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娄山中大溶洞
1939年10月13日，上午7点03分，汉口机场，侵华日本陆军航空队第三飞行团的18架96式中型轰炸机呼啸着离开跑道，直飞重庆，目标是重庆往南约100公里的南川县丛林乡。其时，侵华日军的情报机构，已获取国民政府在丛林乡修建飞机制造厂的情报，因南川军警及乡民严密的防奸、防特体系，日军情报人员始终无法获得准确的工厂坐标。因此，天还未亮，第三飞行团团长菅原道大少将就来到机场，亲自部署轰炸中国飞机制造厂的作战行动。
两小时五十七分钟后，日本轰炸机飞临南川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找不到情报中的中国飞机制造厂，转而把怒气撒向南川县城，18架轰炸机携带的143枚各型炸弹全部投向南川县城，造成炸死平民155人、炸伤142人、炸毁房屋821余间的“南川血案”。
此后，日军又组织了多次专项空袭，但始终找不到丛林乡的中国飞机制造厂，以至侵华日军高层，开始怀疑有关中国飞机制造厂情报的可靠性。其实，以情报立国的日本，获取的中国飞机制造厂的情报是准确的，国民政府在南川县丛林乡修建有飞机制造厂。日本人不知道的是，这个飞机制造厂是建在一个空中很难发现的山洞里。
海孔洞洞口现状，废旧的建筑遮挡了洞口的气势。（何进平/图）
2019年8月4日这天，为了探访这段历史，我一早从成都乘高铁到重庆，从重庆转乘大巴到綦江，从綦江改乘中巴到万盛，从万盛坐乡村公交到丛林，在丛林镇摩的司机汪师傅的向导下，找到了这个叫海孔洞的山洞。
从成都去丛林，是从四川盆地向东南方进入云贵高原，盆地边缘的平行岭谷在这里硬生生挤撞出一个大娄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大娄山北缘地表，切割成谷岭相间、险峻幽深的喀斯特地貌，山峦叠嶂间，隐藏着断层、悬崖、峡谷、天坑、暗河、溶洞等自然奇观。
1938年4月，受航空委员会委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总务处少校副官廖亦民，率地质专家到大娄山勘察，在大娄山北部的南川县丛林乡发现了高五十多米、宽二十多米、纵深四百多米的海孔洞。海孔洞隐蔽性极好，洞中有暗河流出，是大娄山众多天然溶洞中的一个巨大溶洞。相传洞口山壁上曾凿有“豁然开朗”四个大字，而我在令人“豁然开朗”的海孔洞盘桓许久，却一直找不到这四个字的痕迹。
历史，其实是人们刻意的记忆和保留，没有刻意的记忆和保留，岁月会消磨掉过往的所有痕迹。
1938年6月3日，航空委员会派出的第一批工程师和工人进驻海孔洞。从此，一个飞机制造厂隐蔽在四川省南川县丛林乡（今重庆市綦江区丛林镇）的海孔洞整整9年，记录了中国羸弱的航空工业，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制造飞机、升空抗敌的一段往事。
三线建设时期，在海孔洞洞口修建了楼房。 （何进平/图）
第二飞机制造厂
1932年淞沪抗战，日军战机展现出来的威力，震惊了中国军队。不待战役结束，国民政府即派宋子文率队到欧美考察各国航空业，并最终敲定与航空强国意大利和美国分别合作建厂生产飞机。此时，距国民政府组建航空署仅四年时间。1934年5月，航空署更名为航空委员会；1935年，中国和意大利合作的飞机制造厂在南昌建成，命名为“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仿制意式飞机。到了1937年，南昌飞机制造厂计划当年生产意式萨伏亚S81B双发轰炸机6架、意式布瑞达-25驱逐机20架。
岂料，这年7月，日军在华北制造“七七事变”后，8月13日又在上海制造事端，攻击中国军队。8月15日，日本海军鹿屋航空队从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出云”号飞机母舰上起飞，突袭南昌飞机制造厂，由于厂内还有众多与日本同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意大利职员，日机采用定点轰炸的方式，将已经组装完毕的3架萨伏亚轰炸机和十余架半成品的布瑞达驱逐机全部炸毁。虽然损失重大，但相当多的机器设备没有受到损坏。当晚，航空委员会下令拆除工厂的全部设备，打包待命。9月，当意大利员工全部撤离，日军飞机开始对工厂狂轰滥炸的时候，南昌飞机制造厂的机器设备早已运至鄱阳湖边，等待西迁。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部署了900余架作战飞机，而中国的作战飞机仅305架。更主要的是，中国飞机全部是购买外国的，打一架少一架，而日军飞机由本国生产，能迅速补充战争损耗。因此，鄱阳湖边这批制造飞机的机器设备，寄托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期望。
