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
西方的“政治”(poliics)一词，以及“政体”(poliy)，都源于“城邦”(polis)的概念，尽管后来的“政治”和“政体”概念已经包括更多的意义，但其来源仍然暗中支配着西方对政治的理解。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分析中国的“政治”概念及其不同理解。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都是试图处理利益和权力的问题，但却可以有非常不同的道理。
城邦与哲学可能是希腊留给后世影响最大和最深远的成就。除此之外，另外一项特别值得一提的成就是希腊戏剧，它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众文化，这一大众文化的精神水平如此之高，远胜于今天的“精英文化”。这多少说明了，大众文化未必非堕落不可1(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政治问题，暂不讨论)。城邦不仅创造了西方意义上的政治，而且创造了哲学。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在城邦环境中发生的，尽管哲学所讨论的不都是政治问题，但哲学这一意见对抗的讨论方式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至于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的那些被后世追认为“自然哲学”的思考，其实是对世界的美学想象。希腊哲学的发展转折点正是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转向导致的。苏格拉底转向确立了意见世界的对话/争论结构，这一对话结构定义了意见世界的政治性质。正如部族之间的单纯战争不是政治，而只有当谋求合作才形成政治，意见之争也只有当形成理性对话才具有政治性，否则就仅仅是市井争吵。而作为政治的意见之争需要城邦这一环境。列奥·斯特劳斯关于政治哲学的出现有个非常简明的解说：“政治哲学出现在雅典。所有政治行动的目的或为了守成或为了变革。想要守成，就是不想变坏；而要变革，则是想要变好。于是所有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总是某种关于好和坏的观点……当人们明确地试图获得关于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政治哲学就出现了”。2希腊哲学因政治哲学而得以奇迹般地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城邦这一政治奇迹的出现。
城邦是一个政治创新。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先要问清楚什么是城邦。可现在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3可以得知，即使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希腊人自己也并不见得能够非常清楚地界定城邦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相信理解城邦必须先理解公民，他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说他是那个城邦的公民；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4不过城邦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创新，这多少是个问题。阿伦特说：“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他的政治生活。这样每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存层次：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的东西(idion)与公有的东西(koinon)。”5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城邦就是个彻底的政治创新了。但喜欢追溯事情的连续性的历史学家们未必完全同意这个截然的区分，他们很快就从希腊城邦的某些特征追溯到了荷马时代甚至迈锡尼时代。摩尔根就相信城邦政治并非“新鲜的原理”或者“独特的发明”，而是历史悠久的习惯制度。他指的是，城邦之前的英雄时代里，希腊部族本来就有了酋长会议、民众大会(agora，阿哥腊)和军事首领(basileus，巴塞勒斯)，只不过这些后来被改造为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6。这里产生两个重要问题：(1)既然在城邦之前，希腊人就已经有了公共政治生活，多少类似于后来的民主形式(因为早已有了agora)，那么，城邦在什么意义上是个政治创新？(2)如果城邦确实是个政治创新，那么，导致这种政治创新的条件是什么？
二、“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
