一节　古文物和古文献 - 192 -

（一）古文物 - 192 -

一、地下文物 - 192 -

二、地面文物 - 194 -

（二）古文献 - 196 -

第二节 古习俗和古传说 - 197 -

（一）古习俗 - 197 -

（二）古传说 - 199 -

一、古老的《龙斗虎》神话传说 - 200 -

二、对《龙斗虎》神话传说的科学分析 - 201 -

第三节　古地名 - 205 -

（一）域内地名凸显始源特色 - 205 -

一、“五类”比例悬殊 - 205 -

二、地名配套绝世 - 208 -

三、“十奇”呈现古老 - 209 -

四、＂十多”表明始源 - 214 -

五、＂十无＂彰显中心 - 215 -

六、＂四方＂说明最早 - 218 -

（二）域外地名放射韩原光辉 - 219 -

一、韩原标志性地名遍东亚 - 219 -

二、陕西标志性地名亦遍四方 - 296 -

三、华薛村别名清水，各地都有 - 297 -

“清水”统计 - 297 -

（三）韩原村名形式普天下 - 300 -

（四）韩原小地名到各地变大地名 - 301 -

第四节　古语音 - 303 -

（一）古今语音在变化。 - 303 -

（二）韩城方言文彩飞扬。 - 304 -

（三）韩城方言包含了远、中、近古音 - 305 -

（四）韩城方言传远古真情 - 309 -

（五）韩城方言传四方 - 310 -

第五节 小结 - 313 -

第六章 - 315 -

“五古”结合法使我们掌握了龙族大迁徙的大量事实 - 315 -

第一节 龙族大迁徙 - 315 -

（一）迁徙的原因 - 315 -

（二）迁徒的起点和次数 - 315 -

（三）迁徒的路线 - 316 -

（四）迁徙的中转站——伏羲的第二故里 - 316 -

（五）迁徙的形式 - 318 -

（六）迁徙的时间 - 319 -

一、地名中的男女争尊现象 - 319 -

二、七个省的乾、外字地名统计 - 326 -

三、各地建村的大体时间 - 328 -

第二节 龙族大融合 - 329 -

第三节　龙族大迁徙的伟大意义 - 331 -

第七章 - 332 -

“五古”结合法使各支龙族寻根觅祖不再困难 - 332 -

第一节 台湾本土人始祖在大陆 - 332 -

第二节 日本远古先人最讲究根德 - 337 -

第三节 朝鲜半岛龙人最敬仰伏龙 - 339 -

第四节 龙族分支还有很多 - 340 -

第八章 - 342 -

“五古”结合法使我们看到了远古文明 - 342 -

第一节 远古先人智力高超 - 342 -

（一）图腾悟出宇宙根本 - 342 -

（二）慧眼识破鸟归龙类 - 342 -

（三）人之初期，研究天文 - 342 -

（四）驾驭语言能力非凡 - 343 -

第二节 远古时代的物质文明 - 343 -

第三节 远古时代的精神文明 - 344 -

（一）远古龙人的道德品质 - 344 -

（二）远古龙人的大同思想 - 345 -

一、大同思想的产生与内容 - 345 -

二、大同思想的历史功绩 - 347 -

三、大同思想与未来社会 - 351 -

第四节 远古龙人的冶铁业 - 352 -

第五节 远古龙人的交流和交换 - 355 -

注释 - 360 -

龙族，就是远古信龙的民族，龙人就是信龙的人群，也可称为龙的传人，他们的远古老祖宗是谁？其发源地在哪里？至今还是个迷。但人们的寻根努力，几千年从未停止过，本书也正是为此。要寻根就要考古，以往我国考远古的成绩不大，使我们的远古史近于空白，有的史书把它称为传疑时代，言下之意就是不可信，不肯定，或难说其有无与真伪。上世纪李学勤先生写了一本《走出疑古时代》，正是想解决这个现实问题，本书正是试着走出疑古时代。远古不同于中古、近古，要解决这个问题，得有正确有效的方法，本书先从考远古的方法入手。

