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播出的综艺《再见爱人》第三季中，最后的“36问环节”再次引发观众唏嘘。恋人双方相向而坐，在相对密闭沉静的环境中轮流回答共同的36个问题。这是人生中少有的能够允许双方全情交付与投入互动的时刻。透过“36问”，我们看到的是亲密关系里的复杂与纠葛，也看到个体试图触摸对方的努力与瑟缩。
这档离婚综艺已经走过三季，九对伴侣的“36问”集中折射出当代亲密关系的困境。“36问”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间，真正触动人心的是双方能够挣脱性别角色的约束，在其中袒露各自的心声——那些未能说出口的和那些说出后又感到后悔的。这些似乎重新召回了当初邂逅时的那种“爱”的奇迹，但在“36问”之外，这种奇迹大多时候却脆弱得吓人。
法国作家莫娜·肖莱称之为爱情中的“革命”与“反革命”时刻，它标识了每段亲密关系的开始与转折。在莫娜看来，所谓爱情往往开始于两人似乎都摆脱了性别限制的约束，彼此坦诚相见，所以才有“ta和其他人都不一样”的感觉。但随着关系的发展，传统的性别角色框架不断浮现，双方挣扎于“壁垒男人”和“赝品女人”的牢笼中，各自的性别限制被加倍奉还。这时我们再谈爱与不爱，都已经时过境迁。
《再见爱人》第二季结束时，制片人刘乐曾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谈及全程旁观录制的感受：“那种感觉就是，你很感慨，我们解决爱的问题的能力那么的贫瘠，我们对于爱的探索如此有限，但生而为人，我们对爱的需求却是永恒的。”困在父权制性别牢笼中的男性和女性最终都在被其反噬，渴望爱而不得爱、不会爱。
那么，如何才能够挣脱这层无形的束缚？在《重塑爱情》中，莫娜邀请读者共同对抗父权制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影响。在她看来，父权制秩序强加给我们的牺牲并非无法避免。每当一位男性敢于“袒露自己的感受”，或者一位女性敢于“看见并说出她发自内心的想法”，这个秩序就被颠覆了。
《重塑爱情：如何摆脱父权制对两性关系的影响》，[法]莫娜·肖莱 著，吴筱航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9月。
综艺《再见爱人》第一季（2021）画面。
“堡垒男人”与“赝品女人”
在此有必要先聊一聊男女对待情感与亲密关系的不同方式——大量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以及这不同之处代表的奥秘。
在20世纪90年代于英国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中，温迪·兰福德与大约十五名（来自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异性恋女性深入探讨了她们的爱情生活，发现她们中大多数人的恋情都遵循了相同的模式。邂逅、坠入爱河，这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一场“革命”。在一见钟情的作用下，两人似乎都摆脱了性别限制的约束：女性变得大胆、独立、自信，呼风唤雨，而男性不害怕敞开心扉，坦诚相见，谈论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们的女伴才会惊叹：“他跟其他男人不一样。”
尽管如此，就算恋人们在此期间体会到了强烈的幸福和惊人的个人变化，白头偕老的誓言却往往不会实现。奇迹原来脆弱得吓人。女方觉得自己的羽翼逐渐丰满，可以一个人做所有事情，不再需要任何人，但矛盾的是，这种感觉恰恰归功于男方给予她的赞赏的目光。
男方钦佩女方的英勇性情，但也很快意识到她对他有情感上的需求。出于恐惧，他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两人在热恋期间抛诸脑后的性别约束又卷土重来，沉重地落在了他们的肩膀上。爱之“革命”带来的是巨大的“被压抑的能量的解放”，而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反革命”。
如果两人都不爆发，那么他们会进入一种缺乏分享和交流的日常中，不再改变。女方不想放弃曾经历过的那种幸福，于是反复要求男方给予她恋情初始的亲密感。凯特（Kate）就是一个例子，她绝望地说道：“我知道在他身体里住着一个更深刻、更深情的男人。”然而，女方越是坚持，男方越是惊慌失措，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堡垒里。
这种缄默的男性不是我们经常谈论的那类暴躁男性（尽管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展示出暴力的一面），但是他们仍然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他们通过自己的退缩和沉默，行使着一项令人生畏的权力。女方失去心理平衡，开始质疑自己，试图纠正自己的性格，好让自己再次获得认可，那份曾经让自己如此幸福的认可。
