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等了178天，电影院终于恢复营业。按照国家电影局四天前发布的通知，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可于7月20日起恢复营业。据公开数据，全国影院复工首日的预售分账票房达296万，观影人次14万。尽管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排片量减至正常时期的一半，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30%，但在大银幕亮起的一刹那，有人真切地感受到电影回来了，“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是依然美好。”
文 | 王一然 叶雯 实习生 周鑫雨 屈亚楠
编辑 | 陶若谷
复活
7月20日下午3点40分左右，观众吴昊到成都和平电影院来看《夏洛特烦恼》，经理柏翮告诉他：“你是复工后第一个买到票的观众”。这是一家国营电影院，已经有62年历史。三天前下午17点40分，影院复工后全国的第一张票从这里卖出，19时场次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到了晚上165张票都卖出去了。
但抢到第一张票的观众退票了。柏翮分析可能是这位影迷压力太大，被“神秘大礼”和媒体的热情报道吓跑了。最终第二个抢到票的大三学生吴昊拿到了大礼包，他有些兴奋：“感觉非常魔幻。”
成都和平电影院工作人员在为影迷测量体温。受访者供图。
与和平影院相继复工的另一家成都影院峨眉1958影城售出65张影票，第一场播放的电影是《第一次的离别》。故事发生在南疆，主人公是两个生活在戈壁滩边、胡杨树脚下的孩子。
7月20日，《第一次的离别》的导演王丽娜仍在新疆阿克苏的家里，拿着手机翻看大家对这部处女作的评价。前一天她刚做了核酸检测，想为北京首映站台，但忽然接到出品方通知，北京地区没有电影院复工，航班取消。去北京的计划她从6月份计划到现在，但因为疫情反复耽误。这几天，她不停接受采访，拍宣传片，和小演员住在一起，教他们唱电影里的歌，然后做成视频。
从7月16日接到定档通知，到7月19日上映前一天，王丽娜都是凌晨两三点睡，躺下两个小时起来继续工作，每天要喝三四杯咖啡“续着眼睛”。通知来得如此突然，上映的准备时间大大压缩，海报都是抓了设计师临时在原来的海报上贴了“定档7月20日”就发布了，根本来不及设计。
三天时间团队需要加紧完成DCP（数字电影包）的制作、拷贝复制和密钥（院线在影片公映前获得加密的数字拷贝文件）制作，并在7月20日前将拷贝顺利送达各个影院。出品人之一吴飞跃介绍，为了保证能及时，他们临时追加了一笔预算，和顺丰快递达成合作，“中国电影资料馆第一时间安排人手完成硬盘拷贝，中数（中影数字电影发展公司）那边也为我们的密钥制作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
影片海报。图源网络。
“太久没看了，电影院可以复工的消息一出来，我就一直在刷零点场的票了。” 一位抢到零点场的杭州观众对媒体说。尽管按照《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观影必须全程佩戴口罩，没有爆米花和可乐随便吃喝，同伴不能挨着只能隔着坐，但这个观众还是觉得特别有仪式感。因为这场电影是绝对的“第一时间”：午夜零点。
这是中国电影几十年来最煎熬的一年，自一月末疫情席卷以来，全国影院停业已经178天，依赖于繁华人流的影城排在了各行业复工的队尾。
20日这天，郑州一家中小影城的经理韩立杰一直盯着微信群，下午不到1点他收到通知，“河南省电影院即日起恢复营业”。四天前就是这部手机，信息一条接着一条，他有些不耐烦，打开一看，电影院终于可以开业了。而让他尴尬的是，停业期间工资发不下，他考察了朋友的冰激凌店，最终投资加盟，而他的冰淇淋店刚刚开业还不到10天。
就着朋友播放的一首《东风破》，韩立杰感慨良久，“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
