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0日。黎明墙。攀爬计划开始的第七年零四天。我们已经完成了1 200英尺[1]的自由攀登[2]，还有1 800英尺尚待完成。
黑暗中，疾风从几百米外袭来，发出的怒号伴随着空气的尖啸，在我们耳中混响。风声越来越紧，盖过了此间所有响动。我们像石像鬼[3]一样蹲坐着，双腿塞在睡袋里，背靠着岩壁。我的搭档凯文紧紧抓着吊帐[4]的带子，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我能读懂他的唇语：“挺住。”震耳欲聋的噼啪声不断回响，仿佛机关枪的节奏——其实那只是吊帐布在拍打着花岗岩壁。但我的心仍忍不住一阵颤抖，一段15年前的记忆被唤醒：有岩石爆裂开的气味，还有鲜血洒在高山苔原上的画面。
一阵急风从吊帐下方盘旋而上——这吊帐就是我们的家，大概有一张胶合板大小。吊帐的铝架之间绑着尼龙绳，顶部是尼龙布。吊帐的底布被吹了起来，有一会儿我们就悬停在空中，好像坐着魔毯一样。我脑海中想着那个八分之三英寸[5]粗的不锈钢膨胀螺栓[6]——它承载着我们俩和所有装备。接着，风忽然停了。吊帐随即坠落，吊带猛地抻紧。
每一个清晨都是这样开始的：我醒过来，考虑着怎样解锁上方这座岩壁之谜。我们窝在狭小的吊帐里煮咖啡，充满敬畏地端坐着，感受将我们照亮的第一缕阳光——我们的所在之处位于酋长岩之上，地处加利福尼亚州的优胜美地山谷，一直以来，这儿都被叫作“黎明墙”。刷牙漱口时，我会把头伸出帐外，看着吐出去的牙膏水向下落，我会默数“一，二，三……”，差不多数到十，那一团白色的水泡就会消失在下方的森林中。
我停下来，盯着自己仅剩的九根手指的指尖——它们布满割伤和擦伤，不过还撑得住。我经常会想，这样宏大的攀登，是如何由微小的细节决定成败的。皮肤与岩壁毫厘尺寸的接触，微小到难以察觉的伤口愈合，就足以决定我们的攀登成功与否。
我远眺着这座被冰川磨蚀过的山谷，还有在地平线上延展的山峰，猎鹰在半空中阻截飞燕。每一天，我都能从自己疲惫不堪的双腿中感受到源源不断的兴奋感。这可太不寻常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一个很平常的家伙——不太自在，偶尔害羞，也常感到困窘。但在岩壁上，我就像是活了过来，这个地方会改变我。它一直在改变着我。我深深呼吸，转身面对延伸向上的陡峭岩壁。
从来没人相信，黎明墙可以采用自由攀登的方式登顶——仅仅依靠身体（主要是手指和脚趾）往上爬，是真正的“爬”，而不是依靠装备的直接辅助把自己吊上去。小时候，我见过一些攀登界的传奇人物，他们会和父亲在家中聚会，探讨的话题一直是人类是否可以攀登酋长岩——不论使用什么方式。1958年，有人实现了首登，那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随后的那些年，数不清的攀岩者通过不同的路线成功登顶，但是自由攀登黎明墙仍然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这片岩壁毫无凹凸，几乎完全光滑。在人们心中的攀登地图中，它就好像被标明了“此处恶龙出没”一般危险。
在父亲的影响下，在喜欢上别的事物或爱上别人之前，我就已经迷上了攀岩。对我来说，自由攀登黎明墙代表着“纯粹”。没有器械辅助，仅凭自己的力量到达顶端——这是表达自我、同时表达我对攀岩和生活的热爱最宏大的一种方式。如果能成功，便可以证明我这些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也能证明我整个人生的价值。也许即使失败，也是一种证明。
当尝试较难的绳距[7]时（差不多所有绳距都很难），我注意到自己的思绪会比身体早“行动”。如果心中悄悄产生了怀疑，即便是最轻微的疑虑，我都会犹豫不前。几乎是同时，我便脚下打滑，身体核心[8]开始松弛。为了稳住姿势，我的双手会过度用力地去抓岩点，磨破珍贵的指尖皮肤表层。对于旁观者而言，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几乎无法觉察——直到那极细微的恍神把我拉下岩壁，让我荡在空中，快速坠向地面。有时我会向下坠落60英尺，但是在一面如此陡峭的岩壁上，我不会撞到任何东西。绳索会延展，吸收冲坠的力，安全柔和地让我止住下坠。
有时候，在脱落过后的那几秒，复杂的情绪会像洪流般将我淹没。我垂头丧气，尴...
