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多•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公元前94-55)是位拉丁诗人，曾写过一篇哲理诗《论物性》(On the Nature of Things)。他约生于公元前94年，除了前述最著名的作品外，其他的鲜为人知。公元前55年，在因服用春药而发疯自*以前，他曾设想了一种试验，可借此判断宇宙为有限或无限，而无须对整个宇宙进行探索。卢克莱修问道：假设宇宙有边际，那么如果有人到达了真正的尽头，然后将矛用力投掷出去，会发生什么事?只有两种情况：矛不是继续往前飞，就是被弹回来。不管哪一种情况，都表示宇宙边际之外仍有东西存在——不是某种物体挡住了矛的路线，就是有更多空间让矛可以穿过去。因此，卢克莱修断定空间不会有边界，它必定为无限。
卢克莱修进行的是一种思想实验，和科学家所从事的实验不同。它是在头脑里头运作而非实验室。不过和实验室实验相同的是，这种哲学实验也试图将所要探究的性质加以隔离。例如，若要查明移动电话是否会对脑细胞造成损害，研究人员必须记得，许多其他因素同样也会造成损害，例如自然老化、外伤或酣酒等等。如果他们要证明移动电话有危险（或者完全无害)，便需要确保这些其他因素在实验过程中，不会造成比平常更多的损害。思想实验，或者说假设性方案，其运作过程相当类似：先将重要变量加以隔离，然后观察当一因素改变而其他因素未改变时，会发生什么事。然而，隔离却会对思想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杰克•勒蒙的喜剧《宝树下》中，萝苹和大卫即将成为夫妇，却开始怀疑他们结合后是否能长长久久。由于不确定他们是否真心相爱，于是待嫁新娘想到一个简单方法来解决心中疑问：禁欲一段时间，看看能否继续维持关系。这里的实验原则是根据一项断言：真爱可战胜一切，包括分床在内。这对夫妻推想，如果他们无法在这样的安排下继续相处，那么他们便不是彼此真心相爱。房东勒蒙(新郎不知道他垂涎萝苹的美色)在剧中向大卫提供克制性欲之道。最后，勒蒙的阴谋得逞了。这对恋人开始争吵，到了分手的边缘。这样的结果并非验证了他们先前的疑虑；反而应该说，这样的实验背后隐藏着一个陷阱。要看看两人是否真心相爱，尝试一段时间的同居可能还比较有用。将性排除于实验之外，便已经改变了实验对象的本质——恋人关系。如果这对年轻夫妻想要平息或确认其忧虑，应该建议他们同居一阵子而不是分房睡。否则到最后，实验唯一成果便只是考验了他们对禁欲的忍耐力而已。
虽然爱情常是这类实验的对象，但是一般人通常不会和这对夫妻一样付诸行动，而只会在脑子里空想。人对自己的情感经常没有把握，会去思考诸如“20年后我还会爱她吗?”“如果他变老又变丑呢?”“如果她遭遇重大意外呢?”这些问题。偶尔这样想其实无妨，不要庸人自扰即可。但这类假设情况不禁让人怀疑，我们是否改变了与这个人的关系，或者讲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如果爱人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问自己是否依然爱他显然毫无意义。然而，一般人常会觉得真爱定能克服情况的改变。要对一种想法进行实验，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稍一不慎便会弄得面目全非。
这种问题对哲学家而言是极其相关的，因为处理普遍性与一般性概念正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任何主张或理论若要加以普遍化，必须通过任何特殊情况的考验。哲学在讨论“人格同一性”( Personal Identity)时，特别喜欢考虑一些特殊情况。人格同一性是指：是否有一个自我在时间中持续存在，让50岁的朱利.史密斯和家庭相簿中婴儿时的朱利.史密斯是“同一个人”。
人格同一性的争论源于的古老传说。这艘船在远航途中，船身木材因受损而不断更换，最后返航时，所有木材皆已换过，没有一块和当初起航时一样。于是问题来了。这艘船和当初起航那艘船是同一艘吗?如果木材是一块一块慢慢更换的，我们一般而言会认为，从两艘船过去的关系来看，不难判断它们是同一艘船。不过用“连续性”来证明同一性很容易让人混淆不清。举个简单的例子即可明白：假设这艘船航行途中，后面跟着另一艘有木匠的船，然后木匠收集前一艘船的废弃木材，用它们建造另一艘一模一样的船，会变成什么情况？现在忒修斯战舰出现了竞争对手——新造的船可以合理宣称它才是忒修斯战舰，因为船身每一块木材和多年前起航那艘船完全相同。这艘船是否只是出于想象并不重要，只要这件事有可能发生，我们便需要加以正视。对于同一性的连续性理论而言，复制船的确构成一个反例，因为返航的忒修斯战舰，虽然本质上并未因另一艘一模一样的船而有所改变，但第三条船的出现却改变了它的本身状况的变数。
事情往往会越想越复杂。很多人脑部重创后只剩一个脑半球，但仍然可以正常生活。英国哲学家大卫.威金斯(David Wiggins, 1933---)便会针对这些案例站在未来学观点提出假设：如果自己的大脑被切成左右两个脑半球，再移植到两个不同的身体，他的“自我”将会如何?
