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探微︱以日记为自传：杨树达如何写回忆录（吉彼的娃娃屋）

尧育飞

【按】新近出版的《杨树达日记（1948-1954）》，是重新理解《积微翁回忆录》的一剂强心针。对照阅读《杨树达日记》和《积微翁回忆录》，我们可以发现杨树达如何将《日记》转化为《回忆录》，同时也能看见《日记》与《回忆录》的共同关注及有意遮蔽之处。本文为对读《日记》与《回忆录》的札记，分为《以日记为自传：杨树达如何写回忆录》《自我的边界：杨树达日记的“耀斑”与“暗痕”》两部分。

1953年6月6日的午后，杨树达翻开陈渠珍（1882-1952）的《艽野尘梦》，读来颇觉喜欢，于是在当天日记中添上一笔：“阅陈渠珍《艽野尘梦》，殊可喜”。《艽野尘梦》是陈渠珍的自传体笔记，讲述辛亥末年他在西藏绝地的历险，由于包括探险与可歌可泣的情感经历，在抗战期间已经颇为风行。在表达喜欢此书之余，杨树达却在《积微翁回忆录》中给《艽野尘梦》抛出了新的议题：这部书并非完全出自陈渠珍之手。《积微翁回忆录》1953年6月6日条云：“阅陈渠珍《艽野尘梦》，关系清末西藏史实，内容新颖可喜，文亦清爽。王原一言：此书曾经田星六、瞿崇文为陈润色云。”《回忆录》较《日记》增添的文字表明，这部书在陈渠珍创作之后，曾经凤凰人田星六（1872-1958）、永顺人瞿崇文（1884-1973）两位同乡进行文字润色。提出这一新说法的王原一（1896-1958）曾先后任湖北省、湖南省政府秘书长，也是杨树达在湖南省文史馆时期往来密切的朋友，其所谈当有所本。自然，《回忆录》这段掌故也为探究《艽野尘梦》提供新的材料。

《艽野尘梦》1937年版封面，图自中华古籍资源库

与熊希龄、沈从文并称“凤凰三杰”的陈渠珍，图自《艽野尘梦》

与《日记》相比，杨树达在《回忆录》中添上的这一笔，表明对于不断变化的人生而言，自传性的回忆录也无法永久定格。当新的故事出现，作者总是不自觉想要修饰，想要缀补，以便使人生更为丰满。对那些不安的、不合时宜的文字，随着时间推移，他总是想要修改、扭转。

新近出版的《杨树达日记（1948-1954）》（以下简称《日记》），为研读《积微翁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与日记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对读材料。对日记研究而言，我们需要一些参照物，假如那个参照物是日记作者自身雕琢出来的，无疑会打开更为有趣的视窗。比较《积微翁回忆录》和《积微翁日记》，我们很容易窥见那些被遮蔽的修饰之所，照见杨树达内心的细微变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他的心态变化如何通过文字修饰传达而出。换言之，通过对读《回忆录》与《日记》，有助于我们理解回忆录如何改变了日记的一般叙事。

一、《积微翁回忆录》的写作历程

熟悉杨树达日记的人都知道，《积微翁回忆录》是以日记为底稿，删润而成，然而，关于杨树达1953年6月6日阅读《艽野尘梦》的记载，《回忆录》却比《日记》多出许多内容。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积微翁回忆录》和杨树达日记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杨树达开始执笔写作回忆录。从体裁上看，杨树达的《回忆录》实际上是一种自订年谱。其所作动因，与李抱一1933年12月31日日记为自订年谱所作序言一样，大概是为了留住记忆，纪念逝去的光阴。

不管杨树达出于何种动机，总之，1950年9月29日，《回忆录》记载是日“始写《回忆录》”。次日，杨树达重新翻阅光绪三十三年旅居日本的日记，目的是为了写作回忆录。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关于写作《回忆录》的过程，《回忆录》还有较多详细的记载。兹录如下：

1950年10月1日，阅旅倭丁未、戊申日记，计尚有六七册，今仅存此三册。

10月3日，阅民国九年八月以后日记。自余游北京，日有记述，直至于今，除因疾病偶断外，大抵皆备也。

10月26日，阅民国廿一年五月廿六日日记，记黄季刚、陈寅恪两君誉余《汉书》之业语，颇觉兴奋。此等话余久已忘之，偶然再接，忽觉兴奋者，以其语搔着痒处故也。

1951年1月22日，一九五零年止，六十六年回忆录写讫。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始业，凡费八十五六日。

在八十多天时间里，杨树达迅速地写完六十六年的回忆录，得益于曾经记载数量可观的日记。以日记为底本，剪裁润色，最终形成回忆录，是杨树达高效完成回忆录的主要原因。在写作回忆录期间，杨树达不断翻阅早年日记，时有会心处，感慨颇多。最终翻阅日记、写作回忆录也成为《日记》和《回忆录》的一部分。