攀岩是控制力的游戏。
不攀岩的时候，凯文和我几乎总在讨论动作：身体位置的细微差别；脚趾踩在几乎看不到的小石棱上的角度；如何找到恰好的方式和动作顺序，如何完美地将平衡力、身体紧张度和脚法正确结合，才能用手指抠住一角硬币那么薄的石棱。在夜里，我虽然躺着，却没有入睡——我会去想攀爬的动作，希望将精确和完美刻印在我的身体和大脑中。在岩壁上，我们就像体操运动员或芭蕾舞者那样排练着动作，直到自己可以从一个位置顺畅地移到下一个。进展顺利时，那感觉仿佛就像在体验“魔法”。
有时候，在攀爬的间歇，我会坐在吊帐里，双腿悬荡在帐外。我会回想这七年，追溯这段执着旅程的开端，回想数不清的日子里，我是如何把沉重的大包装备和水拖上这面岩壁，又是如何把自己的脚塞进这么紧的攀岩鞋里——有时候紧到让脚指甲脱落。回想我如何反反复复抓住同一处像剃须刀片般锋利的岩石，直到指尖流血、肌肉发抖。
实际上，这旅程远远不止七年。
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是一场暴风雪：那天的风就像现在一样怒号着。姐姐那时六岁，我三岁，还穿着纸尿裤。我们蜷缩在一个单层羽绒睡袋里，躺在父亲旁边，就在科罗拉多州高山上的一个雪洞深处。我用银色的小手电筒照着洞顶，看着那里变成蓝色。洞外低沉的风声和爸爸的鼾声在我耳边交错。每过几小时，爸爸便会醒来一次，拉开睡袋，穿上雪靴，去洞外铲走刚落在那儿的积雪，以防我们被困住。等他回来的时候，会用胳膊紧紧搂住我们。我们紧挨着彼此，重新入睡，知道一切都不用担心。
我第一次尝试攀登酋长岩也是跟爸爸一起。那是19年前，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当时那种高空暴露感让我感到难受——每当我低头去看，想找个下脚的地方时，注意力就会开始转移。在我的正下方，高大的树木此时看上去就像微型西蓝花一样，仿佛开始旋转了起来，我很难再集中精神。
经过种种艰难之后，我终于意识到，多年来对攀登动作的训练、排演、记忆，都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强，也同样为我树立了信念——或者说，信念之强也许比身体之强更关键。
暴风转缓，暂时平息下来，我打开吊帐朝外探看，望向下方的森林。在月光下，景色模糊难辨。酋长岩下的草地上，破天荒地毫无人迹。为防止树木倒下带来危险，优胜美地公园封锁了道路。我转过头，星瀚之下，金色白色相间的花岗岩如海面一般闪烁着光彩。一种孩童般的惊奇感第一百万次涌现在我心中。
当我看向夜空时，再一次，我的思绪飘远了。这次，我的心也跟着一起漫游。向下1 000英尺、不到3英里[9]之外，那处距离很近却又感觉极远的地方，是上松树营地。我们攀岩的时候，就把房车停在那里。我在脑海中描绘着车内拉紧的窗帘、烛光，还有一幕反复出现的场景，那是我的妻子贝卡描述给我听的：在车里，她用拇指温柔地抚过菲茨的额头——菲茨是我们一岁半的儿子。房车床边散落着关于动物的儿童图书。菲茨胖乎乎的小手里攥着一个玩具水泥搅拌车，脖子依偎在它上面。贝卡唱着摇篮曲，菲茨的眼皮渐渐合上。
不知什么念头触动了他，他坐起来，向四周看看，然后问道：“爸爸在哪儿？”贝卡笑了。她用手梳理他的头发，坚定且温柔地说：“他在爬酋长岩呢。”
我认识这面岩壁的时间，比认识他们俩还要久。
尽管相识有早晚，我对他们的爱却远远超过对这面岩壁的热爱。这种爱发源于我内心深处——那里我甚少检视，也无须查探。我并不把他们视作理所应得。我只是以超越言语的方式知道，他们给予我的守护永远不变。
吊帐外面，风再一次鬼吼起来，提醒我好运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处在一个完美的攀登窗口期，这是冬季史无前例的好天气——干燥、清爽、安全。一旦开始下雪，雪融化后在岩石上结冰，太阳出来之后再度融化，就会滚下可怕的大块落冰。我们半开玩笑地把这些落冰称为“寡妇制造者”。
又一阵猛烈的风吹来，晃动着我们的吊帐，压过了便携音箱里鲍勃·马利[10]微弱的歌声。
“虽然明天晚上才跨年，我觉得还是今晚就来庆祝吧。”凯文说道。
他调大音量，我们跟着唱了起来，大口喝着威士忌，谈论着美好轻松的话题——生活、情感，还有那些或近或远的探险好去处，直到我们眼皮变沉，渐渐睡去。我感到自己的心脏缓慢而有力地跳动着，就像是我爱之人的馈赠。
风终于减弱了，像摇篮一般轻轻摇晃着我。天气预报说明天会是晴朗而干爽的一天。我进入了梦乡，微风托着我，飘浮在地面和那不可能完成的岩壁之间。
[1] 英尺：1英尺约等于0.3米。
[2] 自由攀登（free climb）：绳索等器械仅在攀岩中做保护安全之用，攀岩者不得借助器械装备之力上升。
[3] 石像鬼：又名滴水嘴兽，是西方建筑中用来装饰输水管道的石雕饰物，常见于教堂，往往呈抱臂蹲坐状。
[4] 吊帐：攀岩者在进行大岩壁攀登时，可以将吊帐悬挂在岩壁上宿营。
[5] 英寸：1英寸约等于2.5厘米。
[6] 膨胀螺栓：膨胀螺栓具有很高的强度，通常会作为固定保护点，需要钻孔打进岩壁中。在本书中，攀岩者在大岩壁宿营时，要将膨胀螺栓打进岩壁，作为悬挂吊帐的锚点。
[7] 绳距：以做保护的主绳长度划分的一段路线，通常为30米左右。
[8] 核心：在运动中指人体的腰腹部位。
[9] 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千米。
[10] 鲍勃·马利（Bob Marley）：牙买加著名音乐人和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