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麦家：在祖国的生日，讲讲当兵的事情

史上第一女兵

让世纪向后翻上一个又大半个跟斗，就到了距离今天一千六七百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有个大名鼎鼎的人，同样在张罗着从军的事。因其生着女儿身，无缘“从戎”，不得已，只好乔装成“丁”。此人便是花木兰，有诗赋为证：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虽是诗赋，却也是史实，中国的文史素来是不分彼和此的，纠缠在一起，想分都分不开，分不清。在翻遍手头文史典籍后，我突发奇想，觉得花木兰着实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考的女兵。有了第一个女兵后，又突发奢望，想知道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男兵。考查无果，请教高人。高人深感这问题之无聊和艰深，难以作出正面的回答，只是像诗人一样闪烁其词地说：地上有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他自己的兵。这话说得玄，但我还是有所心得，想，这当兵的历史是跟人类一样古老悠久的。

天下第一耻

花木兰是女儿身当了男儿兵，纺织女顶了万夫勇，传为世人美谈。到了南宋初时，有个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同代人，身为七尺男儿，受着高官厚禄的恩泽，干出来的事却是孺幼不如，为人不齿。此人便是奸臣秦桧。在我家乡西湖岸边，秦桧至今还跪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岳飞面前，为纷至沓来的后人游客深恶。尽管秦桧之耻已示众警世七百余年，但不乏后继者。远的不说，就说一个近的，是我身边人，其孙子做过我三年同学。他有名有姓，却一向被人唤作“狗崽子”，因的是他爷爷曾替日本佬当过伪军头目，官至团长，是当时我们老家县上第一号威风人物，胯下骑的是日本大洋马，腰间别的是十三响手枪，屁股后头挂的是日本大洋刀，反正一身里外都是日货。听父亲说，日本佬投降后，伪团长是第一个被拉到富春江边，当着几万民众的面被毙掉的。执刑的人走后，无人敢收尸，围观的民众纷纷上去朝尸体吐痰呸沫，几天里肮脏的口水把伪团长泼得跟一只溺死的落汤鸡。有道是：卖国求荣，苟且偷安，乃奇耻大辱，属天字一号！兵当到这份上，自是无耻至极。其实，我们家乡距离西湖仅三十六公里，秦桧跪岳飞之塑像历时已久，想必伪团长不会没见过。见过了还要仿效，就更是无耻又无耻的啦。

父亲的故事

说说父亲的故事有意思。父亲今年七十五岁，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跟爷爷在富春江的支流大源溪上撑竹排，卖苦力谋生。六十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戴眼镜的人找到我爷爷，说有个病人，得了急病，要连夜送去东梓关看病。东梓关是富春江边的一个小镇，镇小名大，是因镇上有一高人，姓张，会徒手接嫁骨头，用现今的话说，是著名的骨伤科医生。父亲说，骨头在他手上，像针线在裁缝手上一样听话。那时没有公路，只能走水路，去东梓关，要沿富春江逆流而上。爷爷和父亲把竹排划到我们镇上码头，一只乌篷船已经在那儿等他们。船上有四个人，一人躺在担架上，裹在棉被里，看不见人样，只听得见不休止的*声。另外两个人是抬担架的，还有一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上船后，父亲发现抬担架的两个人，皮带上都别着乌黑的驳壳枪，在肥大的衣服里面若隐若现。十五岁的父亲见了又惊又喜，变了法子地跟他们套近乎。船到东梓关后，客人要求父亲随他们上岸，说是帮忙，实际是怕爷爷和父亲失信走掉，父亲是作为人质带走的。张大夫名不虚传，几个小时后，船又载着四人往回走，担架上的人已经减了痛苦，可以坐起身子跟人拉呱。他动员爷爷让父亲“跟他们走”，去当兵。起初爷爷是同意了的，所以船到我们镇上，父亲便抱着两件衣服告别爷爷，随他们上了岸。但走不出百米远，爷爷又追上去，反悔了，叫父亲跟他回家。爷爷说，孩子还小，等他养两年再送给部队。两年后，父亲想找他们也找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天父亲去县上开公审大会，大会开始，主持人说下面请赵县长宣读审判书，出来的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父亲后来经常说，那天他要跟他们走了，当的就是新四军。再说，回头一年，即一九四八年，父亲已经娶妻生子，对扛枪打仗的事已经不感兴趣。然而一天夜里，他被镇上李保长下头的几支枪押去镇上，扒掉了衣服，套上一套黄不拉唧的制服，连夜被送进杭州城，塞上一辆不知去向的火车。下了火车又行军，行了军又坐船，不知要去哪里。在船上，父亲看见一船船的伤兵跟他擦肩而过，还有火炮不时在水里炸响。炮弹响一下，船上乱一回，混乱中父亲看有人偷偷溜下船，没在水中不见了。父亲水性好，便跟着下了水，直到天黑才游上岸。不用说，这就是抓壮丁，是国军逃走台湾前干得最热乎的事。父亲说，仅新中国成立前一两年里，村子里被抓壮丁去当国民党兵的有四十几人，几乎村上多数人家的青壮年都被抓过，有的被抓过两三次。这些人多半像父亲一样，以各自的方式开了小差，逃回家。征兵征到这地步，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别说八百万，纵然八千万照样也要被打得稀里哗啦。父亲说，没有当上新四军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但能及时无恙地从国民党军队里溜号出来也算有幸，否则他这辈子不是白死了，就是白活了。

