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亮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陪伴女儿的方式是与女儿一起读文学，陪伴儿子的方式是当孩子沉溺于自己世界时，他就饶有兴致地“袖手旁观”。在他的育儿观里，陪伴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进行有效的陪伴才是父亲更应该思考的事情。因此，他会小心地呵护孩子的想象力，根据两个孩子独特的、认识事物的方式进行不同的引导，用生活化的游戏与孩子们互动，拒绝将某些更理想化的形象当成培养目标来强行代入到孩子们身上。
他找到的与女儿相处的最好方式是一起读文学，当结束一天的工作，精疲力竭地回到家，杯盘草草之余，与女儿一起读一读、谈一谈诗与文，聊一聊由这些诗文牵连出的往事，足以让他抖落浑身的疲劳与厌倦，重新感觉生活的美好与惬意。他也把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忆出版成书，名为《爸爸的文学课》。
正是摒弃了阅读的功利性后的平等对话，他得以观察到儿童与成人不同的心理特点，特别是当女儿提出令他出乎意料的问题时，他深深地感觉到一个成年人是多么轻易地满足于既有规则和秩序，对世界习以为常。这种认识又丰富和增进了他对自己的理解。
在这种理解里，他和女儿仿佛身处两个平行世界，在打通了时间的壁垒后，他常常自由地从女儿的童年穿梭回自己的童年，又从自己的现在去往女儿的未来。他清楚地看到那个多年前蜷曲于炉火之前的自己，渴望与他人分享阅读的快乐，如今他与女儿的共读，就像兑现了给自己的承诺。他希望多年之后，当女儿饱尝生活之诸味道，于匆忙烦冗中会清晰地闪现爸爸的形象，并给她带去些许慰藉。
绘本《爸爸的胡子想我吗？》插图，郝广才 绘。（图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我想给予子女的不仅是陪伴，
更是有效的陪伴
从我女儿上小学，我开始有意识地与我女儿一起读一些文学作品，这项活动大约持续了3年，之后由于我工作的调整而中断。除了一般意义上教与学之外，在陪女儿一起读书时，我其实藏着一点私心：我时常幻想，当她成年之后，饱尝生活之诸味道，于匆忙烦冗中偶然闲暇，不经意间想起与我一起读书的情景，这些回忆带着丝丝暖意，把爸爸的形象定格于那个瞬间，带给她些许慰藉。
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把教会女儿如何有效阅读或如何写好作文作为我们共读的最终目标——在我看来，随着阅读量的积累，她会自然而然获得这些技能，根本没有教的必要。比这更重要的，其实是陪伴与分享。
《爸爸的文学课》，王亮 著，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月版。
陪伴是家庭教育的基础，陪伴都谈不上，遑论教育？但如何有效陪伴，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特别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家长的意志普遍大于孩子真实的意愿，引导与强制的界限在实际操作中很微妙，也难以把握。在教我女儿学习文学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反思，自己有没有越界，有没有越俎代庖，有没有把自己心中藏着的那个听话、乖巧、聪慧的女儿形象强行代入到现实的女儿中。
著名社会学家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认为，“儿童”的概念是一个近代产物，是随着教育普及，“成人”变得有门槛后而伴生出的一个概念。近年来，随着对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儿童有别于成年人的心理特征越来越为世人所知和认可，也越来越成为儿童教育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家长陪伴孩子的方式也因人而异，但理解儿童心理特点、尊重儿童的自主选择，应该成为有效陪伴的前提和基础。
《童年的消逝》，[美]尼尔·波兹曼 著，吴燕莛 译，三辉 | 中信出版社 2015年5月版。
有时，有效的陪伴甚至可以是袖手旁观：我经常饶有兴趣地观察我儿子同时操纵奥特曼与怪兽，让它们扭打在一起，同时嘴里还喋喋不休地配着音。这看似幼稚的游戏实际是孩子们了不起的创作行为，与我们先祖围在篝火前，为传说中的英雄不断添加新的冒险事迹如出一辙。家长此时可以做的，是充当一个兴致勃勃的观众，或者毫不理会，任由孩子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天马行空。
相比我女儿，我尚年幼的儿子更好动、更容易被新奇的事物吸引，给他讲文学就显得很困难，在现阶段，我陪他做的最多的事儿是一起打电脑游戏，他通过观察我玩游戏，居然自己学会了使用键盘与鼠标熟练操控游戏角色。我没觉得小朋友玩电脑游戏或手机游戏是多么不得了的事，电子游戏并不是洪水猛兽，只要控制好游戏时间和游戏类型，适当玩一下游戏可以培养他们独立探索、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比游戏本身更可怕的，实际上是成人在教育孩子时的惰怠与放任。
当然，最有效的陪伴无疑是在恰当的时机，给予孩子适时地引导。如同蒙台梭利女士强调的那样，家长应该成为刚刚进入人类思想世界的孩子们的向导，引导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观察生活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东西。这种教育的典范是孔子对其子孔鲤适时地点拨（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是苏格拉底青年思想“助产士”的角色定位，但对于普通父母，这样的要求未免过高，退而求其次，我个人的办法是与孩子分享自己的经验与经历，把抽象的知识具体化、情景化，并赋予其生命的热度。
