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食与禁酒的诫命，显然是出自反对肉食狂迷的立场；极为强烈的通奸禁忌与抑制性冲动的训诫，一般而言也是来自类似的反狂迷的根源。盛怒与激情，在此和中国一样，由于深信一切情感皆生于异灵魔念，而成为禁忌。
严格的洁净诫命，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源之于巫术性的洁净规则。诚挚与慷慨的诫命，以及不准侵占他人财物的禁令，最终不过是更加强调（对于所有者而言）具有普遍妥当性的、古老邻人伦理的基本特征。
我们自然不应该太过夸大历史时期入世的婆罗门在生活态度上的禁欲特征。俄国人在17世纪引入西欧艺术形式时，曾经抗议道：一个圣者“不该胖得像个德国人那样”。
而印度的艺术却反倒是要求：一个大神（Mahāpuruscha）必得要胖才行——因为明白可见的良好营养状态乃是富与贵的表征。尤其是，尊贵的骑士之得体与高雅，一点儿也伤害不得。就此而言，婆罗门实际的日常伦理实与儒教徒多所相似。
古典文献以及《富兰那书》（Purāna）里都一再告诫人：要说真实与令人愉快的话，而不要说不实而令人愉快的话，不过，可能的话，也不要说真实却令人不快的话。
和婆罗门一样，所有的高贵知识分子（佛教徒也很明显地被包含在内），都很强调作为“雅利安”（Ārya）的重要性。直到今日，“雅利安”一词（包括组合字词在内），还是被用来表示“士绅”的优越之类的意思。事实上，打从史诗时代就已认知到这样的原则：一个人是否为“雅利安”，并不在于肤色，而是在于教养，并且唯教养是问。
婆罗门有个相当突出的特色：男性之拒斥女性——类似儒教徒的情形，只不过，儒教徒完全没有他们那种特有的禁欲动机。女性乃是被拒斥为不体面且非理性的古老性狂迷的担纲者，而这种性狂迷的存在会严重扰乱导致救赎的冥思。倘若有着像性欲那样强烈的*，那么救赎将是不可能的，佛陀也曾这么说过。
总之，女人的非理性到后来还是一直受到婆罗门的经典编纂者所极力强调，其强烈的程度或恐远甚于刹帝利的宫廷沙龙文化时期。男人不应对他的妻子无礼或没耐心，例如《毗湿奴富兰那书》就这么说；然而，他也不可将任何重要的事情交付给她，并且绝不能完全信任她。
因为——这点是所有的印度作者都一致同意的——基于“伦理的”理由，没有任何妻子忠实于丈夫：所有的贵妇人无不暗暗地忌妒着活泼生动的名妓；然而，若就妓女在沙龙里所享有的特权地位，以及——相对于中国——洗练的印度色情文学、抒情诗、戏剧所赋予她们的诗意光芒而言，这些贵妇人也实在无可厚非。
除了婆罗门被规制的日常生活态度里那些相对而言“禁欲的”特色之外，尚有为了获得非日常性神圣状态的理性方法论与之并存。尽管有个被认定为正统的学派——由耆米尼（Jaimini）所创建的弥曼差哲学（Mimāmsā）——承认仪式性的善功本身即为救赎之道，然而，古典的婆罗门教说却非如此。
古典时代的根本见解倒毋宁是：仪式行为与其他的美德善行本身，只能够有助于再生机会的改善，而无法导致“救赎”。救赎总是取决于非日常性的、在性质上超出世间种姓义务之外的行为，亦即逃离现世的禁欲或冥思。
此一发展，正如知识阶层所期待的，本质上意味着巫术性救赎状态的理性化与升华。此种理性化与升华分别往三个方向进行：其一，人们愈来愈致力于求取个人的神圣状态，亦即“禅悦”（Seligkeit）一词的底蕴，取代了巫师职业里所运用的巫术性神秘力量。
其次，此种状态获得一种确定的形式性格，并且特别是一如期望的，获得一种灵知、一种神圣知识，此种知识本质上（若非全面性地）奠基于非感情性的恍惚忘我——对于知识阶层的身份性格而言，这是最适切不过的。所有奠定于此种基础之上的宗教性救赎追求，必然走向三种形态：神秘的神追寻、神秘的神拥有，以及最后神秘的神合一。
所有这三种形态，不过主要是最后这种，事实上都出现了。与神合一成为最主要的形态，是因为婆罗门的灵知愈来愈往神之最高存在的非人格化方向发展。
情形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相应于一切冥思性的神秘主义之内在的观念倾向，部分是由于婆罗门的思维被拘系在仪式及其不可侵犯性上，因此是在世界之永恒的、不变的、非人格的、法则的秩序里找到神意摄理，而不是在世界之命运的激变中发现摄理的存在。梵天（Brahma）的古老先驱，原本是“祈祷主”，换言之，巫术咒文的功能神。
