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不管脱欧还是不脱欧，都一样糟糕；
我们的*是人为的，我们被教导必须有*；
电影是终极的变态艺术；
电影不提供你欲求的，它告知你如何欲求。
......
这些颇有语出惊人意味的论断，来自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似乎无论何时出现，他总能引起旋风式的争议。最近，齐泽克的中文专访，也不出所料在知识界引起不少关注与讨论。有人认为他对当今世界的种种论断仍然深具洞察，也有人认为他只不过在老生常谈。但无论作何反应，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齐泽克仍然是当今世界，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之一。
对于很多修读或研究人文学科的人来说，上半年
（北京时间4月20日）
在多伦多举行的齐泽克和彼得森
（Jordan Peterson）
大辩论也是今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次题为“幸福：资本主义VS马克思主义”
（Happiness: Capitalism vs Marxism）
的大辩论吸引了大量知识界注意力
（感兴趣的读者，可移步阅读我们此前的报道《齐泽克VS彼得森：“世纪辩论”不过是一场表演？》）
。从现场观众的反应来看，齐泽克的论点似乎更受这些知识分子欢迎。有媒体形容这就好像1971年福柯
（Michel Foucault）
与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关于“普世性”
（Universality）
的辩论一样：知识分子更加偏向喜欢代表欧陆思想的福柯，这一次，代表欧陆思想的齐泽克也更受知识分子追捧。
今年4月，齐泽克（Slavoj Žižek）和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以“幸福：资本主义VS马克思主义”（Happiness: Capitalism vs Marxism）为题展开大辩论。
很明显，在人文学科知识分子消费群里，欧陆体系的知识分子大咖占有了知识市场的巨大份额。不仅如此，欧陆哲学每一次新思潮都能成为人文学科的“潮牌”。他们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著作、影像和演讲，这些都是世界各大高校或研究院里的消费对象，围绕他们思想的课程内容和研究论文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另外，不仅在学术领域，甚至连当代艺术领域也多用这些欧陆学术明星的论述来阐明艺术品背后的含义——策展人和艺术家们，很多时候都习惯在展览中引述这些欧陆思想家，仿佛他们成了艺术团体的“神主牌”。
那么，这些欧陆的学术明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他们的思想体系相比其他的体系，又有什么过人之处？为何偏偏是他们的理论，成为最被公众追捧的学术话语？
撰文 | 张嘉荣
“偏科”的学术界
欧洲传统通才，具有致命吸引力
当今世界，流行高度分科化的教育系统，占据主导地位的英美学术体制，更以专业划分每个学系的知识范畴。这一学科分野与职业导向也紧密相关——学校的分科由此越来越以社会的生产分工为基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情况下，理工、商科和人文社科的学术体系之间，就越来越彼此疏远，互不相关。比如，在英美人文学科的学术圈中，一个研究逻辑语言学或科学哲学的学者可以对中世纪哲学史一窍不通。
然而，欧洲教育有着另一个“通才”的传统，即据说源于古希腊的全面知识训练“七艺”，当中包括逻辑
（辩证法）
、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和音乐。难怪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当中的佼佼者就是全才达·芬奇。哲学家里，提出“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的笛卡尔也同时是数学坐标系统的发明者，而莱布尼茨更发明了微积分。然而，欧陆这种通才式的传统在二战后被马歇尔计划
（the Marshall Plan）
所改变，在这个制度、经济和文化输出的计划下，欧洲的教育逐渐受到美国教育文化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巴迪欧（ Alain Badiou）
可是，法国却是对这种美国式文化说“不”的另类。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人文学科学术明星，都是法国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对比另一欧洲大国——德国，法国中学的哲学课程仍然是强制性的
（这归功于哲学家德里达的争取）
，这正是法国教育体系出产大量通才式思想家的条件之一。举例来说，当今在人文学界很火的法国哲学家巴迪欧
（Alain Badiou）
就以高等数学的集合论和马拉美
（Mallarmé）
的文学作品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并不把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文艺等“学科”视为各自没有关系的领域。
