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一个谜团是：
韩信在汉元年“拜”为“大将军”之后，记载消失了，在“平定三秦”、“略定韩魏”、“兵出南阳”、“兵发砀郡”和“彭城之战”的汉军第一次“大扩张”中，韩信毫无建树，直到魏王豹叛汉附楚，韩信才以“左丞相”（另有记载为“将军”）的身份东渡黄河，讨伐魏豹，此时，已经是汉二年八月。
汉元年到汉二年底，“大将军”在做什么？韩信到底是不是汉军的统帅呢？
答案很简单，不是。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并非正式的官职名称——“大将军”，而是“诸将”之中的“大”者，具体可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对楚使所说的：
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
也就是说，韩信此时被“拜”的职位，应为“上将军”，更给予了他“数万众”，而并非“最高武职”概念下的汉军兵马尽属，换句话说，他这个“上将军”只是“诸将之首”，而非“诸将之长”。
如果韩信的语言表述一如《史记》的惯例的话，“数万”也就是不足“三万”，恰恰是“客卒”逃亡之后的规模，当然要随从汉王行动；而如果是“概数”，也就是汉军“尽属”，则之后汉王“自将”大军出故道攻章邯之后，他的“上将军”的领军权力，实际上也被剥夺。
参见《汉书·萧何曹参传》中的记载，曹参出三秦，独立领方面军则为“将军”，从属于汉王本部则称“中尉”，卢绾情况类似，先为“将军”，后以“太尉”常从汉王，另见郦商为“将军”取陇西郡，至于其他的“将军”也往往是为方面军统帅，从属于他将（如左丞相、右丞相）则称“都尉”。
也就是说，在淮阴侯韩信没有独统方面军的两年时间里，他应该就在汉王的身边，以“朝官”的身份为“参谋”，而且韩信提及有“上将军印”，上文中提及汉军为“秦楚制度杂糅”，那么楚制的“上将军”应该是“大司马”的别称，如此，则可补汉初官制之缺。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中记录的汉初“朝官”之中，萧何在汉中为“丞相”，未言“左、右”，而卢绾为“太尉”，则明言为“东攻项籍”之时，在汉中时仅为“将军”，而御史大夫为周苛，曹参为中尉，周昌为內史，主要“角色”配置齐全，在汉中时，汉国“朝官”已经将相卿齐备，从时间上看，卢绾的“太尉”应该接自淮阴侯韩信。
而汉军日后仍有“大司马”之职，根本原因应该是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独立领兵之后，以韩信的“大司马”权重，改称“太尉”，用亲信卢绾掌握，并约束于身边，而将“大司马”之职降低，以致“阳都敬侯”丁复能由“楼烦将”升任，再升迁为“将军”，可见楚汉之争后期的“大司马”已经没有“最高武职”的尊贵了。
这种情况，在楚官制中的“莫敖”上早有演绎，其作为最高武职，被“大司马”代替，日后地位反降低到“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之后，原因就在于楚王厌恶其“权重”。
也就是说，在汉二年八月韩信被“拜为左丞相”、“为将军”别击“魏豹”之前，其职位应该就是“大司马”或称“上将军”，也就是俗称的“大将”，这也说明，汉武帝日后改制官名，其实多有汉初故事所本，如中尉改“执金吾”，太尉改“大司马”，且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均加“大司马”，也就意味着，“大司马”为日常实职名，而“某某将军”只是加号。
正因为如此，韩信才对照了在楚汉之间的“言听计用”，实际上，史书上明确记为韩信献计的，只有他“拜将”后对刘邦详述的项羽为人，以及“出故道”攻章邯，从行文看，二者实际上是连贯的，所以才有《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的“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问题在于，《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对照，韩王信也向刘邦分析了类似的话，两个“韩信”属于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这两个“韩信”在此之前，从未有“显赫”的军功作为地位的加持，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以作为佐证，那么，“汉王大喜”的“喜”从何来呢？
结合上文中对于汉军组织体系的描述，一个“尴尬”的结论呼之欲出。
汉军的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以刘邦个人为核心构成“县廷”和“家吏”的组织，形成“亲侍”为战斗力中坚的“武力细胞”，再以“个人关系”和“个人威望”笼络拥有亲信部属的“诸将”，而这些“将”的统属也不超过“县守”的500人，更专业一些的车、骑，也就是200骑、10车的规模，这些“诸将”也就是更多的“细胞”，依靠刘邦本人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的“车骑突击”，统领这些“细胞组合”在灭秦战争中得以“分一杯羹”，最终立国。
