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与灾难相伴随的日子其实占据着大部分时间，无论是地区性的自然灾害，还是国族间的征战*伐，都在形塑着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灾难记忆成为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灾后的反思与重建，也成为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南方科技大学的王晓葵教授，致力于灾害记忆、战争记忆和记忆理论研究多年。在本文中，他通过对历史上三场破坏力极大的地震灾害——里斯本大地震、东京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的灾后反思，来谈论人类对灾难认识的路径变化和层次升级。
他提出，里斯本大地震改变了欧洲的格局，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灾害的发生原因，对灾害的归因从宗教神学、天谴论转化为更科学理性的认识，它也促使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思考人与神、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日本人则将东京大地震视为本国历史的重要节点，认为日本历史从此由“战后”进入“灾后”，并重新思考科技进步如何与人类家园和谐统一的问题。而中国人对唐山大地震遇难者的祭奠，则经过了从国家记忆向个体记忆转化的过程。
目前，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性灾异，它已经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社会动荡，这篇对灾难的反思之作，对我们重新认识眼前的灾异大有裨益。
撰文 | 王晓葵
（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始于2019年底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如今，感染者每日攀升，病毒侵扰之处，经济停摆，交通阻断，医疗物资短缺，无人能置身事外，人类似乎进入了“至暗时刻”。但是纵观历史长河，它或许不过是人类航船在无数惊涛骇浪中的一次搁浅，每次大灾过后，痛定思痛，人类总有能力调整方向，重新扬帆启航。从这个角度说，灾难既是加害人类的罪魁，也是文明发展的催化剂。
众所周知的黑死病曾经使欧洲丧失了近3亿人口。但是，在和黑死病对抗的过程中，人类发明了检疫制度，确立了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焚烧的制度，形成了公共垃圾箱的设置，公共浴场的建立等公共卫生的种种规范，防疫医学的概念也由此产生。1995年发生的日本阪神大地震，催生了救灾志愿者的产生，因此在日本，1995年被称为“志愿者元年”，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表现出来的互助与奉献精神，以及对原有制度、生活习惯、自他关系以及公共性的反思，都必将为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精神资源。
为此，为了早日迎接战胜新冠病毒之后“高光时刻”的到来，回顾人类过去几次重大的“灾后”，对于我们反思自我、战胜灾难不无裨益。
里斯本大地震
将灾因论从神学拉回到科学与现实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了里氏8.5级的大地震，这次地震连同引起的海啸一共夺去了近3万人的生命。地震发生的那一天，正是天主教赞美神之恩宠的日子——“万圣节”。自古以来，耶稣会就习惯将天灾尤其是地震，视为神对罪人的惩罚，但是这一次地震中，许多虔诚的信徒在弥撒中遇害，从而彻底摧毁了“万能慈悲的神支配下的我们的世界无所不善”的说教。而当时的葡萄牙政府正在强力推进以英法为典范的现代国家建设，国内科学理性与旧宗教势力在激烈的争斗之中，这场灾难直接加剧了新旧实力对抗的烈度。
表现里斯本大地震灾难场景的画作。
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稣会在市民中鼓吹地震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天谴，说如果人类不思悔改继续堕落，地震还会发生。这些言论在市民中造成极大恐慌。当时的执政大臣、务实派的庞巴尔侯爵果断采取措施，弹压了鼓吹“天谴论”、煽动宗教狂热的教会人士，迅速组织收拾、埋葬尸体以避免疫病流行，为灾民提供临时住处和食物，推出了免除赋税、强化治安等措施，迅速安定了局势。这些有效的做法，也成为后来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灾后重建和减灾的范本。而这次震灾对欧洲的影响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当时正值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时代，伏尔泰、康德、卢梭等巨匠都参加了由灾害引起的有关自然、人、神之关系的论争，他们提出的认知灾害的解释框架，奠定了人类思考灾难的基本逻辑，且在26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伏尔泰（法文：Voltaire，1694—1778），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伏尔泰在地震后写下了《里斯本灾难哀歌》
（1756年）