随着重要性的提高，他也晋升为最高存在，同样的，地上的祈祷主，婆罗门，也爬升到最高的身份地位。以世界之自然律则的、社会的、仪式的秩序来合理地解释世界，此乃婆罗门知识阶层处理宗教—巫术素材之理性化过程的第三个侧面。
这样的解释方式，必然导引出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思辨，以及关于救赎目标与救赎之道的理性论证。如我们先前（于《儒教与道教》）所提及的，这虽也见之于中国，然而意义却远逊于前者。事实上，这已为印度的宗教刻画下独具特色的印记。
不过，正是在这个思辨的领域里，婆罗门从来不曾没有竞争——即使曾经没有过，也不长久。正如在婆罗门的祭献与祈祷歌咏祭典之外。
后来、并且迄今都还一再重新以民众现象出现的、通俗的、个人的、忘我的巫术与狂迷——神圣状态之特殊非古典的、感情性且非理性的形式——从来未曾消失过一般，在高贵的婆罗门的救赎追求之外，尚有着高贵的俗人的救赎追求。
可以确定的是，异端的救赎宗教，特别是佛教，早期正是从高贵的俗人圈子那儿得其支援。至于古典印度哲学的发展与此类似到何种程度，印度学学者间尚有争议，很难下定论。不过，重点在于，古典文献里毫无疑问地可以看到，并且绝对不止一两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婆罗门受教于贤明君王的例子。
至于古代具有良好文学教养的骑士阶层，亦即大帝国出现之前的古典的刹帝利，参与哲学的思考活动，更是不争的事实。在印度的自然哲学与宗教哲学论争达到最高潮的时代，换言之，约自公元前7世纪以降，高贵的俗人教养阶层确实是其间最重要的担纲者之一。只不过，当时的婆罗门也的确不曾扮演过次要的角色。
祭司权力在吠陀时代就已极大，并且自此之后不衰反盛。虽然因时因地间或出现过显著衰微的现象，或者一时被局限在北印度的某些地方（在救赎教派支配的时代，或许即被局限在克什米尔一地），然而祭司传统却从未断绝过。
尤其是，担当起印度文化的，正是祭司，而非交替不拘的政权。曾经（时间上正当古希腊的“荷马”时代），云游于雅利安人城寨主支配领域里的仙人与圣歌者，担当起宗教与诗歌文化的统一体。
同样的，在定居城市与城寨的骑士阶层时代，亦即刹帝利时代，婆罗门担当起当时（地域不定或者扩展的）北印度文化圈的统一体。情形和战国时代的中国士人完全一样。
婆罗门维持不住其知识之（约莫）早期的那种强烈的秘仪性格。相反的，他们后来显然是以吠陀知识的要素来补充骑士青年的教育，并且正是借此，明确地对俗人的思考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尽管当时刚刚成立的各个哲学派别针锋相对，婆罗门还是超脱于印度各分立国家之上而维持住身份的统一性。
正如希腊的体育—音乐教养——并且唯此教养——之形塑出相对于野蛮人的希腊人一样，吠陀—婆罗门教养形塑出以印度古典文献为根本的“文化人”。和希腊一样，印度并不像中国、伊斯兰教国家及基督教中世纪等，存在着一个作为文化统一体之象征的皇帝最高祭司长。
他们（印度与希腊）毋宁是只基于社会组织——在印度为种姓，在希腊为城邦——与知识阶层的教育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
只不过，印度的知识阶层的统一性，不同于希腊，乃是由婆罗门来保证的。除此之外，婆罗门与俗人还是并肩同为哲学的担纲者，就好像西方的修道僧和俗世僧自“人文主义”以来，愈来愈与高贵的俗人圈子相携手一般。
使得古代统一的婆罗门宗教哲学瓦解开来的，并不只是俗人圈子，或许主要根本不是他们，这点连史诗也都有明确表示。
怀疑派（Tarkavadins）——在《摩诃婆罗多》里，周游列国贩卖其反婆罗门的智慧、被认为是无神的饶舌专家与贪得无厌的学者（事实上相当于希腊古典时代的诡辩家）——本质上是些禁欲的游方教师，他们主要源之于被承认为正统的那个婆罗门学派（尼夜耶派），而正是这个学派，将三段论法、理性的逻辑以及辩论法的技术发展为专门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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