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Sir电影原创：dushetv）
这是一串“梦想宣言”：
“长大你想做什么？”
“想打工。”
“读书毕业呢？”
“毕业就去打工了。”
“你长大想做什么？”
“洗碗。”
打工、洗碗……这算梦想？
Sir小时候，每逢被问梦想，身边每个人都雄赳赳气昂昂，要么是科学家、作家，要么答医生、艺术家。
身份影响话语。上面三个孩子是留守儿童。
出自一部纪录片《路》（2010）。
导演蒋能杰，2009年开始拍摄留守儿童纪录片，还拍上了瘾：
2014年，一部《村小的孩子》，又关于留守儿童。
曾获得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观众票选一等奖（二等奖是大热门《钢的琴》）。
不停地拍摄，思考，拍摄，思考，蒋的拍摄方式、对留守儿童的理解，也在变。
2016年，他又拍出一部留守儿童纪录片：跟前两部比，片里持摄像机的人（导演本人），“消失”了。
他要做最冷静的旁观者。
《加一》
看，海报顶端一行字够霸气：此片颠覆你对留守儿童的传统印象。
咦，看过的人还不到100……
好像也不算怪事：“土里土气”的海报，没有夺人眼球的大片名，更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
主题又是留守儿童、民工，这样的片子，有市场？会卖座？
但观看人数少，评分没有很高（豆瓣7.5），并不会湮没这部纪录片所映射的时代价值——
它关乎留守儿童的成长、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生命政治）、乡村社会变迁……
甚至，关乎你我。
跟我们有关？
看了，你自会有判断。
片名“加一”，是小女主角的名字。
加一的出生地——湖南一个空心化的农村，一半人跑去打工，只留老人、孩子。
当你的童年如歌里所唱：“池塘边的榕树上……等待游戏的童年”。
而7岁的加一，童年关键词是“无所不能”：照顾弟弟、生火做饭、洗碗、洗衣服、放牛、割草……
你猜对了，她和弟弟都是留守儿童。
差别只是，加一作为女孩，不得不做繁琐细碎的家务活。
当加一还不到1岁，爸妈就去广州打工了，由爷爷奶奶抚养她和弟弟。
从此，没有爸妈的陪伴，没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更没有堆满房间的玩具……
不避讳地说，针对留守儿童不乏各式定义（甚至偏见）：问题儿童、心理异常、孤僻自闭、不懂爱不会爱……
而《加一》则呈现了不一般的留守儿童之相。
你看姐弟俩——
多开心。弟弟在加一脸上画胡子，加一被逗得一脸灿烂。
多纯真。弟弟在脏水沟边捡到一个塑料西瓜球，像捡到宝贝一样。
多善良。加一趴在栅栏跟牛说着悄悄话：“你上面有个邻居，你知道是谁吗？”
跟所有孩子一样，无奈、孤独、难过，加一当然也有。
大年初二的凌晨，加一爸妈得回广州。
加一没去送别，蒙着被子伤心地哭了。
爷爷：在家陪你玩，哪有钱建房子、盖房子
孩子嘛，哭完，下一秒就跟弟弟嘻嘻哈哈玩去了。
快乐或悲伤，都是孩子最直接的情绪反应。
他们不会觉察到异常，身边同龄人都这样：爸妈在外面打工。
通过《加一》可看出，孩子表面的快乐，却是结构性“丧失童年”下的快乐。
与其说，这是拍摄留守儿童的独特视角。
不如说，从取景框跟现实的关系方面，《加一》更趋真实、日常、细微。
因为，“留守儿童”只是这些孩子的其中一个角色，他们不是分分秒秒都在体验“留守儿童”这一“苦闷”的角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看过不少留守儿童新闻报道，我们还需要纪录片《加一》的原因：
新闻报道中的留守儿童，面目模糊、抽象。
除了对留守儿童标签化、问题化、煽情化，新闻媒体对他们的父母，堪称粗暴——
第一条在问，能不能少挣点钱，别让孩子留守？
第二条则怪打工父母只生不养。（尤其是母性角色，更容易成为一个个具体事件中的替罪羊。）
只生不养，是外界蛮横的判词。
打工父母当下真实体验的，更多是骨肉分离。
可报道中打工父母的声音，基本弱到听不到。
而不理解他们的处境，怎么可能声称帮助留守孩子呢？
导演蒋能杰，拍到了加一爸妈在广州的打工生活。
加一爸爸，工作不稳定，从流水线工人到大巴司机，都做过。
用他的话来说，“又没什么技术，又没什么文化” ，只能干“低端”岗位。
出去只能做那些体力的东西（工作）
……
农村能有什么事做
只能出来打工
而加一妈妈，在工厂打工，更苦更累，需要三班两倒（分白晚两班，每班12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日。
老家无事可做——打工辛苦劳累——想孩子——回不去老家……他们已陷入这个死循环。
在家刚出来的时候，肯定特别想小孩
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
中国有几千万人都是这样子
出去，出去，出去
再累，心心念念的是孩子。可跟孩子一年就见一次，待几天，又得返城。
把孩子接身边？
养不起，光户口就是个大问题，好多东西（利益）跟它挂钩。
一是入学难，二是花销太高。
接过来这边生活或者上学
肯定比在家里消费高得多
就靠我们的工资可能也难养得起吧
提起留守在家的加一跟弟弟，除了想得掉泪，就是愧疚、自责。
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无奈，甚至无力。
在外漂泊，忍受各种心酸苦累，说到底还是为了孩子，为了生存，为了未来。
