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现代史上，曾出现过一次惊心动魄的皇位传承

曹奂 林娜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4月30日，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德仁皇太子将在5月1日即位，日本由此进入令和时代。在日本现代史上，曾出现过一次惊心动魄的皇位传承。上世纪20年代末期，裕仁继位后一改大正时代民主政治，通过登基庆典“神化”自己，由此日本朝着战争深渊大步走去。

继位

1926年12月25日凌晨1点25分，性情古怪、长期患脑病的大正天皇在叶山行宫驾崩。自从大正天皇病重之后，皇太子裕仁住到了行宫附近，等待接班。天皇一去世，裕仁立即乘车赶往行宫。凌晨3点15分，25岁的裕仁迅速在行宫举行秘密践祚仪式，继承象征皇权的三神器，成了日本第124代天皇。随后，枢密院根据惯例举行会议，商讨新天皇年号，在政府提供的昭和、光文和神和三个年号中，选定昭和作为新年号。

与软弱的父亲不同，裕仁想当一位执掌大权的君主，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12月28日，他发布一系列敕令，分别发给陆海军官兵、皇族重要人物载仁亲王、元老西园寺公望等人以及全国民众，宣布自己继位并要求国民继续忠于天皇。裕仁通过这些敕令让全日本都知道，在他的眼中，军队享有特权地位、元老西园寺公望将继续有权挑选下任首相。

为了改变大正时期天皇大权旁落的局面，裕仁组建了一个坚定支持自己、同时又可以指导自己的机构，这个机构由七人组成，后来史学家称这七人为宫廷集团。最初的宫廷集团成员包括内大臣牧野伸显和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等人，在裕仁授意下，牧野伸显对政治事务施加影响、奈良武次指导军方，宫廷集团中的三名秘书官帮助解决政府内部争端，并为天皇收集情报。

从昭和时代一开始，裕仁的小型宫廷集团就在宪法规定之外为他建言献策和提供帮助。宫廷集团努力将君主制置于新的意识形态框架内，与此同时，想方设法突破大正时代发展起来的对天皇权力的限制。宫廷集团认为，在新时代，他们要帮助天皇掌握大权，确保内阁接受天皇的监督，另一方面又要使天皇不用为自己的决策负责任。日本朝野很快就发现，时代确实变了，大正和昭和不单单换个年号这么简单。

夺权

第52届帝国议会在大正天皇驾崩后短暂休会，1927年1月18日，议会复会。裕仁和他的侍臣们不失时机地试图影响政治走向，并让政界知道天皇拥有统治权。首先，1月19日，贵族院提议设立第四个国家节日，其实，早在两天前，内大臣牧野伸显的秘书悄悄拜访过贵族院重要人物近卫文麿，建议帝国议会两院(众议院和贵族院)考虑指定一个节日来纪念明治天皇的伟大功绩。不久之后，议会批准一项法案把11月3日定为明治节，3月3日，天皇发布敕令正式宣布这一节日。在明治天皇驾崩十周年时(1922年7月30日)，日本宫廷和公众对这个日子比较淡漠，为什么裕仁继位没几天就要推出明治节呢？这是因为他的登基典礼正在筹划，宫廷集团需要使用各种手段赋予他更大的感召力以及抹去大正天皇的形象。

由于1927年是大正天皇的官方哀悼之年，首次明治节全国庆祝活动要到次年才开始，因此尊崇明治天皇将发生在他的孙子登基庆典和“神化”过程中。事实上，1927年初，媒体已经称裕仁为“明治天皇的化身”。在大正天皇哀悼年结束前，公众已经习惯于把裕仁看成是新的明治大帝，作为明治大帝的孙子，他将延续帝国振兴大业。

下一步，裕仁和宫廷集团把手伸向内阁。1927年初，立宪政友会和政友本党就大阪妓院丑闻和朝鲜独立活动家朴烈减刑事件攻击若槻内阁，宫廷集团的幕后活动使各大政党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可以通过“保护国体”而不是“保护宪法”来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4月17日，若槻内阁倒台，这个内阁其实是被枢密院里的对手推翻的。对于裕仁和宫廷集团而言，若槻内阁倒台给他们提供了又一个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会。裕仁与宫廷集团商议后决定让立宪政友会总裁、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组建下届政府，随后他们通知元老西园寺公望，后者立即同意他们的选择。

4月20日，田中义一组成新一届内阁，然而，不久之后，裕仁和宫廷集团发现他们同新首相在许多政策上存在分歧，他们不赞同立宪政友会通过人事任命来扩大权力的做法，裕仁希望官员任命应依据其能力，而非政治标准或所属党派。6月15日，裕仁召见内大臣牧野伸显，抱怨田中义一的人事政策。牧野伸显也觉得政党人士——尤其是立宪政友会要员们藐视年轻的天皇，他保证会同田中义一谈论这个问题。稍后他对田中义一表示，政党人士在议会的表现使国家蒙羞。田中义一难以理解为何裕仁不满意他的人事任命方式，毕竟，他任命尽可能多的立宪政友会成员当官仅仅是在遵循正常宪政的传统做法。为此，1927年夏季田中义一告诉裕仁：“与以前的做法相比，我们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增加官员更换数量。”但这番话激怒了裕仁，裕仁再度命令他纠正错误。

登基

进入1928年之后，裕仁和宫廷集团的注意力日益聚焦于登基大典，这是向国内外正式宣布新天皇登基并已在履行天皇使命的最高仪式。为了给新天皇登基仪式、庆典和国家团结盛宴提供资金，帝国议会全体一致通过一项预算案。这次登基庆典的预计开销、规模、参加者以及维持秩序的警察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前的天皇登基庆典，但裕仁和宫廷集团却认为这么盛大的庆典活动是必要的，这是一场“神化”新天皇的“造神”运动，可以借此跳过大正“空白期”，把裕仁同明治天皇直接联系起来。

登基大典虽然定在1928年秋季举行，但实际上庆典活动从当年1月就拉开了序幕。1月17日，裕仁先后拜祭贤所、皇灵殿和神殿。从2月起，又接连举行44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仪式。1928年整整一年，日本本土和殖民地的报纸与电台每天都在报道裕仁登基庆典活动，帮助年轻的天皇打造一个新的帝王形象。

11月10日，裕仁在京都御所举行登基大典，把将近一年的庆典活动推向高潮。14日夜至15日晨，他又在京都举行“大尝祭”。“大尝祭”是一系列登基庆典活动中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标志着天皇的“神化”。12月2日和4日，裕仁分别检阅帝国陆军和海军，这两场隆重的阅兵式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同时标志着裕仁登基庆典真正完成。

通过将近一年的登基庆典，日本全国上下对天皇的狂热崇拜与日俱增。庆典结束后，报纸继续发表有关“年轻日本”使命的社论，警察加紧逮捕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很多日本人在经历裕仁登基庆典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他们作为一个种族所固有的道德优越性。在这种氛围下，到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是一个种族纯洁的国家，因此日本的对外战争是“圣战”，只有日本胜利才能在东亚确立“新秩序”。在日本确立统治地位的裕仁将把目光转向亚洲大陆，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军队一步步深陷中国战场泥潭之中，等待他的是1945年的战败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