曾常年浸泡在爆米花香味里的上海DFC影城前员工胡晓飞，这半年突然闲了下来。7月20日上海在下雨，但他半年前就因为疫情转行离开那里，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长沙看《第一次的离别》，下午3点的电影票。
以前在上海DFC影城龙阳店，他策划过很多次求婚，每月几乎都有人包场。男生提前与他取得联系，把买好的蛋糕和鲜花礼物交给他，影片放映快结束的时候，借口上厕所出去，胡晓飞会把场灯打开，然后求婚的男生带着鲜花戒指，拿着话筒跟女生告白。他记得有个男生彩排太多次，求婚当天声音都哑了。
年初回到湖南后，他再也没领到过DFC影城发放的工资，自己报名了网上的插画师课程，一直在学习插画。
藏族导演松太加也计划20号下午去看《第一次的离别》，相比于喧哗的商业内容，他更喜欢探讨人与人关系的片子。这次疫情虽然打击真的很大，但也会有东西慢慢冷却下来。不仅包括生活和亲情，还包括影视行业。“以前很多东西被资本绑架，能坚持下来的这帮人靠边站，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就像（只能）是远远地说我爱你。”
但是他上午10点还没有买票，助理告诉他很有可能买不到了。他行程很满，如果20号看不成，第二天就要去拉萨准备之后的纪录片，然后去甘肃，机会就更少了。
除了陪孩子，松太加以前基本都是一个人去看片，在影院连着看3、4部，在黑暗中分析电影的拍摄和画面，“男的跟朋友去看很奇怪，那还不如撸几个烤串，喝点啤酒，聊聊天。” 他的电影《阿拉姜色》本来今年2月在日本上映后，会持续半年到一年，“每个月会去到不同的城市，东京、大阪、京都等。” 但很快因疫情被迫喊停，至今没有重映。而另一部片子《拉姆与噶贝》本来预计下半年在国内放映，但整个安排也被打乱。
院线重启的消息，松太加比很多导演晚了几个小时才知道，他忙着修改自己的剧本，后来打开手机发现“信息刷爆了，大家都特别开心”。
一个月前，6月20日，山东临沂蒙奇影城总经理刘天就举行了一次线下观影会。一共去了20人，影迷们“都憋疯了，就想来影院看个电影”。刘天回忆，影城的影迷平时就爱线下聚会，半年左右没见面，特别兴奋，像第一次见网友。那次放映的蓝光CD是影迷自带的英国纪录片，一个半小时——在相对密闭的公共场所，1号VIP观影厅里，争取这段时间并不容易，刘天和管理们提前向当地政府各个主管部门进行详细的活动报备，大家按照防疫要求检测，观影全程佩戴口罩。
“他们还特意穿了工装！”一个影迷把工作人员的照片发到群里，刘天十分感动。那是疫情开始后，工作人员们第一次换上正常营业时的工服，影城还专门打印了特殊电影票，“大家能冒着风险来看电影是为了鼓励影城，我们也想让他们感觉‘真的回来了’。”刘天说，灯光空调照常，大家像平时一样检票进场，音乐响起，大荧幕下观众隔着坐，昏暗里气氛有些紧张压抑，没有人敢摘下口罩吃喝，也不太交流。复工遥遥无期，影片结束后，刘天和他们讲起了疫情期间行业各个环节遭受的压力，很多人又去买了食品饮料带走作为支持鼓励。
复工的消息早在月初就有人传开，影迷们渴望在这之前能再举行一次观影会，与上一次不同，这次是为了庆祝黎明终于到来。
刘天在影迷群组织投票，影城负责片源，最终选定了《爱乐之城》，时长120分钟，这次与上次是完全不同的20人。7月18日，中午就有影迷赶来，点了外卖在现场开吃，有人摘下口罩聊天，也有人买好了观影食品等待进场，工作人员们也轻松了许多。为了更有仪式感，刘天还组织部分影迷参观了影城放映室，几米长的音响组和巨大的放映机十分炫酷。影片结束还举行了观影券抽奖活动，参与的影迷们要谈谈观后感或心里话，一个影迷觉得“这半年来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过。”
2020年6月24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武汉绿地城欧镇奥特莱斯，市民观看露天电影。图源视觉中国。
没有观众的观影厅
所有电影人都盼望梦能早些醒来。天津天影朗香国际影城位于市中心和平区CBD商区。繁华的南京路上，影厅在地下二层，总经理刘静年近40，在这里度过了10个春节档，排了几千场电影。人们衣着光鲜，买爆米花饮料的顾客排着长龙，还没进场的影迷对着墙壁上的电影海报讨论——而今年疫情期间值班，刘静要巡检所有影厅，身后的100多个座位空空荡荡，混合着地下室年久的潮味，她就坐在第一排，对着浅灰色的偌大荧幕发怔，时常想念“影迷们的疯狂”：火爆档期，很多影迷要提前打电话或在网上抢票，每天最后一场排片结束后完成工作才能下班。
