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张宝艳:“打拐”13年,24小时不关机

“大姐”张宝艳:“打拐”13年,24小时不关机

首页冒险解谜死神侦探少女扑家汉化版更新时间:2024-09-12

张宝艳随时带着手机充电器。

只要一看见插线板,就抽空过去冲会儿电。作为“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会长,她手机里的QQ群、微信群、讨论组,“加起来没有千八百也差不多”。

网络连接遍布全国各省份甚至异国他乡的351536位志愿者,也连接着无数个寻亲者。

“打拐”十三年,张宝艳和志愿者们以“宝贝回家”网站为圆心,沿着蛛丝马迹寻找到3338个走失、被拐儿童。在生离死别的背景板下,人性的诸多因素被放大。张宝艳在公益光环之外,还需要将大量精力用来应对质疑、恐吓,以及紧迫但琐碎的工作。

今年两会上,她关于“对人贩子实行终身追责”“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等议案再次引发热议。

张宝艳在两会发言。受访者供图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张宝艳将在第二天一早回到吉林通化——“宝贝回家”的总部,按照从前的工作节奏,继续帮宝贝回家。

“大姐”和“代表”

两会期间,张宝艳随时在人大代表和“大姐”之间切换身份。

会场上,她要参与议案、讨论;会后的休息时间、用餐时间,甚至乘电梯时间,则用来“消灭”手机上的小红点。

尽管提前做了交待,两会期间如果没有要紧的事尽量不要找她,但未读消息还是一条接一条地涌到她的手机里。因循平日里的习惯,大家都称呼58岁的张宝艳“大姐”。

张宝艳参加两会。受访者供图

有家长来和她讨论今年的议案,也有家长说,好像发现了自家孩子的线索;有警察发来消息说,DNA比对有了新线索,希望志愿者核实一下;媒体邀约也接踵而至,因为疫情的缘故,采访大多数以直播的形式进行,张宝艳被叮嘱下载了好几种直播软件,经常要在直播开始前问对方:“用哪个软件来着?” 除此之外,还有大大小小需要开的会、需要填的表陆续发来,来不及处理的,张宝艳就把消息暂时置顶,一有空闲,就继续“消灭”那些小红点。

“打拐”十三年,无数个寻子的家庭、寻家的孩子聚集在“宝贝回家”,他们分布在近千个QQ群、微信群、讨论组里,根据功能不同,这些群又被分成“寻家群(帮孩子找家)”“家寻群(帮家长找孩子)”“民政工作群”“接待群”“编辑部”等等,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也有不同的群,加上临时创建的讨论组,每当张宝艳和志愿者们的鼠标光标滑过电脑右下角的QQ、微信图标,便跳出长长一排未读消息。

他们需要引导寻亲者在网站上登记个人信息,然后将“家寻宝贝”和“宝贝寻家”等板块中的数据进行比对,查看是否有疑似结果;或是根据对方提供的线索,不断缩小范围,然后实地走访、寻找亲人下落。截至今天(5月28日),已有3338人通过“宝贝回家”找到亲人。

从2018年起,张宝艳开始履职人大代表,她的议案大多围绕被拐儿童的权益,今年,她的议案中有两条继续关注这一群体:建议对人贩子实行终身追责、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

张宝艳说,目前对拐卖儿童犯罪最长的诉讼时效设定为20年,但在现实中,很多被拐儿童直到二三十岁才知道怎么去找家,往往因为过了诉讼时效无法追究、伤害无法补偿。

“你看我回家了,人贩子也找到了,但他仍然可以耀武扬威地在我们面前走。这么多年我爸为了找我倾家荡产,人贩子家里反而盖了新房。”一个被拐的云南孩子在找到亲人后和张宝艳说,“那是用卖我的钱盖的。”

另一条“建议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议案也是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的,张宝艳举例,有个孩子在村里外号叫“万三”,因为他是别人花一万三买来的;还有个孩子被同村人叫“八百”,因为八百就是他的身价。“你说在村里,他的身世还是秘密吗?在买入地,很多被拐的孩子来了之后,全村都知道他是买来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没有村干部去干预、去解救,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宝艳说,因此希望通过奖惩机制和考核机制,让这些基层干部敢担当敢作为。

宝贝回家办公室的锦旗和照片。受访者供图

“能找到一个就行”

