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
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战争给繁荣的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导致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
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语世界。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
战争背景
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曾经结盟，后来联合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提洛同盟，即环爱琴海同盟 ，是希波战争中由希腊的自由城市自愿成立的一个同盟，其目的是共同防御波斯人的威胁。而斯巴达也领导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邻国成立了一个防御同盟，名为伯罗奔尼撒联盟。
希波战争50年后，提洛同盟已经退化，成为雅典保持和加强其在爱琴海的霸权的权力和强制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逐渐把同盟变成了发展自己利益的海上帝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动用了同盟国金库的资金，试图把其他同盟国都降至臣属地位，哪一个造反，就以武力镇压之，把它当作被征服国，接管其海军，勒索其贡赋。原先站在雅典一边并免费享受保护的国家，很快便不得不向雅典人纳税。
雅典的手段如此横暴，引起了斯巴达人的疑虑。担心雅典不久就会把其霸权扩张至全希腊。斯巴达领导下的伯罗奔尼撒联盟，是提洛同盟霸权的对抗者。
此外，雅典建立了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港的一垛“长墙”，城墙将雅典与其海港比雷埃夫斯港连在一起，使得这条对雅典来说俨如“生命之路”的地区不受陆上敌人的威胁。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早在前460年就开始了。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雅典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并引发斯巴达的恐惧 ，导火索是斯巴达势力的内部出现反对派，即：米加腊退出伯罗奔尼撒联盟，投靠雅典。
这场冲突从前460年（也就是希腊人击败波斯人大约20年之后）一直持续到前446年，被称为是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一般被看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奏。
前446年，双方打了个平手，米加腊又回到了伯罗奔尼撒联盟，交战双方签订了一项合约，约定维持30年的和平 。
在签署和平条约时，双方觉得彼此力量均衡，故决定互相尊重对方的联盟，在冲突情况下由一个裁判来决定谁对谁错。“中立”的城市国家被排除在这和平条约之外，这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大错。公元前434年，在希腊世界的边缘，较小的城邦国家埃皮达姆努斯发生内战 ，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根导火线被点燃，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后引导了战争的爆发。
军事比较
双方的军事力量按其地理环境而各有优势。雅典领导的同盟主要由爱琴海中的岛屿和滨海城市组成，因此它们的强处在于海战。雅典作为最大的海上霸权，主要依靠它的海军和同盟。雅典的海军最主要的是它的三列桨战舰和爱琴海的地理。
三列桨战舰是轻型战舰，实际上不能在深海中远航。假如天气变坏，它们必须立刻寻找避风港。最好的避风港是沙滩，但是爱琴海边上沙滩很少，大多数海岸是岩石和海礁，适当的避风港往往是港口城市，因此对于希腊的海军来说，同盟的港口是非常重要的。对雅典来说，提洛同盟对它的贸易和作战同样重要。
斯巴达的联盟主要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心地区的城市组成，它们是陆地国家，长处在于它们的长矛兵。雅典还有一个间接的强处：通过它的贸易的收入它比斯巴达的经济力量强一些。
文化
雅典此时正处于其文化的顶峰，其政治结构是一个民主社会（不过当时的民主与当代的民主不一样）。斯巴达的政治形式是一个混合宪法。外交上斯巴达传统比较喜欢寡头政治。两个联盟的同盟者在政治形式上也有这个区别。两派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对双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斯巴达战胜后立刻在雅典引入了寡头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对当时的人来说民主的雅典代表着压迫，而反对民主、军国主义的、压迫本国内的大多数人（黑劳士）的斯巴达则是自由的希腊的保卫者。
政治经济矛盾尖锐
当时雅典是民主政治的、进步的、城市的、帝国主义的、文学艺术繁荣发达的国家。斯巴达却是贵族政治的、保守的、农村的、地方性的、文化鄙俗落后的国家。
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双方都想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扩大到其他希腊城邦。雅典支持各邦的民主派，斯巴达支持各邦的贵族派，相互敌对、各不相让。
经济上双方为争夺奴隶、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不断发生争端。双方政治经济矛盾的日益尖锐。
战争过程
战争第一阶段（公元前431年－前421年），雅典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之下，凭借强大的海军，采取陆地上防御在海上进攻的策略。而斯巴达在阿基达摩斯二世的领导之下，凭借它令人畏惧的战士，于公元前425年洗劫了阿提卡。两个强邦侧重点不同的军事力量导致了战争第一阶段的僵持局面。
伯里克利的继任者克里昂继续推行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公元前424年，他率军在斯法特克里亚岛附近的海战中取得了对斯巴达的重大胜利，但由于他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丧失了达成和平协定的机会。克里昂于公元前422年在安菲波利斯阵亡之后，和平谈判才变得可能。
雅典的主和派在尼西阿斯的领导下掌握的权力，并且于公元前421年与斯巴达签订了《尼西阿斯和约》。根据该合约，双方恢复了战前的疆界。不过，双方的盟邦仍然冲突不断。
公元前420年，由亚西比德领导的主战派在雅典取得了权力，并且和斯巴达的宿敌阿哥斯结盟。但阿哥斯仍于公元前418年被斯巴达击败。
公元前415年，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冲突的舞台移到了西西里。但是到了公元前413年，战事又回到了阿提卡。斯巴达与波斯结盟后，在波斯大批黄金的资助下，斯巴达开始建立自己的舰队，雅典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
