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一场疫情，让湖北仙桃一下子出名了，据说全国90%的口罩都是产于湖北省仙桃市，而彭场镇则是仙桃市最大的无纺布重镇。非典那会儿，镇上家家户户都成了口罩厂，大厂有大几千人，小厂就是自家作坊，一两台机器的都有。因为新冠疫情，彭场镇仿佛又回到了2003年，家家户户，日日夜夜，打片机和点焊机不停歇。
这是我的家乡，至今我的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5年，我母亲也是无纺布厂工人。
从2005年到2019年这14年里，除了每年过年的五天时间，我母亲的生活十分规律：早上五点半起床（冬天会到六点），洗把脸，换一身她喜欢的、在我看来十分夸张又用力的衣服，骑电动车（最开始是自行车）去工作的地方，晚上九点回家（冬天有时候会到十点）。
她工作的地方是无纺布工厂，以前是在我们那儿最大的无纺厂“彭场宏祥无纺布厂”，后来老板出国赌博欠下巨款，就把厂子卖人了，里面数千名员工也就散落到了其他大大小小数十个无纺厂里。我母亲也换到了一个离家较远的小厂。
小厂我没去过，但那个号称最大的无纺厂我是去过的。
那时候暑假，我跟着母亲一起，在无纺厂里做小工。无纺厂里角色很多，有裁工，也就是把一块大的布裁成相应的形状，捆成一打，一打一般是两千个左右，所谓小工，也就是把这些裁好的布片在缝纫机上加工，还有打包工，打包的一般是年纪稍大的，把鞋套拍扁，把英文的标签贴上去，用塑料袋装好，放在纸箱子里封好。
无纺布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布，我们普遍看到的一次性口罩、一次性鞋套，都是无纺布，还有医用的外套和帽子。一般不会用它来做日常穿的衣服，初中的时候，我央求母亲把大块的无纺布折叠好，给我做成单肩的包包，也能用一学期。
夏天的清晨6点半，我穿过一条马路去菜市场，说是菜市场其实只是一条小道，路两边都有卖菜的摊贩，我慢悠悠地买五毛钱的嫩豆腐，五毛钱的猪血，五毛钱的绿豆芽菜，再买上三块钱的野生小鲫鱼。回家把鲫鱼养在桶里，嫩豆腐和猪血都泡在脸盆里，就去上班。顺便在路上给我母亲买一个糯米做的麻球，或者俩面窝，她早上不到六点就已经去上班了。中午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会先回家做饭，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做饭的。我那时候也不觉得做饭有什么好需要学习的，无非是锅热放油，下姜蒜，下菜，翻炒，加水，焖煮，调味，没熟就再煮一会儿，淡了就再加点盐，仅此而已。
刚开始的时候，在车间的每一秒于我而言都很难熬。那时候我17岁，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腾云驾雾的思想。车间里轰隆隆的，彼此之间说话都听得不是很清楚，我看到每个人都是一张疲倦的、麻木的脸，机械的动作，我感到一股怜悯众生的情怀在我胸口来回涌动。我买了一块三块钱的电子钟，绿色的，挂在缝纫机上，盯着它看，一到五点半，我就要下班回家去看书——我从来没有这么真切地渴望读书，并认为读书是一种多么奢侈的生活。
我的脚踩在踏板上，手上不停地把两块裁好的布送到飞快上下的针底下，一个枕套，两个枕套，一百个枕套，一个枕套两分钱，两千个枕套就是四十块钱。
60天这样数枕套的生活，几乎影响了我半辈子的消费观——我似乎一直都还是那个脚踩在踏板上数着枕套的女孩子。在那之后的两三年，每次买什么东西，我的大脑都会不受控制地飞速运转，把这个东西的价格转换成鞋套的数量。夏日里我走在路上，口渴得冒烟，整张脸到耳朵，都是通红的，我也不愿意买一瓶水——一瓶矿泉水是一百个枕套，一百个枕套我也要做好久啊！马上到家就有喝的了！
一杯双皮奶是两百个枕套，一双三十块钱的帆布鞋是一千五百个枕套，一千五百个枕套啊，一千五百个枕套我要做多久啊！这样的恶习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拿到还不错的薪水，才慢慢有所好转。
中午吃完之后我总要午睡一会儿，不然下午打瞌睡的话很容易手会被针扎到。是没有午睡的地方的，你别想趴在缝纫机上睡着，抖得不行，一瓶水放在缝纫机上，你要是不管它，不出半小时准掉到地上去。于是我都是睡在桌子底下的，垫两个撕开的纸箱子，再垫一点废弃的无纺布，我就可以躺在上面睡着了。我在我母亲旁边，躺在桌子底下，看着她沉闷地、机械地、面无表情又满脸疲倦地把一张张布送到针底下。虽然眼睛眯成一条缝了，但她速度一点也没慢下来。
这两个月是我长这么大与我母亲相处最多的时候。小时候，一两岁的时候，母亲就跟着父亲出去做生意了。然后一直到初中，我们全家搬到镇上来，我才和父母一起生活。但每天早上我起床她已经走了，中午匆匆忙忙吃个饭，晚上我睡了，她才回来。
一个枕套，又一个枕套。我母亲的13年。
十月我回家，离家前最后一晚，我母亲过来与我同住，我躺在她身边。我粉尘过敏患了支气管炎，咳嗽整晚，动静很大，她睡得很熟。她太疲倦了，有时候都来不及去洗澡，就躺在床上熟睡了。每次放假——她们厂里每月放一天假，她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睡觉。不过她现在开始刷短视频了，我觉得挺好。
我母亲不是好强的人。我以前总认为她没啥主见，大事小事，都听我爸的，不爱自己拿主意，也不爱操心。对我的期待也就是找个老实、不花心的人，有个人照顾我就好了。（虽然她有时候也说，男人哪有丑的，男人有钱了就不会丑…）
在厂里的两个月，我倒是见识到了她好强的一面。厂里每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就跟我们学生时代，考试出成绩之后老师念分数一样，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屏气凝神的，我母亲总是前三名，这时候大家都调侃她，说她要发财，说她拼了命了。她也只是笑一笑，不说话。记得有一次中午，家里有亲戚过来，我说让母亲多坐坐，她不肯，忧心忡忡地跟我说，这个月已经耽搁了一天了（她感冒了挂了水，其实只有半天），再耽搁就拿不到钱了——我估计怎么着也能拿前五吧。我父亲那时候还调侃我和我弟，*月月都要拿第一，你们俩要是有这点精神，上重点中学不在话下。
这两天我室友肥肥的母亲过来与我们同住，有时候室友加班，就我和她母亲两人在家，她各种忙活着包饺子啊、炖排骨汤啊，说肥肥就喜欢吃饺子。这种时候我总是默默地坐在窗台上，捧起一本书，想起那个暑假，我体重84斤的母亲，带着体重86斤的我，在厂里发货（一捆一捆的原材料）的时候，冲下去抢枕套（枕套最划算），她背三捆，给我两捆，她扛着三捆一下子就爬了三层楼，我背着一捆，一捆在地上拖，早给冲过来的人给挤散了。我母亲放好她的三捆就立即下来，又帮我把两捆扛上去。我又想起我躺在缝纫机底下，看她跟我极像的侧脸。
于是我给她打电话，我听见电话里机器轰隆隆的声音，她的声音听起来疲倦又遥远：
这点做完就回家啦！你什么也不用给我买！家里啥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