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华高莱斯“技术要点”系列丛书《产业新赛道之生活性服务业》
马克思曾说：“消费并不完全都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真正的消费就是一种人性的恢复过程”。
滚滚向前发展的中国商业社会中，消费，一直与国民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从吃口洋快餐都能炫耀一个月，到出国度假都变得稀松平常；从结婚必备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到全屋定制智慧家居服务；从过年才能换一套新衣裳，到能够给手办公仔定制大量服装道具……
从物质稀缺的过去到极大丰富的今天，我国的消费群体，正在逐步从“劳动力再生产”的生存型、物质性消费，向发展型、服务型消费转型；他们也向消费的真正意义靠近——即将“消耗(Consumption)”转化为“自我充实(Consummatory)”。
▼ 我国的消费群体正逐步向发展型、服务型消费转型
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消费群体，可以用一首歌的歌词来简单概括：“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从有时间没钱，到有钱没时间，对于消费的主要限制，已从经济收入的不足转为自由时间的缺乏。
一方面，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不断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2189元，与2010年的10046元相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十年翻两番”的巨大飞跃。
与此同时，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210元，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相比2019年有所下降，但与2013年相比同样实现了60%的增幅。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随着经济的大踏步跨越式发展，国民消费心态越来越积极乐观，商品消费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时间却十分有限。根据知名数据网站Our World in Data网站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官方数据的统计排名，中国人的平均每人每天工作时长与睡眠时长分别为315分钟及9小时2分钟，皆为全球第一。
而《2019—2020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的调研发现，当前全国居民工作日平均休闲时间为3.6小时，占全天时间的15%。较长的工作时间，以及从工作的劳累中恢复的睡眠时间，压缩了居民的休闲消费的自由时间支配能力。有限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又进一步影响了中国居民的消费选择，限制了消费动能的进一步释放。
可见，激荡变化了几十年的中国消费市场，未来最大的变数关键要看人们是否能有更多“闲功夫”。
▼ 中国的休闲旅游消费市场一直在快速成长中
而纵观国内外大趋势，笔者对此持十分乐观的态度。未来的中国居民将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得到释放——
1. 更长的寿命带来更多的可支配时间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快速老去！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发布，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进一步加剧。
人口结构走向老龄化的主要原因，除了新生人口的减少，更重要的还是预期寿命的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我国人口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而这一数字在1990年仅为68.55。
不仅在中国，放眼全球亦是如此。根据全球疾病负担GBC（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的研究结果，2016年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达到72.48年，较1990年多了7.38年，预计健康寿命达到63.12岁，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人类的预期寿命还将不断刷新纪录。根据Oeppen和Vaupel于2002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人类最大预期寿命在过去和不远的未来一直呈现线性增加的趋势，平均而言，历史上各国对人类最大预期寿命的预测，都在发表后的5年内被打破。
