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三国是中国历史的瑰奇。2000年，余因受伤，医嘱静养。乃缀文《三国编年史》，并择其重点、热点、疑点，编写了《焦点三国》系列，以做搜集史料、提炼观点之用。前后十年，凡二十篇。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今以旧文，就教方家。
子午谷：奇谋与奇案历史背景：
《三国志·卷四十魏延》曰：魏延字文长，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先主践尊号，进拜镇北将军。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请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剌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剌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说明：
魏延此计，史称子午谷奇谋，历来是评价诸葛亮能力与功过、评价诸葛亮和魏延关系的争论焦点。
论者以为：魏延为汉中太守久，敌我态势，了然于胸；魏延亦为丞相司马，出谋划策，本属其责。故魏延所论，颇足称之。近世史评，亦多以非诸葛为是。
本文力图就当时政治、军事、经济、人事的实际情况，对此做一个较全面的评述。
示意图
一、道不同者难与谋
蜀汉政权的政治口号——或者说其最吸引人的旗帜，就是以汉朝正统自居，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但入川之后，尤其是曹魏建国、刘备称王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此评述得十分尖锐：
“以先主绍汉而系之正统者，为汉惜也……若先主，则恶足以当此哉？
承统以后，为人子孙，则亡吾国者，吾不共戴天之雠也。而先主无一矢之加于曹氏。即位三月，急举伐吴之师，急修关羽之怨，淫兵以逞，岂祖宗百世之雠，不敌一将之私忿乎？先主之志见矣，乘时以自王而已矣。 故为汉而存先主者，史氏之厚也。若先主，则固不可以当此也。”（《读通鉴论》卷十）
基本上，有以偏安一隅替代恢复中原、以废汉自立替代匡扶汉室的倾向。
等到诸葛亮掌权执政时，情况就像前些年台湾的“反攻大陆”，说得容易，真做很难。但是，又不能放弃或否定——盖“立国之本”，不可轻易动摇。
这就是第一次北伐前的形势：不是人心变了，而是形势变了。在政治口号和现实选择之间、在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之间，如何保持平衡而且是暧昧的平衡，确实是蜀汉政权尤其是当朝第一重臣诸葛亮的关键而且是敏感的难题。
因此，王夫之才会说：“诸葛不能力争之隐，无与体之”，具体到魏延的问题上，就是“公盖有不得己焉者，特未可一一与魏延辈语也。” （《读通鉴论》卷九、卷十三）
这是从当时的大形势上看，核心的问题就是：北伐的目的是什么？尤其是，这次北伐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二、一心匡汉与拥兵自重
诸葛亮初入刘备阵营，作为储备干部，还是很受刘备欣赏的，这从诸葛亮被提拔的方式和每次单次提拔的速度来看，尤其如此。
但有两段重要时期，在三国这样风起云涌的舞台上，诸葛亮竟是默默无闻，令人难以置信。
第一次是刘备收川之役。当时刘备带了新来的庞统，重用了投降来的法正，独不见如鱼得水而且刘备还是鱼的孔明。一向看重情义的刘备为何“喜新厌旧”、一向标榜道德的刘备为何“招降纳叛”？收川之役，是实现真正意义的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是刘备集团确保得以安身立命的最重要战役，对其意义，诸葛亮在进入成都后，有很中肯的评价：“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
况且，作为刘备集团核心战略指导的《隆中对》本就是诸葛亮设计的，“跨有荆、益”也早在三顾茅庐时就由诸葛亮提出——结果却是如此人事安排，这又置孔明于何地呢？
有机会的话可以参考敬亭的《不文集》之《读史不得·三国卷》的《凤雏卧龙竞短长》。
第二次是伐吴之役，史称“夷陵之战”或“猇亭之战”。如果说收川之时，诸葛亮还年轻望浅，那么公元221年开始的伐吴之役，孔明已经是台鼎重臣了，对于这样一件涉及政权存亡的大事，竟然看不到足智多谋、忠心耿耿的汉丞相哪怕只言片语的规谏之言呢？
这实际上是刘氏天下两条路线的斗争。
刘备一生，颠沛流离靠的是白手起家，可谓是九死一生；那个勉勉强强的“大汉皇叔”之号，既未给他带来实际的利益，也就谈不上让他对大汉皇权心念旧恩，更不会难以割舍。从根本上说，至少是在自称汉中王后，这位织席贩履的枭雄，就已完全成为一个割据的军阀了：“匡扶汉室”，早已是沦为一个幌子罢了。
