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13日，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一场关于民国诗词的讲座和学者对话活动“尘埃拂尽见明珠——民国诗词的再发现”在虹口区建投书局举行，该讲座由著名诗词学家、安徽社科院研究员刘梦芙先生主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彭国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审庞坚等也就民国诗词及其整理研究进行了对话。以下内容根据主办方提供和授权的刘梦芙先生现场演讲内容速记文字稿整理发布，以飨读者。
刘梦芙先生
情感之真，品德之善
首先我简单地讲一下诗词本身的价值。我们都知道作为传统文化中的诗词，它在国学里面是最精粹的部分，诗词的基础就是音形意合一的汉字，把汉字的声调之美以及丰富的内涵还有它书写的形状整合在一起，就极大地发挥了汉字的优势，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精粹的部分。谈到国学，我们都知道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是经史子集，到了近现代才有所分化，把传统文化很多的典籍分到各个学科。按照传统的分类，《诗经》是“十三经”的第一部，这就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源头，在旧时代《诗经》的地位非常之高，是每位读书人从小要读的。
再下来就是《楚辞》，我们讲写诗的人总是要有“风*”精神，“风”指《诗经》的“国风”，*指《楚辞》中的《离*》。所以《诗经》、《楚辞》两部经典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本原。诗词有情感之真，我们都知道诗言志，诗词的主要功能就是抒情言志，具体到写作的时候像叙事、状物、写景等等都是围绕诗人的心志和感情服务的，首先就要求情感是发自肺腑的。
但是它的核心价值除了真还需要善，一提到善就离不开孔子以来的儒家观念，因为孔子学说最核心的观念就是“仁”，仁字体现在诗词里面就是一种悲悯的情怀，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扩展到朋友、老师、学生，遍及整个社会。儒家的经典著作里面像《大学》早已经把这个道理讲透了，因此在旧时代，凡是能写诗的首先必须要读“四书五经”，儒家的观念深深地渗透在每一位作诗的人心里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首先你要做人，要修身，强调诗人的知和行是要统一的，这和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
诗词首先有情感之真，然后有品德之善，这个善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没有这个善在诗里面，没有儒家讲的仁义做基础，哪怕你这个人再有才华，作诗是站不住的。我们安徽明代有个作诗水平非常高的诗人，阮大铖，他的诗到了什么程度？陈寅恪的父亲同光体大家陈散原说阮大铖是五百年来的第一人。但是他的诗在清代大家根本不知道，因为他是投降清军的贼臣。如果就诗论诗，他写山水田园的诗是真好，那样一种超脱的情怀，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如此没有气节的人。这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值得追究，因为中国文化首先强调人的善，要你做一个真正的君子，做君子尤其在乱世要坚守自己的气节。
清王朝垮台之后，也有一批不随风转的遗老。民国诗词大家里比如像陈散原和词坛领袖朱强村都是遗老。所以诗里面这样一种精神和风骨从《诗经》下来一直到民国、到当今，都是应该坚守的。
民国诗词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开新
诗词的文字之美不需要多讲，诗词是真善美一体的东西，是艺术。现在我们总是讲一个新字，好像五四以后，新诗就统领了整个诗坛，我专门为此写有文章，实际上民国期间根本不是什么新诗的一统天下。像胡适推出《尝试集》，老辈诗人如陈散原会放在眼里吗？他们在当时是根本不屑一顾的。所谓的新诗走进了文学殿堂，占据了整个诗坛是建国后的事情。
我认为从《诗经》下来历代诗歌都反映了史实，当然诗里面有夸张和想象，不是百分之百等于历史的事实，诗是艺术，在它的夸张和想象里有情感的真实，能从侧面了解每一代历史的一些情况。尤其到了民国期间，那么多重大的历史事实都在诗里面有所反映，这也是与儒家的价值观念相连的。孔孟以来的儒家要求读书人做一个君子，诗言志，应该把所处时代真实的感情在诗里面反映出来，这不是人工可以造作的。所以民国诗词不仅仅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而且说到创新，民国诗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开新。传统文化不否认创新的重要，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无新变，不能代雄”，你写所处的时代，用你的诗把时代的变迁和对具体人和事的感受在诗里写出来，它本身就是新的。前人没有经过我们这个时代，晚清以来按照李鸿章的话来讲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即使你不求新，但只要你写出来的东西真切，不虚假，就有一种新在里面。
民国诗词界名家辈出
大家常说民国期间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诗词界也名家辈出，在清末已经成名，到民国期间还在创作的就有很多人，像陈散原于1937年去世，日本全面侵华，他绝食而死。从1912年到1937年，25年之内这位老先生始终都在作诗，而且是中年以后才开始存稿。还有郑孝胥，大家知道，他是伪满洲国的“总理”，在政治上有恶名之前，他作诗的成就是公认的，同光体几个大家中，他肯定是重量级的人物。当时汪辟疆先生写《光宣诗坛点将录》，推崇郑孝胥的诗。同光体有很多的名家在民国期间继续创作，以学唐人为主的著名诗人像樊增祥、易顺鼎，我个人比较喜欢宗唐的，尤其易顺鼎我非常佩服，他的诗不仅是后人佩服，当时一些大佬都和他是朋友，包括湖广总督张之洞，称赞易顺鼎的《庐山诗》，像金色的大鹏鸟一样变化莫测，光彩四射。易顺鼎的诗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尤其古体写山水，写瀑布，那种想象之雄奇和文字之间的光彩，无怪张之洞佩服，张之洞本身就是写诗的大家。