这当然不代表人类的寿命会无限延长，但是比起科学家预期的约120岁的极限寿命，人类寿命的增长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何况，未来随着生物技术与医疗科技的不断突破发展，人类的健康寿命以及带病高质量生存的时间也将进一步延长。试想一下，当我们老去的时候，也许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都将不足为奇，“老年人”的年龄界限也必然变得更高。
不断延长的平均预期寿命，给我国的消费市场带来的，是更长的国民总体可支配时间。面对越来越漫长的人生，人们将变得更加关注自身人性的发展，寻找长久获取幸福快乐的方式。
▼ 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人们将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时间
2. 更灵活的就业支持更自由地支配时间
数字技术也正在带来就业方式的大变革，革新着时间、空间一成不变的传统工作范式。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工作机会供需对接提供了平台，让灵活就业成为可能。零工经济，灵活就业正在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新趋势，不必“坐班”，拥有相对更加自由的时间调配能力的自由职业开始变成香饽饽。
根据全球最大自由职业者工作平台Upwork和自由职业者联盟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2019年美国自由职业者研究》，目前美国有约5700万人是自由职业者，占美国劳动力的35%，全职自由职业者从2014年的17%到2019年的28%，增加了11个百分点。而全职的自由职业者选择自由职业的首要原因，就是时间安排的灵活性。
放眼国内亦是如此，美团、滴滴等生活平台让车间的工人开始选择做起了相对更加自由的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内容平台催生出大量全职的网文作者、视频内容制作者；猪八戒等外包服务平台，也让更多企业服务的专业人才获得了自由接单的可能。
根据人社部预估，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左右，其中多数为小商小贩及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而国家也将进一步强化对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降低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部分非全日制工作的自由职业者而言，“三月不开工，开工吃三月”，甚至“吃三年”都成为了可能，休闲时间变得更加集中且灵活富裕。
另一方面，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远程会议、远程打卡的异地办公，已逐渐成为新的办公常态。更为灵活的工作模式，让人们能够将通勤时间节省下来，甚至搬到生活成本更低、环境更加宜人的度假地“数字游牧”。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地点选择，意味着更加自主的休闲时间安排。
3. 更富足的物质生活支撑更自主的时间支配
再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的经济进入L型增长期，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走向更加充分、更加均衡的共同富裕发展道路，而这将进一步释放更广阔的消费潜能。越来越多的人将拥有更加富足有底气的心态，开始慢下过去为适应变化的世界而时刻保持冲刺的脚步，认真关注当下，关心生活，发展自我。
经历了几十年快速的经济增长，全球的热钱都看到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并纷纷涌入，为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了更加丰富多样，更加新潮时尚的消费服务选择。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报告(2019)》，全国居民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当中的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的消费占比下降，以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为代表的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正在不断优化。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以及消费心态的逐渐成熟，我们的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全面转型升级。