也许希腊城邦并非完全创新，而是继承和革新。为什么在城邦之前的希腊人就有了某种程度的公共政治，由于缺乏历史材料，就很难解释清楚了，而且在历史问题上过分追溯，恐怕很快就追溯到动物世界了，这样做好像有些走题。不仅是希腊人，事实上有许多原始部族都有“某种程度的”公共协商活动。按照传说，中国远古“五帝”时代也有类似情况，那时的首领似乎比较大公无私，不仅愿意把领导权“禅让”给更为年富力强的杰出人物，同时还要征求人民的意见，虽然不是公共选举制度，但类似于推举和公众评议制度。当然，也许远古希腊人的公共生活尤其突出一些。尽管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历史是如何“一步一步”进行的，但仍然可以分析在逻辑上最可能的情况。为什么在远古时代的部族首领愿意发展某种公共生活？可以这样想象，在生产和工艺技术水平都很低的远古时代，物质水平或物质财富非常有限，部族首领所能够享用的物质并不可能高出部族普遍成员太多，特权所能够带来的物质私利并不构成让人意志崩溃的诱惑(从一些出土的中国远古遗址可以看到，即使是“宫殿”，也是非常简陋的，比古代一般农家土房也强不了多少，只是面积大一些而已)，并没有太多纸醉金迷的东西。生活水平差距不大，以权谋私的意义也就不是很大。相反，权力所能够谋划的公益(common goods)却很多，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远古部族，公益无论对于普通成员还是对于首领都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不依赖部族而生存，部族所有成员具有共荣共损的关系。典型的危险是外族的致命挑战(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就是这个道理)，而当时的安全问题远远重于私利，集体的安全是个人安全的保证，于是，公益成为私利的必要条件(这一道理隐藏着最为重要的政治秘密，后面还将讨论)。另外，在公益上做出重大贡献还会赢来万众归心的荣誉，而荣誉正是维持权威的保证。可以想象，远古部族的公共生活对于部族的生存和命运应该是个有利的策略。
尽管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并非完全创新，但它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它创造了“公民”，这是以前没有的(亚里士多德从公民去理解和定义城邦，确实是看到了城邦的本质)。可以说，在公共生活的发展史中，城邦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它通过创造公民而把远古的部族公共原则发展成为一个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政治制度，它在某些方面的“先进性”甚至超过现代的民主制。希腊盛世的执政官伯利克里在一个后来被称为最早的民主宣言的讲演中以夸张的自豪感说出：“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端时，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的日常生活也一样”7。
城邦制度一般被归功于忒修斯(heseus)、梭伦(Solon)和克里斯提尼(Cleishenes)的努力，其中梭伦被认为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梭伦时期，许多希腊人*或负债而沦为奴隶，还有许多人由于经商、战争和游历而离开原属部族，却也没有归属别的部族，这些都搞乱了部族内部秩序和人们原来的身份，于是社会发生持续混乱争斗，执政官梭伦甚感厌恶，他天才地想出了重整社会秩序的办法(前594年)，先是取消了许多人无力偿还的债务，归还抵债的土地，赎回奴隶，最终废除债务奴隶制，限制土地无限占有，然后根据人们的财产情况把希腊人分成4个阶层，分别拥有不同的权力和承担不同的相应义务(虽然对贵族和富人仍然比较有利，但以财富取代血缘去规定身份是一个突破)，但所有公民在公民大会的权利是同样的(知情、提问、辩论、议政、决定等)，这一点决定了公民的政治影响力。另外，梭伦还承认那些不属于雅典传统部族的自由人成为公民，但考虑到传统部族的力量，他把外来人都算入第4等级。这个不够彻底的问题最后由克里斯提尼解决(前509年)，他把人民按照居住地划分为100个乡和10大选区，人人注册成为平等的公民。这个政治改革完成了从部族向国家的演变，新的政治形式不再以人身关系而以财产和地域去规定公民身份。城邦取消了唯一性的最高首领。在此之前，巴塞勒斯(军事首领兼宗教事务主持)这个职位大概相当于最高领导，类似国王(因为军队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城邦把最高职位削弱为联席执政官，一共9位执政官，其中三位是最高执政，分管国政、宗教和司法。梭伦时元老院有400人，后来被克里斯提尼改为500人议会，以便让普遍公民有更多机会进入政府。元老院主席是象征性的城邦最高首领，他主持盛大仪式和接见外国来使，看起来很是荣光，却无实权，而且是由元老院成员轮流担任，每人只当值一天8。
可以看出，城邦的权力非常分散，分权的程度超过现代社会。尤其是民主程度更超过现代社会，城邦的民主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也超过现代社会。当然，这种合理制度与城邦的有限规模有关。柏拉图认为城邦最好是5000公民左右，而亚里士多德则说一个城邦如果多到有10万公民就荒谬了，因为没法管理9。雅典这样大的核心城邦也无非有2万至3万公民10。尽管城邦民主的优越性与有限规模有关，但并不能因此说，由于国家庞大，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就理所当然差一些。希腊民主的巧妙设计表现在它不是现代的选举制，而是选举、抽签和公议三者结合的民主制，其中抽签制和公议制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10大选区抽签选出50人，合成500人议会。各级政府官员以及陪审团成员也由抽签决出，而且任期原则上仅为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防止有人垄断权力)。不过，城邦的10个将军(还有理财司库等技术性职位)则是选举产生的，因为军事是专业性很强的关乎生死存亡之事，不能随便由外行担任。这一点似乎说明，除了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在其他事情上，理性、直觉和智慧比所谓的职业知识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公民在公民大会上有权了解真实问题和情况，然后进行辩论和公议，最后决定城邦所有值得一论的事情和政策，也就是那些比较大的事情和涉及到大家利益的事情，特别是政治、法律和军事(至于鸡毛蒜皮的事情，当然就由政治家随手处理了)。