10月19日，南昌飞机制造厂的这批设备从鄱阳湖启程，溯长江西行，经九江、武汉、宜昌、万县，千辛万苦运至重庆时，已是来年秋天。欣慰的是，一向效率低下的国民政府，却格外珍惜和重视这批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在南昌飞机制造厂西迁期间，就选定好南川县丛林乡的海孔洞为新厂厂址，配套的电力、道路及厂房设施已修建完毕，一俟洞中的机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即可投入生产。
1939年初，航空委员会重新布局了已内迁完毕的航空工业：第一飞机制造厂（原“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建在中缅边境、滇缅公路旁的云南瑞丽的雷允村；第二飞机制造厂，建在四川南川县丛林乡海孔洞；第三飞机制造厂在成都沙河堡；第四飞机制造厂在广西桂林。航空委员会试图用四个飞机制造厂，承担起战时飞机的制造、装配和维修重任，支撑中国空军持续抗战。作为一个军迷，我知道八十多年后已寻不到这些飞机厂的任何踪迹，唯有在巨大的海孔洞里，尚可唤起一丝记忆。
曾经制造过第一架国产飞机的海孔洞内，现在成了娃娃鱼（大鲵）养殖场。 （何进平/图）
忠甲二八
到1938年底，第二飞机制造厂的主要设备已全部搬进海孔洞，航空委员会要求工厂尽快复工生产，制造飞机支援前方。工厂的机器设备是意大利引进的，但意大利专家已全部撤离，再仿制意式飞机已得不到技术支持，厂长朱霖会同工务处长林同骅，考察了前线空战状况后，决定仿制苏式E-16驱逐机。
全面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机种机型多且落后，能够与日军96式、99式主力战机对抗的，主要靠战前购买的110架美式霍克3驱逐机。随着战损增多，日机的数量优势越来越大，空战中已明显占据上风。1937年8月，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国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贷款协定后，购买了苏联空军的E-15现役战机。10月20日，中国空军第四驱逐机大队到兰州接收这批飞机时，在机库里意外地发现了4架E-16，大队长高志航当场要求试飞，经苏联援华空军总领队日加列夫（战后曾任苏联空军总司令）同意，高志航升空翱翔，一连串的高难度动作飞下来，这位抗战时期中国最著名的空战英雄非常满意。随即，中国政府向苏联紧急订购了一批E-16战机。
E-15是双翼机，性能稳定，二战爆发前，各国空军的主力战机多为稳定性优良的双翼机。E-16是单翼机，整体性能不及E-15，突出的特点是速度快。当时，单翼机代表的就是速度。随着空战规模越来越激烈，飞机速度的优势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中国空军放弃了呆板的一对一所谓“空中绅士格斗”战术，采用长僚机同时机动，一架爬升诱敌，一架突袭攻击的战术后，E-16的速度大大提高了作战效能。中国空军装备最高时速达450公里的E-16后，都有以少敌多、击落日军时速只有350公里左右的96式、99式战机的纪录，受到中国飞行员们的喜爱。
第二飞机制造厂仿制苏E-16飞机的决定，立即得到了航空委员会的支持和批准。寂静了亿万年的海孔洞，开始灯火通明，机器隆隆，忙碌起来。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用美国的发动机、苏联的仪表，仿制出了机身重1600公斤、身材短粗但流线型突出、起落架可收放的单翼单座的样机。样机完成后，分拆运至重庆南岸的广阳坝机场装配、试飞。
1939年7月23日下午，由飞行教官王汉勋试飞。只见王汉勋熟练地操作飞机，在天上拉升、翻转、俯冲、射击后平稳着陆。仿制的E-16虽然400公里的时速不及原机的450公里，但整体性能基本达到原机的设计标准，航空委员会批准定型。这是中国第一次仿制成功、可批量生产、列装部队的苏式驱逐机。
1939年是民国二十八年，为纪念这个抗战中最艰难的年头，这款飞机被命名为“忠甲二八”。据《中国近代航空工业史（1919-1949年）》一书披露，第二飞机制造厂共生产了二十多架“忠甲二八”交付空军，后因日本全面封锁，航空发动机及航材断供，只得停止生产，改为生产军用滑翔机。
