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急的沙特王储
11月4日，沙特国王萨勒曼宣布成立以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当晚就有11名沙特王子、4名现任大臣（部长级）和11名前大臣因涉贪被捕。沙特政坛的这场反复风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Project Syndicate近日以“沙特阿拉伯心急的年轻人（Saudi Arabia’s impatient young man）”为主题，陆续发布了一组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剖析。其中，曾任德国外交部长的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撰写的“沙特阿拉伯来自上层的革命（Saudi Arabia’s revolution from above）”一文颇有见地。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菲舍尔指出，作为阿拉伯地区最大的国家之一的沙特阿拉伯，石油带来的巨大财富使其成为了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这个夹在伊斯兰中世纪和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国家，存在极端化的矛盾。一方面，麦加和麦地那有着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和美国式的购物中心，另一方面，自1932年建国至今，沙特阿拉伯都是由一个家族统治的、绝对君主制的、反西方的部落社会，拥护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派——瓦哈比派。
菲舍尔认为，由于石油价格的长期下跌和为快速增长的年轻人群体提供教育和工作岗位的需要，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显然认为国家需要现代化。为了避免缓慢衰落乃至最终崩溃，他们开始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采取开放措施。在掀起反腐风暴的不久前，沙特阿拉伯刚刚废除了禁止女性开车和参加体育活动的禁令。然而，上一次试图绕过伊斯兰教权阶层在中东地区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独裁者是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他和他的“白色革命”最终被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扫荡。菲舍尔写道，我们只能寄望于穆罕默德王储的这场革命进展顺利，因为一旦失败，极端原教旨主义的沙拉菲派将在利雅得夺取权力，而如果这座保守伊斯兰的堡垒成功实现现代化，那么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国家也会效仿。
文章进一步指出，作为其议程的一部分，穆罕默德王储还实行了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针对伊朗。穆罕默德身边的现代化主义者明白，这场革命想要取得胜利，需要打破瓦哈比主义的力量，用沙特国家主义取而代之，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敌人。与沙特争夺地区霸权的什叶派伊朗无疑是最好的衬托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几个月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截止到目前，两国的地区霸权争夺战尚限制在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人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但鉴于近期的事态发展（沙特、伊朗双方因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在4日访问沙特期间突然辞职而爆发争端），不能排除爆发战争的后果。在中东地区，冷战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成热战。
菲舍尔最后总结称，沙特阿拉伯的这场革命是一次高风险的尝试，如果失败将带来严重后果，而其成功也很可能伴随地区张力的急剧上升和战争可能。
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首席顾问库什纳访问沙特阿拉伯。
英国《观察家报》的一则社论则将沙特阿拉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美国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该文认为，穆罕默德王储的这些举动和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首席顾问库什纳（Jared Kushner）10月底对沙特的访问和两人之间的牢固友谊以及直至深夜的长谈有关。当穆罕默德王储以反腐的名义掀起针对王室竞争者的大清洗、发动黎巴嫩政变和对也门港口实施援助封锁时，白宫没有做出任何批评，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对“反腐风暴”表示支持。