按照规定，公民大会每年召开重要大会10次之多，如果出现突然事件，还可以临时增加，另外还有数十次普通会议。如此多次的公民大会足以把城邦所有需要讨论的事情都处理了。原则上所有公民都可以来参加公民大会，实际上当然做不到(许多人有事情要忙，不能一起都来)，于是要求一个有效的基本人数，例如雅典要求的有效人数是6000人以上11。城邦制度并非没有漏洞，政治家弄权而误导人民的事情也时有出现；其间也有碌碌无为的“没有值得提及的成就”的僭主政治12。还有个有趣的事情：城邦为了鼓励人民参加公民大会而发给参加大会的人们一定报酬，结果是那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徒更为踊跃参加，这样多少降低了大会的道德水平。
尽管有些制度漏洞，希腊民主还是有着现代社会远远不及的民主水平，甚至我们有理由说，希腊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现代民主是虚假民主(这个问题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讨论)。民主要求让“民众”(demos)也能够获得政治权力，也能够参政，而不是只让民众进行统治，就是说，民主的基本原理就是人人在政治上平等。以抽签来决定官员和议员是最为平等的(中选机会完全相同)，而现代的选举制度其实不够平等，甚至根本就没有体现平等，因为选举制度把“平等”偷换成了“多数说了算”。在现代选举制度下，少数根本就没有成功机会，虽然少数人有名义上的平等机会，比如可以参加选举，但没有实质上的机会，因为少数就注定了不可能中选。名义上的全体平等完全有可能是个骗局，只有实践上能够实现的全体平等才是货真价实的。demos本来就蕴含两种潜在可能性：在全体平等的条件下，它就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众”；而在多数统治的情况下，它就非常可能变成“暴民”。显然，全体平等才是真平等，也就是普通人能够平等地享有与贵族(精英)同等的政治权利。以多数替换了全体，就是伪造的平等。抽签更能够表达全体平等(人人有同样的机会)，而选举更有利于多数人的利益(并非全体平等)。希腊的抽签/选举混合制度不但比现代的选举制度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而且更加合情合理(可以抽签的情况就抽签，只能选举的情况就选举)，体现了因事制宜的灵活精神。
不过，即使是抽签和选举的混合制度也仍然不足以充分保证民主。抽签的随机性终究有些危险，似乎有些不负责任。在一篇不知作者的称作Dissoi Logoi的希腊残篇里就讥讽了抽签制度的荒唐：“人们可以问：为什么你自己不用抽签给你的奴隶分配任务，让驾车的去做饭，让做饭的去驾车？为什么不用抽签让铁匠、皮匠、木匠去做生意？让吹笛的去奏琴……”13。看来人们还是认为官员也应该专业对口。不过选举可能更糟，它容易营私舞弊，变成派系斗争。由此我们就更应该重视希腊民主制度的另一个设置，即公民大会，这是希腊政治的最大成就。希腊民主制的最后保证落实在公民大会上。公民大会首先是标准的直接民主。由于没有中间环节，直接民主能够相对有效地排除阴谋、背叛和营私舞弊之类的弊病。但是，如果仅仅是直接民主，那么公民大会就仍然说不上是伟大成就。即使是直接民主，也还是没有触及理想民主的根本问题。直接民主所表达的是在某个时间的公共选择，可是在那个时刻人们的偏好有可能基于错误的知识，从而错把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看成是有利的；知识的局限还很可能使人们不知道什么真正是好的或坏的，不知好歹就会形成危险的选择；而且，公众聚集很容易形成非理性的激动情绪和盲目斗气，非常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蛊惑误导，人们的偏好加总非常可能是暂时性的现象，而并非稳定选择，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因素会导致所谓的公共选择变成人民自己损害自己的选择。可见，直接民主仍然只是表现了民主的形式，而没有表达民主的根本目的和最好可能性。民主的目的并不在于“人民来选择”(这只是表面形式)，而在于“人民能够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事情”，这才是民主所要达到的目的。现代民主往往强调民主的表面形式，这是民主的退化。虽然希腊人对民主并没有理论认识，但从希腊人发明了公共领域来看，他们对民主的本质已经有了深刻的敏感。
三、有广场就有地方说话
公民大会是公共领域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希腊人在广场的其它争论也同样显示了公共领域的存在。公民大会是在广场(agora)进行的。公民大会的前身，希腊部族里的人民大会就叫做agora。广场作为一个专门的公共空间的出现，对于确立政治公共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形的物理空间对无形的精神活动有着强烈的心理暗示和诱导能力，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以雅典为例，在城邦建立过程中，人们扩建在高地的卫城，把原来的防卫工事扩大为宏伟的核心城堡，其中有首领们的住所，有许多公共神庙以及相关设施。在卫城邻近地区又建了巨大广场和政府机构，于是城邦拥有了完整的宗教中心和政治中心。神庙和广场足够聚众，而且严肃神圣，是城邦的象征。当人们在广场聚集，所有的事情就公开化而成为共同问题，必要的信息在此公开而被分享，话语获得同时性的传播和反馈，不同意见可以在一起比较和讨论，正是神庙和广场在客观条件上使公众集体活动成为可能，而且赋予严肃的、分享的、共命运的气氛，它在城邦的政治化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韦尔南说：“城市一旦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它就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城邦。”14