原因就是，刘邦集团限于“出身”的特性，依赖秦帝国县级基层组织的“成文化”管理，以及其组织结构的“一都多县”的“细胞分裂”特质，以治“一县”的组织经验，可以拉起一支数以万计的大军，但其组织能力又仅限于“一县”。
当面临真正的“国战”时，刘邦集团的一群“县吏”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来为“汉王国”进行正规化改造，通俗地说，就是一个“营长”带着一群“营长”，拉出了一个“集团军”，却发现自己并不会训练、管理和指挥一个“集团军”。
他们不会。
而唯一具有一定相关视野和经验的张良，又在“汉国”建立之时离去，使得刘邦彻底退化成了一个“县吏”，淮阴侯韩信和韩王信的建议并没有什么超乎时代的跨越性，只是他们的存在，让原本只会抱着秦律照本宣科的“县吏”们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也就是进行组织改造的可能性。
但是，对于这样一群“底层官僚”出身的“丰沛集团”而言，“知识”永远只是工具，真正让韩信代掌汉军完成“取天下”大业是非常“尴尬”的事情，所以，刘邦宁可在2年左右的时间里，让韩信为自己出谋划策，而他“言听计用、解衣推食”，为他构建“汉国”的军事“正规化”进程。
直到“彭城惨败”之后，刘邦尴尬的发现，面对黄河南北双方面的军事压力，自己部下根本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方面军”统帅，所以可能抱着“你行你上”的心态，命令韩信以左丞相进攻魏国，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停地“收其精兵”来补充自家的主力。
这种心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所体现：
（曹参）以将军入汉，以左丞相出征齐、魏，以右丞相为平阳侯。
（韩信）萧何言为大将军，别定魏、齐，为王。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或许觉得太不要脸，改写作：
（曹参）以将军入汉，以假左丞相定魏、齐，以右丞相，侯。
萧何言（韩）信为大将军，别定魏、赵，为齐王。
曹参要是“左丞相定魏、齐”，韩信干嘛去了？所以，《汉书》加了个“假”字，既可理解为“代理”，也可理解“借”，算是圆了圆面子，其实，曹参属韩信，并非什么秘密，但史书中仍有所讳言，应该不是司马迁的手笔，而是之前史官早已下手，“为尊者讳”。
日后韩信的命运悲剧，其实也和这群“丰沛小吏”的“自卑感”有关，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绛、灌虽然并称，绛侯周勃却是“从入汉”的三“将军”之一，灌婴为后起，而韩信“羞”与其同列，也可见他在初入汉中时，对于刘邦君臣的态度，应该和看傻B差不多，而他到樊哙家拜访，樊哙竟然在刘邦对韩信已经废黜王位的情况下，“跪拜迎送”，口称“大王”，这是何等的尊重甚至是“恐惧”？
所以，当刘邦面对自己曾经“从游”的张耳，曾经的王者要“立王”时，他没话说，靠他当上“韩王”的韩王信要封王时，他也没话说，偏偏就是韩信要个“假齐王”的时候，要知道，韩信等于是拿了刘邦几万“弱卒”的“天使投资”，还给他一个魏国、一个赵国、一个齐国、一个燕国，加起来占天下的一半，最后只要一个齐国，还是“假王”，也就是“代理王”，刘邦就舍不得了。
为什么？
熟悉职场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这种心态，那就是，越是“底层逆袭”的“体制内成功者”，越对高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感到敬畏、自卑，而如果能够操纵这种“专业人士”时，其心态往往伴随着刘邦对韩信的“畏恶”，也就是“害怕”夹杂着“厌恶”，尤其是当对方希望以一种“平等交易”的姿态衡量付出与所得时，他们更是不满。
说得直白点，这类人的世界视野里，只有“向上看的屁股”和“向下看的笑脸”，“平等”和“交易”都是让人厌恶的存在，所以，刘邦可以接受张耳，可以接受英布，也可以接受韩王信、臧荼，对于韩信和彭越，那是绝对除之而后快的。
但是，当“专业人士”真的“钳口”、“臣服”之后，他又会不知所措，因为他的知识储备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状况，所以，越发的“随意”、“任性”，以至于在临死之前，派出陈平、周勃带着一纸诏书就想收斩“连襟”樊哙，面对重臣的反对仍想更立太子，直到碰了壁，才能醒悟。
所以，刘邦才在得到韩信的死讯时：
且喜且怜之。
这种心态，其实他只是起始，所以，西汉帝国才自建立之初就处于“斗”的过程中，先和“异姓王”斗，再和“吕氏后族”斗，再和“功臣列侯”斗，再和“同姓诸侯”斗，再和“豪强大族”斗，再和“豪商巨贾”斗，斗到汉武帝的时代，甚至发展到和“货币经济”斗，和“全国市场”斗，和“诸子百家”斗，和“四夷八荒”斗，和“天下百姓”斗，甚至和“皇后太子”斗，直到元成之后，斗不动了，进入下一个“治乱循环”。
原因很简单：
汉家绝不接受任何平等关系，无论是“合作”，还是“交易”，都没门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