但孔明则不然。诸葛亮系出名门，先祖诸葛丰，汉司隶校尉；父珪，汉末为太山郡丞；从父玄为豫章太守；兄长诸葛瑾，重用于孙吴；本身还是大汉宗亲荆州牧刘表的侄女婿，斯可谓根正苗红。关键的是，孔明还是位有理想有追求的士人。
因此，是鞠躬尽瘁、匡扶汉室，还是相机而动、建号称王，对于刘备而言，那本不是什么难题；但对于孔明而言，就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了：这涉及到他的信仰、他的理想，涉及到他人生的价值、伦理底线。而大家也是这么一直看待他的。
在这个问题上，孔明会忍让，但不会放弃。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刘玄德和诸葛亮双方都心知肚明。
（具体情节，可以参照敬亭的《不文集》之《读史不得·三国卷》的《君臣之间》）
只不过，这一次换成诸葛亮坐到了刘备的位置上了。是拥汉还是自立的问题，照理说在刘备死后、孔明掌权的的情况下，本已不复存在。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孔明在掌权后，其想法显然也有所改变，这从他对待内政外交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
1、“不可猝然”。即使长远目标未改，中短期的重点也已做出了调整：从兴复汉室转向了巩固蜀国。
2、对待孙权称帝的态度。孔明一力主持，不仅对孙权这种谮越的行为给于承认，还和孙吴约定平分天下。
因此，上文我们才会说：“这就是第一次北伐前的形势：不是人心变了，而是形势变了。”形势比人强，迫于当时的严峻局面，收拾起一片兴复汉室的丹心，打点起退求自保的算盘。
三、拥兵自重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自己是“受任於败军之际，奉命於危难之间”。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刘备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烂摊子：
政治上：
1、皇帝驾崩。在任何一个朝代，皇帝驾崩都不会件小事，何况是在群雄纷争的三国时期，失去刘备这样的主心骨。
2、政权动荡。蜀汉政权本就是矛盾重重。就统治集团内部而言，一直存在着三股势力：
一是原从集团。该集团是刘备创业的核心旧部，以荆襄人士为主，独揽大权；
二是东州集团。这些人原是刘璋旧部；
三是益州人士。即益州的本地人士。
这三者利益不同，各怀心思；尤其是益州集团，刘璋时期见欺于东州集团，刘备时期受压于原从集团，更是心怀不满。
当时刘备一病危，汉嘉太守黄元就举兵反叛，这在史书上虽然是一件不受渲染的小事，但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外交上：
1、曹魏方面。蜀、魏本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亡我之心，无日不有之，自不待言。
2、孙吴方面。多年的也是唯一的盟友，一旦反目成仇，从唇齿之邦，变为虎狼之国，其危险自不待言。
而且危险还不在于此止于此：在东吴的怂恿下，“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蜀国军事上倚赖的，本就是“重险之固”，御敌于国门之外，但这次战火却是直接烧到了国土之内，一旦燎原，后果难料。
军事上：
1、荆州之败。这次打败，使蜀国丧失了一半的国土，失去了唯一的名将（“名将唯羽”）和精锐的水军。
水军问题，虽为史家所忽，却不可轻视。首先是赤壁之战，曹操就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其次，夷陵之役，后世皆讥评先主未能水陆并进，而是“舍舟登岸”，以致陷入被动，全军覆没。现在回头看，刘备的舍舟就岸，是不是也有水军精锐尽失，兼且无称职之人统领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呢？
2、彝陵之役。这仗输得惨不忍睹，蜀国丧失仅有的全部精锐，粮草辎重，为之一空。猇亭之败，门户大开，若不是担心曹魏乘机偷袭，陆逊大可长驱直入，直捣蜀国本土。
外则强敌环视，内则狼烟突起，上则朝中危机四伏，下则国力疲弊不堪。蜀国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危如累卵的状态，诸葛亮本人，许多年后，论及此事，仍是感叹不已：“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凡事如是，难可逆料”（《后出师表》）
摆在诸葛亮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实行全国总动员，迅速渡过危机。而战争状态则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对外威慑、对内镇压的最佳手段。因为有了战争，可以转移矛盾，凝聚力量；在战争期间，人民更愿意承担苦难，便于驱使。