广场和神庙只是公共空间，它是政治公共领域的物质条件，政治公共领域的成立还需要精神条件。城邦的公共空间把希腊推入一个“意见的世界”。人们的各种主观意见(doxa)都有了发言权，人人的意见好像都有道理(logos)，意见之争就成为城邦的一种基本生活。道理太多，就不得不去寻找“真正的logos”，否则混乱的意见将导致混乱的生活。当时赫拉克利特就抱怨人人都自以为有了logos，而更糟的是，蠢人无论听到什么logos都激动不已。可以看出，精神世界同样存在着一个从“无序混乱”(chaos)到“有序世界”(kosmos)的问题。这就是精神世界的政治问题。意见世界必定是个政治世界，而且是政治世界的根本所在。什么样的观念成为主导比什么人成为领导更重要，因为观念是行为、生活和制度的最终支配者。当城邦在意见世界里形成开放的政治，城邦事务和公益就成为人们共同关心和争论的对象，正如伯利克里所说的：“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事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把决议提交来进行适当的讨论……最坏的是，没有适当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15。至于人们的讨论是否确实是“适当的讨论”，作为政治家的伯利克里当然是毫不犹豫地自我表扬，而许多哲学家就不以为然了。
当城邦事务可以公开争论，意见之间就形成一种“比赛”。比赛是希腊的一个基本精神，它恰好融合了希腊人最喜欢的两种关系：争斗和友爱。只有比赛才能够融合这样两种互相矛盾的事情。韦尔南指出，竞技比赛是源于军事贵族的一种高贵的精神，人们普遍喜爱其中的对抗赛精神(agon)，因为它表现了平等关系：“任何竞争都意味着关系平等，竞争永远只能在同类人之间进行”16。与值得尊重的对手较量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这种竞争又是在城邦的“自己人”之间进行的，它就又能够表现朋友们之间的友爱。这个比赛传统在军事技术竞技之外的两个典型表现就是奥林匹亚运动会和广场的话语争论。话语比赛的赛场就是广场，这是意见相左的人们在口才、论据、推论和分析方面的智力比赛，其背后实为政治比赛。意见世界本身就暗含政治性，意见一旦进入比赛，其政治性就充分显示出来而从根本上区别于其它比赛(比如奥林匹亚运动会)。至少在价值观问题上，意见的对抗往往是不可和解的，因为缺乏可共度的标准。不可和解就奠定了政治的敌对性质——柏拉图多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后来施密特的敌友理论的最早基础)。柏拉图在描述苏格拉底与欧绪富罗的讨论时说：“仇恨与愤怒，我的朋友，什么分歧才能产生仇恨与愤怒？”显然，如果在数目上有分歧就可以通过计算解决，在尺寸长短上有分歧可以用尺子解决，如此等等，“那么什么事情的分歧会使我们无法解决而互相仇恨成为敌人？……对与错，高尚与卑鄙，善与恶，这些事情使我们由分歧而敌对”17。可见，意见的比赛明显地削弱了比赛的友爱性质而突出了争斗性质，甚至可以发展到只有敌对性质。
在这个背景下，希腊人发展了修辞术(rheorike)，其实就是雄辩术或者花言巧语技术，它对于意见之争的重要性类似于格斗技术在军事对抗中的重要性。修辞术在智者派哲学家那里被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往往变成诡辩绝技。高尔吉亚就相信修辞术是一项伟大的技艺，是使用logos的技艺，它能够通过说服人而支配人，比如说，“用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会的议员、公民大会上的民众”，甚至神奇到“使教练变成你的奴隶，使商人不为自己赚钱而为他人去赚钱”18。苏格拉底对修辞术甚是厌恶，认为它是对logos的坏的使用，是对人们的思想误导，于是他努力发展据说是源于芝诺的辩证法，苏格拉底相信这才是使用logos的正确方式。希腊时代的辩证法19主要是一种反驳技术，首先是芝诺的“归于不可能论证”(reducioad impossibile)，然后又发展为“归谬法”(reducioad absurdum)20，这些逻辑技术虽然并不复杂，但足以揭露各种话语的自相矛盾。
对logos的使用构成了希腊政治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精神条件，它使得在信息公开、意见公开和论辩公开的情况下人们愿意并且能够使用理性，而且还以理性作为成功论证的标准，因此形成了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即一个以理服人的公共领域。理性与公共性的结合造就了公共领域的基本模式，至今仍然是最伟大的政治创造之一，而且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传统。这个公共领域模式至少具有这样三个原则：(1)平等的语言关系，或者说，平等的意见关系。在意见之争中，成功话语决定权力，说服力决定成功话语，而理性道理决定说服力；(2)对称的信息关系。表现为各种问题、标准、程序和知识的公开；(3)可逆的人际关系。每个人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同，但政治权利相等，因此没有人必须屈从别人的意见，而仅仅需要根据道理去承认或拒绝别人的意见。这三者保证了“公民”这个概念，并且规定了正确的民主概念——民主的要害不在于投票，而在于公民具有参政的平等权利。可以看出，缺乏公共领域的民主其实是伪民主。因此说，公民和公共领域才是希腊真正伟大的政治遗产，而民主选举制度则不是。