中华儿女多奇志

小时候我最崇拜一个人：海霞。海霞是何许人？海岛女民兵。要说海霞是个虚拟的文艺人物，出自任斌武写的小说《海岛女民兵》，走红于吴海燕演的电影《海霞》。这出电影在我小时候是放了又放，然后又被地方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改编成各种剧目，以形形色色的面貌登上各种舞台，引得所有适龄男女青年都以海霞为偶像，竞相争当民兵。就这样，虚变成实，一个变成了无数个，包括长我八岁的姐，也穿戴得跟海霞一样当了女民兵，在家里面我们都叫她海霞。出了门，因为海霞太多，为了区别，被冠以一个个定语，叫某某家的海霞。当时差不多年龄的姑娘，稍为出挑一点的，都被人这么喊。被这么喊是一种承认，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责任。每天到了晚上，姐总是把两根辫子扎得硬硬的，然后扎一根皮腰带出门去操场上参加军训，要很久才回来。白天上班，夜里训练，或者四处警戒、巡逻，这就是当时一个民兵的形象。现代汉语词典对“民兵”一词是这样解释的：

一种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人民武装组织。也称这种组织的成员。

当时我们村里的组织叫民兵大队，下属三个民兵连，其中一个是女民兵连，我姐当过副连长，主管夜间巡逻事宜。对当时活跃在祖国大地上的千千万万个女民兵，伟大领袖*曾赋诗一首：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我当兵后，曾在军队内部刊物上看过一则报道，是个美国记者写的，说的是中国除了常规的海陆空三军外，还有一支庞大的民兵队伍，人数过三亿。对这个数字，我们的军事教员在课堂上曾严正地指出：肯定是少了！

美好的事情

一九八一年，我参加高考，考了个全班第三。那时候是先有成绩再填志愿，填志愿是临门一脚，很关键。为此，父亲专门往县上跑了一趟，找人请教，回来就铁定地叫我填“解放军工程学院”（现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大学）。那时候我国南方正在打一场边境战争，母亲因此不同意，怕我被拉去前线有个“三长两短”。父亲火了，说长短了都是烈士，光荣的！我就这样当了兵。在上学期间，我享受的是义务兵待遇，吃穿不要钱，每个月还发津贴，家里同样享受军属待遇，大门口贴着“光荣之家”的金字，过年过节政府还上家里慰问，发一些鸡鸭鱼肉和年画什么的。父亲说，又上学又当兵，一文一武，学问和光荣两头都赚了，世上哪有这么美好的事，美好得很哪！到军校后，我的光荣感也达到极限，因为我发现有一半同学高考成绩都超过我几十分，我是高攀了。父亲知情后，又强调说这是“美好的事情”。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我可能会修改掉其中不少内容，但当兵这桩事是不会修改的，因为我基本同意父亲的观点：当兵是“美好的事情”，我的人生因它而被磨亮。一般人可能想不到，后来我虽然转业到地方工作，但其实还是一名军官，有部队，有职务，有头衔，具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第十七师三团政治处主任，中校军衔。《兵役法》明确指出：预备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部分之一，每一个预备役军人都有义务保家卫国，随时听从部队召唤。

更美好的事

一九九三年春夏之交，我收到一封发自柬埔寨金边的信，信封的右下角有明显的“UN”字母。这个“UN”标记总觉得很眼熟，一时却又想不起是什么。阅了信才知道，这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标记。信是时任成都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王爰飞寄来的，他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观察家。中国军人代表联合国赴他国执行维和任务，这是第一次。参与此项任务的有四十六名专业军事人员，履行的是军事观察家之职之责，同时还有一支由三百多名官兵组成的工兵营部队，主要执行诸如扫排雷等任务，消除战后隐患。部队于一九九三年初赴任，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完成任务出色，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支持和表彰。当个“UN”的兵，自然是新鲜的事，更是荣幸的事。王爰飞虽是相识已久，却从未和我有过书信往来，此次特别地千里来信，大约也是为了与我一起分享他的荣幸。这荣幸属于他个人，更属于我们国家。据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军人接受联合国指挥，派驻到他国去执行维和任务的机会和人员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更美好的事”：我国军人在他国“UN”，而不是让他国军人来我国“UN”。什么时候谁家的国土上出现他国军人，不管是“UN”还是“XX”，总不是件好事。往前看，没多远，这样的事情就摆放在我父辈的国土上，现在我们终于把这一页锁进历史簿里。现在我们出去啦！去吧，去吧，我对着王爰飞寄自金边的信封想，只要你们在“UN”队伍里，我这个预备役军官就不可能再回到队伍里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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