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小井庄村。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汤琪
忆起40年前的那场自发行动，66岁的亲历者李祖应至今仍感觉历历在目。
1978年，他和几名同村人私下商议，“借”地种田，再分到户，为了来年能有好收成，抢种庄稼。谁知这一干，就是一段历史。
1978年，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重创安徽，位于省城合肥50公里外的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面对旱灾勇闯“禁区”，大胆改革，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发源地。
40年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踏足这片孕育改革的热土，一排排新楼房坐落在小井庄村的道路两旁，有的家里安装了落地窗户，颇具现代感。一些庭院外停放着轿车，绿树成荫。
李祖应如今还记得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万里1979年到小井庄视察并召开座谈会的情景——万里在会上反复提及，“不要怕，胆子放大一点。”
肥西县委副*、县长李煜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初期，山南小井庄发出了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声。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和约束的时候，肥西广大干群总是秉持敢闯敢试的韧劲，通过工作的不断创新，破除体制阻碍，谋求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
显然，小井庄“包产到户”的首创精神仍在影响着这里的人和未来，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变与不变。
禁锢
时间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长期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暴露弊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导致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挫，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1978年，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重创安徽，穷困潦倒的农民时刻望向大片荒芜土地，对着这雪上加霜的灾难发出声声的叹息。
1966年出生的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人童广年，属马，出生的那年家乡大旱，即得乳名“旱年”，他因此对旱灾记忆尤深。1978年，童广年已经到了上中学的年纪，作为家中长子，他记得父亲当时是生产队队长，但家里仍穷得厉害，加上旱灾影响，吃不饱饭成为生活常态。
从这年春天开始，大约在八九个月的时间里，童广年记忆中就没有下过一场欢畅的雨。据他回忆，当时一个生产队只打得到一口井，七八十人指望一口井吃水，直到井水干涸，人们再去池塘里挖水，一挖总是一人深。
这场大旱让山南镇龙潭村人解明田永生难忘。1968年出生的解明田在大旱这年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此时，他才刚满10岁。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农田上从此只有形单影只的母亲。
解明田记得，他总是和妹妹一起待在田埂上望着辛苦劳作的母亲，入秋之后的田间令他感到格外寒冷。
因为缺少精壮劳动力，加上旱灾侵袭，粮食产量本就低下的解明田家总是“吃了早上没晚上，吃了晚上没早上”。解明田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家里一度连米饭都没得吃，他最终带着妹妹被迫走上乞讨之路。
今年6月，安徽省委原*黄璜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亲历安徽无为农村改革》的署名文章，也对长久禁锢在土地里的安徽农村进行了描述。
据黄璜回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凤阳、定远等地背井离乡的难民四处奔波、乞讨为生。那时，黄璜正在肥西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终日生活在农民和灾民的中间，感触很深。
有数据显示，1978年大旱中，肥西县全县100万亩农田70%受灾，中晚稻绝收，72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
参加黄花会议的党员合影，“包产到户”的决定诞生于此会。
解放
在这片苍茫土地下，农村改革的清泉正在暗涌。
黄璜在上述文章中回忆道，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6月，即1977年6月，党中央委派万里同志出任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由他组建了新的省委班子。
黄璜认为，在万里采取的多项措施中，最为突出的是推行农村改革。
文章称，改革的初始阶段是以省委在1977年11月7日下发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为依据的。这个简称为“省委六条”的文件，其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其三是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其四是允许和鼓励社员保有自留地和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五是搞好经营管理，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只要个人可以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其六是队干部带头参加劳动。