1951年1月22日以后直至1953年6月30日，杨树达一方面继续写日记，一方面也在写作回忆录。一般而言，在日记写完之后一两个月之后，杨树达即据《日记》写作《回忆录》，如1953年1月16日日记云“晨写十一月《回忆录》”。1953年3月23日、3月24日，“写一月回忆录，未讫”。3月2日，“写二月回忆录”。6月28日，“写五月回忆录，讫”。《回忆录》与《日记》在写作时空中重叠交织，令短暂的生活成为当下写作与回忆性书写的共同题材，这为对读这两种文献提供非常有趣的话题。由于写作时间距离较近，杨树达此期的《回忆录》充满了对《日记》文本的干涉，事后的记忆经常被穿插到从前的日记之中，使得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和《日记》更显貌合神离。例如1952年11月22日日记记载鲁实先友人廖海廷寄书而来，《回忆录》增补一段“廖为鲁实先之友，鲁遁入异邦，廖可弥此缺”云云。《回忆录》1952年12月21日载有苏联专家与杨树达之子杨德骧对话，并有《日记》所不及载的苏联专家论“专家”逸闻。——“人问某君‘何谓专家’，某君云‘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者为专家’”。凡此种种，可见《回忆录》的“记忆之痕”。

在《回忆录》与《日记》写作“双线并行”的时段内，《回忆录》较《日记》内容更为显豁，有时也更具价值。例如，《日记》1953年1月21日日记云“访李鹤鸣，送其行。谈及*曾示渠余致毛两书，毛精神之完固周密，为之一惊”。1月22日日记云：“昨闻李达言，因决作缄。……再访李鹤鸣，问毛示信详状。”《回忆录》则两天的事情归于1月21日条下，云：“李鹤鸣即日赴武大就职，往与为别。李告：余致*两书，主席曾以示渠。余闻之大惊，以毛之周到不遗小物也。盖毛意在了解杨荣国及余。余问：毛对余无误会否？李言曾将此事始末告毛，决无误会。”《回忆录》详实写下与李达（1890-1966，号鹤鸣）的谈话，所载内容比《日记》来得丰满，展示了回忆录在细节上胜过日记的奇异特征。

《积微翁回忆录》的特别之处，部分地证明了它虽然渊源于《日记》，却已自具面目，是另一部独立的著述。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源于《日记》的《回忆录》可以与《日记》进行“自反式”对读。何况，杨树达的《日记》也是一部特别的日记。

二、杨树达的日记观念

杨树达保存文献意识十分强烈，日记是其保存文献的重要载体。从各方面而言，杨树达是一位有着浓厚“日记情结”的写作者。《积微翁回忆录自序》说：“余生平无他嗜好，惟喜读书。心有所会，则笔之于书，以为至乐。忆公元一千九百年，即前清光绪庚子年，余入求实书院，有读书日记。续为之者四五年，得六七册；至一九〇五年（乙巳）游日而辍。旅日时见书坊每于岁末备明年当用日记。年购一册，取以记录每日作业；计当有六七册，此两种今大都散佚，仅存辛丑《读书日记》一册，丁未、戊申《当用日记》二册而已。一九二〇年（民国五年）再游北京，八月廿九日始续日记。自此以来，除偶因病缺记外，日日有记。今方写日记第四十八册。此《录》除无《记》追忆者外，大抵皆出自此五十册日记中也。（一九三一年一月日记云，见有庚子、壬寅、癸卯读书日记三册，今又皆失之矣。”）

《杨树达日记（1948-1954）》，中华书局，2021年

从十几岁直至晚年，杨树达不断记载日记，观其自述，其日记还具有相当的时代价值。总的来说，杨树达是一个日记观念极其强烈者。早年在求实书院读书时，即已遵循晚清蔚为可观的书院日记传统，写下以读书修身为主旨的日记。至于东游日本之后，杨树达又有日记记载，这部分日记即近代海外游历日记潮流一分子。1920年以后，杨树达坚持写作日记，为时三十余年，几无间断，创造了典型的学人日记。其日记与近代以来顾颉刚、竺可桢、夏鼐等人皇皇日记相辉映，成为承载近代社会与学术变迁的重要文献。可以说，杨树达所为日记是近代日记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从目前披露的《杨树达日记》来看，杨树达的日记主要记载日常交游、读书写作、家事、见闻等内容，记载事务较为简明，兼有一些议论。这种日记的形态，追根溯源，与杨树达身上自具的三大近代日记传统不无关系。这三大近代日记传统可粗略概括为：晚期以来的书院日记传统、近代的海外游记传统及传统的文人日记传统。

除去随时代变化而积淀的三大日记传统之外，在杨树达身上，近代以来的湖南日记传统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日记写作。通观湖南近代日记发展脉络，则杨树达并非孤峰特起，而是孕育于众多湖南日记之中。19世纪以来，湖南理学复起，作日记者甚众。道咸年间，李星沅、何绍基等人日记已蔚为大观。当然，此种日记风尚非仅发生在湖南一地，而是呈现全国性的趋势，但在湖南，日记风尚有特别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日记是近代湘学在文字表达上的重要特征。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已注意到道咸以来长篇日记蔚为大兴的现象，而其中湖南人所做的大部头日记占据很大比重。著者如曾国藩、郭嵩焘、王闿运等人均有巨帙长篇日记。其中尤为典范的是曾国藩、王闿运，二人的日记在光宣以后成为许多湖南人写作日记的榜样。这直接影响了杨树达等人的日记创作。