远古社会距今在万年以上，当时虽有语言却没有文字，故向后世传递信息的方法很有限，概括起来有下列四种：一是口头叮嘱，一代一代传说。优点是传说的人多，内容可广泛复杂，缺点是易失传走样。到有了文字后，把传说记录在案，成为古文献的一部分，克服了口传的缺点，但如果记录有错，先入为主，极难纠正。二是岩石刻画，优点是保存年久，不易走样，缺点是会刻画的人太少，留给后代的信息也就不多。三是给地方起名，优点是不易失传，缺点是单个地名含义有限，要得到大量信息，得靠大量地名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才会有所收获。四是地下埋藏，数量太少，内容简单，不易找到，考古效果很有限。这是因为：1、部落首领无特权，埋葬仪式可隆重，但坟墓一般化。2、当时生产力太过低下，没有多少好东西可埋。3、地下没有长期保存的条件，不要多久，所埋东西就腐化了。4、当时没有文字，挖出的物品，难以识别可靠信息。5、当时埋人，地面不留墓冢，后世不知道到哪里去挖，只能靠偶然碰运气。以上五点事实，就决定了我们考远古不能单纯或主要依靠地下挖掘。

我国考远古，传统的方法是靠古文献、古传说、古文物三结合，对其中的古传说还是半信半疑。近年来加上了古岩刻，这可归入古文物。总之以靠地下挖掘为主。这种方法显示了两统一：即跟世界考古法统一，跟考中、近古方法统一。大家费脑力小，缺点是考古实际效率低。几千年来，我们挖到的远古坟墓很少，因为地下本来就埋藏保存得很少。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很少，是因为要挖掘，得等群众生产建设偶然意外发现埋藏物自然暴露出来才能开始，故而远古史近乎空白，故而据说西方文明一万年，我国文明上下五千年，这种说法我们大家都习惯了。传统的考古方法，对古地名基本上是不研究，不认可，考古人员自己不研究古地名，别人研究，他们也不屑一顾。其实这种考古方法与思维模式虽是正统的、 主流的与世界接轨的，却不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先说考远古与考中、近古方法统一，传统方法就太简单了，远古没有文字，地下埋藏过少，这种实际情况，要求我们得另外多想办法，不能光靠地下，几千年的事实也证明，碰运气等地下虽然不是白等，也确是收获很小。再说考远古方法追求与世界一致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不正确的，因为东西方远古历史状况不一定相同，我们为什么要一定与他们在考古方法上相一致呢？至于西方为什么排斥用古地名考古，这个问题很复杂，令人生疑，是他的识问题，还是另有隐情，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传统的说法我国考古起步较迟，瑞典人安特生是第一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这个说法不对，我国考古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河南古地名的石人山、石人河，东北三省的石人、石人沟、石头人等地名都是远古人的考古重要发现，他们没有把人骨化石当垃圾扔掉，而是用地名形式记载在大地上，只是今人没有重视罢了。

传统的方法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白白地浪费了我国广大地面上的考古资源。举个实例看看：考古界都熟悉河南濮阳西水坡上世纪出土的龙虎墓，大家都对墓中的蚌塑人骑龙很感兴趣，视为重大发现，如获至宝。许多人还认为，这证明墓主人有骑龙升天的特殊地位。其实这种发现不必等到上世纪，各地地名中有降龙的不少，北半中国就有几十个之多。安徽肥东县就有个骑龙集，陕西商南县还有村叫倒骑龙，台湾新竹市也有古地名叫骑龙。如果我们不否定古地名的考古价值，愿意多看几个古地名的话，那陕西长武县还有个骑马沟，宝鸡市的陈仓区也有驭马沟，它们跟骑龙是一个意思。“马”是龙的一个别名别字，这一点古地名自己就有“解释”，山西洪洞县就有古地名龙马。不要认为马只能在地面上奔跑，台湾花莲县就有马立云，河南长垣县就有马盘池，台湾新竹市还有马麟厝，联合起来可证明马能在陆海空任意驰骋，这就是马龙或龙马。以上古地名足以证明骑龙腾天不是某些领袖人物的特异功能或特权象征或特权*，而是远古龙人想征服太空的普遍梦想，同时也表现了已经降龙（指龙的原型）的自豪感。这些古地名在地面上已展示了成万年，不需碰运气挖掘，所传达的远古龙人信息比古墓中的蚌塑人骑龙要丰富、生动、准确的得多，我们不去利用它，实在是考古资源的重大浪费，也应是考古方法的失误和偏差。当然这不是说挖掘地下不好，而是各有其优势，只有两者结合才为之最好。

