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下的洼里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近日，新京报发表了一篇深度报道——《培养出18位博士硕士“状元村”，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引发了很多人的感慨。
报道讲述了山东泰山脚下的洼里村作为远近闻名的“状元村”，40年来走出了9位博士、9位硕士，以及将近60位大学生。然而，这些在城里做了教授、公务员的后生，却无法反哺更多，也无力阻止故乡的空心化。
培养大学生对家乡有何用，很多网友如此质疑。
不能把乡村命运与农村家户命运绑在一起
诚然，农村家户的命运与村庄的命运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将乡村的命运绑在这些大学生身上，着实有失公允。
通常在农村，居民会把家户的命运与村庄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比较传统的农村家户对村庄共同体有很大的依赖性。村庄会给农村家户提供很多有意义的公共品，农村日常生产生活，特别是婚丧嫁娶一类的事情，农村家户很需要家族亲友和邻里朋友出面帮衬。尽管农村家户越来越明白，这类事项的完成其实不如用市场交易办法在经济上更划算。
村庄社会有自身的弊端，农村家户用自己的脚“投票”就说明他们懂得这个道理。
当然，村庄各有不同，农村家户也有很大差异，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距离城市近的村庄可以享受城市文明的很多便利。只要村庄环境变好，交通方便，就近从事非农产业容易，农村家户即使不再务农，也还愿意在村庄居住。
农村的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女性，更喜欢城市相对自由的环境，并不喜欢村庄社会宗法伦理的多种束缚。影响农村家户迁离村庄的其他因素，如就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也大多落后于城市。
所以，大量村庄逃不过规模缩小乃至消失的命运——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大趋势，并不是靠几个硕士博士就能扭转的。
年轻人不愿留在乡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乡村命运某种程度是农村家户自己的选择
具体来说，我们把中国村庄的命运分为几种情形，一种是逐步走向繁荣，人口增加，非农产业兴起，向小城市的方向发展。
另一种则是同样深度卷入社会分工体系，成为更专业的农业村庄，而人口数量会迅速下降。
第三种则是连农业也没有竞争力，工业、旅游业均没有希望，农村家户只能逐步离开。
如果当地政府支持力度大，后一类村庄里的那些异地迁居能力弱的病残人口，也会逐步迁往条件好的地方定居。面对这种大趋势，现有农村家户一般不会拿自己的命运抗衡村庄的命运；当他们判断离开村庄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命运时，基本不会顾及村庄的命运而继续留守村庄。
我们要尊重现有农村家户自己的选择。城市文化人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会生出一种念旧情怀。但是文化人的情怀满足，应该通过付费乡村观光来实现。农村家户没有理由为了文化人的私人情怀而忍受低水平的生活。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对农村家户或留或走的选择不免产生影响。但影响现有农村家户做出选择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农村家户的弟子们当然知道，按部就班读书上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获得成功的概率要比成为亿万富翁的概率大得多。
个人命运改善，共同体命运改善才有基础
在我国数十万个行政、数百万个自然村中，具体哪些村庄能避开从未来地图上被抹去名称的命运，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凡是发展得比较成功的村庄，也显示出某种共性。
只要一个村庄能出现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士，当地政府能给这些人士以开明宽松的政策环境，村庄就会发展起来。他们在市场上打拼，而判定成功与失败的投票者是市场，政府要做的是维护市场运行的公正性。
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农村家户的命运与村庄的命运其实也最终会在更高的社会价值上得到升华。
某个村庄消失了，但村庄原来的家户人家在异地获得了更高的社会水平，他们加入到了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一点与那些获得发展的村庄里的人家相比，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
个人命运改善了，共同体命运改善才有基础；不同的共同体形式不需要长生不灭，而应该服务于个人命运的改善，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蝶变、转型，实现自己的*和再生。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 李冰冰 校对 郭利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