在杨树达的师长辈中，皮锡瑞、刘人熙、余肇康等人日记十分出众。与杨树达有交往的湖南人中，黎锦熙、李肖聃、杨昌济（1871-1920）、徐桢立、谢觉哉、张舜徽等人均写有篇幅较大的日记。在杨树达人生的几个阶段，湖湘日记传统对他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杨树达早年求学的求实书院及其前身时务学堂，均有要求学生作日记的要求。当他1905年东渡日本求学时，同在日本的湖南同乡宋教仁、杨度、杨昌济等人均有日记存世。东游日本的湖南人记日记之风应当影响到杨树达。以杨树达友人杨昌济为例，杨昌济在东京时，“常写日记纪述学术，率常数千言，亦好举其自励语以语朋友”。（李肖聃《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杨昌济所著《达化斋日记》现已整理出版，尽管所载不全，但可见李肖聃所言非虚。其中李氏拈出杨昌济好写学术日记等特点，也是杨树达日记的重要特征。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顺应近世日记风潮，植根湖南地域性的日记传统，构成杨树达写作日记的主要外部动因。至其自身，则实在如杨树达所言，他天生“喜读书”且喜“笔之于书”，而记日记的兴趣至少而老，始终萦怀于心。例如，杨树达在《日记》中对前人日记也十分留意。《回忆录》1936年2月8日记载阅读周星诒《窳櫎日记钞》，1951年4月8日注意到“方叔章桌上有何绍基《题襟日记》”，杨树达还曾留意林宰平曾祖林春溥日记等等。

此外，杨树达对连续性书写日记有着相当强烈的执念。即便在生病期间，体力精力均无法支撑他写日记，但杨树达仍要坚持，办法则是将字体写大一些，直到实在写不动了，就让家人帮忙代笔。为杨树达代笔日记者往往是其最亲密的家人，譬如妻子、儿子等。《积微翁回忆录》1942年4月2日云：“三月下旬起来，时患失眠，近日益甚，手不能作小字。自二日起来至十六日日记皆改用大字书之。十七日以后，遂命豫儿代记。”（184页）这次失眠等疾病，主要由于生活困苦，改吃菜油所致，但却让杨树达吃尽苦头，4月5日，他甚至对自己的身体作了最坏打算，在日记册末尾写下遗言。（184页）不过，把字写大一点也不是办法，勉强坚持到4月17日，杨树达再也无法坚持自书日记，他甚至出现幻觉，于是只好让儿子杨德豫代笔。直至5月12日，杨树达“始自书日记。”（185页）让儿子杨德豫代笔，在杨树达方面较为常见。1940年代避日寇时，杨树达居湘西，参加五溪诗社社集所为的不少诗歌，就是其子杨德豫代笔的。（164页）

此外，有时身体不适，杨树达也让妻子代笔。1954年3月5日日记也明确记载这天的日记由妻子张家祓代写。根据《杨树达日记（1948-1954）》整理者杨柳岸的梳理，可知1954年3月5日、3月8日至3月30日，以及3月29日至3月31日数天日记均由张家祓代笔。代笔期间，也许是杨树达口述，也许是妻子耳闻目睹、代其口吻书写，然而文风难免有些差异，例如3月12日记载“陈天和父亲来”，若杨树达写，当为“陈老人来”（见整理本，第209页）。3月18日云“龙老人夫妇及许多人来”，也不类杨树达口吻。张家祓代笔的日记止于何日，杨树达并未载于日记，不过据杨柳岸解释，代笔日记多用钢笔书写，与杨树达通常写日记用毛笔有差异。看起来，杨树达有意区分代笔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杨树达的孙女婿孙秉伟在续接1953年7月以后的《积微翁回忆录》时，显然注意到杨树达日记中“代笔”现象。如1954年3月4日条末云，“今日日记家祓代写。”（382页）颇肖杨树达口吻。

杨树达与妻子，见《杨树达日记》书影

杨树达对日记如此重视，因而日记中也常常提及写日记、补记日记、整理日记等日记相关事宜。可惜，由于杨树达日记尚未完整披露，因而其日记是否如中山大学教授黄际遇（1885-1945）的日记一样，生前即在学人圈中小范围流通，尚难以推测。但是杨树达记载日记应当为许多人所知。杨树达1952年11月23日日记记载：“晚危克安送日记本来，新自师古斋订也”，日记册由本校同事危克安代购日记本，可见杨树达记日记在当时并非什么秘密。

由于杨树达强烈的日记观念及深厚的“日记情结”，这部《日记》就不止记载了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也一并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日记传统的变化，因而值得特别注意。在关注杨树达的日记观念之余，我们不能不增添另一重好奇：杨树达如何利用自己的日记？当他决定书写自传性的回忆录时，他如何驱使日记服务于写回忆录时候的自己？

三、删润与增补：《回忆录》处理《日记》的方式

试图理解杨树达如何利用《日记》“制造”《回忆录》，我们有必要回到杨树达生命中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看看他如何分别在《日记》与《回忆录》中描绘他的日常。

1948年11月2日，杨树达拟离开长沙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日记原文云：

十一月二日，晨清理讲义。峻侄来，云明日车票可得，遂决行。午马宗霍、李眉寿、刘天隐、周秉钧、谢弘毅、方则之、罗季光、潘硌基、吉西山、陶云孙合饯于金谷春，峻侄亦以邀偕行。饭后归，欲寝，不成寐，检理行装。五时半别麓山馆，渡湘至清香流老屋，遂宿焉。晚九时寝。（《日记》第2-3页）