近年来世界新流行用研究基因来考证远古史，我们不太熟悉，不敢妄加评论，只是觉得它不适用于研究人类始祖。因为始祖就是人之初，就是刚从动物进化而来。而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系统语言，有信仰、思想、道德、文化及社会组织等等，这些内容是基因无法研究清楚的，弄得不好，还有可能把类人猿（动物）当做了人的始祖，那就大错特错了。故而我们没有在这方面努力。

作者冒昧提出考证远古史应古文物、古文献、古传说、古语音、古地名相结合，多角度考证，不可偏废。这既是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新时代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作者从考证贺龙村名和亢水龙门的实践中知道了古文献的重要价值，同时也知道了古地名的内容丰富，含意颇深颇古，能使人耳目一新，头脑骤清，能使人对传统的考古方法产生质疑，继而得到新认识，得出新的合理结论。长期得益于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五古应结合起来的想法。说来也有点侥幸，有点碰巧和运气。研究远古，得了解和掌握远古语音才行，偏妙韩城方言远古音较各地为多，而作者就是韩城人，方言不学自会，这不是侥幸吗？还有，从古地名中寻找远古课题的证据就要熟悉大量古地名，少了就不行，大量古地名从何而得？得从大量地图册中得到，旅游业不发达，市场上就没有大量地图册，因为印刷商不会在没有市场需求情况下，印刷大量地图册赔钱。这个物质条件只有今天的新时代才刚有，作者幸运得到了满足。司马迁写《史记》不写远古很有道理，因为他虽在年轻时到过全国许多地方，但他无法遍知天下古地名。而今天只要谁愿意下功夫就可知道。还有一点“侥幸”，偏偏地龙族始源地就在作者家乡，这纯属碰巧、偶然，没有丝毫必然性，但非常重要，如果龙族始源地远在他乡，估计作者虽苦心研究，恐怕也完成不了任务，也提不出五古结合了。再者，目前国内外新形势，更显得龙人寻根觅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加大了作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促使作者奋不顾身投入研究，实践五古结合。历史条件已成熟，即便作者不提出五古结合法，相信以后总会有人提出。远古史不会永远近乎空白。

五古结合的“古”，是专指远古，不指中古、近古。

这里的古文物指的是有关远古的文物，现有的和将来新挖到的中、近古文物与远古虽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不宜混入远古文物，比如挖到的商周秦汉文物虽古，但不属远古。另外，所有猿人骨骸，虽属远古，但与我们的考远古无关，因为猿人尚无人的资格，故不需要。特别是不要幻想有一天挖出伏羲女娲的骨骸，只要挖出那时的人骨化石即可，因为伏羲氏女娲氏是我们的远古先人根据他们的古代先人的时代特点把群体个体化，给其起的代表性名字，以便后人纪念。这体现了远古人的高超智慧。全世界都如此。如果谁说他们挖出了女娲、伏羲骨骸或发现伏羲、女娲墓塚，必是假的无疑。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群众迎合考古界特别重视地下挖掘所致。