虽然我国幅员辽阔且发展相对不均衡，但整体经济的富足为全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让人们的消费选择更加“从心”，消费倾向“从必需品变为必欲品”。比起“好用”，消费者更愿意为“好听”“好看”“好酷”，甚至“好有趣”“好新鲜”买单。对“必需品”的支付意愿降低，对“必欲品”消费意愿增强，也带来了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同步存在的现象。
对于时间来说亦是如此。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传统行业中工作时长的增加难以带来更高的市场增益和经济增量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旗帜鲜明的反“内卷”，主动从“996”的低效率内耗中挣脱出来，抢夺回对自由时间的自主掌握，将时间与精力优先向“必欲品”倾斜。
在这三大变化的叠加中，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人们的自由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对自由时间的掌握能力也在不断加强。面对多出来的这许多自由时间，忙碌紧绷惯了的中国消费者，应该都会产生一种迷茫与疑惑——越来越多的“闲工夫”，要如何“打发”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正从物质型消费想服务型消费转变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自称“大玩学家”的于光远曾说：“‘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的文明进步是并行发展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不属于闲的劳动时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减少，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走向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可见，让社会普遍人群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是通向更美好的理想世界的道路；自由时间更应是衡量未来社会财富的重要尺度。
对于自由时间的利用（也就是“休闲”），在马克思看来，一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
简言之，就是一部分用于身心的“恢复”，以便人们投入再生产；另一部分则是用于精神的“发展”和“探索”，用于提升和发现自我价值。而“玩”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充分利用“自由时间”探索和游戏，进而恢复身心，获得快乐，实践创造的过程。它可以表现为休闲放松，自由创作，甚至是学习探索的状态。
如果说“普遍有闲”的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那“玩”一定这当中必不可少的社会功能。游戏哲学著作《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中，伯尔纳德·舒兹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当人们不再面临各种生存挑战，所有的知识都唾手可得，所有的需求都能及时满足，工具性活动都被消除时，玩游戏将成为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根本。
有趣的一点是，当人们不再需要工作换取金钱、社会地位时，很多工作仍会以一种“游戏”的形式存在。为了挑战自我、探索技艺突破而建房子的木匠，即便知识唾手可得却仍要通过科研验证真理的科学家，他们形式上的“工作”从根本上都成为一种“玩”的过程。简言之，人的生存压力越小，活得越舒坦，就越需要高质量的“玩”来获得幸福与快乐。
但提起“玩”，国人总是容易联想到“玩物丧志”“玩忽职守”等贬义词，让我们不敢提倡“玩”，发展“玩”。而在英语语境中，“玩”（play）这个词的含义则显得中性且多元，它既可以是“玩耍”，也代表“演奏”，还能代表“娱乐”“运动表现”“扮演”等等。
而要延展“玩”的意义，正视“玩”的价值，关键在于拥有尊重规则而不虚荣作弊，坚持挑战而不半途而废，乐在其中而不耽于其乐的“玩家心态”。