十一月三日，晨六时起床，七时别老屋到东站。李弥六、本善侄、周汝聪、玖侄偕至。纯女及铁铮亦由麓山入市相送。十时发车，午后二时过衡山，四时过衡阳，八时入寝。

《回忆录》当天的记载则为：

十一月二日。别岳麓山斋入市。明日，趁车赴粤，妇张毅君及伯峻侄偕行，侄亦应中大聘也。

两相对照，可见《回忆录》对《日记》进行大幅删削，一日行事中的细节及琐碎人物被删除，取而代之是更为凝练的概括。此外，《回忆录》以事为纲，将几天日记拼接浓缩至一天，其篇幅因此较《日记》大为缩减。不过《回忆录》并非在《日记》基础上一味删削，上引“十一月二日”日记的材料，可见《回忆录》增添了妻子张家祓及侄子杨伯峻同行的信息，并且补充了杨伯峻同行的原因。这类文字的增加，补充了《日记》的背景信息，有助于理解《日记》所载人事内容。

事实上，一旦摊开《积微翁回忆录》和《杨树达日记》对读，我们很难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别。杨逢彬先生《从<积微翁回忆录>到<杨树达日记>》（上海书评，2021年12月23日）已大致指出二者的差异，不过杨先生一文主要从两书出版的先后看待文本差异。如果回到杨树达创作《回忆录》的历史现场，则应当更为重视“从《杨树达日记》到《积微翁回忆录》”这一文本变化过程。

杨树达《积微居日记》书影

日记作为近世以来中国文人的一种著述方式，基本著作库，诞生了许许多多衍生性的文献，但这类衍生性文献，即便同出于日记作者之手，也与日记原始文本存在较大差异。换言之，日记与“从日记衍生的文献”之间并非简单的提取关系，其间文本的删削、拼接等问题，近年已经成为日记研究的重要方向。在这方面，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吴钦根针对《谭献日记》所作的精细分析，提醒我们注意日记稿本与刻本之间存在复杂的“文本重塑”现象（吴钦根《谭献<复堂日记>的编选、删改与文本重塑》，《文学遗产》2020年第2期）。其所归纳的摘选、*、删润等一系列办法，涉及语境变化、语意转换等问题，可以视作处理此类文本的基本原则。从《杨树达日记》到《积微翁回忆录》，可见杨树达写作《回忆录》大体采取的办法与谭献并无多大差别，不过二人性情及所处时世差别较大，因而针对杨树达日记的具体删改有申说之必要。此外，杨树达删改日记所要完成的是一部“回忆录”，与谭献删改日记意图编撰“札记之书”略有差异。

稿本谭献日记书影

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吴钦根致力于研究稿本谭献日记，归纳日记删改的基本法则

关于《回忆录》针对《日记》所采取的增删办法，王元化（1920-2008）先生《谈杨遇夫》一文已有揭示：

《回忆录》中有一些避讳，如称其为妄人，未书其名字，犹《越缦堂日记》之于赵之谦。又对某些人只胪列其著作名称，而隐去姓氏，如《观古堂文钞》、《说文籀文考证》略去著者叶德辉名字即此类。再如，作者将解放前与解放后的书籍出版审读机构，统称之为编译局，显然是用代称。这些地方并非出于粗疏草率，读者倘能细审，就不难踪迹作者的用心所在。这本《回忆录》看来似乎平板朴拙，文字缺乏雕缛成体的华彩，但只要从容含玩，潜心冥会，则必有所获。（王元化《谈杨遇夫》）

王元化先生读《积微翁回忆录》提示许多话题

王先生已经指出《回忆录》删改的几个条例，不过未加细说。然而王先生提示“从容含玩，潜心冥会”的方法，对发掘杨树达的增删体例，指示了明确的方向。在此，笔者不惮琐碎，将《回忆录》删改《日记》的一般方式胪列如下：

一、一般而言，杨树达在《回忆录》中删去大量的日常应酬、交游记录及阅读情况。就读书写作方面的内容而言，《回忆录》大量删除读书情况，而增添写作和著述的记载。此外，《回忆录》的改动有一些统一体例，提及写作某文时，“草”一般改为“撰”。

二、《回忆录》在删削《日记》文字的同时，在字句、修辞等方面均加以润色。如1948年11月10日，《日记》云：“饭后访容希白，少坐，以渠昔年所印郑业斆《金石文考》残卷一册见贻。郑《金石文考二集》实八卷，湖大所藏止四卷，乃不全之本。余前撰《提要》，不知此，有误记，当改正矣。”《回忆录》作：“访容希白，见赠所印郑业斆《金石文考》残卷一册。”一方面删去日常琐事，如“饭后”、“少坐”等词语。另一方面，调整语序，精炼字句，如“见赠所印郑业斆《金石文考》残卷一册”一句15个字取代《日记》中19个字表述。最后，这种删削还部分地隐去学术认识过程，如此处删除早年误记《金石文考》的记载。

