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亲征的决议雷打不动，究竟是什么给了“大明战神”朱祁镇如此强硬的底气呢？《明史·宦官一》中对英宗亲征一事表述为太监王振“挟帝亲征”，这个“挟”字用得很妙，有挟持、裹挟之意，也就是说亲征一事是王振的意思，英宗为其所裹挟。此说最早也是亲历者李贤著述：“权臣（王振）不与大臣议，挟天子率师亲征，百官上章恳留，不从，迫促而行。”
看到了吧，亲历者都说是王振这个死太监又“挟”又“迫”，促成了亲征，遂有土木之变。这样一来，主要第一责任人就不是英宗而是王振了。可事实上，王振“挟帝”之说经不起推敲。首先，王振虽是明朝第一代权阉，但在制度上已决定了明代宦官受制于皇权，不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其次，正统十四年（1449）时，英宗已经22岁，不是小孩子了，况且皇权未曾旁落，如果他本人不愿意亲征，谁人又能“挟”之？关于这个问题，《明实录》中的表述就客观多了：“车驾发京师亲征，是举也，司礼监太监王振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
归根结底，亲征还是明英宗自己的意愿，加上他极度依赖和信任的王振在他耳边大忽悠、大怂恿，最终促成亲征之举。在决议过程中，王振的确有重大责任，但第一责任人仍是明英宗朱祁镇！从个人角度分析，22岁的明英宗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年龄。大明朝以武立国，英宗的祖辈、父辈都曾策马扬鞭征战沙场，建立赫赫战功，这对于一个22岁的青年皇帝无疑具有巨大吸引力。朱祁镇年幼时，其父朱瞻基曾问他：“敢有干扰国家法纪犯上作乱的，敢不敢亲帅六师至讨？”小朱祁镇回答坚定而果断：“敢！”如今瓦剌犯边，面对群臣劝谏，英宗对大臣那番激扬澎湃的回复大致也是肺腑之言。
《明英宗像》，明，绢本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一说一，皇帝亲征之举本身不能说是错误，只是英宗这次亲征是在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不知彼不知己的情况下，好大喜功，凭一时意气的轻率决定，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这是不负责、不合格的表现，对整个帝国更无异于灭顶之灾。或曰英宗年少轻狂尚可理解，为何老谋深算的王振也极力怂恿促成亲征？这就涉及更复杂的因素，整个正统时期，每当遇到民变、边患时，王振始终是坚决的主战派，很重要的原因是宦官“专征”之权在这一时期迅速扩张，每有战事就是宦官监军，建立战功之机，有益于司礼监巩固自身地位。此外虽然打仗劳民伤财，但此前的战争皆是以“大捷”告终，尤其是长达十年的麓川之战的胜利，也难免让王振膨胀。王振个人自幼深居宫中，精于权谋却不知掌兵，而以往经验告诉他，只要主战就能打，只要打就能赢，赢了就能升级长经验，就和挂机刷怪一样轻松。况且此次亲征是调集六军，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一旦平定瓦剌之乱，无疑能让王振的地位更为巩固，这种低风险高回报的赌局，当然要搏一搏。
总体而言，无论是明英宗还是王振，都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低估了瓦剌的实力，正是对时局的误判导致土木堡惨败。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