简言之就是要会“Enjoy the game（乐享游戏）”。从过去只想“玩赢”，玩游戏开外挂，看奥运“唯奖牌论”，到如今对奥运健儿的表现更加宽容，开始更关注一场比赛、一位运动员甚至是一段故事……如今的国人也开始越来越放松，“玩家心态”越来越健全。
“玩”，是让人在身心恢复平衡的基础上，自由且快乐的探索与发展，是提高生命质量的关键。
国内休闲学的开拓者马惠娣说“玩的本质是自由、愉快和创造”。雨夜约人对弈的赵师秀，在“玩”中获得了“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闲情；“左牵黄，右擎苍”的苏轼，借狩猎尽情挥洒激情，忘却年事已高聊发少年之狂；旅游达人李白更是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旅途中，“玩”出了舒朗畅快的心怀。
“玩”，更与人类社会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及经济的发展相生相伴。于光远说“玩是人类创造性的来源之一”，“人类社会伟大的原创性活动从来都渗透着游戏。”
西方人爱玩扑克，“玩”出了个“纳什均衡”；北京人爱玩京剧，皇宫贵族与平民一起“玩票”玩出了世界三大戏剧的“京剧”；古人爱玩，“玩”出了瑰丽而丰富的文化艺术宝藏；当代人爱玩，“玩”出了6.63万亿的旅游市场。
“玩”，将是推动中国消费市场进一步蝶变发展，向上向善的核心动力！而想要探索中国未来消费发展的蓝图，就必须要读懂当前全龄崛起的三大类“玩家”——
▼ 京剧表演（来源：全景网）
1. 最核心的“玩家”，是“大儿童”们
当代的年轻人，总是信奉“男人至死是少年”“女人至死是少女”，怀揣着孩子气的玩耍精神，做着长不大的梦。尤其是成长于中国经济腾飞路上的Z世代（即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更加殷实的家境，更加成熟的消费观念，让他们能够敢于为“玩”倾注更多的心血。
这群“大儿童”们“玩”出了新产业、新市场、新价值。都说“宅男一面墙，北京一套房”，成年人的“玩”不仅非常用心，更很舍得用钱。
当“玩”的欲求碰上经济独立带来的消费主动权，其创造出来的市场潜力是难以估量的。最为标志性的莫过于近几年蓬勃发展的潮玩市场。泡泡玛特举办的2018北京国际潮流玩具展，展会仅3天，便吸引了超5万人次的排队“围观”。仅泡泡玛特一家公司，就在2017年实现营收2.1亿元，同比增长104.38%。汽车、电子设备、运动装备、服装鞋帽、护肤彩妆……
对于这些“大儿童”们而言，传统的消费品已不再只是实用的物品，而可以是带来自由探索与创造快乐的“玩具”们。
所以他们可以用几十万改装几万买来的车，可以为游戏人物的一个皮肤冲几千几万但自己身上穿着几十块的旧T恤，可以为一双脚买出蜈蚣都穿不完的鞋，只有一双眼睛一张嘴却能收藏几百个眼影盘和口红……为了“玩”不计成本的消费，让当代年轻人成为创造市场，引领新价值的大“玩家”。
这帮“大儿童”们也“玩”出了文化的复兴与传承。传统文化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今天成为了一种新的“耐用消费品”，为这群“大儿童”们创造出了遍地“珍珠贝壳”的“宝藏”玩乐天地。
这群“大儿童”们，让传统文化与历史的传承不再局限于大学的课堂上，博物馆的藏品与图书馆的古籍中，亦或是“非遗”的名单上，而是一种鲜活的、可以被消费的“玩耍”新体验。
以“三坑少女”之首的汉服为例，一群热爱传统文化的汉服女孩，为了“玩”自学衣物制作、刺绣手工；钻进图书馆、博物馆钻研各朝代服装及配饰形制；身着汉服拍摄美图、短剧……
玩着玩着，不仅玩出了14亿产值的汉服产业，还将优质的文化内容传播给更多国内及国外网友，让汉服文化之美得以再现并传承，更进一步为过去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云锦、蜀绣、苏绣等“非遗”，焕发了新的活力。
▼ 汉服越来越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尤其是年轻人青睐的市场
《闪光少女》里，年轻人用国乐演奏“二次元”歌曲，在与西洋乐“斗曲”的过程中，一支唢呐吹响“百鸟朝凤”，一举打败了一个管弦乐队的“野蜂飞舞”，过去被嫌土气的国乐“玩”出了新粉丝，传统的曲目“玩”出了新趣味。
这群“大儿童”们，更懂得以最潮、最新的方式延续并创新传统文化，创造出更合当代审美、更具国际水平的文化消费产品，“玩”出“文化自信”，“玩”出“文化输出”。
导演郭吉勇将自身爱好潜水和摄影工作结合，为河南卫视的“端午奇妙夜”定制出一场惊艳全国的水下摄影舞蹈《洛神水赋》，用新潮的视听技术展现出传统敦煌壁画中飞天的灵动与飘逸。
抖音爆火的不倒翁小姐姐，将传统舞蹈与街头表演艺术形式结合，用若即若离的握手互动，“天外来仙”般轻盈灵动的摇曳身姿，给大唐不夜城渲上了一抹鲜活的唐韵。
更有从小热爱游戏的“大孩子”冯骥，从腾讯离职后，拾起对“西游”文化的热爱，与一批志趣相投的前同事们放手一搏挑战制作国产“3A大作”——《黑神话·悟空》。
该游戏于2020年发布首个游戏预告片，随即瞬间点燃国内外游戏圈，成为当年最受全球游戏爱好者与业内人士期待的“次世代”游戏大作。游戏演示中超高的画面品质与互动体验，结结实实的创造了一个神奇诡谲的东方神话世界，打出了一波强势的“文化输出”。