疫情刚开始时，没有人料到这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等待。一个月，或许半个月，在元宵节前就能复工——人们讨论着这个“小假期”会持续多久，有些内心甚至欣喜，自从进入影院工作，他们再也没有时间回家过年。
期间不断有影迷询问刘静“什么时候开门”，还有人想提前购买观影券，都被她拒绝。事实上，她比影迷还着急，连朋友圈都不敢发，“你有任何风吹草动都是给影迷希望，人家会想是不是要开了，但希望之后就是失望。”
2020年4月9日，上海，一个男孩在SFC上影影城宜川路店门口张望。图源视觉中国。
租金减少，滞留的食品内销，可乐与冰淇淋的供货商也尽量做退货处理，但影城依然举步维艰。员工们九成是本地人，每月工资按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放映设备每两天都运作一次维检，但刘静时常害怕人们以后“没有勇气再走进电影院了”。只在行业内部群里，刘静才会讨论影城复工的小道消息。一个影迷安慰她：“等开门了不管片子好不好看，我一定带我女朋友来！”
4月17日，天津的橙天嘉禾影城（万象城店）宣布永久闭店。那是刘静所在的城市因疫情闭店的第一家影城。她把自家影城的大门打开给影迷留言，“我们仍在这里默默坚守，有你们的支持、理解和惠顾，我们一定不轻易言弃……” 刘静回忆时声音颤抖，几次停住：“电影人是一直抱有希望的。”
许多人与刘静一样，经历了电影残酷的一面。据媒体报道，注销的影视公司已有5328家，2200多家影院*。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的《电影院生存状况调研报告》显示，近半数影院账上资金不足，现金流告急。
拥有10年院线工作经验的韩立杰，原本计划了一个热闹的“春节档”，早早把可乐、进口玉米等货物都放进仓库储备好，量是平时的三到五倍，就等正月初一9点观众涌入影城，他可能会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放映完一场紧接着打扫卫生，再放映下一场。但就在1月23日中午，七部影片全部撤档。
停业期间，机器闲置着会损坏，换一台需要二三十万，因此每个星期机房的人都要去开机投影维护，看看机器或者灯光有没有问题。有一次他去电影院取东西，正赶上放映维护。韩立杰悄悄走进一间放映厅，一束光从头顶打到银幕上，正在上演《误*》。以前老是服务别人，韩立杰想，“坐在最中间的位置把片子看了”。可刚往下走了两级台阶，他就被巨大的失落裹挟，他停下来，环顾空空的座位，心里泛起心酸，拿出手机拍了一个小视频，看了不到十分钟就赶快离开了。
疫情最直观的影响是票房收入锐减。一季度全国电影市场总票房为22.46亿元，同比减少87.94%，观影人次为6005.75万，同比减少87.51%。
和票房一起锐减的还有一个家庭的经济来源。2月份韩立杰还能拿到全额工资，到了3月只能领到最低生活保障，差不多1500块钱。6月工资没有发，韩立杰打电话委婉地问老板：“工资怎么办呀？” 老板无奈地说此时很困难，但也真不打算给。
刘天所在的山东临沂蒙奇影城只能维持员工们的五险一金。那里不在商业区，客流量较小，处于新区文化产业园中一隅，挨着剧院和博物馆，周围都是居民住宅。5月以后，影城春节许多囤货食品临期，刘天带着员工摆起了地摊，其实就算低价贩售也比超市价格高，“大家都是鼓励我们才来买的。”
疫情期间刘天所在的影院摆摊售卖公仔。受访者供图。
一个中年老板是老影迷，带着儿子来买了很多食品，又提出买观影券留着“给公司员工发福利”。“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 刘天不太想卖，但影迷老板坚持，最终以几乎半价的折扣，买走了五千多块的电影票。
值班的时候，刘天能不去就不去放映厅。他今年30多岁，已经在多个影城周转六年多，“想进又不敢进去。” 一个观众都没有让刘天难受又失落：门一打开，座位是空的，灯是黑的，音响是哑的，爆米花的香味早已消散，没有聊天声，没人迟到赶场怕看不到片头，也没人驻足再等着片尾彩蛋。