，全诗的基调是对神善恶不分地降临灾害惩罚人类的谴责和对死难者不幸结局的哀叹。他质疑道：婴儿何罪，也要受罚? 和里斯本相比，巴黎与伦敦要堕落得更多。灾祸为何降临在罪恶较轻的里斯本? 在这部作品中，伏尔泰放弃了自己原来信奉的世间局部的恶，无损于神创造的世界的整体为善的观点，而对人类世界的诸多不可解释的现象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1759年，伏尔泰又创作了讽刺小说《老实人》，在这篇小说中，他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灾难观。对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特别是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表达的“世界是众多可能的世界之中最好的，因为上帝会选择最好的一个”主张进行了批判。书中的主人公“老实人”甘迪德是德国一位男爵妹妹的私生子。他在男爵府邸中接受了家庭教师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思想，深信男爵的家就是人间天堂。后来，因他爱上了表妹居内贡小姐而被逐出男爵家门，他开始周游四方，从西欧到南美，再从南美回到西欧。在漫长的旅途中，作者安排了各种天灾人祸，让这个认为“一切都好”的老实人，去慢慢正视现实，在最后，历经苦难的甘迪德与婚约者重逢，决意要结婚朴素平淡地度过余生的时候，邦葛罗斯继续他的说教，告诉甘迪德到手的幸福，正是经历的苦难的结晶。甘迪德听了他的话，答道：“先生所言极是，可我还有地要去耕种，再见”。小说到此结束。
《老实人》，[法] 伏尔泰著，傅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7年8月。
伏尔泰无情地嘲讽了人世间任何事件都是由全能的神命定的、任何局部的恶都是整体的善的一部分的神学式灾害观。他主张人类应该正视眼前的苦难和悲剧，以现实理性的态度解决问题。
和伏尔泰不同的是，康德和卢梭则从文明论的视角讨论灾害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次灾害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里斯本居民集中居住在高层建筑中，享受大都市的繁荣，结果才招致如此灾祸。卢梭指出，“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两万栋六至七层的房屋挤在一起，是不可想象的”。灾害的起因虽然源自自然，但是，如果地震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沙漠，就不会造成任何破坏。人们是为了享受都市文明便利和舒适，才遭此不幸。
在这里，可以看到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和《论科学与艺术》中一贯主张的文明批判。人类追求舒适、方便、富裕的生活，希望减少劳作，事半功倍地达到目的，甚至为一己之利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随着学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类在不断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恶弊。对此，卢梭的解决方案是，人类既然已经打开了*的潘多拉之盒，就无法再走回头路，文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只有用新的文明来解决。这个态度，不仅仅是应对灾害，也适用于所有的社会问题。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 让-雅克·卢梭，邓冰艳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5年3月。
美国政治学者朱迪斯・N・史科勒
（Judith N. Shklar）
认为，里斯本大地震在欧洲引发的人、自然和神的关系的思考，开启了近代思想的发端。她从政治学的视角指出，任何一个看上去稳定的社会，都可能存在弱者和受害者，为这些弱者和受害者说话，对权力造成的非正义进行质疑和挑战，这就是政治理论的价值所在。她指出，任何被认为无可抵抗的自然力造成的不幸
（misfortune）
，背后实际上都存在相关人员的过失和不作为。质疑和批判这类人为造成的不公正
（injustice）
，是近代民主主义成长的市民社会的核心。基于上述理解，她高度评价康德与卢梭的将自然灾害的社会属性作为考察对象的做法，亦即，世界上并没有所谓不可回避的悲惨命运，任何不幸都有人类文明自身的原因。由此产生的对现有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持者的批判，才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好途径。
如果说伏尔泰的贡献是将灾因论从神学领域拉回到社会现实的认知，那么康德和卢梭则是建构了灾害社会和文明批判的反思性话语。据此思考今天的新冠肺炎事件，我们无疑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
东日本大地震
重思灾难责任问题，受害者or共谋者？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里氏9级的大地震，这场简称为“3・11大地震”的灾难，由于地震引发巨大海啸，海啸不仅摧毁了东北沿岸地区的大片农田和工厂，夺去了近两万人的生命，还破坏了位于福岛的核电站的供电系统，导致炉芯冷却装置运行中断，进而引发炉温过高而发生核泄漏。这次地震-海啸-核污染造成的连环破坏，程度空前，是日本灾害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日本历史学家御厨贵指出，无论从受害的深度广度，还是影响时间之长远，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都是过去的灾害无可比拟的。他认为，以此为标志，1945年8月15日后开始的漫长的“战后”时代终于结束，日本进入了可以称之为“灾后”的时代。