旱灾让时任山南区（今山南镇）委*的汤茂林感到忧虑。他白天在田间督促秋种，到了晚上，还要带领导干部学习“省委六条”。谁也没想到，他们从“省委六条”中找到了一线生机。
1978年9月15日晚，在黄花村的一间会议室里，汤茂林向与会的另外20余名党员传达了“省委六条”和“借地种麦”的决定，会上决定把土地分到每一户农民手里，每人三分地，一次分到位，土地也分好中差三个等级，平均分配，称之为“包产到户”。
近日，澎湃新闻踏足这片40年前孕育改革、解放农村劳动力的热土，在位于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的包产到户纪念馆，见到了数位历史亲历者。“包产到户”萌芽之年，他们都不过二三十岁，充满胆识和勇气。
66岁的小井庄村人李祖应告诉澎湃新闻，小井庄村当年还是小井庄生产队，隶属山南区山南公社馆西大队。黄花村会议后，群众自发地分田到户，种田的积极性很快被提起来，小井庄生产队干得尤为起劲，是当时所有队伍里干得最好、产量最高的。
然而，“包产到户”在那时仍处于秘密探索的阶段。“谁说出去了在当时就是犯法。”说起当年“偷着干”的往事，李祖应如今已是气定神闲，他说，“那个时候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个小喇叭，没有人敢明着包产到户，也就不敢在大喇叭里宣传，汤茂林*就通过小喇叭推广。”
据《合肥日报》报道，“包产到户”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1979年，肥西县虽然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全年粮食总产量仍达到3.77亿公斤，比1978年增产13.6%，其中小麦1.3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2.8倍，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肥西县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当时国家的粮价大概是一斤大米一角三分九，到了1980年、1981年，一斤大米一角二分都卖不掉，因为粮食太多了。”李祖应告诉澎湃新闻，他当年也是村里开始做生意的“排头兵”，一些农民把多余的粮食拉到邻县去卖，至此从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童年一段时间乞讨为生的解明田，也顺应了这被释放出的改革浪潮。
解明田告诉澎湃新闻，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辍学后去学开车，往后自己开货车谋生。当初小井庄做粮食生意的人几乎都认得他，他们把产量过剩的麦子、水稻拿到外面去卖，很多都是通过他的车来运输。
66岁的李祖应在小井庄座谈会旧址忆万里。
定心
事实上，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1978年9月21日，一封署名农村教师状告汤茂林十条罪状的人民来信寄到了安徽省委和六安地委，举报信称，照汤茂林这么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要把山南变成小香港了。
澎湃新闻了解到，1979年，时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郭崇毅多次到到山南公社调研“包产到户”，写了10万多字的报告并送到了中央，影响了中央*对后期中国农村改革的决策。
1979年5月21日，万里来到山南公社视察，并在小井庄召开座谈会，了解“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现如今，当初召开座谈会的农舍已经成为一处纪念场所供人参观。
当年参加过座谈会的李祖应向澎湃新闻忆及会上的诸多细节。当时万里坐下来就问，“同志们谈谈，讲讲你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农村生活吃得饱吗，农民能富裕吗？”
李祖应回忆说，万里当时问了两遍，但一直没人说话，万里便说，“你们怎么没人敢讲话？你们可以说说，谈谈，今天是座谈会，都可以聊聊，不要怕，胆子放大一点。”
当时，李祖应就坐在门边，万里看他有意发言，让他往前面坐。万里问他，“年轻人你说说，农村的温饱问题能解决吗？”当时才26岁的李祖应很快回答道，“能解决，要解决就在田里解决。”
李祖应认为，万里当时对未曾公开的“包产到户”予以了默认。因为，他记得万里曾在会上引用民间谚语说，不管是白猫、黑猫、花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场秘密探索犹如一颗大石。对于参加了座谈会的李祖应来说，这颗沉石终于落了地，各村、各生产队的人们对此悬而未决的心也终于落下。
1980年5月31日，*在中央负责同志会议上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那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户，增长幅度很大。凤阳花鼓那个地方搞起了大包干，也一年翻身。”
这意味着，*当时对小井庄、乃至肥西县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到了1982年，“包产到户”同其他农业生产责任制一起写入了当年中央1号文件中。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
《纪要》明确，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2016年12月5日，**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万里同志勇当改革先锋和闯将，在安徽工作期间，大力支持和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