《再见爱人》36问环节布景。
温迪·兰福德写道，女方“自我客观化”，即她试图从外部、从男方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想搞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她之前因为浪漫邂逅而被打消的不安全感，如今被重新激发，甚至愈演愈烈。
自相矛盾的是，女方为了重新获得男方曾给予她的对她个体性的宝贵认可，反而开始伪造、否认自己的个体性。她害怕有的感受或*会让伴侣不悦，于是她对此加以抑制。她“把自己变得愈发沉默”。她竭尽全力解读男方的态度，解读他给她最微妙的信号，试图了解他的性情；她有时会和周围人（通常是女性）就此讨论好几个小时。她迷失在猜想中，直到忘记了自己。
女方为了消除上述情况给自己带来的深深的悲伤和沮丧——有的女性甚至因此抑郁——在母性中找到了避难所：她负责家庭后勤，有孩子的话就照顾孩子，负责家庭预算，组织休闲活动和假期……部分女性在温迪·兰福德面前聊到自己的能干和成熟时，表现出了一种报复的快感，同时带着一丝苦涩：“就好像我有三个孩子一样，只不过一个上班，另外两个不上班。”
迪亚娜抛出了这样的话。有的女性甚至由此总结道，她们才是在婚姻中掌握权力的人——这话听起来很可疑，因为她们的伴侣在情感上虐待她们，却同时享受着她们为他们提供的诸多服务。跟其中一位受访女性形容的“自己的个性被完全粉碎”之感比较起来，这种权力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安慰。就连性爱最后在她们眼里也变成了一种“母性义务”，不过又多了一项家务罢了。
温迪·兰福德总结道：“从前，爱情是共享的设想，有着共同的目标，而现在，女主人公发现自己在决定该往男主角的三明治里放什么食材，而男主人公则对自己的电脑更感兴趣。”两口子只是搭伙过日子，对彼此充满怨恨，被关在各自性别角色的监狱里……这种夫妻生活貌似非常普遍。
父权制如何塑造亲密关系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革命”？
温迪·兰福德借用了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解释。她说，恋爱时，双方都将对方视作理想的父亲或母亲，他/她修复了自己童年时期出现的所有问题，提供了一次“自恋的修复”。女方遇到了一个完美的父亲，他满足了她的愿望，把她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男方也遇到了一个完美的母亲，她明显的独立和自给自足让他心安。
在男方看来，女方会给他想要的一切，而不是用各种要求轰炸他，更何况有的要求他可能满足不了，或者会让他觉得自己没出息。他不必保护自己，不让自己被“充满侵略性、贪得无厌”的女性气质包围。他对爱人的认可“自相矛盾地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对应着自己的潜意识理想，而且，一旦女方被证明是‘错误类型的母亲’，他便将心目中的母亲形象从女友身上撤走”。他开始“以不情愿和沉默”作为回应，退回到“令人沮丧、僵化的男子气概”中。
《再见爱人》第三季王睡睡和张硕的36问现场，三季以来首次近乎无法录制下去的问答。
令我惊讶的是，温迪·兰福德在1999年描述的与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卡罗尔·吉利根二十年后在《为什么是父权制？》中所做的观察完全重合，后者在书中感兴趣的是父权制如何塑造了我们的亲密关系。
卡罗尔·吉利根说，父权制被歧视与暴力伴随，它不仅具有政治意味，也有心理学意义。就算我们是女权主义者，或者是完全支持平等、坚定拥护女权主义的男性，我们仍被困在某些“无意识的思维模式”中。尤其突出的是，我们看不到女孩和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如何自我阉割，如何忍受那标志着自己对父权制效忠的成人礼：“女孩们让自己沉默，男孩们强迫自己与人疏远。”男性应当表现得“仿佛自己没有，甚至根本不需要与人交往一样”，而女性则应当否认对自我身份的需要。
男性的疏离和女性的自我审查——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温迪·兰福德观察到的在“爱情反革命”中苦苦挣扎的一对对夫妇。双方各自的性别限制被加倍奉还，而一见钟情早已烟消云散。
卡罗尔·吉利根写道，这种自我阉割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男性跟女性一样，也需要与他人建立深厚且令人满足的关系，而女性同男性一样，也需要真实地做自己，不带自我审查地表达自己。
挣脱性别角色牢笼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反抗呢？为什么父权制能继续将它的法则强加给我们所有人呢？