灯光的退匿，让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电影不是像餐饮一样的必需品，也不是城市飞速发展的燃油。四月过去，餐饮业陆续回到正轨，商区和夜市也热闹起来，六月连酒吧也开了，可影城依然没动静。刘静值班的时候，听得到外面商区人声走动，“哪儿都特别热闹，就电影院像被遗忘的角落。”
最让人沮丧的消息或许是6月10日，博纳影业集团副总裁黄巍坠楼身亡。贾樟柯在微博上发文“行业之悲”，陆川也写“心痛，为黄兄，亦为行业”。
新闻在圈内不断转发。“你看到行业内那么多有才华、有能力的大佬都没办法熬过去。” 刘天觉得“半年是个大坎儿”，很多人过不去，曾有熟识的朋友开机拍剧到一半，因为疫情被叫停，租赁的机器还不回去，每分每秒都在烧钱。广东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也黄了大部分影视剧意向，有艺人原定在一款选秀节目出道宣传，节目录制一再推迟，等到能去的时候，“事先给了钱的渠道、铺垫宣发造势的点都白费了。”
黄巍离世两天后，北京新发地市场又出现新冠肺炎本土新增病例，恢复二级响应防控措施，暂停开放电影院、KTV等室内文娱场所。这说明至少在北京地区，影院近期复工无望。
在那之后，刘静把复工预期延长到了9月，想着等到“十一”才能正常。没想到这次复工提前两个多月，居然赶上了暑期档。有影迷看到新闻，立马想打电话来订票，但还没确定最终复工日期，刘静忍着激动再次拒绝：“等我们准备好，接到正式通知就和大家说！”
复工的光明似乎一瞬间消除了人们的恐惧。
留下与离开
在178天漫长的等待中，一些人发现曾经紧紧缠绕着彼此的生活消失了，而另一些人觉得更加紧密。
大大小小的发行公司遭受的冲击更为直接。光线传媒华南地区的发行小萱入行三年多，为了国产动画片《姜子牙》“血战”春节档提前大半年就开始作准备：跑遍几个城市与一线“影管”（影城总部公司）打交道，只为了多一场排片。
“影管”嫌是动画片，小萱不甘心，正好对方上小学的儿子在一旁做作业有难题不会，小萱辅导他之后，小男孩向爸爸推荐：“我们同学都超想看的！” 小萱急忙接：“春节档主力军就是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去就是一套家庭票啊！” 许多商家觉得《姜子牙》知名度不高，更青睐同一家公司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小萱也去解释：“它们是一个宇宙观，就像复联一样，我们国产动画也做得出这样的片子。”
但一切努力在疫情面前付诸东流。除了年终奖得不到，所有之前的合作几乎作废。小萱说，《姜子牙》就像自己的孩子，夸了那么久多优秀、多值得看，等到该亮相的时候，孩子没了。
华南盛夏早至，但电影人仍在寒冬里煎熬。小萱的一位同事记录下了冰山一角：有些小发行公司和影城已经*，其中一些人去送外卖或者成了滴滴司机。“做这行多少都是有电影梦的一群人。”小萱叹了口气，“很多人迫于生活压力，没等到复苏就先失望了。”
2020年7月14日，南京卢米埃南京绿地影城闭店。图源视觉中国。
疫情期间，小萱的公司为了把重心挪到线上，收获了口碑和盈利。但她和许多同行都开始担心，这个行业以后会不会没了？“如果去年我肯定很自信告诉你，电影行业没了发行绝对不行。”小萱有些失落，但现在“感觉好像不太需要我们了”。她说，这次也相当于行业洗牌，能留下来存活的大公司、大影城会越来越好。
离开大银幕的还有资深影迷张垚。今年春节前他还在为能早点看上《夺冠》，蹲在各个影迷微信群找点映的活动，私下问了很多朋友，最后终于抢到一张首映的票。他曾经很依赖电影院，在那里认识很多有同样爱好的朋友，看了很多好莱坞的大片，但影院半年没开，张垚的手机被大大小小的弹窗消息占满，开始屏蔽看电影这件事。
7月20日影城复工，他没有任何打算，即便是坐在电脑前他也觉得现在很难集中注意力去看超过两个小时的电影。“看电影是很私人的事情，600个人坐在一起，依然是孤独的。”
而这一天，51岁的张小明在朋友家剪片子。这是他和朋友一起制作的古装剧，20分钟，更像是一个微电影。剧组十几个人，身为导演的张小明投入的资金是最多的，服装和道具一共花了1000-2000元，以前主持婚庆用的索尼2500c和佳能5d3成为了影片的主要拍摄设备。
