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楷经/文
壹
关于重庆颐之时餐厅最早的开业时间，目前流传多种说法。
有关媒体和宣传品上说“颐之时最早开业于上世纪20年代”。主张这种说法的，很可能是将“颐之时”和“姑姑筵”混淆了。根据我在北京饭店查到的罗国荣1955年11月亲笔书写的履历表， 上面是这样写的：
“1940年至1949年成都颐之时餐厅经理，其间在重庆开设分号。” 这应该是最准确的说法。唯一遗憾的是，只准确说了成都颐之时餐厅开业的时间，而没有说明成都颐之时餐厅分号—— 重庆颐之时餐厅开业的具体时间。
有朋友根据民国时期报刊上的广告或其他资料上的记载，认为重庆颐之时餐厅开业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有1947年、1948年、1949年多种说法。诚然，那是白纸黑字的凿凿之言，确实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这仅是在那个固定的、有限的时空领域的证据。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后的局势变化之巨大，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仅以报刊广告和某些资料的时间下结论，似乎不妥，应该更谨慎一些。
1922年出生的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1997 年出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颐之时》。在《自序》中，他说：这本专谈饮食文化的集子取名“颐之时”，是顺手牵羊的名字。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有一家久负盛名的饭馆，名曰颐之时。……当年在重庆，这家饭馆可是辉煌一时的。名字虽然无关大雅，但是，名字取得好，好听，又富形象化，便予人以难忘的印象。自然，最主要的是这家饭馆菜好，名实相符，生意便火红兴旺，大家都来颐之时颐之以时了。此店至今尚存，前几年过重庆，往食，其状大殊于昔日，不堪问矣。今抄作书名，则是寄希望于中国饮食之复振。
唐先生在这段文字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重庆的颐之时餐厅开设于抗战时期；它颇负盛名，名字起得好，予人以难忘的印象；最主要的是菜好，名实相符，生意火红兴旺，等等。
与本文最相关的信息就是当年仅有20多岁，处于记忆力最好时期之一的唐先生，毫无悬念地指出，重庆颐之时开在抗战时期即1937-1945年。成都颐之时开设于1940 年，它的分号重庆颐之时肯定开设于1940年后，但在1945 年抗战胜利之前。
由此我就想到我大哥罗开钰（1940年1月生） 对我所言，他说他曾与母亲追忆过重庆颐之时开业的时间，母亲的答复是不晚于1944 年。而且我四弟罗楷禹也有听母亲讲过这样一段回忆：1940年颐之时在成都开业后，应丁次鹤之邀，1941年父亲携妻儿赴重庆。应该是那时，日寇飞机几乎是每天都要对重庆狂轰滥炸。母亲说：“我和你爸、你大哥天天跑警报，钻防空洞。有一天，警报声突然响起，紧接着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想跑都来不及了。幸亏你爸急中生智，把我们娘俩藏在床下，你爸用他的身体保护我们母子。我捂着你大哥的耳朵，他吓得哇哇大哭。要不是你爸，哪还有我们一家人嘛！”从这段回忆的时间、地点来看，应该是与重庆筹办颐之时分号相关。由于时间过得太久，母亲只能约摸着一个大致时间段。当时母亲的答复是绝不会晚于1944年，正好和唐先生所说的“抗日战争时期”相吻合。既然成都颐之时开办于1940 年，我大哥又生于1940 年，父亲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万分危险的年代，不在成都经营开业不久的颐之时，而要带着妻儿去重庆冒险呢？
另外，国宝级烹饪大师黄子云师兄给我讲：师父罗国荣带着他们去军委会、黄山官邸、林园官邸做宴会，出席宴会的人大都是国民党抗日的高级将领。还有援华的美国空军如“飞虎队”，在前方击落了日本鬼子的飞机之后，国民政府的官员就会请颐之时的人烹制佳肴为他们庆功。参与制作宴会的员工常常还会因为宴会圆满成功而得到奖赏。
自1940年在成都开业至今，曾活跃于成渝两地的颐之时餐厅，这个已有八十余年的中华老字号，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那段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特殊时期，它不仅为抗战的高级将领和盟军将士服务，还是国共两党，特别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情报联络点。它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还是现代川菜史上非常著名、非常有代表性的名餐馆。全面、准确地了解它的真实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021年12月20日，重庆颐之时饮食公司原创的《颐之时，重庆川菜重要发源地》一文中说：（20 世纪）四十年代，罗国荣东下重庆开设了颐之时新店。重庆的颐之时生意兴隆，国民党的（四川省） 主席张群、军阀刘文辉、共产党员的要人陈锡联等经常出入颐之时（如果颐之时开在1946年后，陈锡联不可能经常去）。该文还指出：罗国荣借鉴和发扬了黄敬临儒商的经营风格，把中国的地方传统文化融入菜品之中，品美食，就是品文化。这种商业与文化的联姻，第一次把地方特色文化注入餐饮行业，使川菜由原来的“低品味”一跃而成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高品味”系列。