外国的网友在呼唤“猴王”快“take my money（拿走我的钱）”的同时，更是直呼“原来《七龙珠》和《火影》里的形象，都是借鉴自中国古人的想象，之前一直被日本动画骗了！”“为了未来能更好地玩懂《黑神话》，现在需要提前恶补《西游记》原著”。
“玩”是当代中国年轻人生活的态度，他们“打工”赚钱是为了让自己“玩”得更尽兴；他们向往“以玩养玩”，把爱好变成事业，站着把钱挣了。“玩”是他们创造新消费，引领新文化的核心动力。
2. 不容低估的“玩家”，是新一代“老顽童”
今天的中老年人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是为子女节衣缩食，一心奉献给家庭的传统家长，而是消费乐观，兴趣爱好广泛的“老顽童”。富裕的时间让他们拥有更多的精力“玩”，稳定殷实的收入让他们有更多机会“玩”。
他们是与时俱进，不甘落后的“潮流玩家”。根据网信办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0年3月，全国50岁以上网民规模已突破1.5亿，已成为近些年来移动网民增量的重要来源。积极“触网”的他们，和兄弟与姐妹们一起玩起了抖音、微信，玩起了时兴的直播带货。
短视频平台上，坐拥1600万中老年粉丝群体的@只穿高跟鞋的汪奶奶，在8月抖音电商大促活动中带货量甚至跻身周榜前5，超过了罗永浩等人。自称“小卢”的72岁木雕手艺人@卢正义的雕刻时光，在与村里的老兄弟们打打牌、拉拉二胡之外，“抽空”用过去雕刻达摩、貔貅的手艺，雕刻了诸多“二次元”动漫、游戏形象并上传B站，快速获得了大量年轻人的热烈追捧。
他们对于自己的爱好极其乐于投入，是技术过硬、砸钱够狠的“硬核玩家”。杭州的健身大爷，把西湖让给了游客，在公园的健身角天天相约健身。平均年龄超过60的他们向镜头秀出了健硕的肌群与强大的运动实力，一时引爆全网热议，年轻人佩服地大呼“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南京地铁S9号线高淳方向，每天的第一趟列车都挤满了身着马甲冲锋衣，头戴鸭舌帽，左手吊杆右手钓桶小凳，身背饵料和当日餐食的钓鱼大爷们。数百名大爷跨省往返超过200公里，出站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换成公交，只是为了能够自由地钓个鱼。
如今的中老年们，不再只有公园的广场舞和院子里的象棋，而是有了更多“玩”的选择。他们在湿地拿着长枪短炮拍鸟，在山间种田酿酒，玩玉石盘翡翠，去电玩店玩街机抓娃娃，“恶狠狠”地补偿着自己失去的童年，认认真真地“玩”出多样的幸福生活。
▼ 拍鸟旅游成为中老年人追捧的新玩法
3. 未来可期的“玩家”，是重获“自由”的“鸡娃”们
马云曾说在未来20年时间中，50%的工作将会消失，而每年的新生儿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将会影响到世界。
根据《2018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62%的学生都报了辅导班，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小学生的课业压力越来越重，成为一群天性被禁锢的鸟。而随着2021年7月“双减”政策的发布，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全面叫停。被课外教辅和作业挤占了精力与时间的“鸡娃”们，终于可以找回一些自由玩乐的时间。
显然，国家的政策正在强力破除社会对教育的惯性认知与教育“内卷”的进程。学生们正常的锻炼、休息、娱乐时间回归，也必将获得更多探索兴趣爱好，多元发展的机会。近几年，越来越多“玩”为主导的，寓教于乐的新兴服务业态开始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涌现。
笔者就曾在眉山的三苏祠里，偶遇一群游戏中学历史的孩子们；在南昌博物馆，跟着一位小小解说员听了一场声情并茂的南昌起义历史解说；在珠海横琴、成都麓湖都遇到一批批学骑马、学划艇、玩素拓的孩子；在徐州丰县这样一个普通县城里，看到了一整栋被涂成大蛋糕似的儿童文艺培训综合体；在朋友圈看到怀柔的自然营地里，孩子们在自然中捉虫、抓蟹、捕鱼，学习多种生物知识……
相信未来，越来越多尊重孩子爱“玩”天性，寓教于乐的高品质研学旅游，社会实践，兴趣夏令营，探索营地等服务业态将被激发涌现，给予孩子们更自由地探索与创造，成长为未来世界“大玩家”的可能性。
未来消费世界的财富增量，藏在人们日益增长的“自由时间”里。而能够高质量运用“自由时间”，尽兴“玩耍”的“玩家”们，将是未来生活爆炸式增长的主推手！
▼ 北京世园公园高品质的研学旅游（来源：北京世园公园公众号）
然而我们的社会真的做好准备迎接大“玩家时代”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们对“玩”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和满足。
一方面，是“没得玩”。与旺盛的“玩”的需求相比，“玩”的供给现状还相对滞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2020）”，影响受访者的休闲制约因素，除了时间与家庭的限制，主要便是“活动场所不吸引人”。