张小明在横店混迹15年，还开了一家小照相馆，尔冬升拍《我是路人甲》的时候在他的照相馆里取景半日，最后只保留了一个镜头。影院重启在横店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在这座天天都有逐梦者涌入的“东方好莱坞”，有很多人像张小明一样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要么就拍戏，不拍戏的时候自己找东西拍，“我们这帮人不太看电影。只对自己的片子关心。”
横店的复苏比影院来得快很多。影视城3月份就开始有序复工。广发证券的研报显示，截至6月底横店共有111个剧组正在拍摄及筹备，剧组人员达到1.1万人，用数据印证了“扎堆开机”的说法。这半年张小明参演的剧，更多的是网络大电影和数字电影。“院线和我没多大关系。” 张小明说。
随着电影、院线一起陷入“冰冻”期的剧组就不那么乐观了。知名编剧汪海林曾说“戏比天大”，有的剧组人散了招不回来——演员签死合同，进组日期早早确定，每个档期都严格把控；有的戏都拍了一大半，就开场没拍，换演员不现实。但资金已经压死了许多公司和剧组，有的公司有对赌协议，回报率完不成要抵押物偿还；还有片子宣发的钱已经拨款，“这个行业就怕停，这部戏赔了我还能拍下部，电影院处在下游后端，后端放开了前端资本才敢进来。” 他曾呼吁资本在疫情期间可以倾斜编剧，趁这时候“把剧本凿好了”，但没有投资人愿意冒险。
而在陕西中影时代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曹轲是为数不多选择回到影城工作的人。“失业”第100天的时候，他在公号里写了自己和电影之间的故事。从一个理工科学生被《同桌的你》吸引开始，到疯狂刷年度看片量刷到691部、影院观影100部，再到拿着工程造价相关专业的文凭去投光线传媒，最终留在家乡。积累了两座影城的工作经验后，曹轲成了一家影院管理公司的企划策划主管。然而旗下的影院刚结束试营业，就赶上了疫情。
他每月起初只有1000元生活补贴，后来留岗停薪，顶不住女友和家人的压力去一家建筑公司做兼职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好像成了正在步入正轨的生活中一节脱轨的车厢。
关于影院复工的小道消息不停曝出，又一次次被证伪。5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在落实防控措施前提下，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室内场馆，以及影剧院、游艺厅等密闭式休闲娱乐场所可举办必要活动。”
曹轲觉得西安的天气开始转晴了，“我会记得今天，’失业’一百多天的我看到了希望。在今天剪辑了我第一个视频，尽管用手机剪辑有些许粗糙，但效果还可以。” 他在公号里写道。
复工当天，老板在会议上感谢了所有留下的员工。曹轲能感受到，虽然大家对复工感到欣喜，但影院的经营、疫情的不确定性、排片的困难让所有人的笑都“五味杂陈”。
27月17日，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大地影院，工作人员使用静电喷雾消毒背包对影院走廊消毒。图源视觉中国。
第一次离别那么久
7月18日，曹轲在朋友圈中发布了招工消息。两天前影院复工的消息弹了出来，他一瞬间感到有些不真实，对这条消息反复确认。但喜悦很快被一种无力感所替代。境况最糟糕的是公司旗下的斐波影城，停业以来，影城的员工因为生活的压力陆续离职——7月初，影城的员工只剩下一人。
原本曹轲排片首选了率先定档的《第一次的离别》，他很感激这部电影，因为这是他在众多不确定性中唯一能抓住的确定性 。但公司决定放弃7月20日这一趟复工的首班车，招聘员工成了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已从上海DFC离职的胡晓飞也得到消息，影城不会在20日开门，因为影院要解决自己的事：租金、物业费，以及很多很多现实问题。一些电影院人士对媒体表示，时间紧急，影院要根据当地政策制定细则，接受当地主管部门和疫情防控部门的检查、批准以后才能复工。之后，院线要向发行方申请影片硬盘与密钥，院线获得加密的数字拷贝文件和密钥后可实现正常放映。
除了实名制、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外，还规定了上座率不得超过30%，编剧汪海林认为市场处在观望期，还没迎来“报复性消费”的井喷期。发行小萱也没有接到任务，这个时候公司都会“先把小牌打出去试试水，不会亮底牌。”