为写作本文，我在四川、重庆等档案馆多方查寻这二十多架“忠甲二八”的下落，终未找到相关记载。可以肯定的是，这二十多架国产战机全部参加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行动。而试飞“忠甲二八”的王汉勋，1944年8月7日，在驾机为弹尽粮绝仍死守衡阳的中国步兵空投补给时，壮烈牺牲。
王汉勋 （南方周末资料图 /图）
霍克81
1940年9月13日，日机轰炸重庆，驻防四川遂宁机场，扼守成渝空中通道的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的34架战机起飞迎敌，在四川璧山县上空与18架护航的日本驱逐机激战，二十分钟后，13架中国飞机被击落，10架被击损，10名飞行员阵亡，9名受伤，而日本飞机无一损伤。璧山空战，是日本零式驱逐机首次在中国参战。零式驱逐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时速超过570公里，各项性能全面压制了中国空军的现役战机，导致中国空军璧山惨败。
整个二战期间，只有航空工业发达且没有被战火波及的美国，能迅速研发先进战机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然而，不管怎样先进的武器，特别是飞机这样的大型装备，要在受援国官兵手中发挥作用，必须要有当地军工的技术支持。
1941年6月8日，航空委员会指令第二飞机制造厂，派出300名技术工人即刻赶往中缅边境。当这支携带设备的技工队伍，颠簸劳顿，千辛万苦赶到中缅边境时，已是7月底了。随即又过境进入缅甸，在滇缅公路旁的缅甸边境小镇八莫，设立了第二飞行制造厂的装配分厂。原来，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并将中国纳入租借法案适用国后，中国政府迅即购买了100架霍克81飞机组件从美国东海岸装船，绕行大西洋、印度洋运到缅甸，由中国飞机制造厂负责组装。
建在中国边境雷允村、隔滇缅公路与缅甸八莫相望的第一飞机制造厂，与第二飞机制造厂共同负责这批飞机的组装。100架霍克81还在组装中，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事随势变，为了与敌人争时间，中国技工们夜以继日，埋头苦干，三班作业，人歇机器转，装配一架，试飞一架；试飞一架，交付一架。
霍克81是美国寇蒂斯公司的新式战机，绰号“战斧”。两相比较，日本零式的升限和机动性占优，霍克81的火力和装甲更强，中国空军相当中意霍克81。12月中旬，100架霍克81组装完毕，按航空委员会指令全部交给了美国退役空军上尉陈纳德的援华航空志愿队。
美国援华航空队刚刚接收飞机，1941年12月20日，驻防越南河内的日本陆军航空队21中队的10架新型99式双发轻型轰炸机就突袭昆明，陈纳德派出8架霍克81升空迎敌，击落日机一架，击伤两架，其他日机见事不妙，转身就跑。这一仗虽然战果不大，但首战告捷，士气大涨。紧接着，12月23日、25日，陈纳德的飞行队又两次起飞，在缅甸上空拦截企图轰炸昆明和滇缅公路的日机，以损失8架霍克81的代价，击落日本飞机17架，其中5架零式战斗机，击伤日机10架。两场空战，大获全胜，消息传开，民众欢腾。
1942年夏天，为切断滇缅公路，堵死国际援华通道，日军猛攻缅北，一直进攻到怒江北岸，并报复性轰炸八莫和雷允的两家中国飞机厂。在日机轰炸前，八莫的装配分厂已撤到国内，并辗转回到南川那个日本飞机找不到、炸不了的海孔洞里。而雷允的第一飞机制造厂在最后撤离时，自行将来不及带走的机器设备炸毁，留给日本人一堆破铜烂铁。
中国的航空工业，经历过最严酷的战火磨砺。
霍克3驱逐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何进平供图/图）
中运一号
与此同时，留在海孔洞领导生产的工务处长林同骅，每天看着积压的发动机、仪表等航空原材料，制造国产飞机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林同骅，1911年5月生于重庆，1932年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后，被派往美国学习飞机制造，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到美国各飞机制造厂实习，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南昌飞机制造厂西迁至南川海孔洞后，林同骅担任了工务处长。当时企业没有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会计师编制，“三师”职责由工务处长一人承担，是企业的灵魂人物。海孔洞生产的仿苏“忠甲二八”、仿意的教练机、仿德H-17型中级滑翔机、仿捷克狄克生初级滑翔机等，都是在林同骅主持下进行的。
