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为什么连大名鼎鼎的太史公都不敢轻易发话，山海经究竟有什么魔力？
《山海经》第一次出现在官方人群眼中，是源于刘邦率先攻入关中，萧何才得以在秦宫室之中找到《山海经》的典藏，要是项羽的话，指不定又被一把火给烧没了。
“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
显然，在丞相萧何眼中，《山海经》是被当作类似于《尚书·禹贡》一类的地理书，毕竟作为统治集团，《山海经》中关于地理矿场等国家资源的记载是值得参考的。而萧何的整理和保护也功不可没，为后来的汉朝文人得以阅读这本奇书，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汉初文景之治，用的比较多的是黄老思想，而其中关于升仙与不老的传说故事，则在《山海经》中找到了完美的载体，即关于“不死药”的记载。所以汉初的传播也基本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展开。
比如贾谊《惜誓篇》：“休息乎昆仑之墟，涉丹水而驰骋兮”，还有就是司马相如的汉赋中，直接就化用了来自《山海经》的各种神物，如西王母和三足乌。
“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
以西王母为核心的昆仑，也成为汉初文学中最为典型的神话意象，可以说这是沿袭自战国时期周穆王与神女会于昆仑的遗留，也可以说是升仙、不死思想下的再次强调。
（二）武帝与山海经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开疆拓土，则让古书《山海经》的传播焕发了更多的生机。这些帝国的文人们迫切地想了解更为广阔的天地，博学多识受到世人的追捧，而《山海经》中记载了诸多方外中国与奇风异俗，使得其更加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
其中，有两个人是典型代表，一个是东方朔，他曾经辨认出一只异鸟，认定应该这只鸟就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毕方鸟”，这件事在郭璞的《山海经序》中有提到过：“东方生晓毕方之名”
另外一个就是刘向，是个大经师，但对于《山海经》的研究也是情有独钟，他就曾经因为引了《山海经》中“贰负臣危之尸”的典故，用来解释上郡石室之中发现了一具神秘尸体“反缚盗械人”而闻名，此事被后世人称为“刘子政辨盗械之尸”。
我们再回到与东方朔同时代的司马迁身上，这也是《山海经》书名第一次出现在正史之中（史记·大宛列传），而在明白了其立场之后就不难找到他面对山海经中的怪物时，一句话都不敢说的原因了。
因为，在好学深思的理性主义司马迁眼里，《山海经》的存在有且仅有的两点价值，也均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第一，将其看作地理书，司马迁将《山海经》与《禹贡》放在一起说，表明是认可其地理志性质的，但是随着以张骞为代表的汉使们的实地考察，却发现其中有很多虚构不实的成分，比如昆仑等，尤其是其中大量怪物的描述，更是冲淡了其可信的程度。
“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司马迁
第二，将其看做历史书，司马迁在写作五帝的古史时，因为年代久远，于是不得不采用“百家之言”，这里的百家之言自然也绕不开以“经”为名的《山海经》，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提到，他的创作理念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所谓的“杂鱼”也包括《山海经》《离*赋》《贾谊文》这类的载籍。
所以，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司马迁对于《山海经》中“怪物”采取“余不敢言之也”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毕竟，即便是信息爆炸的今天，《山海经》可能依旧是谜团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