整体而言，“玩”的产品品质低、收费高，导致大量消费需求“外流”，人们纷纷出海“爆买”“爆玩”；“玩”的空间供应少、同质化，导致不同群体常常围绕“玩”形成摩擦，“广场舞大妈”侵占了“篮球小子”的运动场地，大声嬉闹的“熊孩子”影响了“文艺青年”沉浸式“入戏”……
另一方面，则是“不会玩”。虽然社会整体认知水平上，已经对工作外放松身心，玩乐享受都持越来越正面积极的态度，但仍然能感受到的是，我国居民对于自由时间的利用和认知都相对浅显。
根据《2019-2020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调查，约3/4的人对休闲持积极态度，70.4%的受访者倾向于认同休闲在生活中必不可少，76.3%的受访者倾向于认同休闲有益于健康。但我国居民休闲最常选择的活动类型仍多为娱乐类、社交类休闲；主要的休闲动机是帮助放松，缓解紧张压力。人们对自由时间的利用，多为浅层次的身心“恢复”，而非深层次的“发展”与创造。
对于“玩”浅薄的认知，也让人们开始无节制的追求放松与刺激，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过往常常被指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短视频、游戏、网文等休闲娱乐内容，逐渐也开始成为中老年人沉迷的重灾区。
显然，对于我国自由时间“乍富”的广大消费者而言，学会健康正面地利用好“闲工夫”，获得真正的快乐与发展，还需要全面的“补补课”。物质富足之上的娱乐生活，不应该是颓唐无聊或灯红酒绿，而更应该是文化的挖掘、兴趣的释放、专业的追求——是脱离“低级趣味”的“玩儿”！
回归城市视角，我们都知道，一座城市独特的“玩”法，不仅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更能塑造其独特魅力与文化调性，比如去成都喝茶采耳听嘻哈，到天津听相声看军舰，去吉林滑雪，去顺德吃美食……
可以说，一座城市“会不会玩”，“要怎么玩”，某种程度上定义着一座城市的气质与未来。而要成为一座“会玩”的城市，用“玩”创造更多价值，也并非易事。不能沿用发展传统工业时相对粗犷的强投资、强规划的“招商思维”，而应强调因势利导，精耕细作的“运营思维”，一要解决供给不足，二要强化价值引导。
▼ 成都支矶石街的采耳。每座城市都应有自己独特的“玩法”
解决供给不足的关键在于顺势而为，具体可以从以下3点着手——
首先，要定制自由有序的“玩”的土壤。“玩”的种子，往往都是在相对宽容自由的土壤中自生，在顺势而为的政策鼓励中成长，在有序监管中健康发展的。因此，如何营造培育“玩法”的土壤与培育环境至关重要。
以韩国首尔的大学路为例，首尔市政府发展戏剧演艺产业并未通过大手笔的投资，而是聚焦主题环境的运营，定制化演艺空间引导，有节制且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适度对低端娱乐业态的限制，营造了一个有序且自由的，“玩艺术”的最佳土壤。
这一系列细腻且专业的运营下，首尔未“砸重金”，便吸引了大量年轻的艺术人才在此“切磋”，“玩”出了一批新锐艺术家，“玩”出了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戏剧作品，让大学路成为了“韩国戏剧麦加”。创造适合“玩”的土壤，孕育“玩”的供给与市场，是解决供给不足的关键。
其次，要鼓励细分专业的“玩”的产业。对于即将到来的大“玩家时代”，任何一种小众的“玩法”，可能都潜藏着极高的经济价值，而要“玩”出个名堂，就需要“玩”得更极致、更细分、更专业。
以三亚的后海村为例，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凭借其优质的海浪资源吸引了国内最早的一批“浪人”在此成立了冲浪俱乐部聚落。本就是一小群“玩家”们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在近几年却因极富特色的文化调性快速破圈，让后海村成为了“中国冲浪第一村”，也让冲浪这一小种运动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
时间往回倒推五年，相信谁也不会觉得嘻哈音乐能成为一座城市的标签，更不会相信舞剧、歌剧的演出会一票难求，也不会觉得相声能够蔚然成风，获得万千少女的追捧。
谁也无法预料下一个从小众走向大众的新“玩法”将会是什么，因此，越有个性的城市越是“会玩”的“玩家”，城市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不应后知后觉地追随大众的热点，而要关注并挖掘本地特色，鼓励更多“玩家”在本地“玩”出更专业且细分的“门道”，孕育出更具独占性的新热点。
最后，要创造新奇有趣的“玩”的场域。回想儿时“玩”得最快乐的时光，无外乎“逛大集”和“过大年”。“集”和“年”，实际上就是一种汇聚了新鲜事物，充满了新奇收获的一种“玩”的场域。而时至今日，“集”和“年”已很难带来过去的那份悸动与快乐，“玩”的场域变成了“展”和“节”，也就是常说的会展与节庆。