田源精铸总经理解明田。
继承
当年同样亲历小井庄农村改革的李烈福，如今已经75岁，他由衷感到这份历史留下的财富之珍贵。
“当年一个农户家到了立冬，一般只有200元收入。”李烈福告诉澎湃新闻，“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生活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好了很多倍，原来住的都是草房子，只要一下雨，老百姓都提心吊胆，现在住的都是砖瓦楼房。以前运输都是靠肩膀挑东西，现在出门都是开车。”
肥西县委副*、县长李煜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山南小井庄发出了改革发展的呐喊，点燃了大胆创新的火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肥西儿女敢作敢为、大胆创新，改革、创新、奋斗成为小井庄“包产到户”精神的思想精髓。
如今的解明田已经是合肥市田源精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源精铸”）的总经理。从乞讨者到总经理，他也成为延续小井庄、乃至山南镇敢为人先精神的典型代表。
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带来的大丰收后，解明田干运输业到1989年，那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万元户”。1993年，他进入田源精铸前身肥西县离合器总成厂打工。1997年，他在山南镇上开了一家饭店，承诺为20公里内来吃饭的顾客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2004年，离合器总成厂逐渐失去生命力，面临关门，在厂里打了10年工的解明田背债拿下了这个厂，改制为现在的田源精铸。
童年艰苦的生活让解明田一直有出人头地的想法，他告诉澎湃新闻，肥西的大环境非常好，从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田源精铸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政府从土地出让金、税收等方面对企业都有优惠政策，办事效率高。
李煜告诉澎湃新闻，肥西人自古就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善于把握新形势，敢于接受新思维。晚清时期，张树声等淮军将领开洋务运动之先河，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启宝岛台湾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门，都显现出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
解明田也认为，小井庄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块热土，因此这片土地孕育出的人普遍拥有超前的意识。如今，田源精铸已经成为肥西县改制最成功的企业，由改制前800万元的年产值提升到现在5亿元左右，合作伙伴来自日本、美国、德国等世界各地。
履新不久的小井庄村党委*童广年，他身后是现在小井庄村的民居。
未来
童年经历过两次大旱的童广年，如今刚刚履新小井庄村党委*。尽管是新*，但他一直未曾离开过山南镇，是当地基层工作的老面孔。
“1979年过后，家里就有钱买到收音机了，可以听到党中央的政策，和外界有了接触。”童广年那个吃不饱饭的童年早已一去不复返，他告诉澎湃新闻，以前过年吃的东西都买不起，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过年的时候，父亲竟给他买了新衣服。
童广年坦言，随着国家对“三农”政策的不断优化，改革力度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以来小井庄基础设施、农民收入成倍增长，乡村吸引力更强了。
小井庄的巨变有目共睹。近日，澎湃新闻走进小井庄村的街头巷尾，看到一排排新楼房坐落在道路两旁，有的家里安装了落地窗户，颇具现代感。一些庭院外停放着轿车，绿树成荫。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小井庄全村27个村民组全部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和组组通砂石路。2017年，小井庄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全村流转土地2000亩，承包给大户种植苗木和大棚蔬菜，人均获得租金800元，务工收入10000元。部分劳动力在外务工，从事二三产业，人均务工收入达3万元，201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15800元。
童广年表示，如今小井庄正按照改革发源地、生态农业村、旅游观光点、小康文明村的发展思路，谋求更快、更大发展。
例如，按照规划，小井庄村将土地合理、规模化有序流转，实施产业调整，发展特色农业生产，并继续巩固好稻虾养殖、苗木花卉、经果林等产业，使农村农田发挥最大效益。
此外，小井庄4A景区升级项目也正在进行中，并将与兴庄村和长庄村一起实施“三庄联动”乡村振兴项目，带动村内二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好当地自然资源和特色特点，做好旅游产业的文章，改善村容村貌，开设相关岗位培训，做实做优产业项目，带动好扶贫户发展持续增收。
童广年深知责任重大，他虽感到有压力，但小井庄未来的发展已经有了方向，他的工作也就有了奔头。
“虽然我的工作岗位这些年有调动，但我始终留在山南镇，大环境没有改变。”童广年说，党和人民把他放在村党委*的位置上，他有信心成事，因为40年过去了，为农民谋福祉一直还是所有人奋斗的目标。
这是巨变新时代下永远不变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