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张鹏，36岁，本科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和社会学专业，大一开始成为国家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吸引众多中小学生及家长，以“朋朋哥哥”为名走红，2014年辞去公务员职务专注博物馆教育推广，创立“耳朵里的博物馆”，至今已从事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十余年，现为全国青联委员、北京青联常委、北京郭守敬纪念馆执行馆长。
“妈妈，我要吃拍胡瓜。”
听完博物馆主题讲座，10岁的小俊（化名）点了道“特别的菜”，把妈妈给难住了。“胡瓜是什么？”
“2000多年前，张骞从西域带回了胡瓜。”在给小学生讲张骞出塞时，张鹏总是喜欢从美食入手。“胡瓜就是黄瓜。回家你们就可以对父母说，晚上想吃拍胡瓜。”
自2003年在国家博物馆担任志愿者开始，张鹏已经坚持义务讲解16年，小听众超过25万人次，孩子和家长们都亲切地叫他“朋朋哥哥”。
2015年初，朋朋哥哥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年进学校做100场博物馆主题的公益讲座。那一年，为了完成目标，他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压缩再压缩，最后因过度疲劳落下了耳鸣的病症，又因为太忙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身疲力尽，但不枉此年。”
如今，他已经讲遍了全国除港澳台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但这对他而言还只是一个开始，他常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讲到80岁，讲满一甲子。”
成为“朋朋哥哥”
“如果没有遇到博物馆，我可能会回老家从事司法系统的工作。”2003年，抱着参加社会实践的心态，在中国政法大学就读大一的张鹏报名成为国家博物馆志愿讲解员，没想到一讲就“上了瘾”。
每个周末，他都会乘坐4个多小时的公交，往返于学校和国博之间。为了满足不同年龄听众的需求，他把讲解词改了又改，还不断尝试新的讲解方式。比如，让孩子们通过角色扮演去了解青铜器的象征意义。因此，他收获了一批忠实的小粉丝，他们喜欢叫他“朋朋哥哥”。有时看他讲得嗓子沙哑，孩子们还会悄悄给他塞一颗润喉糖。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是“朋朋”而不是“鹏鹏”。张鹏笑着解释道，因为对孩子而言，“朋”字更简单易懂。每次自我介绍时，他还会借机给孩子讲讲历史知识。“古代以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所以朋朋哥哥就是四串贝壳，也就是20个小贝壳哦。”
渐渐地，就连孩子们的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也都开始叫他“朋朋哥哥”。毕业后，为了不离开博物馆和小听众们，张鹏决定留在北京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志愿讲解。他身上常常带着两张名片：一张印的是某国企办公室主任张鹏，另一张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的朋朋哥哥。
这样的“双重身份”持续了7年。2014年，张鹏偶然注意到，关于博物馆的书籍大部分都是图录，不太适合孩子们阅读。有朋友开玩笑地问：“你能不能为孩子写一本关于故宫的书？”这个提议一下子打动了张鹏，也让他萌生了辞职创业的想法。“公众对文博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我自己也已经积累了10多年的经验，感觉时机成熟了。”
但是，放弃稳定的工作投身一种相对小众的教育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纠结许久，张鹏在日程本上写下：人生需要一次奋不顾身的出发，青春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挥霍。他对自己说：“如果不试一下，老了以后一定会后悔。”
为了不离开博物馆和小听众，朋朋哥哥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
2014年底，张鹏辞职创立“忆空间”，推广与博物馆相关的青少年图书，组织线下博物馆讲座和游学活动。2017年，“忆空间”旗下微信公众平台“耳朵里的博物馆”上线，开发展览攻略、音频导赏、青少年学习单等，截至2018年底，平台内容总阅读量超过450万，收听人次累计超过460万，“朋朋哥哥”也成了张鹏“唯一的名片”。
想要讲满一甲子
在孩子们面前，“朋朋哥哥”是万能的“博物馆百科全书”，在员工们眼中，他是典型的“处女座”工作狂。耳朵里的博物馆课程负责人杜怡杰表示，朋朋哥哥是团队里“在线时间”最长的人，几乎全年无休。他经常深夜12点多还在处理工作邮件，早上7点多又继续活跃在工作群里。杜怡杰调侃说：“小伙伴们常常希望老板‘周末歇歇吧’，‘去度个假吧’。”但这个简单的希望却一直难以实现。
2015年3月，朋朋哥哥定了一个目标——年内要进学校给孩子们做100场公益讲座。 “算下来两三天一场，应该是可以完成的。”但是，他忘了除去周末，除去假期，除去孩子们的考试周。更何况，学校对博物馆教育的需求有这么大吗？在团队其他成员眼里，这是个不太可能实现的宏愿。
杜怡杰还记得，那一年的朋朋哥哥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奔波在办公室和各个学校之间。特别累的时候，他会一个人静静坐一会儿，大家也都默契地不去打扰他。年底，他终于完成了共计约150小时的百场讲座，却也落下了耳鸣的病症。但直到患病半年多以后，他才终于抽出时间去医院检查，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朋朋哥哥后来回忆，这是他人生中最辛苦的一年，“身疲力尽，但不枉此年。”