1941年1月，林同骅开始在图纸上作业，迈出了国产飞机研制的第一步。研制不同于仿制，涉及多门学科，难度相当大。从1941年初起，林同骅率领二十多人的工程师团队，开始了国产飞机的研制。在缺乏资金、缺乏经验、缺乏材料、没有实验室的困难条件下，用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才完成了飞机的总体设计；又用了一年半时间，终于在1944年5月，制造出我国第一架真正意义上国产飞机。
这是一架运输机，飞机的中翼上安装了两台美国莱特公司的旋风975E3活塞式9缸发动机，功率330千瓦，450马力；机上的仪器仪表采用的是苏制产品；机身则由木质与金属混合结构，副翼和襟翼为铝合金结构。飞机长11.05米，高11.95米，翼展15.85米，机身重量3147公斤，最大起飞重量4540公斤，飞行高度4500米，最大时速344公里，航程可达1600公里。乘员除正副驾驶员、领航员外，可搭乘客8人。
1944年10月7日，这架国产运输机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首飞。上午10点35分，开始还信心满满的试飞员，登上驾驶舱后，突然对这第一架国产飞机产生了畏惧，迟迟不敢发动飞机。林同骅见状，和堂弟、检验员林同骥一起登上飞机，对试飞员说：“飞机若出事，你才一个人，我们林家则要搭上两条人命。起飞吧！”试飞员见总设计师登上了飞机，这才发动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平稳盘旋二十多分钟后，顺利着陆，国产运输机首飞获得成功，被命名为“中运一号”。
10月19日，“中运一号”由运输机飞行员李兴唐进行远距离验收飞行。为消除飞行员的顾虑，时任厂长、留学英国的发动机专家马德树亲自坐上飞机参加试飞。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昂首而起，穿入云层，53分钟后平稳降落在成都太平寺机场。
验收飞行后，“中运一号”交付给空军空运大队，成为空运大队正式列装的运输机。之后，林同骅奉命将运输机改制为轰炸机，准备参加对日本沿海基地及日本本土的轰炸。在改制过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结束，轰炸机改制随之中止，林同骅继续试制中运二号，又在中运二号的基础上，研发出全金属结构、时速达353公里的中运三号。飞机定型后，中运系列运输机质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一直使用到1980年代末期的苏式安-2运输机。
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和购买了大量的美军C-47、C-51运输机，对研发中运系列失去兴趣，试飞成功的“中运二号”“中运三号”竟无人接收。1947年底，第二飞机制造厂分批迁回南昌后，中运系列样机只能拆装停放在库房，无人问津。
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海孔洞里顽强研发制造的国产中运系列飞机，没能推动中国走上航空强国的道路，第一代中国航空工业人的心血，随着国民政府的溃败而付之东流。以至到现在，几乎无人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在南川那个海孔洞里研制出的国产飞机，曾经飞上过蓝天。
林同骅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而中运系列的总设计师林同骅，不满国民党发动内战，只身前往美国，1953年，42岁的林同骅拿到了10年前为开拓中国航空工业而放弃了的博士学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授，成为世界著名的航空及工程力学家。1986年10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林同骅，得知国内正筹建航空博物馆，捐赠了一架“中运一号”运输机。
这架“中运一号”现存放在北京昌平区大汤山中国航空博物馆内，无声地讲述着海孔洞里制造飞机的往事。
参考文献：《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中国空军抗战》《飞翔在中国上空——1910-1950年中国航空史话》《血色苍穹》《中国近代航空工业史（1909-1949）》
何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