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青岛商界产生了著名的“四大家族”，分别是刘子山、傅炳昭、江苏才子丁敬臣、李涟溪，这四位堪称是青岛商业响当当的风云人物。
今天来说说丁敬臣。他曾经担任青岛总商会会长职务，名下开办了多家企业，名副其实的岛上大亨。他一生功业声名尚可，只是创办的“大阜银行”，曾经为日本侵略者周转融资，因此而名节大损。
照猫画虎：丁敬臣的商业帝国
丁敬臣祖籍江苏，1880年出生于江都县（今天的扬州市江都区），光绪年间为了广大家族门楣声望，家里曾经给他捐了监生头衔，到地方上放了知县，官阶最高时候做到候补知府（四五品官衔）。
1843年，随着清政府《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落地，上海开启了对外的大门。开埠之后，中外贸易的区域中心，很快由广州转移至上海，各国商品和资金流纷纷涌入长江口，几平方公里的上海老城里，行栈、码头、银行、租界比比皆是，俨然另一个繁华世界。
通过上海开埠，从政期间的丁敬臣发现了广阔的商业前景，遂放弃了官员身份，辞职下海，专肆经营洋务生意。不得不说，丁敬臣的商业眼光还是很精准的，政府为官的经历和操办洋务的历练，让他成为当时很少见的多能人才。
1897年，冒着黑烟的炮舰裹挟着德国军队，气势汹汹冲进胶州湾，青岛沦为德属殖民地，经济命脉中混入了德国基因。德国人要在青岛打开市场，打造第二个“上海滩”，迫切需要既懂国际经济，又谙熟中国事务，特别是对清朝官场非常了解的买办。丁敬臣就这样进入德国人的视野。
德国人对丁敬臣的能力很是肯定，德属企业“禅臣洋行”聘任他作为买办，待遇优厚。洋行的是外商在中国设立的公司，算是代理点或者办事处，主要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目的。丁敬臣所在的禅臣洋行，主要业务是进口德国的机械设备，出口中国的初级土特产，比如山东的农副产品，运到青岛进行初加工，之后运到外地销售。
丁敬臣在德国洋行做了几年，将他们的经营门道摸得精熟。看着洋人们买进卖出，大把大把德赚着钞票，遂萌生了自己开公司的念头。他很快在火车站旁边的泰安路上选好经营地址，定名“悦来公司”。经营初期，主要以出口中国商品为主。
为了打开市场，丁敬臣亲自跑到农村去收购基础货物，然后联系货轮进行水上运输。除此之外，丁敬臣还经营着旅馆生意。不久之后，他看到德国人在淄川、博山（今山东淄博一带）等地开办煤矿，获利丰厚，丁敬臣脑筋灵活的很，紧跟着也开办了一家煤矿公司，取名“悦升”。在筑基阶段，丁敬臣盯紧了德国人的路子，照猫画虎一步一步，丁氏商业王国的雏形在青岛显现出来。
一面之交：著名记者采访丁敬臣
清末民初，有一位著名的媒体人叫包天笑，擅长小说，又撰写报稿。包氏《钏影楼笔记》中，曾经有关于丁敬臣的一些记载。1907年，包天笑受聘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类似今天的中学校长职务。他由海路从上海来到青岛，计划在此转乘火车去青州赴任。
他在书中记述，当时海上轮船是德国汉堡公司的，而船上的茶房（就是服务员的代称）却是雇佣丁敬臣所有的悦来公司员工。可见当时丁敬臣的商业中也包含了劳务派遣项目。包天笑在青岛留宿，也是悦来公司的旅舘，并且有幸见到了这位奋斗的中国企业家。
丁敬臣对这位知名媒体人也非常有兴趣，热情的接待了他，向他介绍自己的商业和青岛的情况。在德属殖民时期，青岛居民有着严格的层级划分，金字塔顶端的是欧美殖民者，其次是来青的逊淸遗老遗少，然后是广东、江浙和省内的商办，多以会馆为中心抱团，最底层的才是山东本地平民百姓，大多从事佣工和苦力。