2015年，朋朋哥哥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年进学校做100场公益讲座。
与朋朋哥哥共事越久，杜怡杰越能感觉到，他没有把青少年博物馆教育当成一份工作，而是对这份事业投入了很深的感情。就像朋朋哥哥自己所说：“我和小听众们是彼此需要。”
2013年，朋朋哥哥30岁，做志愿讲解整整十年。生日那天，他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关于世界文明的暑期公开课。让他没想到的是，100多个孩子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一条十米长卷，上面印满了五颜六色、或大或小的手印，还有用稚嫩的笔迹写下的生日祝福。他们还制作了一个短片，记录了自己眼中的朋朋哥哥。其中，有他卖力讲解后被汗水湿透的背影，有他拉着孩子们的小手看展品的。那一刻，一向很少流泪的朋朋哥哥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他想：如果自己能活到80岁，还可以再讲上50年，讲满一甲子。
有时候，朋朋哥哥也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两年，“年纪大了”成了他的口头禅。“以前能讲上一整天，现在四个小时就累了。”2018年，他没能完成进学校讲100场博物馆讲座的目标，只完成了69场。他开始减少扑在一线讲解的时间，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人才培训上。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想带动一批人跟我一起讲。”在朋朋哥哥看来，现在不少社会力量想做青少年博物馆教育，但是不得其法。因此，他协助举办了首期全国青少年博物馆教育专题研修班，吸引了来自文博圈、校外机构和中小学的100余名学员。“我想把十多年来带队讲解、设计游学产品的经验都分享给他们。”
“救活”小微博物馆
有时候，朋朋哥哥会跟同事们开玩笑说，过几年自己要歇下来，把公司交给年轻人，找个环境优美的地方梳理这些年的经验和成果。但杜怡杰觉得退休这事离朋朋哥哥还很遥远：“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总是会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
2018年，朋朋哥哥又多了一个新身份——郭守敬纪念馆执行馆长。这座位于什刹海北岸的小博物馆曾经门可罗雀，年接待客流量仅有3万多人次。
“太浪费了！”想起第一次走进郭守敬纪念馆的情景，朋朋哥哥忍不住皱眉：“纪念馆位置好，展览主题也好，为什么没有人来看？”适逢西城区开展文物腾退，考虑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利用。得知此事，张鹏立刻自告奋勇，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郭守敬纪念馆的展陈改造中。
小微博物馆的发展是朋朋哥哥一直关注的问题，2018年，他成为郭守敬纪念馆执行馆长。
怎么在狭小的空间内设置安检门？要不要为了小观众降低展陈的高度？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让张鹏绞尽脑汁：“很多细节都要提升，服务于观众体验。”比如，在第一展厅里关于郭守敬生平的展陈，朋朋哥哥坚持在所有的年份下面都注明年龄。“很多孩子还不太会数学加减法，如果只写某一年郭守敬做了什么事，他们会觉得难以理解。”但现在，走进纪念馆的孩子们会一目了然：郭爷爷非常厉害，他在21岁的时候就参与治水，31岁就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在孩子们眼中，郭守敬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朋朋哥哥团队接手运营后的第一个月，郭守敬纪念馆的接待客流量就超过了1万人次。对朋朋哥哥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全国5000多家博物馆中，70%-80%都是小微博物馆，我一直在想怎么让它们活起来。”而郭守敬纪念馆就是第一个试点。
如今，当上了馆长的朋朋哥哥仍然不愿摘下志愿者的“袖标”。每个月，他都会安排馆长接待，亲自给孩子们讲郭爷爷的故事。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志愿讲解？他说：“当我讲到第五年时，它成了一种习惯；而讲到第十五年，它成为了一种使命。”
今年3月，朋朋哥哥收到了一个8岁的小听众写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朋朋哥哥说要坚持讲满一个甲子。一个甲子就是60年，那时我都50多岁了，我可以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听了。”
■同题问答
新京报：你心中“新青年”的标准是什么？
朋朋哥哥：现在有些年轻人徘徊在起跑线上，好像世界上很多美妙的东西都无法刺激他们去尝试和努力。我认为“新青年”要敢于实践，敢于担当，与其抱怨不如积极行动，做一个温和的改良派。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有什么期待？
朋朋哥哥：我希望博物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接纳不同的声音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共同去提升公众对博物馆教育的认知。并且以观众体验为中心，生产更多好的博物馆教育产品。
新京报记者 冯倓秋 编辑 潘灿 校对 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