“3・11大地震”灾害现场。
御厨贵认为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就没有再发生过能够形成全民体验的战争或者大的灾害和事件。而东日本大地震打破了这个局面。这场灾害的波及范围，远远超过了东北地区本身，由于福岛核电站的事故，日本全国各地都陷入电力、燃油供应不足和空气中蔓延的核污染的恐惧之中。因此，这次地震对日本人的基本观念和行动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内在的理由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推行的发展科学、增加人口、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国策，虽然早已遇到瓶颈，但是日本社会一直沿着原有的惯性滑行至今，而这次巨大的天灾加人祸的复合型灾害，给日本社会一个很好的契机，能够实现从战后到灾后的转变。
重要的变化之一表现在对科学技术的观念上。以灾后重建为例，日本一直奉行的是里斯本大地震时葡萄牙首相庞巴尔侯爵的技术路线，其核心就是不断推进技术的进步，以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来弥补旧技术的不足，以此来对抗自然的破坏，保证人类的安全。但是，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围绕灾后重建的种种矛盾和对立，这样的思维定式遇到了挑战。
在受灾最严重的东日本气仙沼唐桑地区，基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海啸的强度的精密计算，防灾工程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在海边修建高十米的堤坝，才能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海啸。保证住民的安全。它在技术上符合科学基准，而且由国家提供预算，不给住民造成任何负担。地方官员为了这千载难逢的能从中央政府获得的大笔预算，不遗余力地制定具体方案。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但是，这些刚刚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受灾者——渔民们却选择了拒绝。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看到大海，停在海边的渔船，就像自己的爱人。他们在海边看潮涨潮落、听海鸥的鸣叫，呼吸咸湿的海风，这些日常的感受，构成了他们幸福感的基础。从生计的角度来说，渔船、渔港、鱼货加工厂、酒吧、饭馆、甚至赌场，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
而自古以来这里总是有人因为海啸、海难、战争、疾病死亡，他们在海边建立慰灵碑、寺院、神社，超度亡灵，祈祷平安。人从来就是生死相依，风险与机会并存，从未设想过有能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更不用说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去换取抵御千年一遇的海啸的安全。在他们看来，大海寄托了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所有想象和希望，甚至海啸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和亲人的生命，他们还是“对大海恨不起来”。拒绝不惜代价的绝对安全，而选择有风险的幸福，与灾害并存，与风险共生，在生命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是日本人从这次巨大灾害中获得的生活智慧。这对于今后长期可能面临灾害威胁的我们，不无参考意义。
“3・11大地震”灾害现场。
民众主体意识的空前强大，也是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三个月后，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2011年6月9日的加泰罗尼亚国际奖的颁奖仪式上，以《作为非现实的梦想家》为题发表了讲演，村上引用了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碑的碑文“请安息吧，过失将永不再犯”为例，提出了当事人责任的问题。这个碑文曾经被批评没有责任主体，没有明确到底是“谁”犯的“过失”。村上认为，主语应该有两个“我们”，一个是作为受害者的“我们”，另一个是作为加害者的“我们”。村上的意思很明确，作为核爆炸的牺牲者，日本人是战争的受害者，同时，对于被侵略国家的人民来说，日本人又是加害者。村上以此讨论了“3・11地震”造成的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责任者问题。他说，“对核电站应该严加管理，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为了推进原子能利用的政策，政府降低了安全基准，”村上说，责任虽然在政府，“但是，我们纵容或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从这点而言，我们理应自我批判”。
村上认为，这次核事故标志“日本长年积累并以为自豪的技术能力的神话彻底崩溃”，而让这种局面成为现实，“是我们日本人的伦理和规范的败北”，“我们批评电力公司和政府，都理所当然。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把矛头指向我们自己，我们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共谋者”。