采访结束以后，丁敬臣安排公司为包记者购买了去青州的车票，二等车厢。当时的青岛，一等是“高贵”的欧美移民包厢，二等座是欧美人和中国人的混搭，三等以下才是中国人的位置。包记者的座位，挨着一位德国军官，对同车厢的中国人非常傲慢和不礼貌。包记者也去三等车厢看过，里面没有座位，更像是一节货厢，旅客和鸡鸭蔬菜水果一起运送，里面的味道不堪忍受。
长袖善舞：游走于殖民者和遗老之间
1911年，是中华大地翻天覆地的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孤儿寡妇让出了国家权力。清帝国的坍塌，让逊淸遗老和贵族们猝不及防，他们纷纷携家带口，卷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他们看好青岛的殖民位置和经济形势，先后有120多名朝廷高官到这里避祸，俨然清廷的翻版。
他们中的许多，初来乍到，就落脚在丁敬臣在泰安路上的悦来公司。按照当时的情形，遗老遗少们要想在青岛扎下脚跟，除了巨额的财富支撑，最重要的是必须与德国人建立关系。丁敬臣和德国人的联系非常密切，恰好成为逊清遗老和德国人之间的纽带。比如，青岛第一座高等学府“德华大学”（今青岛铁路局用地）的首任总稽查，就是曾任监察御史的蒋楷，由丁敬臣介绍给德国人的。
虽然丁敬臣与这帮大臣走得很近，甚至帮助遗老们的“前清联谊会”协调场地和驻地，还把三江会馆（今青岛劈柴院江宁会馆）借给他们举行成立大会。但是有些事情，丁敬臣也有原则。据资料，当时隆裕太后去世，在青遗老们想用三江会馆作为公祭堂“开追悼会”，丁敬臣断然拒绝，他认为德国人承认的只有民国政府，隆裕太后作为前朝人物，在青岛举行公祭不合适。遗老们对此都很有意见，却也无可奈何，因为离了丁敬臣很多事情都没法办。
一帆风顺：岛上商业大亨成长记
1912年9月，国父孙中山先生来到青岛，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可谓全城轰动。访问期间，孙中山应邀到山东路上的三江会馆，在丁敬臣的主持下，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用驰名中外的青岛啤酒招待了革命家。由于孙中山的到访，山东路更名为中山路，三江会馆也改为江宁会馆，沿用至今。
1914年，日本接替德国继续占有青岛。丁敬臣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出任青岛中华商务总会的会长一职，大学路16号甲的那栋气派别墅，就是他的新宅。日本接手青岛不久，在馆陶路上建立了一家“取引所”，即证券商品交易所，丁敬臣则开了一家“论行”，专门从事期货交易。
当时的青岛商界，共有刘子山、傅炳昭、丁敬臣、李涟溪四大姓，掖县的刘子山与日本人走得比较近，组建了青岛第一家银行“东莱银行”。丁敬臣与日本人不对付，在日方压力下，失去了商会会长的位置，退位常务董事，会长由东莱银行的经理成兰圃担任。
日本有盐商在胶州湾（今红岛区域）建造了一些简陋盐田，但是技术水平不高，产量低质量差。丁敬臣掌握了较高的晒盐技术，成功拿下永裕盐场的经营权，获得丰厚利润。1922年，国际国内形势突变，当时的中国政府据理力争，收回青岛主权。此时，丁敬臣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岛上大亨，他的经营不涉及黄、赌、毒，在商界的名声相对较好。
乌烟瘴气：丁刘之间的“鸦片战争”
上世纪初年，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加上殖民者的恣意引入，贩卖烟膏成了获利最厚、来钱最快的行当。追逐利益，是商人的天然本性，丁敬臣作为岛城四大商王之一，当时的政府虽有管制，却没有严格措施，为什么没有涉足烟膏生意呢？
据资料，赫德担任胶澳海关税务司长官时，曾经召集丁敬臣、刘子山等人，集资入股的方式，在北京路一处糕点作坊里开设“立升官膏局”，公开销售烟膏。但是丁敬臣等人经营了一阵，发现烟膏销售没有想象的赚钱，甚至初期还有外债，于是商议撤股退出。