三、出于理顺字句，而对《日记》进行改动。如1948年11月16日，《日记》云：“阅行政院新闻局出版历史语言研究小册，举及季豫、星笠及余。”《回忆录》在“余”后增添“名字”二字，语意显然更为完备。这种改动的原因应当是由于《日记》是为自己写作，随意书写乃至犯了语病也不影响理解，且写作较为匆遽，故而有时语病颇多，而《回忆录》是准备公开的文字，就有必要理顺语句。《日记》中的一些口语，《回忆录》中也多改为更为正式的书面语，如1949年9月1日，读吕调阳《商周彝器释铭》，《日记》称该书“瞎扯不伦”，《回忆录》改称“妄相牵附”。

四、通过调整文字，改变《日记》语句的语气。1948年11月11日，《日记》云：“阅温廷敬《毛公鼎之年代》，谓在穆公时，似亦嫌略早。”《回忆录》则改为：“阅温廷敬《毛公鼎之年代》，说为穆公时，似太早。”怀疑的语气明显加重。杨树达对郭沫若一些学说，在《回忆录》中有时也较《日记》为批驳更甚。1948年12月31日提及《王子婴次卢跋》驳郭沫若之说，《回忆录》增补一段云“古器迁流不定如此，岂可泥耶？”1948年12月9日，《日记》评价清人陈介祺学问时说，“知陈氏仅一收藏家，于学问之事无涉也。”《回忆录》改为，“知陈氏仅一收藏家，于学问之事关涉较少矣。”

语气变化可能反映情感的变迁。《日记》情感为瞬时性，而《回忆录》乃事后追忆，情绪较为平和。1949年4月21日，《日记》云：“国共和谈破裂，老百姓又苦矣，哀哉！”《回忆录》改为：“闻国共和谈破裂，为之叹息！”经历鼎革，情绪从激越，一变而为平缓。在此，杨树达情感并非如文天祥一样“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而是随着时间的迁移，强烈的情感被冲淡了，舒缓而出。

五、对称谓进行调整。《日记》写作较为随意，有时直接称人名，而字注于后，而《回忆录》则统统改正。如1948年12月20日，记杨笃为“杨笃（字秋湄）”，《回忆录》改为“杨秋湄（笃）”。《日记》原称“蒋公”，《回忆录》则改为“蒋介石”，如1949年1月22日等条所示。这种称谓的变化应是政治形势变化造成的。1949年4月9日，记载国共和谈，《日记》云：“和使到平，共党闻提出难题。”《回忆录》改为：“议和使到北平，闻折冲不易。”1949年4月23日，《日记》“共军已渡江，南京人员全撤，市民劫掠无纪。”《回忆录》改为：“闻解放军已渡江，南京人员全撤退。”1949年7月24日，《日记》作“国军在平江、浏阳、醴陵先后撤守，长沙在包围中”，《回忆录》改为“蒋军退出平江、浏阳后，长沙在包围中”，称谓与语序的变化，反映杨树达在逐步适应新时代的表达方式。

六、删除一些情绪性的评论文字。1949年5月7日，《日记》云：“喻正之送薪金来，金券千余万，仅值港币五元——经济之崩溃已见其端矣，此国民党人之赐也。”《回忆录》此句改为，“友人送薪金来。金圆券千余万，值港币五元。此国民党人之赐也。”时过境迁，杨树达选择以客观笔调呈现当日薪酬及对国民党的埋怨，删除“经济之崩溃已见其端”一句及“又”字，可见浓烈的情感渐次消散。而将友人名姓隐去，大概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吧。

《回忆录》删除情绪性的评论文字，主要为周全人际关系，有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涉及东莞藏书家莫伯骥（1877-1958），《日记》提及莫伯骥同出叶觉迈门下，故称“与余有同门之雅；又曾读余所著书云”。《回忆录》删除两人同门关系的这段记载，且直斥莫氏所著书“文字冗蔓”（《日记》作“芜蔓无绪”）。1949年6月4日《日记》中谈及莫伯骥“书芜杂无条理，不能应之也”，《回忆录》删除此句。1949年7月17日，杨树达阅读陈达《浪迹十年》，以为“叙次凌杂，文笔冗蔓”，《回忆录》记载阅读陈书一事，但删除了差评。1949年8月12日，《日记》记载马宗霍所言黄侃“行径不脱汉口流氓习气”等事，《回忆录》均不载。1952年12月20日，记徐桢立去世，《日记》评价“彼死遂无人能继其业矣”，《回忆录》删除此句。

又如，1949年1月20日，《日记》云：“岑仲冕偕顾铁符来访，少坐，去。岑病重听，谈话殊不便。”《回忆录》改为：“岑仲勉来。岑精唐史，患重听。”凡此，可见杨树达力图在《回忆录》中保持一种较为客观的写作态度。

七、修改《日记》相关语句的表述方式。1949年8月27日，记载阅读武汉大学接管公报事，《日记》云：“知其以前内部之糟殊甚。中国机构大氐如此，非如此澈底清理，绝无希望。此共产党人发动群众之妙用也（教员、学生、工人参加者六七百人）。”《回忆录》此段改为：“知其前此腐坏殊甚。中国机关大都如此，不仅武大也。非每处澈底清理，国事绝无希望。闻参加接管师生工友计六七百人，群策群力，向来徒托空言，今则见于实事矣。”这种表述的改易，可见1949-1950年间，文字表达在新形势下的微妙变化。