很多诗集我们后人不了解，即使书出版了也没有认真地读，我读这些诗集每一本要从头看到尾，才能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印象。比如杨圻是吴佩孚的秘书长，抗战期间他到香港去了，死在了香港，他创作《天山曲》写香妃，超过长诗《长恨歌》一倍以上。乾隆皇帝征服了新疆的回族，把王宫里的妃子抢了过来，但香妃始终不和他在一起，皇帝威逼她就范，但她身上准备了匕首刀子，层出不穷，缴一把她又出一把，没办法近身，后来皇太后没有办法，赐她自死，保她一个全身和名节。杨圻把这种题材写得非常感人，文辞精美。虽然是异族女子，但气节高，值得人佩服，诗之音调与词采之优美极有艺术魅力。
如果你真的是一位诗词爱好者，这些作品可以好好地读一读。现在的读者包括很多的学者可能知道的民国诗词，一般也仅限于鲁迅、郁达夫、田汉等新文学家的诗，尤其非常推崇郁达夫。事实上我们真正读了民国时代的这些大家以后，会觉得郁达夫最多也就是三等，远远没有到达一流的程度，他的情感是很浅的，诗集中多是近体诗，走的是黄仲则一路。黄仲则在清代是成就很高的诗人，短命而死，但以他为楷模，肯定没有多少可以开拓的余地。郁达夫的诗当然有些好的东西，但总体看风格很单一，情感还远远达不到深厚博大的地步。
南社也有不少诗词成就很高的，比如词人庞树柏，他的词成就很高。而不在流派里面的像著名的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诗集中有很多的长篇，境界之雄奇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那种眼界和胸襟，写出来的诗真的气派很大。赵煕是进士出身，做到御史，辛亥革命以后回到四川，一直活到40年代80多岁才去世，整个民国期间他都在写作。赵煕一个晚上写绝句60首送朋友，不仅仅是快，而且质量非常之高。他用一年的时间写完词二三百首，写完就不写了，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称他为“天捷星”。
星非昨夜人何在，花有他生我不如
民国期间奇人、奇才多。再如《马一浮诗集》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两次，最近出的很全，三千几百首，后面还有很多补遗。我们印象当中他是理学大师，是新儒家的三圣之一，但马一浮的诗非常重感情，他20岁的时候夫人就去世了，夫人是名门闺女，但是过门以后20多岁生病去世了，马一浮终身不娶，一直到晚年不近女色。我们看他在夫人去世时写的诗，那样缠绵悱恻，远远超过郁达夫的爱情诗。对他夫人的感情之真、之忠，是很罕见的。
活动现场展示的部分民国诗词出版物
我的老师孔凡章先生也有类似之处，其中非常动人的就是爱情诗词。孔先生年轻时风流倜傥，当时朋友称他诗、棋、舞三绝，不仅诗写得好，还是围棋高手，他的女儿孔祥明就是我国最早的女子八段的高手。老师是名门子弟，到上海十里洋场经常参加舞会，在他的诗里有所反映。他本人是一个翩翩公子，年轻时代有位恋人，两个人一起从四川离家出走，到苏州、杭州、南京游玩了很长时间才回去，在一起的时候互相约好以后再谈婚论嫁，他要开创自己的事业，女孩子回去待字闺中守住这份感情。但是回去以后女孩子的父母强迫她另嫁他人了，这段恋情无疾而终，但是我的老师始终就守着这份恋情，一直到将近四十来岁时，由于他母亲的压力，需要一个媳妇来照顾，就娶了一位夫人，生了女儿孔祥明，女儿6岁的时候夫人去世了，那时候老师还是风度翩翩年纪，从此再也不找第二个妻子了。因为他迫于母亲的命令，对这任妻子没有爱情，又担心再给女儿找一个后母对女儿不好，他又做爸又做妈把女儿拉扯大，念念不忘的就是少年时代的那段恋情。在他的诗词中有大量缠绵悱恻的作品，其中流传得很广的名句就是：“星非昨夜人何在，花有他生我不如。”
吕碧城，是安徽著名的女词人，终身不嫁，她的海外诗词，有大量名篇精品。她到纽约看了自由女神像，用词讴歌自由，那是真正的新，前无古人的境界。吕碧城终身没有爱情，但在大量诗词里有对整个人类甚至整个宇宙的终极关怀，至于写海外奇异风光的词，更不用讲了，美不胜收。
上面我提到的主要是老一辈以及后来在民国期间20世纪初出生或者19世纪末出生的一大批名家。例如怀宁诗人潘伯鹰，他在1965年去世，1965年以前当代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在他的诗里都有深刻的反映。
还有女诗人陈小翠。我在南京整理唐玉虬先生的诗稿，在他家里发现了陈小翠的遗稿，包括民国期间的刻印本和50年代的油印本。我一看眼都发光了，因为我以前只看过她的一些残本，这些收得比较全，因为她和唐玉虬先生晚年是朋友，她的很多诗集寄给唐先生，唐先生去世以后稿子放在家里，他的家属还在保护着。当时我说陈小翠的稿子能不能借给我？我在出版社把她和唐先生的诗集一起整理出来，唐先生家属表示同意。后来这个书出来了，如果当时没看到，那个稿子就若存若亡，很多人就不会知道陈小翠了。
又如词家寇梦碧先生，在民国期间辈分比较晚，比我的老师还要年轻一点，上世纪90年代初去世，70来岁，他仅仅有一本《夕秀词》，书很薄，一两百首，但是成就确实非常之高。我们知道做传统诗词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没这个根基，新是经不住检验的，寇先生学梦窗、碧山词，但有很多创造性的语言，有鲜明的个性。
鸦片战争后的晚清至民国间100多年来的近现代传统诗坛星光灿烂，诗人词家在前所未有的变乱时代抒情言志，密切反映现实，作品意境之深广，艺术之精美，均大有可观。《全清诗》、《全清词》的编纂尚未完成，晚清民国诗词更未曾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这些工作都是对我们后人寄予期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