威金斯的假设质疑了“自我”存在于头脑之中的说法。现在想象一下自己生了重病，身体和一个脑半球都报销了，不过未来科技长足发展，已有能力将剩下的脑半球加以保留并移植到新的身体。虽然必须动手术，但由于过去曾有成功案例，你自然会认为动完手术醒来时，将躺在医院的恢复室里。你会看到陌生的身体，不过那仍然是你，因为新身体装的还是原来的大脑。一开始周围朋友会难以适应，但终究会习惯你新的样子。现在再想象另一种情况：外科医生告诉你，其实两个脑半球都可以保存，不过必须分别移植到不同捐赠者的身体里才行。在麻醉药发挥药效前，或许你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会从哪一个身体里醒来。一个人显然无法从两个身体里醒来，因为那等于同时出现两个人。但两个身体都不会醒来也有点奇怪。威金斯的问题是：如果先前只有一个脑半球存活才算手术成功，那么“两个”都成功算是手术失败吗?未来的患者若看到数据，大概只有失望的份。
尽管在手术后“自我”可能继续存在，但对于自我的理解可能不会存在。我们早已习惯将自我想成一个整体，或至少相信，如果未来的自我和过去一样，那么无论何时，这样的自我只能有一个。然而威金斯似乎要说明，至少在理论上，2001年名叫朱利.史密斯的人可以和2051年两个不同的人是“同一个人”。这表明一件事：这个思想实验的对象并非病人的自我，而是人类对所谓“自我”的概念。原本企图找出一种极端状况，让两个不同个体可以是同一个人，结果最后反而改变了所谓“同一个人”的定义。要反对威金斯的论调也可以言之成理，只要强调在这个假设情况中根本不涉及我们平常所认知的自我，因此谈不上有什么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可言。日常概念本是为了方便日常生活使用，哲学家虚构了一堆异想天开的思想实验，即使日常概念因此经不起考验也不是他们的错。如果前述设想引不起任何回响，而又不会改变我们对传统的同一性概念的想法，这样说或许还算公平。然而，仅仅让它在赞同它的环境下应用，无疑是让情感喧宾夺主，置真理于其后而不顾。
既然我们不太可能发现自己陷入威金斯所讲的困境中，那么即使面对这类质疑，也无须过分担心。不过像“爱情”这种概念，可就没那么容易通融了。这种假想的实验，有一部分问题在于：要分辨可变因素止于何处，或者我们所实验概念的基本属性是什么，往往相当困难。很多时候，两者间并无清楚的分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思索与情感有关之事，很容易就会忘记原本的出发点。对某人的爱成为假设性实验的对象时，人往往不易察觉焦点已从爱情身上转移到想象情境之中，但当我们的感情与假设情况矛盾时，便会错认情感已接受过公平的考验。某种概念、想法或情感通不过假设性实验时，就像前述萝苹、大卫和杰克.勒蒙的故事一样，是我们的实验对象已经改变了。如果窃贼打不开锁而将整扇门打破，去指责打造“牢不可破”之锁的人显然没有道理；同样地，我们不该将概念混淆，将一个概念加入到别的概念的争斗中去。
尼古拉斯·费恩 / 著
摘自《尼采的锤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