为新的政治和文化空气所沾染，杨树达有意改变说话方式，但在学术宗旨上，他似并未让步。如1952年12月6日，北师大校长陈垣致书杨树达，劝其“高邮岂足为君学？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云云”，杨树达对此颇不以为然，日记随即点评云：“固哉，援安乃欲我为寿陵余子也”！《回忆录》没有提及陈垣这封来信，当是有所顾忌。但在《日记》中，杨树达似鲜明表达自己不肯“法后王”，放弃学宗高邮王氏的旨趣，而以学术缘饰政治的坚定志向。

1949年4月17日，《日记》记载应王季思、陈闳慧之邀赴宴，“同坐有陈融、刘成禺、胡毅生。陈能诗，年七十余，颇龙钟；刘年与陈相若，则甚健。胡为汉民之弟。此外为詹祝南、朱少滨、孔肖云。”《回忆录》则删削为，“饮席遇粤陈融、鄂刘成禺。陈能诗，年七十余，颇龙钟；刘年与陈相若，则甚健。”删削之后，句意不明，之所以如此删削，大概因为同席有胡汉民弟弟。

1949年至1950年，短短两年时间，政治空气已发生极大变化。故而对照《回忆录》和《日记》的删改变化，有助于测定此期哪些人物和事件是彼时的敏感词。如1949年4月16日，钱穆赠杨树达《中国文化史导论》，次日杨树达翻阅完此书，认为“颇有独到之处”，《回忆录》仅提及钱穆赠此书，而略去评语。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删改之外，《回忆录》对《日记》的处理方式也包括增补。增补的文字主要为事后追忆及据其他材料补充而成。具体而言，《回忆录》增补《日记》内容，有的据所作文章增补，有的则是阑入感慨和评论，有的则仅仅是为了让句意更为完备。关于增补的基本办法，杨树达在《积微翁回忆录自序》中曾明言：“余撰文字，必于文题下记年、月、日。《积微居文录》及《小学金石论丛》皆可见也。故有所撰文字，日记中偶遗未记者，则据文题下之月日载入《录》中。”如此看来，杨树达在撰写《回忆录》时，不仅利用《日记》，也多利用有明确日期标记的其他著述。《回忆录》相对《日记》而言的具体增补情况，可大略归纳如下：

一、增加议论性追述。杨树达对时间记录的敏感，为其增补《日记》，扩充《回忆录》中学术性文字的比重提供了帮助。此外一些增补，则是评议性文字。1948年11月11日，《日记》云：“晨阅郑业斆《金石文考》残卷，考订多精审。阅温廷敬《毛公鼎之年代》，谓在穆公时，似亦嫌略早。”《回忆录》则改为：“阅郑著《金石文考》，说多精审，此为吾湘仅有之金石家矣。”评价郑业斆为湖南出类拔萃的金石学家，显系写作《回忆录》时追补，所代表的观念显然也非写作日记时者。1948年11月23日，杨树达参观陈大年所藏器物，《日记》云“阅其藏器，玉最多”，《回忆录》则作“阅其所藏古玉，多而精”。又如，1949年9月23日，《日记》记载“共产党军纪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乎？”《回忆录》于此后增添“是余之幸也”。

二、增添事实类的记忆文字。1943年3月4日，杨树达听闻友人李沧萍去世，颇有感慨，提及李氏“能诗”，《回忆录》则在此后增补“最为老友黄晦闻所赏”。这些新信息的增补，是记忆的再度唤醒的写照。如1948年11月21日，记载在广州六榕寺拜会虚云法师，《日记》云：“年已百二岁，而神明不衰，如五六十许人，口操湘乡音。”《回忆录》照录这段文字，并在“湘乡音”后增补“人极谦退”。

三、据其他文章著述等补充者。《回忆录》1948年11月20日，“跋《郘（启戈黑）钟》……”一段文字，《日记》不载，显系补录。此类补入较多，可见杨树达撰写《回忆录》实有意彰显自身学术成就的意图。

四、依据其他材料增补。相较于《日记》，《回忆录》增补的内容不仅出于事后追忆、见刊文章等等，也来源于信件（如自编师友来信集《缟紵集》，1953年10月2日更名为《鳞鸿集》）。譬如，1949年9月14日记载其子杨德豫事，《回忆录》较《日记》多出百余字，这部分文字即据杨德豫来书增补者。另外一些材料来源尚属不明，如1949年5月29日，《日记》与《回忆录》均记载李肖聃“撰先君传来”，但《回忆录》增添“以金天翮诗文集赠之”，或杨树达另有人情往来簿册，据以补充。

《回忆录》较《日记》多出文字往往学术价值颇高。如1953年6月4日、6月5日，日记载阅读《长沙瞿氏丛刊》事，仅提及瞿元霖《苏常日记》较好，瞿鸿禨《使豫闽日记》无味，而《回忆录》增补扩充的一小段文字则十分详细：“阅《瞿氏丛刊》各种，瞿元霖《苏常日记》颇留心地理，可取。瞿鸿禨《使豫闽日记》，无味之至！昔年余居京时，瞿宣颖曾告余，乃翁有《汉书札记》。今不刊彼书而印行此种但记行程之日记，何耶？”读者由此可初步判断《长沙瞿氏丛刊》的价值。