蜀汉的衰败，有两个重要的时期。第一次就是“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导致了蜀国失去统一中国的可能；第二次是黄皓当权、朝政隳坏，导致了蜀国欲自保而不可得，最终为人所灭。虽说蜀国真正的败亡是在后主秉政、黄皓专权时期，但现在诸葛亮面临的危局，却类似于后来姜维的避祸、率大军屯田沓中。
很显然，面对外敌的压迫，无重兵无以自保；面临内部的挑战，无重兵无以自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姜伯约的九伐中原，还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其政治的意义，远大于军事，根子上，都是通过匡汉大旗，行自保之实。
四、力所不及
朝鲜战争中，经过和志愿军数次交手，美军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双方交火七天后，无论战场态势如何，志愿军总是迅速撤离战场，然后开始下一个“七日之战”。美军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才知道，道理其实很简单：志愿军只能维持七天的后勤补给，之后粮食、弹药、医药就都供应不上，只有撤退。
从实际战例上看，司马懿也发现了蜀军同样的现象：每次战役都在一个月上下，蜀军到期必退。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蜀军携带的粮食，只够支持一个月。所以，诸葛亮才会绞尽脑汁，诸如派三万大军之众去大军偷割麦子、制造木牛流马、在前线部队实行轮班制、尝试全军屯田制等等，都是事出有因。
魏延出子午谷，胜算如何姑且不计、后勤保障亦不论，但另一路的接应大军，情况如何？
从三国方舆图上看，诸葛亮分兵，或走褒斜道，或由祁山经木门而出，这两个方案各有所长短，但同样面临所需时间和后勤保障问题（从地图上看，无论哪个方案，直线距离都是魏延出子午谷的好几倍），而这是作为最高统帅的孔明所必需考虑的，而且是首先要考虑的——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信不诬矣！
这样不难看出，仅仅是出祁山，就要消耗掉蜀军大半的时间和粮草。
而大军出祁山之后，离长安尚有距离，如何及时赶到，已经是一个难题——以魏国之大，恐怕不会让蜀军自由自在地通行无阻；即使赶到，也已是强弩之末，是否还能摧坚城、破强虏，尤其是连续作战、疲劳作战、无后方作战——稍有闪失，就是全军覆没，这对于整个蜀国，无疑是灭顶之灾！
抛开这些只是“赶路”的问题不谈，两军如何保持联系，就是一个大问题。
公元前一一九年，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
——大将军青既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将军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回远而水草少，广自请曰：“臣结发而与匈奴战，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广不谢而起行，意甚愠怒。
大将军出塞千馀里，度幕，捕斩首虏万九千级，悉烧其城馀粟而归。
前将军广与右将军食其军无导，惑失道，后大将军，不及单于战。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遇二将军。大将军使长史责问广、食其失道状，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为人……士以此爱乐为用。及死，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资治通鉴●卷第十九》）
（敬亭注：对于此事，《汉书 卷五十四 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的记载更为详细，但《通鉴》更得其要领，故采《通鉴》说。）
昔日大名鼎鼎的飞将军，尚且迷失道路，落得个引刀自戕的下场，今日汉丞相，对此奇祸，宁能不知不惧乎？
作为一位托孤之重臣、朝廷之支柱，孔明又如何敢冒这样军事的更关键是政治的巨大风险？
魏文长押错宝后，又看错人了。
五、将帅疑忌
人言诸葛亮和魏延之间，存有心结，在子午谷奇谋这件事上，确实也有这样的因素。