还是要赚钱
所谓“低端劳动力”打工的地方
“没有钱等于没有一切”——这是生活教会他们最硬的道理。
但对这个想象中的未来，能不能实现，他们心里也没谱。
很多中国人像蜂鸟，必须高频度的振荡翅膀，把自己悬浮在空中。
——项飚（人类学家）
悬浮一代。
加一的爸妈也悬浮着，必须不停地打工，打工，打工。
即使当下很累很累，即使未来一点都不明朗。
但是，不打工，未来永远不会达到。
可未来似乎早已写好。
在这个热闹繁华城市的一隅定居，根本是妄想了。
在外面漂了这么多年了
随便到哪里都没有一种归宿感
始终还是要回去的
类似话语同样出现在《村小的孩子》——
蒋鑫哥弟俩留守在家，爸妈在广东打工。
跟孩子视频通话时，蒋鑫父母说：
“读大学……不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做一个农民工太辛苦了。”
“……爸爸妈妈都很爱很爱你们。”
我们总说社会之痛，社会之痛，只有当这些痛都扎扎实实落在了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
痛才不是一种形而上的说辞。
如果以上打工父母的话语，还是无助于打碎指向他们的顽固偏见。
《加一》这一幕则代表了更意味深长的一场言说（质问）：
加一爸妈来家过年，除夕夜，一家人围坐电视机旁看春晚。
灰暗的房间，只有电视机是亮的。
电视机，俨然不在场的国家。
本应带来欢笑的小品，里面大段台词，并不在他们的认知世界。
或者说，他们被排除在这台举国盛宴节目的话语范畴了。
尴尬的失语。
而春晚与农民、民工之间的关系从来微妙。
这一幕像个隐喻，也是个切口。
通过它，就能理解：加一姐弟俩为什么必须被留守？“消失的爸妈”在大城市为什么没有“归宿感”？
《加一》不仅颠覆了大众对留守儿童的固有印象，颠覆的还有——指向留守儿童父母的顽固偏见。
爸爸、妈妈去哪了？
为什么要抛弃孩子，去大城市？
对比两个数据就明白了：
2014年，农民留在农村，每月收入824元，而外出打工，收入可达2864元。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报导源《第一财经日报》，外出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对比 ）
没有选择，必须挣钱，才能活着。
虽离家远，可大城市工作机会多，工资高，吸引力自然大。
来了是来了，当初逃离土地的自由和喜悦，早早被冲刷净尽。
来自《伊万·巴恩: 特殊环境里的不同寻常的房子》（网易公开课）
因为，作为外地人——大城市的“麻烦制造者”，甚至“高犯罪率的罪魁祸首”，他们一直不被待见。
最不济的，还会被当作“低端劳动力”，驱逐出城。
打工父母们，免不了这样的尴尬——
一来，一两年才能回家一趟，被孩子认作“陌生人”；
二来，被社会舆论指责对孩子，只生不养；
三来，在大城市没有“归宿感”，不受待见。
类似这样，本地人不待见外地人的说法：
来自后台留言区评论（仅代表少数）
到底这是谁的城市？借用拉美城市与贫困斗争中一句口号：
“我们在这里，我们并不是乞求金钱，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也是我们的城市。”
等谁来改变？
等，最等不起的是留守的孩子们。
《加一》中的留守儿童，没有想象的那么苦大仇深。
但这部片目的可不是证明“留守儿童是个伪问题”。
这就走向反面了，也不是导演蒋能杰的初衷。
《加一》的最大意义莫过于，一点点去消除，每个人对留守儿童及其父母的先入之见，撕掉标签，再次认识他们。
一波“事不关己论”又来了：不婚不育保平安、丁克大法好……
至于留守儿童问题，大概也这样：离我很遥远啊。
遥远吗？与你无关吗？
Sir想借用蒋能杰的话来回应：
“你们不是没关系的，如果他们的孩子出了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的孩子。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没有谁能置之度外。”
最开始，蒋能杰认为媒体报道和影视作品里的留守儿童，不全面、不真实。
“我为什么不自己为村里的孩子发声呢?”
而且，他的发声，没有随着镜头的关闭而停止。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留守儿童，蒋能杰一次次辞掉在北京的工作，拿起摄像机记录他们，又一次次带着片子四处巡展。
他说：“ 虽然我的力量也很微弱，但是至少我在做，从小事儿做起，让每个人都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2017年，他为留守孩子创办了乡村公益图书屋：棉花沙图书屋。
这是一个免费阅读平台，除了让孩子获取知识，改变的更是“知识无用论”。
棉花沙图书屋举办“小小摄影师”比赛（左一为导演）
接下来，蒋能杰希望能继续记录留守儿童，记录到他们成家，以及生育下一代的场景。他说，这些孩子们，代表着中国一代乡村儿童的命运。
Sir素来佩服像蒋能杰这样，不光正义感爆棚，而且真的用行动去改变的人 。
我们不缺抱怨黑暗、责骂不公的人，缺的是愿意一点点逾越障碍、付出行动的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得以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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