古文献都是中近古人写的，只要涉及远古对考远古都有用，我们只取其远古部分。对于古文献所记远古内容，不能认为神秘“荒诞”，或自己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就一概抛弃。这常常是读者不通远古文化所致，通了，就知其宝贵了。对于古文献上说的始祖及发源地，自己寻不着了，就认定古文献是胡说，是伪命题，以不了了之应付。但不能全盘接受古文献，对其中明显错误失误内容要大胆质疑，力求破解，破不了时，留给后人。不可对错误人云亦云，更不可想法设法捍卫错误。

古传说专指有关远古内容，这几乎全部是神话，取用时要剥去神秘外壳，看其实质，不能囫囵吞枣，如果认其表面形式为真实事实，那就自陷迷信了，万不可取。比如考雷泽时，就不能把从水中出来的大脚印当真事，如果认真考此就大可不必，如太过认真，还可能把某种动物的足印，当做人的脚印，造成笑话。神话传说常常涉及神、龙，不能认为世间没有此物，就对考古无用，一概斥为虚无缥缈，荒诞无稽。如《龙虎斗》神话，实质是人与兽斗，就是最可取的神话。用龙和虎的形式或外壳，是远古先人的艺术智慧。

古语音，指的是最古音。掌握它是件难事，又是十分必要的，常发生在最重要课题的最重要证据上。最古音人们遗忘得最厉害。文字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文，不认得它可慢慢破解。语音该追溯到哪里？古音多残存于方言之中，可哪里的方言是古音呢？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重视不足，推广普通话以来，方言急速消失，故现在找古音困难很大，但又不能回避。举个实例比较好理解。如远古人有个大同思想，今有人不信，问有什么证据，这个证据确十分难找。最有可能的是当研究者见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时，却不认识它，只因不懂古音。如古地名“蛮子营”，大家都认为是蛮子的营地，只因不知龙字的古音之一是“营”。韩城方言“龙亭”念“营贴”，是很准的古音，蛮子营就是蛮子龙，就表明远古龙人自己称龙，认为蛮子也是跟自己一样平等的人，也可称龙，蛮子也可跟自己一样同富同荣同仁同义。这么宝贵的证据离不开对最古语音的研究，掌握古语音能够加快研究速度，掌握得越多，研究成果就出得越快。

五古结合中的古地名专指远古地名，不指中古近古的。因为人类社会最早是渔猎社会，最早文化是龙文化，因此这里说的古地名就专指涉及渔猎社会和龙文化的古地名。因为我们过去对古地名重视不够，对古地名认识误区较多，故需要多说几句。

远古地名产生的时间可谓最早，当人类一旦有了语言就必然迫不及待地给自己本人或住地起名字，绝不会把时间提前或拖后的。这是交流、生产和生活的迫切需要。有语言而不给住地命名，是不可想象的愚蠢，我们远古老祖先没有那么笨。一旦给住地命了名，就很难再改变，以后改朝换代，一般只变动行政区划及其名称，至于山水村庄名称，既无改变需求，改时又有特大困难和麻烦。故山水村庄名称有着很大的稳定性。如今各地张村没有姓张的，王村没有姓王的，昝村没有姓昝的，上官庄没有姓上官的，这种现象东亚比比皆是。村民不知已换了多少茬，村名始终还是远古最初起的未变。这就是很难变化的证明。因此，如今绝大多数山水和村庄名称都是古地名。故而古地名是与语言同时产生的。根据中国远古地名分析，语言系统化达到完全成熟阶段它是在母系社会后期。人类社会在有了系统语言到有了文字这段时间相当漫长，至少数千年，在这漫长时间内所产生的地名一般都可称为古地名，故古地名数量相当大。

可能有同志会怀疑，远古人口少，怎会有这么多的地名。这确是个误区。我们认为渔猎时代即伏羲时代的人口，比现在要少得多，这是肯定的，但也不是“金字塔顶”那么少，人口发展的规律不是金字塔式，它受旱灾、水灾、瘟疫、战争、迁徙、融合关系极大。事实上，可能是到处都有人，没人的地方不多，但有的地方却是猿人，即便不是猿人，也分个先进与落后。先进教化落后，后进学习先进，最终融合为一体，先进人口就会几十或几百倍地增加，不一定是先进*掉后进，总人口减少。