1、从论资排辈说起。在蜀汉政权中，其实论资历，魏延并不在诸葛亮之下（ｂｙ ａ ｗａｙ：对于正确了解理解真正的三国历史，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确实很误导人），魏延是刘备真正的老部下，而且是“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 义阳县即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部曲”即私人武装。大家知道，刘备集团的核心是由荆襄人士构成，魏延这叫做嫡系人马；乱世之中，唯武力是视，魏延这叫做实力派——总之，是货真价实的“从龙之士”、天子门生。此人战功卓著，而且文武兼备，深得先主器重。
清人顾祖禹说：“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杨洪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黄权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打败曹操后，镇守汉中的人选成为关键。当时“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破格任用魏延，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不仅如此，为平抑众心，刘备还为此特意大会群臣，并在宴会上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于是“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
刘备此举是什么？是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可见刘备对魏延的倚重和魏延在军中的威望。（资料引自《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卷四十一《杨洪传》、卷四十三《黄权传》等）
再看其官职爵位：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领凉州牧、南郑侯、假节；
诸葛亮的官职爵位：丞相、征北大都督、领益州牧、武乡侯、假节。
按照易中天的说法：“大将军是实职，军衔最高；南郑侯是县侯，爵位最高；假节就是持有尚方宝剑，权威最高。”（《品三国》下册）
经过比较一下魏延和诸葛亮的官职和爵位，竟然可以发现，二者几乎是不分伯仲的！
因此可以说，从当时的形势上看，蜀汉政权，文有孔明总国事、武有魏延逞其勇。
恐怕，在风神俊朗的书生孔明眼中，这位连皇帝的铁哥们都要让一头的魏文长，又是一位赤面长髯、刚愎自用的关云长啊！书生孔明在荆州和关公共事多年，对这种情形，可是点滴在心头啊！
古人云：势相等则相倾、位相侔则相逼——孔明、文长之不免矣！
２、功高难赏。如果魏延侥幸成功，以那样的情势，则如何赏其功、酬其人？此虽小人之见，然自古帝王将相，乃至明君贤主，亦概莫能免矣！
３、步调一致听指挥。以当时那样的情势和魏延那样的个性，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是否会完全听从诸葛亮的指挥，已是难说。万一此公一举攻灭敌都，自立为王起来了呢——韩信破齐之后，不就直接向刘邦开口，欲图封王么？
再者，当形势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后，能否确保魏延不生异心，亦是难料之事——钟会灭蜀之后，不就欲图拥兵自立么？
即使诸葛亮自己，在回应李严劝其接受“九锡”的书信中，也有这样的话：“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大奸臣”曹操也才九锡，就落了个千古骂名，“十锡”之论，宁不惊心！！
４、立足不败而后方能求胜。如果此计失败，不仅真正的唯一名将（诸葛亮之时，堪称大将的也就剩下魏延一人了，岂不闻“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乎？）和五千精锐（外加搬运粮草的五千人）尽失，甚至会挫动国本。初次北伐就遭此大败，又何苦来哉？
于是就又回到，也必须回到关于“北伐”的核心问题：
本次出兵的目的何在？意义何在？
在于醉翁之意不在酒。
经过这样的分析，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一件只有风险没有收益的事，一件横竖都令人头痛的事，一件最高统帅无法全盘掌握的事，当然就只能是无疾而终了：
孔明笑曰：“此非万全之计也。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倘有人进言，于山僻中以兵截*，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伤锐气。决不可用。吾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何忧不胜！”（《三国演义》九十二回）——此虽小说家言，却是活画了当时情景。
虑不虑者为上虑。
六、个人局限