瞿宣颖刊行《长沙瞿氏丛刊》所收《苏常日记》版权页信息

《回忆录》较《日记》存在诸多增补情况，可能基于如下原因：

一、出于表述方式调整的需要。由于写作时间的不同，对同一事记载，有必要增补部分文字。如1948年11月19日，《日记》记“改《释㓝篇》”，《回忆录》则作“改旧撰《释㓝篇》”，可见由于写作时境变化，《回忆录》因之调整了表述。有时候也会补充作者信息，如1949年1月3日，提及“阅《十六长乐堂款识考》”，《回忆录》作“阅钱坫《十六长乐堂款识考》”，信息更为完备。这种增补有时是《回忆录》的“后见之明”。如1949年2月13日，记载杨树达开始录彝铭中人名见于经籍中者，此时尚未有拟名，而《回忆录》则明标为“名《彝铭中之古人》”，似乎当时抄录时已经定下论文篇名。

二、出于政治环境、社交要求等其他情况变化而须增补。因政治空气发生变化，杨树达有意识地调整了部分表述。如1949年8月8日，《回忆录》在叙及其子杨德鑫时，增添了《日记》不曾记载的“抵抗倭寇，遇险多次”，而删除了对杨德鑫“生活甚苦”的表述。此外，《回忆录》增补文字有时为了社交需求。如1953年6月20日记载与徐特立谈话，《日记》十分简略，而《回忆录》增补一段：“徐云‘王介甫诗“春风又绿江南岸”，此文法句子，改“到”为“绿”，则文学的句子矣。’语颇有见。”无从判断这出于否杨树达本意，还是对徐特立的虚美。毕竟这段回忆录时作于半个月后的7月4日。

综上所述，尽管有《日记》为基本材料，但杨树达仍不断删改与增添，以完成《回忆录》。这表明，回忆总是当下的回忆，而日记尽管是记载当下的，但在写作回忆录之时，反而是历史的。

通过摘选、*、删润等方法，杨树达将《日记》从私人著述转化为个公开出版物。在这一过程中，杨树达完成了自我的重塑，也一并建构出一个“想要成为的”自我。无怪乎王元化在与邵东方信中说，“此书系作者据日记增订而成，倒是可称为一部学术著作。”经过这样的精简，这部日记学术的一面被放大了。这种印象是杨树达有意为之的结果，《日记》1953年4月15日、4月23日、5月2日等条，《日记》记载所作学术论文仅寥寥几笔，而《回忆录》却均以数百字摘要详细说明。日记是一件任由作者修饰的雕塑，尽管是心爱的雕塑，但总是不但增删，仿佛是一件永远无法完成的雕塑作品。《回忆录》作为《日记》雕塑而成的一份衍生性文献，虽定格了作者某一阶段对人生的整体看法，却也大大压缩了《日记》的丰富性。

四、《回忆录》与《日记》的关系

以《日记》为自传，杨树达写下了他的《回忆录》。当他决定把自己作为解剖材料后，他又不免改动了从前的自己，于是《日记》和《回忆录》就成为并行的两个文本。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摆在了读者面前：在《日记》和《回忆录》之间如何选择？丁东认为：“比较起日记来，回忆录有靠不住的一面。不管什么人，写回忆录总会以当下的需要取舍过去，甚至重构过去。”对杨树达而言，情况却有些不同。

尽管杨树达不断修饰日记，试图在《回忆录》中展现更为学术的自我，但是《日记》已经勾勒了人生的大致面貌，使得《回忆录》尽管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另起高楼，重构另一个杨树达。换言之，日记部分地限定了作者的人生叙事。杨树达因日记而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关于人生的记载，却使得他丧失了另外想象人生的可能。想一想蒂姆·波顿（TimBurton）的电影《BigFish》，如果电影中的父亲创作了详实的日记，他又如何理直气壮向他儿子虚构梦幻般的一生呢。不过《积微翁回忆录》和《杨树达日记》互有优劣，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兹略述如下：

一、《回忆录》参考了其他著述，丰富了《日记》细节。1949年4月18日，杨树达参观岭南藏书家熊润桐藏书，日记记载为“有宋本三种，元本一种，外明本及精钞本数种。”次日又补记所见书，而《回忆录》将其连缀为一日所记，消除时间延宕的痕迹。《回忆录》扩充云：“有宋本小字《五经》、杨子《法言》（秦敦复旧藏）、《王荆公集》（徐乾学旧藏），元本《列子》、明本赵蕃《味经堂王弼易注》，《唐僧弘秀集》（海源阁旧藏）、永乐本《罗豫章先生集》、孙大雅《沧螺集》（汲古阁本）、精钞本宋苏泂《泠然斋集》（放翁弟子，《四库珍本》已景印）、明《唐子西诗文集》（海源阁藏）。”不难发现，《回忆录》较《日记》详尽许多，可见别有所本。

二、《回忆录》有时与《日记》呈现互释关系，显示杨树达希望《回忆录》和《日记》配合使用的意图。1949年3月24日日记提及《郋园学行记》相关内容，《回忆录》解释云“已详见民国十七年三月八日记”。当然，《回忆录》可以笺释《日记》，如1948年12月14日，日记云“正方氏题敏父甗之误”，《回忆录》直接将“方氏”写作“方濬益”。通过《积微翁回忆录》，杨树达日记不断被解释，不断被充足，有助于读者认识日记中出现的人、事、物。又如1953年3月4日，《日记》提及“刘启益”来，而《回忆录》作“中南发掘员刘启益来”，显然具有注释效果，也可见《回忆录》记载更为详细。自然，这一特点也为整理者所注意到。在《杨树达日记》中，整理者大量利用《回忆录》注释《日记》，如第57页注释“田星六”等等。