人给地方命名很广泛，远古时人给自己眼能看到的地方都起个名字，这有利于交流。即便是人迹罕至的荒山旷野、草滩大漠，也同样给起名，如：北大荒、罗布泊、草滩等，就像人给星星也起名一样。

地名是死的，人是活的，特别是伏羲时代属渔猎时代、游牧时代，人游到哪里就给哪里命名。因为远古阶段时间很长，人住的或流动的地域非常广泛，这有东亚各国现有的地名形式大体相同为证。我们不能认为，远古人口少，就命的地名很少。

古地名因是远古人亲自给起的，就是远古人亲口说的话，加上古地名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当然所传远古信息就是最准确最可靠的了，这道理如此简单明白。举几个例子吧：见到桑树坪地名，我们就可肯定这里曾经种过很多很多桑树；见到榆林地名，就不要怀疑这里远古曾是榆树林，见到药树村我们就可肯定这里远古时曾经有不少可做药材的树木，是周围几十里地方人的看病地点。今天中药材知识告诉我们，可做药材的树木不少，如山楂树、梨树、银杏树等。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类在进化为人以前，如猿人就是在树上生活的，他们在很早时候就认识了某些树叶树果能防治某种病症。又如有的地方古地名有葛条沟、簸箕掌，我们就可肯定这是编织业发达的标志。作者初见此地名，还没想到这点，待又见到井村地名时就深感此时编织业的重要。试想，没有用植物细枝条编成的笼筐、畚箕之类的器物和用植物皮扭织成的绳索，井里挖的沙土，怎能运到地面呢？可见，古地名所传远古信息千真万确。再举一个例子：作者参观西安半坡博物馆时，见到先民住的屋子里有一些现在的席子，认为此物放错了，远古人是不会编织此席的，当看到远古的陶罐上有芦席花纹时，这才认识到此席没有放错。同理，古地名中有不少芦字地名，如卢沟桥、韦（苇）庄等所传达的上述编织业信息也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至于很多人见到芦苇地名，而没想到编织业，这是我们脑子的联想功能出了偏差，不是远古人没说到，不是古地名没传达。疑古思潮是远古人的后裔犯的错误，不怪远古先人和古地名。

用古地名作为证据，来判定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以前事例也曾不少，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司马迁故里的认定过程。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争执了几百年，河津有司马迁陵墓碑石，还不是传说曾有，而是现有。还有司马后裔，据说还有家谱，但就是没有关键性地名：少梁、高门、华池、夏阳等。韩城的太史祠是西晋时殷济和群众建造的，明确不是真骨墓，当时还找不到司马迁后裔。这显然远远敌不过河津，但却有上述几个司马迁说出的家乡地名。最后史学界就是根据这些古地名认定太史故里在韩城。这个事实充分彰显了古地名的考古价值，韩城老一代和老几代的文人学士体会最深。事实和经验告诉我们远古地名是地面语言史料，是会说话的“古文物”，不用挖掘的“活化石”。它的考古价值很大很大，但只限于考远古。

东亚地域广阔，地名繁多如星，单个地名信息量虽有限，但整体地名信息量的确庞大惊人，它承载着远古社会的种种信息。如远古人的社会生产、产品交换、人们的交往、生活、思想感情，道德风尚，社会的结构、组织形式、动植物的现状等等应有尽有。它是我们考证远古的资源宝库，万不可等闲视之。