对于以分科为主调的教育体制下十分“偏食”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些通才式的思想提供了一种神秘感。在长期分科的教育下，很多学者对别的科目欠缺深刻、全面的理解，也不能把不同领域的科目进行关联。也正因为这一欠缺，他们更有需要消费欧洲传统通才式的学术思想——通才式的宏大体系，对只拥有碎片化知识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有了非比寻常的吸引力。这种通才式的学术明星成为一种奢侈品，对于一般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学术明星越是跨学科，就越受欢迎。无怪乎，福柯结合了历史、哲学和生物学
（福柯的老师是著名的生物学史家康基莱姆）
的学术思想，在欧洲人文学界成为了显学。而齐泽克提到量子力学的哲学著作总是那么畅销。
哲学家 斯拉沃热·齐泽克，图为《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 》（2012）剧照。
“高雅”的哲学与“低俗”的流行文化
二者结合，正是吸引力所在
这种通才式的学术明星，既为“偏食”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带来一种遥不可及的神秘感，也为文艺作品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的诠释空间。
在艺术、文学或电影批评里，这些欧陆学术明星更能生产一些颇具创意的观点。有别于英语世界的学术生产，欧陆思想家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更接近辩证法的逻辑，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来自中世纪“七艺”的传统。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这些学术明星思想养分的来源。黑格尔哲学对整个二战后的法国哲学思潮有重大影响，著名思想家
（甚至乎文艺界）
，包括拉康、巴塔耶、萨特等在内，都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著名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就说过没有一个当代思潮可以逃过黑格尔的影响，而福柯则认为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在回避黑格尔发问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体系。
《黑客帝国》（1999）剧照 。
让·鲍德里亚
辩证法的特点就是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理解世界，所以欧陆思想家总是能提出一些“对立的统一”的观点。诚然，这种“对立的统一”的观点，在给予文艺作品解释或提供灵感上更能发挥作用。《黑客帝国》的导演就承认，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的“过度真实”
（hyperreality）
——比真实更真实——这一概念。在艺术作品上，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对培根
（Francis Bacon）
的画作诠释，已经成为大部分美术学院的思想权威，这也让大量当代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里运用德勒兹的概念来阐述作品的含义。甚至，连我国四川成都的“千高原艺术空间”，其名字也取材于德勒兹的名著《千高原》
（Mille Plateaux）
。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作者: [法] 费利克斯·加塔利 / [法] 吉尔·德勒兹，译者: 姜宇辉 ，版本: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12月
辩证法里对立统一的另一个典型范例，就是杜尚在1917年展览的作品《泉》
（Fountain）
。在这个作品中，杜尚把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日常物和艺术品，辩证地结合在一起，重新定义了“何为艺术品”这个命题。因此，与其说这批欧陆学术明星在运用概念，倒不如说他们在创造概念，这也是德勒兹所认为的哲学的任务。
杜尚（Marcel Duchamp），《泉》（Fountain）
这就是为什么，文艺界更喜欢追捧这些具有辩证色彩的学术明星，因为辩证法恰恰反对我们对世界的日常理解。在齐泽克和彼得森的辩论中，前者就以“快乐如何成为我们的敌人”来批判资本主义。意思是，当现今社会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追求快乐为目的时，追求快乐反而让我们更不快，但我们恰恰又很享受这种不快。在这种辩证逻辑下，世界就变得上下颠倒，黑和白不再是二元对立，而反过来是一种互依互持的关系。对比常识，只有这样“玄”的思维，反而能为文艺创作提供养分。
此外，很多文艺作品同时也是大众文化消费产品，哲学明星也会分析这些比一般文艺作品更“潮”的流行文化。例如齐泽克就曾在纪录片里讲述意识形态和电影的关系，甚至乎和Lady Gaga对谈。流行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接连，带来的当然是传统学术体制的反对声音，也造成对齐泽克这类学术明星学养的质疑。学术界对这些学术明星的学术严谨性大致是认可的，毕竟他们都是欧陆学术系统的产物。但是，传统学术界对这种学术与流行文化接连的学术论述，总是倾向保持距离或把其定义为哗众取宠，却忽视这些思想家对流行文化产物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学术意义。