村上在这里提出的日本全体国民的“共同责任”问题，让我们联想起战后的日本政坛出现的“一亿总忏悔”的言论。皇室成员东久迩稔彦于1945年8月17日组阁，28日接见记者时说：“在重建日本之际，首先一亿国民都必须进行忏悔。”当记者问道日本战败的原因时，他说，“我国战败的原因是作战力量的迅速崩溃”，他还举出战时日本民众参与黑市交易的事例说，“国民道德的低下也是败因之一”，“此时此际，我认为，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忏悔。我相信，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很显然，这个皇族内阁的首脑，把战败的责任归结于诸如军力不足，国民没有积极配合政府等技术性原因，而没有从道德层面反思战争的性质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战争责任的“甩锅”行为，在他的眼中，日本人是天皇治下的“臣民”，而不是“主权在民”意义上的国家意志的主体。“臣民”需要反思的，当然不是决定国家未来的政策制定层面的失误，而是没有能够忠实履行天皇圣谕的失职行为。
在村上视野中的日本国民，当然早已今非昔比，日本市民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战后从来就没有停止，就反核运动而言，作为唯一受到核武器攻击过的国家，日本社会一直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就如村上所说，由于政府和大公司的各种宣传和利诱，大多数人事实上“默认”了现状。但是，福岛的核事故让日本人明白了所谓的政商鼓吹的核设施的“安全神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日本沉寂30多年的反核运动重新兴起。据统计，2011年3月11日到第二年的6月，日本就爆发了至少1000次街头运动。这些街头运动的内容和目的各异，组织者也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但是，这场灾难让广大日本国民明白，决定国家命运的“国政”，需要每个人具体的参与和关心，而不是听任权力与资本的摆布。
日本民众的主体意识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被唤起和强化的历史，早在1995年发生的阪神大地震的重建计划制定过程中就可以看到端倪。阪神大地震之后，各地开始由政府统一协调制定重建规划，核心人员是城市规划专家和相关行政部门的官员。神户市东滩区森南地区的重建过程中，市政当局在地震后的25天，就制定了一个“科学合理”的重建规划。这个所谓合理的计划，以居住区间整齐划一、道路笔直宽阔，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合理为特征。但是，这个看似“科学合理”的规划，却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和反对。规划公布之后，当地居民有28000多人联署，向市政当局提交了一份《森南地区街区重建宪章》，其中写道：
“阪神大地震一瞬间夺去了众多人的生命和财产，把我们推向悲痛和穷困的深渊。但是，我们如今已经从废墟中一步一步走出来，开始重建新生活。为了在废墟中重建我们自己的社区，全体住民制定了这个《重建社区宪章》。
我们的社区重建，将遵循如下原则：我们社区灾前的记忆，是我们的珍贵的财产。现在，化为废墟的这个地方，绝不单单是一块土地，这里埋藏着我们生活的记忆。我们不接受将我们的过去清扫一空的《城市规划》，我们的目标是，把震前的生活和震亡的80多位居民的记忆，铭刻在心，重建美丽家园。”
这个宪章表达的核心是“记忆”，其中包括了幸存者和死者的双重记忆。日本学者寺田匡宏评论说，如果说地震造成了第一次破坏的话，灾后行政当局清理废墟，以重建为名的再造街区，是第二次的破坏。对于居民来说，这里的记忆绝非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怀旧。那些经历过生与死的洗礼，还处在“悲伤和苦难”深渊中的人们，在重建自己家园的时候，首先把记忆的保存作为首要条件提出来，充分说明对他们来说，在和灾害对决的极限状态中，记忆和历史，应该成为他们未来生活空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记忆，将成为他们迈向未来的基石。
唐山大地震
从公共记忆到个体记忆的进化
在中国的灾害史上，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的“灾后”，可以说是最为漫长，其在社会文化上的意义也是最值得关注的。2006年、2010年、2013年，三部同样以《唐山大地震》为题目的影视作品问世，其中冯小刚于2010年执导的《唐山大地震》，不但在国内票房不菲，而且被翻译成为日语，成为少数能在日本主要院线上映的中国影片。2016年7月28日，国家*依照惯例，亲赴唐山参加地震四十周年纪念仪式。这足以表明，唐山大地震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我们今天依然处在这个漫长的“灾后”之中。
2010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剧照。
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3时，震级7.8级，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唐山大地震发生的1976年，也是中国政治地震的一年，这一年*、朱德、*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捕，第二年*复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目不暇接的变化，让人一时无暇顾及这场灾难。直到震后第8年1984年，唐山市政府决定建造唐山抗震纪念碑，这座建在市中心的纪念碑高耸入云，主碑碑座高3米，碑身高30米，主体上端造型有四个收缩口，象征人定胜天。碑身四周高1.5米处，为8幅花岗岩浮雕，浮雕主要描述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的场面。在碑身高8.5米处镶有一块不锈钢匾额，上面刻着“唐山抗震纪念碑”七个大字。