现在,“宝贝回家”的规模和名气越来越大。不断有亲友或媒体追问张宝艳做这件事的初衷和契机,无数次陷入零零碎碎的回忆,她最终把答案指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当时,在银行工作的张宝艳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超越谋*的罪恶》,讲述了几个家庭儿童被拐后,父母寻找的过程。那一年张宝艳的儿子4岁,她觉得“挺可怕”,总担心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没想到同一年,她的孩子在商场走丢了。当母亲告诉她时,张宝艳“头发都竖起来了,一边找一边哭”,直到晚上,外公把孩子送回了家——发现找不到外婆后,孩子自己跑去社区活动室找到了外公。

虚惊一场过后,张宝艳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还会打电话去安慰丢子家长,很多人表示,此前他们从不知道“人贩子”的存在。

后来,张宝艳开始着手写剧本,以在大学计算机中心工作的爱人为原型,讲了一个建立寻子网站的故事,希望能给家长们“提个醒”。

剧本没拍成,但张宝艳和爱人把剧本里的故事搬到现实里,真的建了寻子网站。

2007年,“宝贝回家”正式“出生”,起初只有张宝艳和爱人两个人打理网站,打电话给丢失孩子的家庭,劝说他们在网站登记信息。那时候他们没有什么野心,“能找到一个就行”。过程也确实坎坷,有人怀疑他们是骗子,有人说他们为了作秀,还有人认为他们肯定有所图。没别的办法,只能耐着性子解释,“长途加漫游”,电话费动不动就几百块。

2017年,认亲现场。受访者供图

那一年,张宝艳的儿子读高三。高考前,学校放了一周假,让考生们回家改善伙食。张宝艳夫妇忙着鼓捣网站的事,最后儿子抄起锅碗瓢盆,给他俩做了一星期饭。

一晃十三年。如今儿子已经毕业、工作,成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张宝艳夫妇依然没日没夜地鼓捣网站的事。

十三年里,志愿者队伍已有34万人。2009年,北京人可可在电视上看到一对中年夫妻寻找被拐儿子的故事,又感动又愤慨,报名成为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第二年,贵州人依依也在电视节目的打动下加入。

宝贝回家工作人员。受访者供图

“可可”和“依依”都是“代号”。“寻亲”“打拐”,必然触及人贩子和买方利益。大姐夫秦艳友曾接到过恐吓电话,对方准确地报出了他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称有人出价买他的胳膊和腿。从那以后,他们尤其注意自己和志愿者们的安全问题,除了使用“代号”之外,志愿者之间不能询问个人信息,外出走访必须三人以上同行;出差参加活动从不提前透露行踪,只有在离开某地之后才发朋友圈。

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只有大姐张宝艳和大姐夫秦艳友实名出现,“要是我和我爱人都不实名,谁敢相信你?”张宝艳说。

张宝艳和爱人秦艳友。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这个从剧本搬到现实中的网站越来越成熟,像一张网把寻亲家庭笼在一起,然后按图索骥,寻找各自的团圆。后来,他们的故事又被写成剧本,《失孤》、《找到你》、《亲爱的》等电影的原型,全都在这个网站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度过了无数个艰难跋涉的白天和夜晚。

“家长们需要的不是安慰,只是倾听”

在电影《失孤》里,刘德华饰演的寻子父亲说:“只有在路上,才会觉得对得起孩子。”

志愿者们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发现,孩子被拐对家庭的打击极其相似,“有的真的是家破人亡。”他们形容。

志愿者帮寻亲者登记信息。受访者供图

孩子被拐后,很多夫妻之间原有的情感链接紧跟着打破,有的陷入自责,有的不停埋怨和责备爱人,有的甚至怀疑是对方故意把孩子卖掉了。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会在漫长寻子路上做出离婚的选择。

在这些家长眼里,他们要一直被希望和失望的交替折磨,日复一日,“在大街上看到残疾人乞讨,会想我的孩子是不是也被弄成残疾人了;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会想为什么悲剧发生在我身上。”可可说,“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让他们受刺激,没有尽头。”

一个叫罗长美的重庆女孩被卖到福建,父亲受不了打击去世,母亲精神失常了。罗长美被找到后,志愿者把消息告诉母亲,老人一直喊“美美”,并在第二天一早跑去村口等。

母女相认时,她拽着女儿往山上跑,跪在丈夫坟前,说,女儿回来了。“疯了”三十年的老人在女儿回来后“清醒”了。志愿者哭了一片。

痛苦最容易在深夜里爆发。张宝艳曾在凌晨接到电话,对方是电影《亲爱的》的原型彭高峰,正站在一座楼楼顶,开口第一句就是:“大姐,你要是没接这个电话,我就跳下去了。”