20日下午一点，成都和平电影院第一场电影《超时空同居》放映。柏翮不在影院，听员工说原本20个观众最后只来了4人，“可以理解他们的顾虑，毕竟没有疫情的时候买了票也可能不去看。” 卖出第一张票的兴奋感已经褪去，他算了一笔账回过神来，知道在2020年，电影行业面临更大的挑战：“规定30%的上座率，50%的拍片量，也就是说最终的上座率是原来的15%。如果电影行业下半年正常可以卖300亿票房，现在可能只能卖45亿，是远远不够的。”
“没法激动，只有挣到钱了才能激动。如果不开门，对于影院来说，最多是房租成本，没有运营成本。在开门和不开这件事情上，影院很纠结，不开等死，开了死得更快。”柏翮说，“之所以响应号召复工，是因为我们不想放弃这个行业，总得有人迈出第一步。”
成都和平电影院7月20日的一场观影。受访者供图。
汪海林说，电影院不仅是电影业内重要一环，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瀑布效应”：许多设立在商场顶层，顾客要都逛完才去看电影，带动了餐饮娱乐、零售业、房地产等一系列产业发展；除了社交功能外，人们坐在电影院里，又被剧场性所影响，情绪与共鸣也无限放大。“无论从经济、文化还是社会心理层面都要去保护它。”
“本来电影打算在春节后上映，但因为疫情一直被搁置。我们第一次和影院离别那么久，题目很应景，也希望为中国影院的复苏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把观影变成一个很温暖的仪式，希望大家看完电影之后能够回到美好的童年，真切地感受到电影回来了，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是依然美好。” 《第一次的离别》导演王丽娜说。
观众对电影的热爱，或许是影院复工之路最有力的后盾。根据《2020年上半年度电影市场数据洞察》，近九成调查对象表示期待能重回影院。因疫情被迫撤档的《唐人街探案3》想看量上半年新增126.5万人，《姜子牙》新增54.8万人，《紧急救援》《夺冠》想看量新增均超20万人。
7月20日营业的前一天，百丽宫百美汇百老汇影城上海区业务负责人汪骅和同事们加班到深夜10:00。影片放映的密钥和拷贝已经全部到位，7家影院的消*工作已完成，只待开门迎客。原来的晚场电影被取消，而早场电影被移至13：00，放映场次减少了将近一半。
“Mojito是我们回应观众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会用实际行动。” 汪骅说道。8天前，她突然发现影院上了微博热搜，是因为官方微博发布的一条由周杰伦新曲Mojito改编而来的视频。配文写道：“现实虽然很残酷 但不能没有好态度 嘿！” 短短一天，这条由百丽宫百美汇百老汇影城员工自发填词、自行出演、自己拍摄的视频观看量便破了百万。
Mojito的最后一个镜头。
汪骅不间断地刷新手机，看着话题热度排名不断上升。几千条网友留言涌入官微评论区和后台，影城的工作群也一下子热闹起来，汪骅和员工们相互分享着网友的留言。“用最悲凉的心哼一支欢快的曲（大哭）” 、“希望这些不顺利快点过去”……影城收到最多的是诸如此类的慰问，让汪骅很感动。过去的170多天里，这样的慰问在官微后台未曾间断。
荧屏变绿，熟悉的“龙标”配乐响起，一条金色的胶卷蜿蜒而上，最终幻化成一个龙头。观众席上，由五名员工所扮演的观影者戴着3D眼镜，等待电影的放映。这是改编版Mojito的最后一个镜头。
这是时隔近六个月后汪骅第一次听到“龙标”配乐的响起。自2010年上海第一家百丽宫影城在国金中心商场落成，她就一直在这里工作。平日，第一场电影在早晨10：00左右开映，汪骅一天之内大概能听到十数次龙标音乐响起的声音，“以前天天听，真的不觉得有什么。”
在拍摄现场，站着数十名无法出镜的员工。当龙标出现在绿色屏幕上，几乎所有人激动到流下了泪水。汪骅也是其中一个。在音乐中，她回忆起了曾经工作的场景：接待客人、上班的途中、策划活动通宵的几晚……“很琐碎，没有很特别的场景。但这就是我每天会做的事情。”
（文中小萱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