她继续写道，通过“以等级的名义牺牲爱”，父权制“让自己成为抵御爱情可能带来的脆弱的壁垒”。它既是“失去联结的根源”，又是“防止进一步破裂的壁垒”。我们对父权制的忠诚破坏了我们的爱情，我们因此受苦，但我们也害怕毫无节制地沉溺于爱情会让我们更加受折磨。
男孩们学会定义自己，是通过反对所有女性化的事物来完成的。他们懂得了男人应当隐藏自己的情绪，做出独立、冷漠和疏远的样子。女孩们则进退维谷：要么表达自己的想法，从此变得“不受待见”，要么伪装自己的个性，好让自己被社会接纳，融入其中。
社会强迫她们在“发声与恋爱”之间做出选择。最终，“我们将女性气质与伪人际关系（让自己变得沉默）联系起来，把男性气质与伪独立（提防对恋爱的渴望和敏感）联系起来”，这让我们顺便理解了为什么在当代恋爱与性爱关系中，疏离是一种如此受追捧的态度。
“疏离被认为是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折射着男性伪独立的理想。根据父权制的准则，它等同于人类存在的全部。”卡罗尔·吉利根的合著者娜奥米·斯耐德如此总结她的观察。父权制的法则向男孩强制要求的自我阉割已成为一种最高价值，女性跟男性一样，都应力求实现这种自我阉割。
洛朗·夏马在其剧作《好男》中提到了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成年礼，它巩固了他们对父权制的忠诚。“关于你们女孩子从小被教育的方式，可能有一千件事情要重申，但我可以谈一谈我在我的位置上观察到的情况：如果你是男孩子，性格敏感，可以，但是不要太多……要保持冷静！最后你自问：冷静能干什么？我们知道答案：变成傻大个儿。我们就是这么个东西，傻大个儿，木头一块，人形石柱。我们完全接受了对自己情绪的自我审查，禁止自己有感觉，抑制自己的情感，期盼着法国赢世界杯，这样我们就终于可以大喊：“是的！我有感情，而且能看出来。我有感受，并且我承认 它！现在不原地乱蹦的人都没有被感动！”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没有人教我们如何跟自己的情绪发生联系。还有更糟的，我们被教着不去和自己的情绪发生联系。”重点在于把自己定义为女孩的反面，“女孩嘛，她们互相倾听，女孩只跟女孩聊天，男孩不能这样。女孩嘛，她们试图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别人，男孩不能这样。女孩嘛，她们写日记，审视自己的情感，男孩不能这样。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姐妹都有日记本，我没有……但我很想有！当然想了！要是有这么一个小本子，能让你用粉红色的笔在白纸上顺着时间的轨迹记录你的存在，我太想要了！我看着我的姐妹们趴在小书桌上写着，‘亲爱的日记，我今天经历了这件事’，当时就觉得‘这看起来多棒呀’……
但是没有，在男孩的世界里，日记是不存在的。就连日记本这个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不是吗？我不知道，我们生活中都去过文具店，但我从来都没碰到过带着一把精致的小锁、一把小钥匙，钥匙上还带着小链子，封面上还印着内马尔的日记本！好家伙，你搞什么呢，兄弟？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印刷厂从来不印这种东西。我甚至都不知道清泉（Clairefontaine，法国著名文具品牌）有没有考虑过出这样的日记本。”他总结道，“你看到了一种文化的力量，就像社会给我们施加了一股压力，我们便乖乖就范了。”
在提到温迪·兰福德笔下的同一现象时，卡罗尔·吉利根借用了性别塑造而不是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解释。她邀请我们积极对抗父权制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影响，而不是依靠浪漫邂逅来治愈自己，让自己以短暂且虚幻的方式摆脱这种影响。她邀请我们把爱情变成一场永久的革命。她高呼，父权制秩序强加给我们的牺牲并非无法避免。每当一位男性敢于“袒露自己的感受”，或者一位女性敢于“看见并说出她发自内心的想法”，这个秩序就被颠覆了。
《再见爱人》第三季傅首尔和刘毅的36问现场，此前一度被怀疑有“述情障碍”的老刘，十年来第一次清晰直白地表达爱。
一位父亲为自己十一岁女儿的坦率和直爽而惊叹，他向卡罗尔·吉利根坦言：“我不想有一天她失去这些。”卡罗尔回答道：“您正在为社会改变做贡献。”她和娜奥米·斯耐德共同写道：“我们要知道，虽然父权制在我们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但是‘政治变革取决于心态转变，反之亦然’。”
原文作者/[法]莫娜·肖莱
摘编/申璐
编辑/荷花
导语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