儿子被拐的申军良也曾在深夜打给张宝艳,凌晨三点半,正站在黄河边上,张宝艳不敢挂电话,一直到确认对方回到了家里。

申军良在贴寻人启事。受访者供图

还有人在社交媒体发了三封遗书,然后手机关机。张宝艳得知消息后立刻报警,然后逐一给志愿者打电话,最终同城的志愿者找到了他的居住地,警察看到了一桶汽油。

于是,张宝艳和志愿者们养成了24小时不关机的习惯。张宝艳的爱人睡眠不好,夜里醒了就很难入睡,她便把铃声关掉,夜里听到手机震动,就立刻拿起来去其他房间接听。志愿者说,“大姐”说话轻声细语的,让人安心,更多时候,家长们需要的也不是安慰,只是倾听。

负责网站管理的志愿者则需要全天全职在岗,吃饭和休息都要做好网上交接班。工作中的志愿者们很像影视作品中的侦探,根据寻子家庭或是寻家孩子提供的线索抽丝剥茧。比如一个孩子说,自己儿时调皮,有一次把家里纱窗给剪碎,被爸爸打了一顿。有家长说自己孩子小时候把邻居家纱窗给剪碎了,打了他一顿。经过核对,这个孩子就是他家丢的孩子。

“跟死神赛跑”

2007年“宝贝回家”网站刚刚创立的时候,“当时有人说我是为了骗钱,我就想,要是接受捐助了,人家一看果然是为了钱。所以有点自证清白,谁给钱我也不要。”张宝艳说。

但随着网站规模越来越大,办公室房租水电需要钱,宽带上网需要钱,志愿者培训需要钱,对困难家庭提供救助也需要钱。张宝艳自掏腰包支撑不住了,有人劝她:“你应该考虑的是么能持续发展,怎么帮更多孩子,你就算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

2009年“宝贝回家”开始接受社会捐助。

这一年也被张宝艳视为“打拐”工作的转折点。公安部开始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并在宝贝回家的建议下建立了DNA数据库,通过被拐儿童与父母双方的血样比对,提高寻亲效率。

志愿者们整理寻亲者寄来的信件。受访者供图

技术的助力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显现。2015年起,人脸识别系统开始应用到“宝贝回家”的寻亲工作,通过对失踪者照片的搜索识别缩小寻亲范围;随后,定向推送技术也开始应用推广,通过将失踪者信息精准推送给相关地点的用户,提高了寻亲效率。

网站刚刚创建时,张宝艳想:能找到一个就行;通过网站找到第一个孩子后,她想,要是一年能找到一个就好了;愿望达成后,她又“变本加厉”:要是一个月能找到一个就好了;慢慢地,“*”越来越强烈,逐渐成了“要是一周能找到一个就好了”“要是一天能找到一个就好了”。

到2015年,这个“狮子大开口”的愿望实现了,那一年,宝贝回家帮助找回400多个走失、被拐儿童;到过去的2019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02。

宝贝回家组织的认亲现场。受访者供图

张宝艳和志愿者们都觉得,规模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高。但紧迫感也如影随形。

前年,志愿者们根据线索帮一个孩子找到家了,联系当事人时发现,孩子在网站登记后的第二年,跳湖自*了。

还有孩子DNA比对成功当天得知,母亲在一天前去世了,计划里的认亲变成了送终。

“很多七八十年代丢失孩子的父母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很可能找到孩子时已经天人永隔了。”志愿者依依说,“大姐就经常和我们讲,我们就是跟死神赛跑。”

与之对应的是张宝艳个人时间的压缩。不仅要处理“宝贝回家”大大小小的事物,还要周旋在不同关系中,有时志愿者之间闹了矛盾,也要“打到大姐那里让她断官司”。

张宝艳只能画饼充饥。过去母亲身体不好,常说“这儿疼那儿疼”,张宝艳和她说:等有时间了,就带你去松江河和露水河,把手机一关,泡温泉去。

她也不止一次和爱人说起,等有空了,我们休一周的假,什么也不想,出去玩。

五年前,母亲去世,温泉之旅一直没能成行;直到现在,和爱人一起休假的愿望也没实现。“说实话,要是真关了手机,我可能都没有魂儿了。”张宝艳说,“干到干不动那天再说吧。”

文 |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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