三、《回忆录》尽管时间线索较为明细，但相对《日记》而言，时间属性更显模糊。如1924年9月、10月、11月，1925年1月、2月等月份的《回忆录》部分均无具体日期，而仅仅表明这是一月间事。杨树达有意模糊时间属性，可能是为了叙述一件完整事情，也可能另有隐情，对这种模糊时间属性的剪裁，有待于《杨树达日记》披露。

四、《回忆录》改动了《日记》原意。有时候，《回忆录》简括大意，综括一段时间的内容，但不免转换意思。如《回忆录》1949年5月12日云：“时局不安，广州人心皇皇，中大同人纷纷作应变之计，余遂决定北归。”将时局影响下决定北归长沙的情况几笔写出，然而，《日记》并未提及广州人心惶惶，中山大学诸同事应变等。又如1949年7月21日，《日记》记载“邹（曼支）、高（笏之）来书，邀往台湾任教。”《回忆录》则为“邹曼支来书邀往台湾任教”，删除了高鸿缙（字笏之，1892-1963）也曾来书邀杨树达往台湾任教一层意思。1949年8月4日，《回忆录》记载“连日有飞机来，今日炸省政府湘雅路四五处。蒋介石不乐湘人之爱和平也。呜乎！”而《日记》于8月5日追述昨日被炸情形，“闻陈明仁新移居湘雅路，故尔见炸”，所陈述的是事实，与《回忆录》抒发感叹有区别。《日记》相对《回忆录》而言，蕴藏更为丰富的信息，值得重视。

五、《日记》与《回忆录》可以互相订正讹误。一般而言，《回忆录》改正了《日记》记述的一些错误。1948年12月24日，“倭战犯东条英畿、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共七人昨晨由盟军绞死。”《回忆录》改为“倭战犯东条英畿、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井石根等凡七人昨晨由盟军绞死。”当然，《日记》也有订正《回忆录》错误之处。如1949年12月26日记载九曜园事，《回忆录》误为“十二月廿九日”，显系笔误。1948年11月29日，记载观看广东名人书画，提及海瑞，《日记》作“海忠介”，而《回忆录》笔误为“海忠解”。

六、《回忆录》有时随意性改动《日记》的语序。如1948年11月22日，杨树达和商承祚在广东文献馆参观陈白沙诞辰纪念展览会，记陈献章遗物，《日记》记载顺序为“琴及茅制笔、墨迹及遗像等”，《回忆录》则作“墨迹、遗像、琴及茅制笔”。这表明《回忆录》未必十分精审。

七、《回忆录》比《日记》更增添一层记忆之色。一些感慨性修辞加入之后，原有的日记渐染回忆的抒情色彩。1943年1月12日，《回忆录》记载了杨树达获聘教育部部聘教授称号，先是湖南大学推荐杨树达、曾运乾、熊正理（1893-1983，字雨生），而杨树达一人获任，曾运乾、熊正理均有诗称贺。抄录贺诗之后，杨树达不禁感慨道：“今星笠已作古人，雨生言归故里，言笑歌咏之乐，不可复寻，令人怅惘不已。”（198页）所抒发的已然是写作回忆录的1950年代的情愫了，而非《日记》原初面目。

八、《回忆录》比《日记》更具公开性，但仍存一定私密特征。有时，杨树达也混淆了这种公开和私密的界限。《回忆录》1949年3月24日，“王季思（起）送吴江金天翮诗文集三册来，系金君之弟托致者。内有《叶郋园先生传》一首，云据余兄弟所撰《学行记》为之。此记本师门子弟所撰，已详见民国十七年三月八日记。大约金君所见记文仍署余兄弟之名，故云尔也。”《回忆录》1928年3月8日：“日本盐谷节山温博士率彼邦高等学校教授多人来京，宴国学界同人于中央公园水榭。博士于清末留学长沙一年，曾屡遇之。距今十七年，非复当时惨绿少年矣。”却并没有提及叶德辉传记一事，可见对杨树达而言，《回忆录》仍有相当部分为自己服务，并没有特别考虑读者。

总体而言，《日记》较《回忆录》更有价值处，主要在保存更多信息，但《回忆录》也有助于理清《日记》杂乱的信息。1949年4月14日，《日记》云：

晚严学宭来谈，云闻之香港友人、郭沫若读余叔夷钟、曾侯簠两跋，皆表示佩服之意。郭曾贻书于余，略不及此，以余论金文于渠有微词，故虽然（上陶下革）叔之释渠仍示不满。此君虽从事学问，仍不免政客习气也。（此段中“、”当标点为“，”）

《回忆录》作：“严学宭来谈，渠闻之在香港友人云，郭沫若读余叔夷钟、曾侯簠二跋（《中山大学校刊》所载），皆表示佩服之意。”

两相比较，可见杨树达写作《回忆录》时调动记忆，增补校刊信息，也清楚表述严学宭的朋友是在香港者，非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