社论进一步指出，沙特王储和库什纳的紧密联系让美国的外交官和五角大楼深感担忧，官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是表示对两人的谈话不知情，而这样的秘密行为正在成为常态，美国国防部只能根据他做了什么、去了哪里来猜测其他支持的立场。该文认为，美国鲁莽、冲动、对抗性的行为正在使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更加不稳定，这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共同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周就黎巴嫩事件表示，该国不应成为“代理冲突的地点”。法国、德国也对该地区不稳定的加剧表达了相似的担忧。
文章最后总结称，沙特家族历来被视为维持中东稳定的必要力量，然而穆罕默德王储领导下的沙特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预测的、无法控制、擅长开始或助推自己无力善后的冲突的危险因素。处在伊朗的野心、石油收入减少和改革诉求上升等多重压力下的沙特阿拉伯需要、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穆罕默德在其不可理解的白宫伙伴支持下刚愎自用的行为将一切都置于危险之中。
经济学家为何需要托尔斯泰
近日，美国财经记者、《拯救华尔街》一书作者罗杰·洛温斯坦在《华盛顿邮报》上为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和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5月出版的新书《金钱与理智》（Cents and Sensibility）撰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家为何需要托尔斯泰”的书评，试图说明经济学应该从人文学科中汲取养分。
《金钱与理智》书封。
莫森是西北大学语言文学教授，而夏皮罗的身份是西北大学校长、经济学家。两位作者认为，人文学科的伦理敏感性有助于改善公共政策。洛温斯坦举了数例子说明缺乏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可能诞生出何种残酷逻辑：很久以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曾支持将高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为以未实现的未来收益计算，这些地区失去的生命价值较低。一名巴西某部长对此评价称，“合逻辑但蠢透了”。同样地，世界银行曾质疑一项在西非地区治愈失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项目是否值得。经济学家认为，批准肾脏交易市场可以提高供给，从而有可能拯救更多生命，但一些人不得不衡量器官拍卖价高者得背后的道德意味。
洛温斯坦指出，经济学家往往有“智力帝国主义者”倾向，当读到《未选择的路》时，他们会哂笑弗罗斯特发现了机会成本，而很少思考可以从诗人身上学到什么。经济学家总是假设他人和他们自己一样，无视其文化、阶级和背景，认为其他人都会按照经济学家视为理性的方式做出反应。而在两位作者看来，未受文化影响的抽象“经济人”是一种谬论，因为“人从一开始就是文化的，而不是先作为生物体被创造出来，然后在某种文化里蘸了一蘸，就像阿喀琉斯在冥河里那样。”因此，透过文化的棱镜，很多经济学问题能够被更好地理解，诸如为何有些地区生育率更高、为何一些国家发展更早、为什么一些高中生不去申请他们能被录取的最好的学校，等等。
两位作者试图打破经济学一神论者的傲慢。他们批评诺贝尔奖得主盖瑞·贝克（Gary Becker）关于人类的一切行为，从结婚、离婚到生育、交友，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经济学可以作为“理解所有人类行为的宝贵统一框架”的假设。 在《国富论》之前写了《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就已指出，人绝不仅仅是自私的，他们也会为他人着想，“就像进入他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同一个人”。两位作者指出，这就是当你阅读一部好小说时发生的事情——产生同理心。文学发展出一种经济学模型无法做到的对人们将如何行动的感知，在理性人假设中，人的喜好是固定的，而在文学里，我们知道人会随着时间变化。
另一方面，两位作者也对文学进行了解剖。他们指出，经济学经受着物理羡妒（ physics envy ）的折磨，因其需要叙事支撑而无法跻身“硬科学”行列；与此同时，文学和历史则陷入了“人文尴尬”之中，在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占到了主要本科院系的45%，却只招收到了15%的学生。
文章指出，人文学科的困窘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贬低的结果。今天的很多大学院系都宣称伟大的小说不过是“纸上的文字”。影响力巨大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中说：“文学文本，和其他艺术品一样，并不比任何其他的文化产品和实践更重要或更不重要。”作者对此提出质疑，那么为什么还要阅读莎士比亚？如何只是为了解构作者的“启示（message）”，为什么不直接教授那些启示呢？这样一来，《悲惨世界》可以被简化为“帮助不幸的人”，《哈姆雷特》则是“别再消沉，做点儿什么！”但事实上，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获得文字所激发的体验。历史学也令人伤感地试图模仿经济学找到系统的、不变的定律，发现必须是科学的、普遍性的。偶然性和机遇，例如一场饥荒、一位天才或狂人的及时出现、一项科学发现，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在作者看来，理想状态下的人文学科应当是和不确定性的角力，这是一个关注偶然真理和“整体性”的学科。书中还聚焦了多位绝对论者，希望以此提醒经济学家们注意到经济学中可疑的绝对论，因为和人文学科一样，经济学也是一门“整体性”的学问。经济学的根本从来都不是数学计算，而是它所讲述的关于我们的人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