虽然亚西比德于公元前411年在阿比多斯，继而于公元前410年在库奇克斯两次击败了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但是公元前407年雅典海军在诺提乌姆的战败表明，强大的雅典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已经枯竭了。
公元前405年，在羊河之役中，强大的雅典海军惨败。斯巴达的海军司令莱山德成功地封锁了雅典，并迫使其投降。霸权均势被改变了，斯巴达此刻成为了希腊世界的霸主。
这场战争不但对古代希腊而且对历史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
它本身是第一次科学地、历史学地被记录下来的史实：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事件。这个纪录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他的分析对欧洲的历史学是有先驱作用的。
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Hellenica）中继续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记录了前411年后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人并不称这场战争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名称是后来的人起的。修昔底德本人称之为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
“雅典的修昔底德纪录了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他在战争爆发时开始了他的纪录，他当时想到这场战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比此前的战争都有历史意义。他这样想因为战争双方使用了它们所有的手段，而其它的希腊城市也不可避免的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和一部分野蛮人，可以说这场战争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
战争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在战争期间内政与外交息息相联。雅典丧失了其强国地位。但战争的结束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希望，尤其人们希望和平和自由。色诺芬是这样来描述雅典的投降的：“雅典接受和平条约后赖山德尔进入比雷埃夫斯。那些被流放的人回到了他们的家园，在笛子音乐的伴随下大家欣乐地开始拆除城墙，因为大家相信，从这一天开始希腊的自由开始了。”“长墙”被拆除，提洛同盟被解散。雅典的舰队除12条船外全部被交出。在雅典一个亲斯巴达的寡头政权上台（不过这个政权在前403年就又被取消了）。在爱琴海上到处都设立了亲斯巴达的政府，斯巴达在各处驻兵。虽然科林斯和底比斯希望摧毁雅典，但雅典没有被摧毁，因为斯巴达不希望留下一个力量真空。斯巴达也有它自己的困难：它以自由和自主为口号介入战场，但却向波斯出卖了小亚细亚的城市。它又不想将这些城市让给波斯了，因此它不得不与波斯作战。波斯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得利者。波斯与斯巴达的战争一直到前386年才结束。这场战火从西西里岛到小亚细亚、牵涉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古代世界大战”过后希腊的经典黄金时代也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希腊的城市国家此前就已经不稳定的均衡关系彻底被打破了。前4世纪雅典虽然能够重建提洛同盟，但这个同盟与第一个同盟相比就逊色多了。但斯巴达的霸权也只持续了数十年，但此后战前的形势也未能被恢复。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最后出现了雄心勃勃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交战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在争夺霸权的这场较量中，斯巴达能够获胜，只不过因为其内部矛盾比之雅典相对小些、简单些罢了。雅典人对自己的同盟者压榨过甚，也为他们自己埋下了祸根。斯巴达人用解放他们的口号，轻而易举地就争得了许多支持者。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破坏。当敌人还在德凯利亚时，所有的雅典人不是在城墙上，就是在各个岗位上，站在武器的旁边。阿提卡农村的被占领、财产被掠夺、人力大批丧失，是雅典势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战争对小农经济的毁灭性打击，摧毁了希腊文明的基础。作为城邦支柱的公民兵制度随着小所有者的没落而衰退，希腊城邦的末日已经不远，真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巴达人为了称霸希腊，不惜牺牲希腊的长远利益，同宿敌波斯联合对付提洛同盟，加速了雅典的失败，但因此而留给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
在这次战争中，加强海军力量，争夺海上优势是一个突出的战略问题。雅典人曾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他们的强大舰队上，从而忽略了阿提卡农民的利益，最终把自己置于困境。斯巴达人首次与雅典人进行海战时，连在风浪中使船的技术都不具备，可是在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却在羊河口海战中一举挫败了在海上称霸几十年的雅典人，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叙拉古人在战争中学到了作战的知识，他们用特殊加固的船头去撞击雅典人的船头，又以标枪配合，破了雅典人的传统海战战术，给敌人造成了极大威胁。固守城垣和攻城掠地的事，在此次战争中屡见不鲜。这是古代战争的一大特点。雅典人在开战之时，全国的人向雅典城集中，欲以坚守不出同斯巴达人对抗。而挖地道、断水源、放火烧，长时间包围乃至以攻城机强攻或利用内奸里应外合捣毁城池，都是各方常用的破城手段。
战争中，及时捕捉战机比什么都重要。公元前429年，福密俄趁斯巴达人尚未熟悉水性之际，利用风浪给敌人造成的困境，立即发动攻击，获得胜利。其后，斯巴达人略施小计，把雅典人引入圈套，眼看胜利唾手可得，不料得意忘形，坏了大事。雅典人不失时机发动反击，反败为胜。公元前424年的安菲波里之战，雅典主战的克里昂不去想如何作战，而先考虑撤退，撤退中又将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正好给了想要出奇制胜的斯巴达人以可乘之机。斯巴达人仅以损失7人的代价，换得雅典损兵折将600人的胜利。如此巨大的反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雅典人在战争初期的信心，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他们当时的财力；而在战争后期，斯巴达人的长期围困，使雅典人失去了土地和牲畜，内有奴隶叛逃，外有盟邦造反和强敌在侧，雅典人危在旦夕。在叙拉古时，雅典人远离故土，不免常被补给困难所扰，而终于遭到了全军覆灭的厄运。斯巴达人在派罗斯失陷后，组织救援不力，又有后院起火，希洛人造反，以致雪上加霜，终于失利。由此可见，进行战争时，有一个强大而巩固的后方是多么重要。