不过有个问题必须说明：完全合格的公共领域至今尚未存在，即使合格的公共领域能够存在，也恐怕仍然不一定保证完美的政治或最好可能的政治。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能够解决。尽管今天的政治问题比希腊政治问题复杂得多，但政治状态的复杂程度并非导致至今难以解决公共领域的困难的真正理由，因为公共领域的基本矛盾即使在希腊那种“比较简单”的政治条件下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可见它是一个根源性的困难。这个困难在希腊表现为前面提到的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在今天则表现为宣传、炒作、作秀与对话、论证和思想之争。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意见与真理之争，它不仅是个根本性的知识论问题，同时是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政治决胜，或者说政治问题的解决，最后终究要落实为心灵的占领与殖民，就是说，在身体管理上的成功只是表面的政治成功(而且这一粗暴的管理模式终究会失败)，在心灵治理上的成功才是无懈可击的政治成功。
注释：
1基托在《希腊人》一书中论述了几乎所有希腊“普通人”也都喜欢高水平的戏剧胜过那些庸俗的滑稽剧，并且认为，希腊人自愿选择了高水平的精神生活，而不是没有堕落的机会，因为那些庸俗的东西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仅仅作为消遣而已。因此他反对大众必定更愿意选择庸俗的看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LeoSrauss：Wha Is Poliical Philosophy？Universiy of Chicago Pr.1959.p.10.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9页。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3页。
5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6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二编的第八章至第十章。
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0页。
8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记载道：“全邦人民轮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城邦政治家就仅仅在当值的年月执掌政权”。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页。
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4页。
10伊伦伯格(Ehrenberg)的研究认为亚里士多德时期雅典人口大概是：公民28000，公民家属112000，外籍人12000，外籍家属42000，奴隶104000，共约258000(转引自廖申白的译本《尼各马可伦理学》第284页，注3)；另外，加亚尔和德尚的《欧洲史》认为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公民及其家属有15万，奴隶12.5万，外籍人4万(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11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设置，主要参考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7年版。由于希腊政治制度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基本成熟后也时有修改，因此不同时期的制度设置在具体细节上会有些不同，但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尤其基本原理是一致的。这里只概括其一般情况。
12修昔底德说：“僭主们总是考虑他们自己，他们个人的安全和他们自己家族的光耀。因此这些政府的主要政治原则是安全，它们没有值得提及的成就。事实上除了他们的直接地方利益以外，它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5页。
13转引自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14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4页。
1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2页。
16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页。
17Plao：Euhyphro，7c-d.Loeb.
18Plao：Gorgias，452e.Loeb.参见《柏拉图全集·卷一》，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19希腊时代的辩证法与后来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法完全不同，希腊辩证法是逻辑在论证中的应用，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是从“变化”去看事物的一种观点，与逻辑完全无关。
20关于辩证法的逻辑技术，可参见威廉·涅尔和玛莎·涅尔的《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一章和第二章。
节选自《城邦、民众和广场》《世界哲学》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