会展行业长久以来一直被认定为破除行业内信息壁垒，推动交易达成的生产性服务业。但如今，会展业已悄然从2B转向2C——无论是进博会、婚博会、漫展、宠物展，甚至5G展、AI展等等看似与产业连接更加紧密的“展”们，都开始纷纷强化展示性与体验性，化身为当代都市人体验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游乐场”，甚至成为一座城市的魅力名片。
如蔬菜之乡寿光的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简称菜博会），就在常规的全球农业产品及农械农具展销外，增添了诸多面向消费者的趣味体验。如由各式蔬菜作物堆砌而成的巨型景观建筑，先进的农业技术展示体验等等，让菜博会成为了寿光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本地及周边人每年必“玩”的好去处，进一步强化了寿光蔬菜之乡的产业魅力。
一座城市的特色节庆也可以成为都市人收获快乐、尽情玩耍的新场域。近些年来众多城市纷纷开办马拉松，音乐节，美食节，但并不是每个“节”都能一呼百应，获得成功。要办出特色、办成品牌，则必须要充分利用好本地“玩家”才行。
笔者曾参加过上海和北京两地举办的草莓音乐节，感受到的氛围截然不同。上海的观众与艺人激情互动，氛围自在快乐且热辣活力；而北京观众反应冷淡克制，现场气氛则略显尴尬。无论是青岛的啤酒节，杭州的造物节，还是盱眙的龙虾节，自贡的彩灯节，这些成功的“节”都离不开“懂行”的“玩家”们营造出的独具特色又极富感染力的文化氛围。
因此，一座城市要打造一个好“节”，则有必要和本地的文化底蕴、产业基础、人群认知相匹配，这些决定了“玩家”的多寡，与“玩”的氛围的浓淡。
▼ 北京草莓音乐节现场（来源：北京世园公园公众号）
引导积极价值的关键在于精耕细作，具体则可以从以下3点出发——
1. 要发展引领“玩”的规则与技术
伯尔纳德·舒兹在《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中提出，“玩游戏（Playing Game），就是要自愿克服非必要的障碍”。也就是说，“玩”的乐趣恰恰源于游戏规则的限制。在规则之下探索出新的技术，也恰恰是“玩”的过程里最具趣味与价值的过程。
规则能让比赛更富趣味性、挑战性与观赏性，而围绕规则的比赛及活动的组织，则让“玩游戏”拥有了进一步推广与商业化、健康化发展的可能。现代足球从街边屡禁不止的扰民运动，到走向世界成为风靡全球的著名球类运动，转折的关键恰是英国在1863年成立了第一个足球协会，统一了足球规则。
▼ 足球协会“比赛规则”手稿（来源：Wikipedia）
打雪仗是全球各地都有的冬季小游戏，但在日本的运作下，变成了一种国际认证的雪上团体运动项目“雪合战”，凭借的也恰恰是对“玩法”的制定。如今，该项运动甚至普及到美、日、加、俄，以及我国东北地区，甚至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年一度的正规比赛活动。
我国广袤的大地上还拥有大量独特的本地化“游戏” 如武术、龙舟、踢毽子、拔河、麻将等传统运动，蜀绣、彩灯、竹艺等传统技艺等等，都可以通过建立规则体系，鼓励相关技术的精进，引导其发挥更加积极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2. 要弘扬推广“玩”的文化与艺术
这点对于我国而言，则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悠久的历史中，经历了数个辉煌的王朝，也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盛唐时期长安丰富的夜生活，“玩”来了大批西域的乐器与舞蹈；宋代活跃的市井生活，“玩”出了元杂剧与宋词；康乾盛世江南士大夫们“玩”出了园林艺术……
而以北京为例，作为延续了几代皇朝的古都，“玩”更是成为北京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老北京人以“爱玩儿”闻名于世，“具体的玩儿，包括观赏戏曲、票房演出、戏剧的切磋，饲养花鸟鱼虫，匏制器皿，以及四季的游乐活动。如春天的逛庙会、看花灯、游春，夏天的游园、端阳耍青、粘雀捕虫，秋天的七夕乞巧、重阳登临，冬季里写九九消寒图、冰嬉等等，这些无不体现了北京人玩的精致、典雅，玩的悠闲自得，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古人“玩”出来的文化与艺术，蕴含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想象，富足悠闲的世俗生活；更是每座城市的个性与灵魂，是城市最值得挖掘的优质文旅、文创资源。
于光远老先生就曾提出，“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更要“发展玩的艺术”。弘扬推广“玩”的文化与艺术，能为中国消费者找到更合国人口味的优质消费产品，推动“文化复兴”与“文化自信”。以游戏为例，层出不穷的武侠、仙侠题材作品，为国风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神曲佳作”，西山居、网易等游戏公司也常被戏称为“被游戏耽误的音乐公司”；《画境·长恨歌》《忘川风华录》《江南百景图》等古风游戏，带领玩家在游戏中与千古名士对话交流，领略古代诗词与风物的美好，再现文化与历史的流变历程，休闲娱乐外更引发了文化与艺术的认知与探索兴趣；沙盘战略游戏《率土之滨》还原了三国纷争的历史环境背景，“培养”出了很多熟知三国历史，更能用文言文互相发“檄文”的硬核玩家……
