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改元为洪武，经过十几年的群雄争斗，最终九鼎归明，朱元璋就此一统天下，成了大明朝的开国皇帝。
和以前的朝代一样，刚成立的大明朝，也是沿袭元朝的制度。设立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由于是草创之际，所以在建国初期，这些主要的中央行政机构权力都相对比较大。中书省统管政务，最高行政长官是丞相，丞相根据皇帝意诣、诏令等给出对政务的决策、审议和去执行。大都督府统领军事，大都督府的权力也是很大，有统兵权、调兵权和议政权。御史台在明朝后来又改为都察院，主要是对官吏进行纠察和弹劾，起到监察和监督的作用。
事件的影响
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伏诛。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明朝国家周边残余和边患都基本平定，开始走向稳定，以军事为主转向以政治、内务管理为主的基调开始成为主要方针。朱元璋开始慢慢从军事中投身到政治、内务中来，却发现所有的大权都下放到了各主要的中央部门中去。
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作为最高政治机构中书省左丞相（丞相有分左右，此时是崇尚左为尊，右为次）被判以谋反罪处死。而作为御史的最高两位长官也都有参与，涉及的人范围非常之广，此事件对明朝的影响深远和意义非常。
收权行动，已在进行
从贫民起家，经过十几年争战，朱元璋最后成了最大赢家。正是这十几年的战斗，让他做任何事情，都会考虑周全、行事谨慎、决事果断、谋事深远，也让他养成多顾虑、多猜疑、权力至上的性格。在建国前和建国初，国家的重心主要是平定四方之敌，一时显得无关大局的政务都交给了身边的重臣负责。
随着国家走向稳定，发展经济、与民休息、促进农业发展、官吏的治理等国家政务成了主基调，朱元璋从军队中抽身想更多插手政务，而总揽国家政务的中书省却成了一座大山一样挡住了他的去路。
也许是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要去想法去得到的心理，朱元璋开始了行动，为了能从中书省收回权力，朱元璋有步骤的开始对行政机构做出了调整。
六月甲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洪武九年六月，就把各行中书省都进行了调整，先从名称上进行整改，全都改为承宣布政使司。这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从字上就能看出朱元璋的心思。“承宣”二字在《汉书·匡衡传》：“继体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这很明显就是要让民众和官员知道，政绩的功劳是他朱元璋的，而所下派的官员只是按他的诣来行事而已。这很大的提高了皇权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对所属官员的一种约束。
通过这次的改名，中书省的影响力和权力也受到了削弱，但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显然还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为此，他还继续采取行动。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司。是月，始遣御史巡按州县。
洪武十年秋七月初，设置通政司。通政司的主要职责就是把皇帝的命令、政策直接传达到地方，也让官员收集和反映地方民众的建议、具体民情传回给皇帝，从而达到政通人和的治国目的。通政司还可以参议国家大政，正是有这样的权力，通政司一度还成为了九卿之一，这无疑也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中书省丞相的权力。
除了分化丞相的权力外，也对派遣御史巡察州县，也是加大对丞相工作的监察。从侧面也是为了打出丞相的势力。
收权开始，政务权回收
十二月，汪广洋贬广南，赐死。
汪广洋和胡惟庸洪武十年九月被封为右丞相和左丞相，而到了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作为胡惟庸副手的汪广洋在胡惟庸案中，却三问而不知，最后也被赐死。作为一名手握重权的重臣，在朱元璋看来，却没有做出应有的作用，就是严重的失职。想想汪广洋从元末起义就开始跟随朱元璋，如此受到朱元璋信任的人都让朱元璋如此失望，这更沉重的打击了朱元璋对中书省及其最高*丞相的信任力。让朱元璋坚定要把中书省这个机构削去，不再设置丞相职位。