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学中年，我能给予子女的不多，也曾一度为此焦虑，直到开始与女儿一起学习文学——每一个小朋友都喜欢听故事，但并非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忍受一个喋喋不休、总是在故事讲到一半停住，提一些奇奇怪怪问题的爸爸。这算是有意为之，在选择给女儿讲授的内容上，我选的都是曾读过，并在某段时间感动、激励、陶冶过我的作品，不光是作品的内容，甚至读这些作品时的情形和体验也成为了我和女儿分享的内容。
绘本《爸爸的胡子想我吗？》插图，郝广才 绘。（图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我把在世界上行走的人的故事
都讲给女儿听
由一部部文学作品串联起一段段或美好或不堪的往事，或是借由书中人物的境况与选择，牵绊出人生的万千滋味。有时我会为这一点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在践行《一千零一夜》里山鲁佐德的壮举：借由一部部文学作品为我尚年幼的女儿编织出一个世界，我为她讲述的不仅仅是文学和故事，而是曾在这世界上行走过或正在行走着的人的生活，或者，其实只是在讲述我自己。
恰恰文学也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既构筑不同于现实的超然世界，给孩子插上想象力的翅膀，让他们体验一次高高飞在大地之上的旅行，又深深扎根于我们看似平凡单调的日常生活之境，给孩子提供了另一个角度，赋予这样生活秩序和意义——以前，女儿很讨厌昆明的雨季，雨季意味着堵车、晾不干散发霉味的衣服、无法出门的阴霾，但在我们共读了汪曾祺的《昆明的雨》后，她对昆明的雨、雨季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她会联想起炭火杨梅的色彩、缅桂花的香气、野生菌鲜美的味道，雨季变得不那么讨厌，反而有些让人期待起来。
《昆明的雨》，汪曾祺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版。
分享除了单向度的讲授，更意味着与孩子的互动交流。因为孩子的生理、心理特点，与成人坐而论道似的交流心得不同，与孩子一起做游戏可能是更有效也更受欢迎的互动的方式。
在李杰《童年美术馆》一书里记录这样一次奇妙的展览：“植物奇妙纪”。和一般庄严、肃穆的展览不同，李杰和他的同事们在设计这个面向社区儿童的展览时，直接把“菜地”搬进了美术馆，让孩子们在美术馆里“种菜”“收菜”，并通过精心设计“植物公寓”“小剧场”“旋转滑梯”“小矮人之屋”等区域，让整个观展过程变成了一次有趣的田园游戏，把展览的自然教育意义与儿童的特点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家长还是老师，可能都很难在繁重的工作之外还有余力来做如此精巧的设计，但不把学习变为枯燥的机械劳作，不把游戏局限为单纯的放松与娱乐，应该是值得每一位家长和老师思考的问题。
我在教女儿学文学，特别是诗文的过程中，努力把学习内容都变成一些游戏，如把爱德华·托马斯一首关于雨的诗“拆分”为雨的拼图，把谷川俊太郎的一首诗化为全世界每日都在进行着的“晨光接力”活动。通过把学习过程设计为具有一定挑战性、趣味性的游戏，充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样的学习无疑具备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较遗憾的是这类互动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中还相对稀缺，特别是语文，大部分教与学的活动都围绕着文本，沿着家长或老师读、讲，学生听、学这样比较单一的维度行进。其实，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多给孩子提供一些戏剧作品，或把一般文学作品改编为戏剧，让孩子们去扮演戏剧里的人物，这样可以极大调动他们的参与度，加深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
陪女儿读文学对于我本人的意义
可能要远远大于我的女儿
随着和女儿学习文学活动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觉得这项活动对于我本人的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我的女儿，不仅仅因为要教她，我自己必须要先学，从而不断完善和改进自己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孩子独有的，观察世界、看待事情的方式，这常常给予我启迪。
在与女儿互动的过程中，她的问题和回答经常出乎我的意料：比如她三四岁时，我们一起读一本动物科普绘本，她突然问我，为什么蜘蛛不会被自己的网粘住？这个问题直接把我给问住了，我们一起上网寻找答案——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但却提示我，一个成年人是多么轻易地满足于既有规则和秩序，对世界习以为常。
电影《星际穿越》（2014）剧照。
在电影《星际穿越》里，宇航员库珀越入黑洞，获得了解救人类的关键数据，在黑洞更高维度的时空中，他链接到了自己的家，给曾经的自己和尚年幼的女儿发送了这些关键数据。多年前，当我与女儿年龄相仿，一个人在白毛风呼啸的寒冬蜷曲于炉火旁读完一本书后，我常常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特别希望能有一个人，和我聊聊刚刚读过的书、分享读书的快乐。到了今天，我像库珀一样明白了，在阅读这条小径上，没有他人，只有现在与曾经的自己。我也明白了，与女儿一同阅读，不仅仅只是为了对她的爱，更是为了那个多年前蜷曲于炉火之侧的少年，我在女儿那里，兑现了对那个孩子多年前的承诺。
文/王亮
编辑/申婵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