注重对“玩”的文化与艺术的推广，有助于引导人们生出更浓厚的“玩”的兴趣，关注并精进“玩”的技艺，也是我们的城市引领本地特色的文化休闲产业，脱离无意义乃至有害身心的低俗内容，向更深入、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的关键。
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沉淀了大量题材丰富且架构完善的故事素材，无论是基于《封神演义》《西游记》《山海经》等名著基础，瑰丽多元的中国神话宇宙；还是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大师营造的武侠世界；亦或是风靡东亚乃至全球的三国战争世界……都为中国未来的文化产业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以近年逐渐佳作频出的国产动画电影为例，彩条屋动画旗下的《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追光动画旗下的《白蛇：缘起》《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2：青蛇劫起》与即将上映的《新神榜：杨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逐渐围绕封神宇宙及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创造出独具东方特色的IP宇宙。完整的基础设定，丰富的人物故事与传奇，独具东方特色的审美体系，为中国文化产业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沃壤。
3. 要持续强化“玩”的普及与教育
培养良性发展的“玩”的市场，关键在于对消费者进行持久的教育与普及，培养出一群欣赏“玩”的艺术，追求“玩”的技术，拥有“玩”的心态的优质“玩家”。
釜山从过去工业主导的“文化荒漠”逆袭为韩国当之无愧的“电影之都”，靠的除了知名的釜山电影节，扎实的影视剧产业，更有本地旺盛且高质量的电影消费市场——一群热爱电影，懂电影，乐于消费和创作好作品的本地居民。
▼ 釜山电影节开幕式（来源：Wikipedia）
为了培养本土电影文化，提高市民电影审美素养，釜山政府不仅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及青少年提供分层次的电影娱乐、电影鉴赏、电影创作实践等课程，培养小小电影爱好者；还向全城市民开放电影评论培训、电影文化及人文讲座、电影制作体验等相关沙龙课程；更围绕相关的教育培训，开展相关教师的课程设计、教材开发等培训支撑。完善而系统的电影教育培训体系，保障了本地可持续高质量的电影文化发展培育，让釜山成功申请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创意电影城市（Creative City of Film Busan）”。
再看足球之城曼彻斯特，更是依托职业俱乐部，打造了曼城城市足球学院（CFA），强化社区青少年的足球培训。通过青训体系的搭建，不仅强化了俱乐部的职业梯队建设，培育潜在的足球新星；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强化了曼城球队与球迷之间的纽带，培养出懂球、爱球，更爱本地球队的新生代球迷，持续为本地足球产业与市场提供新鲜血液。
▼ 足球之城，曼彻斯特
如前文所述，“双减”政策释放出中小学生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而围绕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兴趣类教育培训，将在下一阶段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而对于城市而言，发展兴趣导向的教育培训行业固然是很具价值的经济增长点，但更具社会与文化价值的努力方向，则应是围绕本地产业、文化、休闲特色，构建高水平的教育培训体系，培育更多行业“玩家”，“玩”出城市未来的文化魅力与经济活力。
时代的机遇平均的洒在了每一条赛道，有的人看到了发展的先机，有人找到了变革的出路，有人创造了全新的生活。围绕人们“玩”的诉求，营造“玩”的环境，发展“玩”的事业，引领“玩”的价值，新时代的城市“玩家”们，必将为我们的城市“玩”出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作者：金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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