史学界还有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关于诸葛亮的性格限制和能力问题，尤其是军事能力问题，典型的有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述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才，优于将略。”包括司马懿就直接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
那么具体到“子午谷”奇谋决策上，是不是也受到了“持重为上、不尚弄险”的局限有关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1、无备有患。应该说，诸葛亮对魏延这种打大战、打恶仗、连续作战的思想，明显准备不足。
2、认识不足。语云：“时难得而易逝，机难得而易失”，也许诸葛亮在当时，确实没有把握这一奇谋的能力，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战术的重大意义。
陈寿云：“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信不诬矣！
大概，水镜先生说诸葛亮逢其主而不逢其时，而魏延则是逢其时而不逢其主。
七、全局为重
说到历史人物的个人局限，尤其是诸葛亮这样一位标杆式人物，可能会引起奉诸葛为神明者的反感。以下两条，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诸葛亮纵观全局的一面。
1、实力与储备。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无论东征西讨，概莫能外。特别是北伐，孔明奉行的，都是老成持重、逐步蚕食的政策；并在这个过程中，以战养战，逐渐壮大（搬三县之民、割上邽之麦，皆本于此）。但魏延的计划则是倾全蜀之力，全力一搏。这种打大战、打恶仗甚至是打持久战——兵势一交，急难骤解，一旦打起消耗战，国力弱小的一方，势必土崩瓦解。对此，孔明不得不慎重考虑，他的“持重”，未必就是托辞，而是有其战略意义上的考虑。
2、个人历练。刘备托孤之前，诸葛亮并无战争经历，更从未单独统帅大军，独立作战；在军事履历上，尤其是统帅三军作战的经验，他远则不如关羽，近则不如魏延。在这点上，孔明是很清醒的，他要在战争中历练自己，也需要通过战争来锻炼队伍，提高威望，徐图大举——无论是蜀军，还是诸葛亮本人，都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须知莺声初啼，贵在嘹亮，而不在声震九天。由是观之，魏延子午谷奇谋的被否决，和当时形势条件的不成熟，有很大关系。
3、政治考虑。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所谓“北伐”的第一步，在于自保，这一仗，其实目标不是曹魏，而是亲人和朋友：打给朝廷的反对派、动摇派看，打给蠢蠢欲动的东吴看。
4、对战争进程的全局考虑。这点在我看来，是诸葛亮坚拒魏延做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猇亭大败后，吴军乘胜追击，直入蜀境，但孔明对此却并不担心——事实上，陆逊和诸葛亮一样，对三国大势看得精明：陆逊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力排众议，火速撤军，根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
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也。
三国形势的复杂，超乎想象。荆襄之败的例子，可谓血淋淋：
二十四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曹公从之……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三国志 关羽传》）
昔吴越相争，阖闾置世仇越国于身后而不顾，千里北上，与齐国战，破之。公元前四八二年，黄池之会，成就霸业。
然越袭其后，终至巢穴倾覆，旋踵之间，一代霸主，身死国灭。（资料来源《国语》）
倾全国之力，悬军远征，东吴乘虚而入，一旦有变，那整个蜀国，可就真的只有唱空城计了——身为大政治家、大谋略家的诸葛亮，能不远虑及此乎？
如是，则子午谷之谋，难称良策，其理明矣！
后记：
夏日烦热，夜寐之时，忽寻思：若荆襄仍在蜀国手中，则南下可以牵制东吴，北上可以夹击魏国，则魏延此策，或可行矣！
猛醒，自觉好笑：“历史没有如果，更没有假设”早已是至理名言，滚滚长江东逝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008年8月6日于不下楼半空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