古地名的含义确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发现这种不确定性与其数量多少成反比。即数量少，不确定性大，数量多，不确定性就小。比如“大同”地名，如果中华大地只有一两个，而且是孤立的，无其他有关内容的地名配套，其含义就可能是姓同的人自称为大同，就像姓王的人自称为大王，姓韩的人自称为大韩一样。如果大同地名不少，而且周围还有小同、同心、同德、同仁、同义、同富、同荣、同兴、同进、同济、同善、同乐等等的话，那大同必然就是诸同的概括无疑，其不确定性就荡然无存，它们联合起来就成了远古先人的大同思想真实存在的铁证。我们就不能把大同轻易地看作传说，而放到非信史筐架里。又如一个古地名证明一个考古观点时，嫌其太少，具有偶然性、巧合性，难以确定，那几十、几百个就没有了偶然性，几千上万个古地名作证据，其不确定性就荡得无踪无影了。这符合哲学上的必然寓于偶然，必然由偶然构成之定理。不会有那么多的偶然、巧合，这成了常识。

很多人只知道地下挖出来的文物生动悦目，岂不知古地名也很生动多样，耐人推理联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得出更多更准的结论。举个实例人们更易理解：上世纪在山西吉县柿子滩石崖上，人们发现一幅鹿头鱼尾龙岩画，科学家分析距今有一万年左右（又说一至两万年）。1993年，湖北黄梅县出土了一条卵石摆塑龙，鹿头、蛇身、兽足、鱼尾。人们惊喜不已，考古界以此确信一万年前，当地人曾把鹿和鱼当作是龙的原型，除此而外，再不敢以此确定什么信息了。这算是一项考古重大发现和收获。但是人们却不知在数千年前陕西合阳县就有地名叫大伏六、小伏六，安徽桐城市有六龙岭，日本兵库县有鹿伏（倒装句）歌山县有羽六，福井县有南六吕师，三重县有奥鹿野，岐阜县有祖师野。人们对它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言而不思其义。如果考古者能对这些地名认真研究的话，所得到的远古信息要比上述岩画和卵石摆塑龙的信息量大上好多倍。大家看：“六”，古音“鹿”，“鹿”是龙的原型之一，“六”就是龙的别字和意思。现在戏剧仍把“六”念“鹿”，如“杨lou郎”“三万lou仟两银”等（注42）。用龙的原型的同音或近音字表示龙，这很正常，非常普遍。“奥”，查古字典为双音字，其一为“yu”（注4）。故“吕”（韩城土音YU）“羽”“奥”三字古同音。“师”义为祖师。“野”义并非专指田野，它是“爷”的同音字，“爷”可指父之父，也可指神，这里是神的意思（注5）。好了，把上述古地名联系起来，我们就会看出，“鹿”可与“伏”“吕”相连，又可与“祖师”、“爷”相连，而羽龙神正是伏羲，吕龙神正是女娲（道理后面再细讲）如果把传统考古方法与古地名结合起来，方法则更加科学，效果便是一加一大于二。如果科学界测定的上述岩画距今时间是一至两万年准确可靠的话，我们便可推知确信，伏羲时代距今一至两万年。那时，语言已基本完备。从地域角度看，也扩展了很多，就不仅是山西和安徽，还可西到陕西，东到日本，甚至到全国各地以及南北美洲。这个考古效果是地下挖掘或岩画所无法比拟的。古地名得来不太费工夫，不需碰运气，我们何乐而不为？我们不利用它，一唯靠地下挖掘，这不就成了舍易求难，舍快求慢，不顺手牵羊，却要守株待兔吗？

