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路上，艰难曲折都可成向上的力量

《攀登者》的上映不仅填补了国内电影类型上的空白，而且寓意明确地提供了一个中国精神的注脚。在电影国家理论的视野下，《攀登者》可以视作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人的视角讲故事的一次电影创作新实践和新探索。正如评论所言，这样独特而重大的题材，本身就提供了创作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电影艺术大片的基础和可能。

在历史的各个时间节点上，“攀登”的意义是多重的、深远的。站在当下，既是回望过去所取得的成绩进行理性思索后的原因总结，也是对未来前途命运富有勇气而又坚定自信的清醒认识，既是对国家民族精神内核的提炼与把握，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追求的肯定与歌颂。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民族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攀登史。这部电影寄望在对攀登珠峰这一真实中国故事的艺术表达中，读懂中国，读懂中国的历史和人民。

从攀登中看中国，第一个层面是事实层面，外化为电影讲述的故事本身。1960年，中国登山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贡布、王富洲、屈银华3名队员完成世界上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壮举，但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一直不被国际承认；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冲击珠峰，共有9人成功登顶，并成功测量了珠峰的海拔。第二个层面是精神内核层面，内化为攀登者的信念和情感，加上雄壮磅礴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之巅的画面呈现，两者交融成为整部影片的气质与气度。

影片牢牢抓住了两次登顶之间的紧密关联，当电影在表现第一次登顶后由于未拍摄下360度环形影像画面遭到质疑时，王景春饰演的领导干部，以一种官方的姿态和立场，并未曾表现出畏惧和受困扰于来自外部的质疑眼光，未留下影像资料的遗憾，技巧性地转移到张译饰演的曲松林这一人物内心塑造当中。二次登顶除了弥补未完成的遗憾，还大幅度地增加了科学考察的内容，科学化的训练、气象专家和医疗专家的辅助、更大成功概率的冲顶计划等等，这些内容背后是一种成长和蜕变。可以看出，创作者试图努力跳脱出固定模式的主流叙事，将视野与格局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攀登者》上映后，观众中有一种质疑的声音，认为影片中的爱情戏份太多，特别是吴京饰演的方五洲最后冲顶前的关键时刻，和章子怡饰演的徐缨通过步话机对话的片段。当时观众想看到的，可能是最后一公里发生的“最大的”艰险。但从电影创作基本规律而言，“登顶”这一戏剧悬念在影片开始的十几分钟内就已经解决了，主要人物完全具备登顶的实力与能力，而二次登顶的结果，并无成功与否的悬念存在。而且，北坡登珠峰最大的难度在第二阶梯处，登上第三阶梯以后的登顶之路就比较平坦了，客观上并无观众所期待的最后、最大的危险。所以，冲顶可能也就是对人的耐力极限和信念的挑战，是攀登者达成心愿、追寻意义的最后一段里程。影片创作的手法固然有待提高，但以情感着眼本身无可厚非。今天的年轻观众可能不能完全理解过往年代里的纯粹而又克制的爱情，但不能否认类似方五洲与徐缨这样的故事曾经真实发生过，并成为特定时代里无数奋斗者的情感动力。

成功的“攀登者”们是世人眼中的英雄，但电影试图带领观众于顶峰上看众生。英雄离不开国家的保障、团队的协作以及个人情感上的支持，很多人成为英雄背后沉默而坚实的支撑。山就在那里，这是我们前往攀登的原因。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需要每个人去跨越。无论是失意的锅炉工人方五洲，壮志未酬的曲松林，还是年轻一代登山队员李国梁、杨光，电影里这些鲜活的人物都有着各自对个体价值的判断和追求。

于顶峰上看众生，可以看到在时代和命运的召唤下个体生命的自主选择，可以看到个体将自我价值融入更高层级精神追求的视野与格局。当年轻的登山队员李国梁主动请命带队登顶时，预示着新一代的生力军成长起来；当李国梁主动选择牺牲自己保护摄影机时，促使观众去体悟对选择的尊重和对生命的尊重。

因为看到，所以可以想见——当一个生命、一个民族可以站在世界之巅与整个时空对话，所有的艰难曲折都可以成为向上的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