正是这样，很快朱元璋就在洪武十三年，随着胡惟庸案的推进，直接把下放的权力收回，把中书省废掉，不再设丞相职。而自己直接来管理六部。到这里，朱元璋一举把下放的政务大权收回。这样一来六部所有的主管官员直接由朱元璋来管理，而主管军事的大都督府也被朱元璋进一步分为五军，五军都督府权力也受到了削弱。朱元璋收回调兵权，五军都督只有统兵权和议政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军都督也慢慢失去了议政权。
这样一来，军队的实际大权就掌握在明朝皇帝手上，加上政务的实际大权，明朝皇帝其实是集军队和政务大权于一身，名不副实的中央集权。
司礼监的设置，另一股力量的崛起
朱元璋创建明朝后，在借鉴了前朝太监对各个朝代的影响，对太监作了严格的管制，起用的宦人不足百人。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乱政，特别在颁布的祖训中对宦官有明确规定，希望明朝后继皇帝们一定要以铁律来执行这条祖训。
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朱元璋为了更好的管理宦官，特地设置了司礼监，以此来加强对宦官的有效监管。朱元璋和朱允炆执政时期对宦官的打击都是非常严格，宦官们都不得不安分守己的做着扫地、洗衣、倒垃圾的杂活。
靖难之变，是宦官们翻身的机会，正是有在京都的宦官源源不断地把京都的实情转告燕王，从而为他们带来了翻身的机会。做了皇帝的朱棣也没有薄待宦官，很多宦官都得到了重用。宦官不但能够兼外臣文武衔，还御外臣冠服，干政更是已经成了常态。作为管理宦官的司礼监，由宦官直接管理，主管司礼监的最高长官才能叫太监，其他宦官是没有资格叫太监的。随着明宣宗设置学堂让宦官识字后，就标志着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悄悄地形成、崛起。
朱元璋集权的机会，也是宦官的乱政机会
俗话说的好：“小偷不可怕，就怕小偷有文化。”这句话套用在明朝的宦官身上再合适不过。
随着宦官有文化，宦官的机会就来了。
明朝的皇帝都是生于深宫中，身边都会有一个或几个宦官侍奉，时间长了，这自然成了皇帝最信任的人，加上明朝的皇帝上位的年龄越来越小，有几个是能真正有能力去管理朝政的？明朝又严格控制不准外戚干政的条文。有了点墨水在肚子里的宦官很快就成了小皇帝的总管。
明朝最早有乱政的宦官，应该是朱棣晚期的马骐、山寿。朱棣在交趾设置的交趾布政司，派出宦官马骐、山寿做监军，正是二人的乱政交趾布政司从明版图中脱离。随着仁宗、宣宗之后，大明的皇帝都是生在深宫中，过着养生处优，整日懒惰放荡，不懂政务，从而为宦官提供了机会。
仁宗、宣宗在明永东八年就已经开始分别监国亲政，而英宗九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怎么可能会理政，而他身边的宦官王振却是一个历事仁宗、宣宗，又有文化的老油条宦官了，很讨英宗信任。
皇帝不懂政务，就算是在朝庭上与大臣相见，大臣说的政事，他又听不明，搞不懂，这样一来也就不再出朝。一切政务都是通过宦官做桥梁来传达，应该和各主要大臣亲自商讨，由皇帝亲自批示、阅览的奏折等事情，也由阁臣以“票拟”的形式，交与宦官递与皇帝。“票拟”的奏折都送到内室了，连最后一道“批红”也都懒得亲手给批上。
朱元璋苦心为大明后世皇帝争取来的政务大权和军务大权，如此尊荣的权力，这些皇帝却把他们当作摆设。作为真正管事的各部尚书、后来能议政的阁臣，却只能眼睁睁地、焦急地等待着批示。而作为皇帝和各部大臣桥梁的宦官也终于有了机会，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更利用皇帝年小无知、懒散放荡、不懂政务的特点。由开始帮递传奏折、“票拟”，一步步到了敢于作“批红”，敢于自作主张要求阁臣重新“票拟”，到参与议政，再到弄政。
皇帝的政权和军权就慢慢的交与了宦官，这就让明朝的宦官敢如此乱来、敢于做出各种乱朝纲、滥*大臣、独揽大权、祸国殃民的事情来。
“土木堡之变”就是宦官王振一手造成的悲剧事件，后来的汪直、刘谨、魏忠贤等宦官都是步王振后尘，他们无不是从皇帝那里得到了最高的政权和军权。
朱元璋罢免丞相，独掌丞相事，收回军队的调兵权，把这些大权都集在皇帝身上，对他来说是好事。他有充沛的精力和体魄来应付，强如朱棣也不得不把政权早早下放给儿子和孙子去管理，更不用说后来不经过大磨砺、娇生惯养、不懂政务，连出来与大臣议政都不敢的皇帝了。而宦官们正是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和可信任的人，从而为宦官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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