直接表达这个空间意义的是纪念碑的碑文。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共866字，这段碑文的内容先概述地震经过，然后是唐山人民的自救，在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唐山迅速恢复重建。最后，文章重点着落在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人民解放军忠贞可靠，自主命运之人民不可折服。”在最后，表明了矗立此碑的目的在于，“告慰震亡亲人，旌表献身英烈，鼓舞当代人民，教育后世子孙”。
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
从1986年开始，每相隔十年，在这个抗震纪念碑的纪念广场上，国家*都会出席一个盛大的纪念仪式，在这里，24万死者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祭祀和纪念的。也就是说，24万死难的同胞被看作是“我们”——“全体中国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的死，被理解为如同我们一部分的丧失。如此，在纪念碑广场中、在纪念碑前、在纪念馆里，在公祭仪式上，追悼者通过对不幸遭遇的共情，相互产生连带意识，从而使失去亲人的孤独得到部分的消解，心灵的创伤得到慰藉。这可以说是公共祭祀的意义所在。
但是，在唐山之后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开始理解灾害记忆的另一个面相，在每年的7月28号晚上，唐山的很多十字路口，都可以看到有人在烧纸，网络上有如下留言：“
(7月28日)
早上出门，只见所有的十字街头都是纸灰！老唐山告诉我们，那是半夜亲属在烧纸钱给去世的亲人，因为当时根本不知道亲人埋在哪里了，只能判断当时运尸体的军车是往哪个方向走的，然后每年就在路经的十字路口上烧纸钱，以慰哀思。”
从这个现象看，我们不难理解，官方的纪念空间和纪念仪式虽然解决了作为公共事件处理的灾害记忆问题，但因为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们失去的不是抽象的二十四万分之一，而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存在。他们是慈爱的父母，可爱的儿女、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等。他们有自己的情感、生活、社交圈、人生理想。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都拥有一个生命的全部故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他们的死的纪念与记忆也不是完全可以用一个数字、一个公共仪式所能包容的。他们需要个人化的、属于自己的祭祀和纪念。而矗立在唐山市中心的那个抗震纪念碑，无疑无法满足死者家属的这种个性化需求，他们需要“看见”、“听见”、“触摸”已经逝去的亲人。来确认家人生与死之间的联系，完成身份的自我认同，维系家族亲情的纽带。
终于，在2006年初，唐山市政府决定出资修建一座免费的纪念墙，并决定在南湖建立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新的纪念墙于2008年7月28日正式竣工。所有遇难者家属只需提出申请，经过简单的验证手续，就可免费在纪念墙上镌刻亡故亲人的名字。这座纪念碑将对灾难的纪念从24万死亡人数这个集合数字的记忆方式，转换到将每一个具体的人名刻印在墙上，让死者家属可见可触，这种对人的个体性的尊重的记忆方式，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的纪念墙上，刻满了地震遇难者的名字。
从里斯本大地震开始，人类经历了从宗教性的灾害观转向科学认知自然，进而对人类文明自身进行反思的思想进程；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人们开始对科学技术的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反思和评价，并推进了民众自我启发，自我管理的社会进程。而唐山大地震的“灾后”，则给我们呈现出中国四十多年来国家权力和社会心理逐渐“人性化”进程的图景。由此，我们或可不必把灾害解释为“天谴”，但是可以当作一次“天启”。灾害在造成破坏的同时，也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
日本学者吉见俊哉以奥林匹克的口号为题，表达了日本社会对自身发展愿景的变化，他说，如果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话，那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日本，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奥运会的目标应该是“更快乐、更温柔、更持久”。
吉见的这个思考，对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不无借鉴。这次新冠肺炎事件虽然给全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我们也一定能够浴火重生，让这次灾后的中国和世界变得“更人性、更宽容、更幸福”。
作者｜王晓葵
编辑｜徐伟 罗东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