“五古”同等重要，这是至少的。在考古研究中古地名不应是配角，不应是点缀，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主角之一，必须要有。它还有一个重要功能，不易为人察觉，那就是它还是个考远古的各种论点、结论是否正确的“检验机”。凡是跟它吻合的就必然正确，否则，就不一定。因为它是远古先人亲口说的话，故而有此功能。举例就能明白。上世纪科学界普遍认为亚洲自古无狮，不知这是谁怎样考证出来的，已得到大家公认。作者虽半信半疑，但才疏学浅不敢做声异议，当看到有的省县地图册有狮子地名时，不敢肯定孰是孰非，当看到许多省县地图册上都有狮子地名时，才认为“亚洲自古无狮”的结论极可能是错误的，最后在电视上看到《自然传奇》栏目有说亚洲狮原名波斯狮，现在仅有300多只，实行“夫妻制”，频临灭绝，全部养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吉尔森林国家公园。事实证明了亚洲自古无狮之说是错误的，古地名是正确的，古地名的检验功能得到确认。即使吉尔公园没有亚洲狮子，远古先人说的话也不会哄人，只是有些人不大相信罢了。相信或不相信，并不影响古地名的检验远古是非功能。再举个例子，历史不能假设，但研究历史的学术能假设。假如有人说他考证出台湾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不管他的论据有多少，是什么，只要看看台湾的古地名这个“检验机”，就可判定此学术结论是错误的。台湾地名跟福建地名一样既有内字村也有外字村和乾字村，两者数量差不多，说明起地名时它是在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交叉过渡时期，它与其他母系社会期的地区相比，它就不为最早，它就不可能是中华民族起源地。当然古地名的检验功能也不能机械的理解，比如有人说他们那里的地名叫中华或叫老家，不就是检验出了他们那里是炎黄的故乡？但这违背常识。真正的始源地当初起名时，人就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华之中，家之老，哪会起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迁徙发展以后才可能出现的地名。故叫中华或叫老家本身就是他们那里不是中华文明的始源地的铁证。不能机械地表面化地理解古地名的检验功能。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点的是有检验功能的古地名，如果今人将其改了，自然就是失去了这个重要功能。如“内原”村的内字代表女性，内原就能检验这里起名时是母系社会不是父系社会，如果今人将它改为利源村，那就不能检验了。

如何才能收集到大量古地名，并加以利用？作者研究也只是开始，尚无别人经验可借鉴，只是在实践中摸索，这里愿将我们的具体做法简述如下，与大家共同讨论探索，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1. 首先要熟悉龙文化。

远古社会是龙文化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通过龙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要研究远古社会，就必须先熟悉龙文化，这就像要研究外国问题，就必须先熟悉该国语言一样。所以五古结合法必须以龙文化为基础，离开龙文化就无法研究远古历史。龙文化的年代因距我们太久远，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当时没有文字，想找到介绍材料实在不容易。我们有幸买到几本，借到几本，其中确有一两本较好的，特别是何新先生所著《龙•神话与真相》，介绍得比较系统详细，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在研究古地名后发现该书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是正确的。比如我们对古地名中的封字不解其义，何新先生在书中说封是封豕，即大野猪，我们就知道封是龙义。又如何新先生通过文字学的研究说“辛”是套在动物头上的枷具，我们发现台湾宜兰县地名有辛子牢，证明何先生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就可肯定辛庄是降龙氏或畜牧人的村庄。通过对龙文化达人著作的学习，使我们有了龙文化的基础知识，这对我们的研究十分重要。没有它，我们就只得在黑暗中摸索，那太困难了。

龙文化资源收集起来很不容易，往往一本书可贵观点只是一两个。可用资料很少，只有积少成多，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必须博览群书。经验证明，省级和大学图书馆是最能解决问题的地方，那里有一般书店没有的书。有各地独有的地方志书，有几乎绝版的专著（如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要知道很多古地名，最好是看更多的地图册，经验证明新旧版本都有用，因为它们各有其长。

要考远古，我们必须把前人的考古成果全都了解在胸，必须把考古界所发现的地下文物远古部分都全掌握、珍视，必须了解国内外考古工作的进展状况和最新成果。这些都需要我们时时处处学习。博学才能得珍品，博学才易得真理。

研究课题最好从本地区的课题入手，因为本地区研究对象近在咫尺，容易研究。我们就是从研究本村贺龙村名开始的，研究下来，我们就熟悉了省内外许多有关龙文化的知识和相关古地名，初步掌握了远古先人的思维模式和给地方命名的规律。有此收获后，就自然产生了进一步研究较大课题的兴趣和信心。这点很重要，因为它使我们克服了枯燥感和畏难情绪。