人们从吃中去寻找故事，又通过讲好“吃”的故事来带动饮食消费和文化消费。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是川菜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罗国荣的三道“汤菜”：开水白菜、竹荪肝膏汤、鸡皮冬笋汤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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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此外，还能找到很多关于颐之时记载的书和网站。
1.2020年1月11日融创西南区域商业原创的《中华老字号“颐之时大酒楼”进驻重庆融创文旅城特色商业街》文中说：颐之时起源于成都，成名于重庆。明明是成都的颐之时，怎么成了重庆的中华老字号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叫罗国荣的人……便是他在重庆解放碑的邹容路上开起了第一家颐之时。
2.2016年8月2日重庆广播电视报《独家原创·重庆旧事》一文中说：据1943年重庆中西餐业同业公会对会员的统计，当时重庆城内有中西餐饮店260家，其中小洞天、颐之时、九华园、醉东风等川菜馆110家，占总数的40%……
3.中国旅游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名餐馆》第一集，127～130页有对重庆颐之时餐厅的详细介绍，其中有如下文字：该店最早于本世纪20年代初在成都创建（注：我认为这是想说姑姑筵和颐之时的关系）。
当时，开业于成都华兴正街的“颐之时”，有四五十名厨工……罗国荣又约集其师兄弟等烹饪名家大显身手，他们能做传统名菜上百种，各种川菜上千种。于是，颐之时很快便名噪成都古城……1948年颐之时在重庆建立分店，该店的美味佳肴又香飘山城，吸引了各界名人雅士。解放后，颐之时改为国营，并将“白玫瑰餐厅”的全部川菜名厨并入颐之时。
1951年，成都本店的全部烹饪班底均迁至重庆分店……地址：重庆市邹容路110号，电话42959。
4.颐之时大酒楼2011年2月23日提供给“颐之时大酒楼老字号拍摄资料”中有如下文字：1935 年（注：我认为时间可能有误， 疑为1945年） 蒋介石在重庆设置行辕，四川省长张群被调往重庆任行辕主任。罗国荣也到重庆银行工会顶楼开设了颐之时餐厅。重庆的颐之时生意兴隆。国民党的（省） 主席张群、军阀刘文辉经常出入颐之时。
1954年，颐之时餐厅交给供销合作社接管，更名为“重庆第二合作餐厅……1956年重庆饮食公司成立，又还原为颐之时餐厅。”
5.2011年3月《四川烹饪》刊登文章《颐之时：新装其外，老味其中》：上世纪20年代初，颐之时在成都创立，由黄绍清的高徒罗国荣主厨，为当时的著名餐厅之一。1935年，罗国荣在重庆银行工会顶楼重新开张了颐之时餐厅……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撤离重庆时抓走了罗国荣店里的小工，颐之时也被迫歇业，罗国荣回到成都。1952年，西南公安部接管了颐之时并接来了罗国荣，颐之时餐厅才得以重新开张。罗国荣任副经理。
6. 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干部、我国著名的法学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顾问杨景凡之子杨殊芃先生，在纪念杨景凡先生诞辰100周年文集的220页有这样一段叙述：“颐之时”餐厅是父亲当年奉贺龙之命一九五零年从成都迁到重庆，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待的重要场所，并交由西南公安部管理（“颐之时”主厨罗国荣是著名的川菜大师，曾为*、*、蒋介石等社会名流宴的请主厨， 一九五四年，*点将罗国荣调中南海，后到北京饭店）。
7.1983年4月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王之书、刘伟、王朝晖三位先生合著的《北京饭店史闻》一书。全书仅82000字，竟涵盖了北京饭店近百年厚重、辉煌的历史。八十年之中，在北京饭店这个舞台上有多少叱咤风云，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人物可歌可写，然而作者却用了1200多字的篇幅来叙述有关罗国荣的内容。我在此仅引用一小段：黄静宁（即黄敬临） 死后，罗国荣邀一些人合股开了个“颐之时”饭馆，专门承办高级筵席，买卖十分兴隆。后来又在重庆开了个分号，他本人乘飞机来往于成渝之间照看。名气也越来越大。请注意“他本人乘飞机来往于成渝之间照看”这句话。这和边东子先生的《北京饭店的传奇》中罗国荣乘飞机在成渝两地来往的说法完全吻合。重庆是在1938 年定为陪都的，国民政府是1946 年还都南京的。所以，自1940 年在成都开办颐之时之后，在重庆一直不乏罗国荣的身影。
陈海清大师的徒弟在抖音上说抗战时期罗国荣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多有交往，并多次给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免单的讲述，也是有力的证明。
叁
截至目前，找到的这些资料肯定是真伪并存的，其中既有可以互相映证的，也有互相矛盾的。抗战时期重庆颐之时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确实还有不少需要解开的谜团。
1.从我父亲罗国荣本人对其经历的叙述，我母亲石玉琼与黄子云的相关回忆， 罗国荣抗战时期（1937-1945 年） 在重庆的经历是无可置疑的。1940年之后这段时间重庆颐之时餐厅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确实应该还实事以真相。
2.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的回忆文章，郑勇先生引用丁家之人的证言，以及北京饭店罗国荣档案中有人揭发他曾为国民党高层人士服务的材料，都是有说服力的东西。其中谈到“1941年罗国荣与丁家合作在当时的金融街道门口开业，1946 年搬至成都，1950年由贺龙要求又重新搬至邹容路韩国光复军遗址”，这句话就大有文章，好多人总说颐之时开办于1941年，是不是把成都和重庆两地颐之时开业的时间搞混了呢？
编排/Hana
本文摘自《四川烹饪》杂志2023年1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