在文化产品还没有被高度商品化的时代，哲学家如黑格尔、尼采或海德格尔等只会对当时的高雅文化进行思辨批评。典型例子就是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文学作品，或瓦格纳的音乐，都成为了哲学家展示哲理思想的文化工具。然而，当大众媒体越来越发达，同时文化产品越来越商品化时，更有意义的哲学研究，或许的确应当把焦点更多放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消费里面。坦白说，这些议题更多出现在媒体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甚至是市场学里，哲学反而对这个问题来得后知后觉。当哲学界质疑齐泽克透过哲学和精神分析去分析文化商品化的现象时，或许反而凸显了传统哲学体制跟不上时代步伐，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高级”的哲学思辨和“低俗”的流行文化结合，给人文学科带来的是一种冲击，把本来在象牙塔里的形而上的哲学带回感官世界——这正是这些学术明星们的吸引力所在。
西方左翼姿态的“神主牌”
局势在变化，学术明星能产生新思维吗？
除了拥有通才学问和解释文艺作品的能力，这些欧陆学术明星还拥有一个“神主牌”，就是其西方左翼思想的姿态。
众所周知，不论齐泽克、巴迪欧还是福柯、德里达、萨特等，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自法国68运动后，他们在政治实践领域被证明为彻底失败。然而，他们的“左翼”理论依然在西方人文学科理论界大有市场。西方左翼理论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简言之，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垮台后等于自由主义的彻底胜利，历史就此终结了，而以福山为首的自由主义者却没有预料到之后世界的两次金融危机。这两次金融危机，恰恰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消失而来的，苏联垮台后，自由主义全面胜利所带来的全面私有化、金融化和虚拟经济化，让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集团两次洗劫和破坏全球各国的经济体系，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当人们以为苏联瓦解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时，马克思主义在人文学科理论界里的地位反而越来越高。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译者: 陈高华 译 孟凡礼 校 ，版本: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对于这些学术明星的左派立场传统而言，法国哲学理论是这个传统的奠基者。正如前面所述，“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的教育影响十分之大，但当时的法国学界在六十年代却是反美或反自由主义的桥头堡。众所周知，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左派运动的高潮，全世界都有反资本主义的运动爆发。在当时的法国，这一运动是和学术界联结在一起的，法国的学制相对不受马歇尔计划影响而把欧陆传统保留下来。当时法国的最高学府巴黎师范学院和其他大学，都完全被左派思想家占领，最著名的就是在五六十年代把列宁和*思想纳入哲学研究范围的左翼哲学家阿尔都塞。他的学生很多成为今天最有声望的学术明星，比如巴迪欧、福柯和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
等等。他们的左翼论述，与市场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爆发成正比。资本主义的危机越加深，人们也渴求更多左翼理论。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齐泽克的参与就成为了运动当中的一个焦点。
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中国也为西方左翼提供了学术养分，如上所言，*理论也是这些哲学家的其中一个思想资源。因此，中国当代思想对今天这些“潮牌”也可谓影响深远，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理论并非只有一种仰视的态度，大可以更开放和创新地建构自己的理论。
教育体制，是生产这些学术“潮牌”明星的基础。同一时间，世界局势的走向也是他们大有市场的原因之一，而这些思想又和文艺产品结合，发挥了巨大影响力。这几个因素的有机杂糅，造就了几代学术明星。
但随着世界局势的新变化，这些欧陆哲学思想还能不能生产新思维？这可能仍然是个未知数。端看当今以及未来的学术界，有没有新的学术体系能挑战他们：创造新的论述，成为理论界新的带领者——一如思想领域的宠儿，永远处于不停歇的轮转之中。
作者：张嘉荣
编辑：余雅琴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