此时，刘子山提出愿意“一肩挑”，丁敬臣顺水推舟，将手中股份连同所欠账务，全部转给刘子山承担。丁敬臣相当于甩掉了“烫手山芋”，刘子山却窃喜捡到了“大金矿”。刘子山垄断烟膏生意之后，在河北路寻找店面独自经营，他前店后厂，批发零售，还有专门的“体验店”，设置烟馆招揽客户。
日本接管胶澳以后，公开承办贩烟生意，刘子山主动投靠，揽下日本人的官办贩烟机构——“扶桑官膏局”，虽说开办了烟膏局，但日本人严令不得触碰此物，只是销售给中国人。有了日本人的支持，刘子山很快成为岛城“烟土大王”，据说利润年均四千余万元。
丁敬臣看在眼里，悔在心里。他悄然离开青岛，带着悦来公司的二十万股金，直接去东京接触大正天皇的关系，要求撤换刘子山的烟膏专卖身份，由他接任。大正天皇发电询问此事，日本驻青守备司令回电，称刘子山擅长经营，获利丰厚，每月供应军费不菲，没有必要重新换人。丁敬臣悻悻而归，什么也没办成，反而伤了悦来公司的元气。
日寇侵华：为求利益沦为鹰犬
日本第一次侵华的时候，丁敬臣“看不起”他们，与日本人的关系非常冷淡，直接导致他失去了青岛商会会长的位置，还把“大金矿”拱手让与刘子山，实在后悔不已。1938年初，日本鬼子卷土重来，中国经济遭遇重创。日本人需要“以战养战”，迫切寻找中国的代理人，于是瞄上了丁敬臣。
丁敬臣也在等这个机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丁敬臣为敌人效劳，出面创建了“大阜银行”，主要作用就是为日本筹集资金，购买军队物资。
根据《中共淄川地方史》记载，1938年5月，日本人找到悦升煤矿的负责人丁敬臣，即提出合办的要求。1941年，在日本政府和特务机构支持下，威胁悦升公司签署合办协议，将悦升公司变更为“悦升矿务公司”。吃掉丁敬臣的矿山以后，日伪时期任命丁敬臣为山东煤矿产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副董事长，彻底沦为日寇走狗。
查询《青岛百科全书》的资料，可以发现，丁敬臣作为岛城一代商界大亨，在“亲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先后在日寇公司、宪兵机构、金融部门任职，丧失了作为中国人的血性和良知，沦为殖民走狗而欣欣然。
【题外话】岛城一代商业大亨的归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青岛，军统首脑人物戴笠在军统内部，专门设立了肃奸委员会，把资产肥厚的“经济汉奸”，确定为首先惩治的目标。丁敬臣作为青岛“老牌日伪汉奸”，又是身家巨富的经济汉奸，很快被抓进了监狱。
“丁敬臣汉奸案”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舆论呼吁严惩，但是在市长李先良的庇护下，丁敬臣都没有过堂，就以证据不足为由免予起诉，不久便无罪释放。此案如此收场，引起社会舆论哗然，本案检察官朱巍然不得不公开表态，“丁敬臣案如有新事实、新证据仍可提起公诉。”
此后，丁敬臣案在省市两级反复折腾，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却因丁的关系背景深厚无法定论，最终引起了南京高层的关注。1947年3月底 ，国民政府司法院对丁敬臣曾经管理的大阜银行认定为“伪组织所属金融机关”，丁敬臣由此证据确凿，正式被定为经济汉奸。
直到风雨飘摇的1948年9月，丁敬臣案仍然没有最后结果。此时国民政府行将崩盘，已然顾不上“肃奸”。1949年，这场轰动全国的“丁敬臣汉奸案”终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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