大量的古地名得从地图册上寻找，别无他法。但地图现有的地名中，还夹杂着近古、近代、现代的一些地名，虽然为数不多，但在研究远古史时，必须将其分离剔除。它们大多数是行政区划名称，很少有山水村庄名称。我们在研究古地名时，曾严格地进行了筛选，把地图上的地名分为三类，一类是明显的远古地名，这类中与龙有关的占大多数；二类是可能是远古地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东庄、坡底、河南、山口、湖北、山顶洞等;三类是明显非远古地名，如秦皇岛、长城、大运河、天涯、海角、雅丹、十三陵、龙王庙、玉帝庙、关帝庙等等。一类可以充分利用，二类不用，只作参考、待考，三类绝对不用。

所筛选的远古地名的标准只有两条：一是它必须是有关渔猎时代的，一条是它必须是涉及龙文化时代的。在筛选中我们发现所筛掉的地名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1、明确是中、近古时代的。如嘉峪关、山海关、秦直道、乾陵、茂陵、高祖山、霸王岭、韩信、萧何村、汉长城、魏长城、故宫、圆明园、颐和园、玉皇岭、公主岭、关羽山、岳飞庙、武侯庙、张良庙等等。

2、周及以后封的各种神的庙宇，如牛王庙、马王庙、灶君山、土地神庙、财神庙、龙王岭、天女岭、九天玄女庙、灵官庙等等。

3、道教佛教所尊敬的各种神庙、各种道观、庵堂、和尚寺院、观音、菩萨以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等。宗教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算古。特别是道教的祖师爷与龙族的祖师爷称谓易混，需细心分辨将其剔除。韩城市老城东北半坡的吕祖坛，即吕洞宾吕岩的神庙，不是古地名，南北十祖师的庙宇都不是古地名，都要剔除掉。

4、近代现代以领袖或英雄人物革命烈士姓名命名的地名，以及纪念政治运动、军事活动的地名都不是古地名。如中山、中正、成功、黄花岗、东方红、红卫、五四、卫星、跃进、军村、军营等等。远古没有军的概念，“军”可能是把“营”（龙的古音之一）错当成军营。

将所得古地名分类摘录，如龙的原型：猪类；龙的原型：狮类；熊类；虎类；蛇类；鸟类……将其综合为动物类。龙的原型花草类、树木类。最后综合为龙的原型专题。又如用同样办法综合出渔猎社会生产、生活类，远古的思想道德类等专题古地名。

在收集古地名的漫长过程中还要把那些不懂或不太懂的古地名分别记录下来以备忘，并把以后陆续弄懂的内容也记录在原来不懂的地名旁，这本备忘录非常珍贵，就是我们的点滴成就录。举例说，初次遇见“英村”地名时，我们不解其意，当偶然遇到“英窝”“英落”时我们就知道“英”是“鹰”谐音字，也是龙义。又如多次看见“代村”，不解其意，当偶然看到“代官屯”时，我们高兴极了，知道代庄代替的是“官庄”。把它们这些内容记录在一起，积少成多，那实在是珍贵极了。

总之，古地名的识别、鉴定，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我们的排除法(在全部地名中剔除非远古地名）正符合他们的长项，他们所学的历史知识几乎都是非远古部分。

各地的地名实况，大体相同，大都是远古渔猎时代遗留下来的，故在筛选时，可把它们分为五类:①图腾龙义类，②渔猎社会类，③方位地形类，④非远古类，⑤暂时分不清类。①、②类即远古地名，③类中可能有远古地名，却不易确定，不去管它，⑤类可能极少，无碍大局，可在以后慢慢研究。此法掌握之难易，关键在于龙文化知识和社会历史知识多少，知识越多，掌握越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